一、中国现代劳动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历程

1.20 世纪初无政府主义的劳工神圣论

20 世纪初叶，中国知识界开始接触和了解无政府主义，辛亥革命前后，无政府主义逐渐在中国形成独立政治派别。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前后，无政府主义一度蔚然成潮。1927 年以后，无政府主义队伍严重分化，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与国民党政府合流，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政治派别宣告破产。

（1）把西方的无政府主义资源与中国传统资源结合起来

无政府主义把互助和劳动作为基本原则，倡导互助的劳动和劳动中的互助。克鲁泡特金认为互助是道德的基石，要使人类的道德向前发展，互助乃是不可或缺的原动力，而互争则有很大的害处。施蒂纳提出“每个人均需要的东西，在其筹措和生产过程中，每个人也应参与其间。”②施蒂纳著，金海民译：《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印书馆1989 年版，第302 页。巴枯宁甚至只承认那些依靠自己劳动生活的人才能够享有政治权利，认为“自由——这首先是人依靠科学和合理劳动的帮助从外部自然世界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能力。”③巴枯宁著，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局编：《巴枯宁言论》，三联书店1978 年版，第84 页。

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可供吸取的资源。刘师培说：“一人之私利与众人之公利不能背驰”，要能“推己及人，扩私为公”。①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年版，第55 页。李石曾提出：“平尊卑也、均贫富也，一言以毕之，使大众享平等幸福，去一切不公之事。”②同上，第167 页。这些思想在《墨子》《吕氏春秋》《礼记》等古籍中乃至农民起义纲领中都有来源。

受这些中外思想的深刻影响，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推崇劳动，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高喊出：“劳动者，神圣也”。他们认为“人之有手，即表示其天赋工作之良能”，“人之有力而不能用，犹人之有口而不欲不言也”，“工作为人生之应当”，“人人皆当从事于劳动”。③高军等：《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丛书》第一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245 页、第215 页。他们把不劳而获视为不平等、不道德的行径，提出“农产或工业品所得之利，皆劳力之所致，即应为劳动家所享受。今其利乃尽归于资本家，而劳动家则为其牛马，故谓之（资本家）掠夺他人劳力所获之结果”，“资本家之道德最为腐败，进网市利、退佣畴，不耕而食、坐收其税”，劳动家“不想把自己劳动者的结果尽归资本家的私囊，乃至平等至公道的举动”。④同上，第226 页、第121 页、第334 页。他们主张“无男无女，人人各视其力之所能，从事于劳动，劳动所得之结果（衣食房屋及一切生产），劳动者自由取用之，而无所限之”，指出“人人各择一业，合之而成一协助之社会。凡所工作，皆供全社会之生活，人与我同在其中，而非徒供少数人之牺牲。愈勤劳则生产愈丰，而社会之幸福愈大，亦即一己之幸福愈大。”⑤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年版，第305 页、第274 页。

（2）中国无政府主义在20 世纪初的巨大影响

无政府主义对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中的章太炎、蔡元培、廖仲恺等都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张继、吴稚晖、张静江等更是无政府主义的干将。

无政府主义对工读运动和新村运动影响很大。“五四”时期，许多新青年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运动”、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以及当时广为流传的“劳工神圣”“与劳动为伍”等观念和主张相结合，创立了大量工读互助组织，企图以此逐步实现社会改良。新村运动的声势和范围，虽不及工读互助活动那么大，但经倡导者鼓吹，也曾得到一些人的同情和响应。如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就试图建立一种把学校、家庭、社会结合为一体，“人人作工，人人读书，人人平等”的新的社会生活方式。

无政府主义的劳动崇拜对整个新文化运动和启蒙运动影响也很大。一些青年知识分子高喊：“念书人是什么东西，还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无用而又不安生的一种社会蠹民吗？ 号称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了，但是请问回到家里扛得起锄，拿得起斧子、凿子，擎得起算盘的可有几人？”几千年来教育的错误影响，可以用两句话表明出来，就是：“有用的分子都没有受过教育，受过教育的都是无用的人”，“平素我最钦佩的就是那头脑简单、人格高尚、着短衣的劳动界”；“我很惭愧，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工人！”

这里表现出一种观念的颠倒。从前，肩负社会领导责任的，一般被认为是精英人士，但此时青年知识分子则来了个180 度的大拐弯，说自己最钦佩的是头脑简单、人格高尚的劳动人民。一批激进知识分子一方面提倡“劳工神圣”与“劳工为伍”，激发下层社会的阶级意识，以形成与腐败的上层社会相对抗的斗争态势，并最终通过缩小社会上下之间的等级差别，建立一种真正平等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这一认识的转换伴随着他们日渐偏激的自我批判乃至自我贬损①赵泓：《工读思潮的起伏：从“五四”到今天》，http：／ ／www.yuehaifeng.com.cn／YHF2006／yhf2006－04－14.htm。。陈独秀在1920 年5 月1 日上海工人召开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上做了一个题为《劳动者的觉悟》的演讲，声称：“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 必有一班糊涂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是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我认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②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新青年》第7 卷6 号。载《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

无政府主义对中国早期工人运动也有很大影响。他们在开始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时，就把劳工作为改造社会的力量，做了大量工人运动的启蒙工作，成为中国最早倡议和组织工会的人。这些工会虽具工团主义性质，但对于促进中国工人集体意识、团结合作能力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无政府主义者不仅在中国首次张扬“劳动为人生之天职”的思想，喊出“劳动者神圣”的口号，还在1921 年“五一”劳动节时与马克思主义者及其他进步人士一道，在广州共同发动各行业工人罢工、示威游行，当时永汉路上就挂着两幅画像：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总之，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对于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的一些思想和做法，对于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代共产主义者如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彭湃、恽代英等也都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相当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时，全国各地52 位党员中，不同程度地受到过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有22 人之多。

2.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劳动文化崇拜

（1）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劳动（工农）中心主义”

从“五四运动”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到1927 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会运动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也得到孙中山和国民革命政府的肯定和鼓励。但共产党人在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中占有实际的领导地位，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工人运动思想家、领导人和工人领袖，如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王烬美、邓恩铭、罗章龙、高君宇、何孟雄、张昆弟、邓培、陈云、史文彬、包惠僧、项英、林育南、施洋、林祥谦、李启汉、阮啸仙、苏兆征、林伟民等。

然而，中国革命的任务太重、对象太强大，不仅资产阶级难以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人数不多的工人阶级的力量也不够，必须把农民发动和组织起来才能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毛泽东正是率先看到了这一点，才使得他脱颖而出，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在他的革命思想体系中，劳动和劳动者占有最高的位置。

早在1919 年在《湘江评论》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劳动阶级占全世界人数的最大多数，而且都能尽互助、劳动的责任，但是生活的痛苦唯有他们受得最甚。所以我们以为改造的责任，不能不由劳动者承担。”他把民众的大联合看作是改造社会的基本方法。①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341 页。

1921 年初，他在排除社会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罗素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社会改造方法后，主张采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或劳农阶级专政。②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2－3 页。

1926 年，毛泽东写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他创造性地把“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分为“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农村无产阶级指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是农村中最困难也最革命的阶级。此外，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属于“半无产阶级”，他们也是革命的主要力量。③同上，第7－10 页。这已经在理论上为以土地革命为核心内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做好了准备。

毛泽东从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关键地位的坚定认识出发，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他领导了秋收起义，创建了红军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这个过程中，他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其中可以称之为劳动文化理念的有：

——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人类实践的三种基本形态，其中生产劳动又是其他实践形态以及整个社会历史的基础。

——无论在哪一种实践中，无论在经济、政治、文化哪一个领域中，工农群众和劳动人民都是当之无愧的、不可替代的、首要的主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知识分子必须无条件地为革命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判断一个知识分子是不是革命的，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愿不愿意并且实不实行与广大的工农群众这一革命的主力军相结合；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何时结合，何时是革命的，何时不结合了，就变成不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了。不管知识分子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多么重要，但只要他们尚未改造好，与工人农民相比较，就都是不干净的。①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528 页。因此，知识分子必须不断地消除自己身上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

（2）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劳动（工农）至上主义”

1949 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又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利用人民民主专政消灭封建地主经济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在理论上，社会主义社会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这是没有什么疑义的。但在建立大一统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后，个别劳动者如何作为整体的劳动者（国家、社会）的一分子落实自己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的问题，如何解决民主与集权、工人与干部、劳动者与管理者的关系问题，就成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一个最为关键而艰巨的问题。应该说，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中，毛泽东对解决这个问题做了最为自觉的探索，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提出了“鞍钢宪法”。

“两参一改三结合”，史称“鞍钢宪法”，是毛泽东1960 年3 月在转发中共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提出的我国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两参”指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指改革企业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指在技术改革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者的结合。

问题在于，在20 世纪50、60 年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这是很难做到的，相反，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把党的一元化领导和企业行政的管理权威突出起来，与此同时，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也滋长蔓延起来。

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惕和反感，他的办法不是深入研究并创造条件具体地实现“两参一改三结合”，而是进一步要求用群众性的大民主来取代必要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把革命战争年代的“劳动（工农）中心主义”进一步提升为“劳动（工农）至上主义”。如果说，“劳动（工农）中心主义”曾经是取得革命胜利的锐利武器，其中所包含的平均主义、民粹主义乃至反智主义成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革命成功所需要的，那么，当“劳动（工农）中心主义”进一步上升为“劳动（工农）至上主义”，并且要求在和平的经济建设环境下得到强制实施，其中所包含的平均主义、民粹主义乃至反智主义就会无限放大并且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使公有化程度越来越高并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在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工厂取消利润目标和奖金激励等物质刺激手段；

——以大民主对抗和打碎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官僚主义，让一部分革命造反派和工农群众进入各级“革命委员会”——毛泽东相信他们可以取代党内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而实现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理想；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工宣队管理学校（包括大学）；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求学生半工半读，政治挂帅，反对“白专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现有技术队伍要参加革命大批判，清洗“专家治厂”“技术第一”等“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并分期分批安排他们去当工人；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必须到“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陈独秀在1920 年的一句偏激之语：“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

3.改革开放时期劳动神话的渐次破灭与恢复以及发展劳动文化的紧迫性

（1）劳动文化的边缘化与劳动者的失语状态

在计划经济时期，执政党的文化与工人阶级的文化具有直接的统一性：执政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是直接以工人阶级的名义说话的，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意志和愿望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执政党表达出来了；虽然说在那时党员干部实际上也具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诉求，但并没有公开地表达出来；相反，这种利益诉求是被主流意识形态压制的。另一方面，至少相对于农民、知识分子这两个阶级和阶层而言，工人阶级占据了文化的主角地位，在报纸、杂志、电台、电视、文学、艺术等文化传媒中，工人无疑是以“老大哥”的形象出现的。

改革30 多年来，中国大陆出现了剧烈的社会分化，在经济政治上处于优势地位的阶层和群体也开始掌握了文化上的话语权。以文学艺术为例，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几大优势社会阶层依次高调亮相，占据了显赫的文化地位：起初是党政官员和厂长书记作为改革明星尽领风骚（如柯云路的《新星》，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以及数量众多的反腐作品等）；其后是知识分子成为纯文学的绝对主角；然后是城市小资和办公室白领成了大部分通俗文艺作品的主人公……以工人、农民等劳动者和社会草根阶层为主人公的文艺作品逐步退居边缘，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不能与前几类文艺作品分庭抗礼。

即使还存在以劳动者为主人公的文艺作品，分析起来，也具有两大不足之处：一是在严肃文艺作品中，劳动者不再是作为“英雄”“历史主体”和“历史创造者”出场，而仅仅是改革的客体、被动承受者和受苦受难者，他们只是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同情并寄托其道德愤慨的载体和对象，至于他们本身的觉醒和主动抗争在这类作品中则极为罕见；二是在通俗文艺（相声、小品、喜剧、电视剧、通俗小说）中，底层社会阶层的生态实际上成了占优势地位的社会阶层猎奇、消遣、娱乐的对象，或最多不过是底层社会阶层自我消遣、自我娱乐、自我麻醉、自我调侃、自我欺骗的鸦片，使自己苦涩的生活增加一点儿快乐。

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情况也差不多。有体制化的马克思主义、新儒家保守主义、新权威主义在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张目，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在为私营企业主和企业家们张目，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张目。可是，谁来为草根劳动者张目？ 90 年代曾经有一个知识分子为社会底层说了几句话，但他们都不过是躲在象牙塔里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并不真正接近和了解社会底层，也远远不能与社会底层相结合，以至于后来他们干脆销声匿迹了。当然始终并且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为劳动者的权益呼吁和呐喊，不过他们大都处于学术界的边缘状态，他们的观点和建议很难被采纳。

（2）重建劳动文化的极端必要性

占人口大多数而又处于弱势地位，劳动者的这种文化上的失语、沉默、缺席、边缘化，一方面是由于其经济政治上的地位不断滑落造成的，另一方面又推动了他们经济政治上的进一步滑落，其社会政治后果将是极为严重的。

首先，劳动者在文化上的匮乏会加剧他们在经济上的弱势地位。我国经济是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的混合，知识和文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缺乏知识和文化资源的劳动者将在市场竞争和劳资谈判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在国民收入第一次分配过程中所获的份额将会越来越低。

其次，缺乏思想文化资源会使劳动者在社会协商对话和政治法律博弈过程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不利于劳动者通过立法途径在国民收入第二次分配中获得更多的补偿，不利于提高本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利于劳动者真正成为现代社会的公民和国家的真正主人。要知道，社会协商对话和政治法律博弈是一个谈判和辩论的过程，你有理说不出，就会眼睁睁失去你应该得到的东西。

可见，劳动文化或劳动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已经被提到有关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议事日程上来了，否则，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还将愈演愈烈，中国的劳资矛盾和社会冲突会越来越加剧，而这与执政党所提出的建设民主、法治、公正、和谐的现代社会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二、如何重建和发展21 世纪中国的劳动文化

在人类劳动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知识分子起过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也绝对不能高估，它必须有两个必要的前提：第一，劳动者才是劳动文化的第一主体和创造者，知识分子只是对原生的劳动文化加以提炼、概括、深化、传播和发扬光大，他们不能在自己的学院或书房里创造出这种文化；第二，知识分子绝对不应该越俎代庖，替劳动者创造这种文化，然后自上而下、自外而内地灌输给劳动者。

从这个观点来看当代中国的劳动文化建设，我们会发现两个严重的不足：一是知识分子尚未深入到劳动群众之中，真正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以及心理、愿望、要求、思想状况，而主要是出于同情、良知和正义感为劳动者“打抱不平”，这使得他们的理论很难与劳工运动相结合；二是劳动者本身还在很大程度上处在自在的发展阶段，还未能形成明确的自我意识或阶级意识，对自己的地位、力量、优势、弱点还没有明确的认知，对抗争、维权和解放的道路更是模糊不清，他们大体上还是一盘散沙，还没有成为一个自组织的、自为的、有机联系的整体，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从自己的生存状态中内在地形成一种自己的文化。

然而，当代中国劳动文化建设和发展的若干前提也正在形成过程之中，这不仅表现在一部分知识分子正在向劳动群众靠拢，而且也表现在一部分劳工已经具有较为清晰明确的阶级意识和文化自觉。尽管在思想意识形态层面，我们还没有看到像19 世纪欧美国家出现过的工人思想家（如魏特林、狄慈根、龚帕斯等），但是在开风气之先的文学艺术领域，许多工人已经开始浮出水面乃至崭露头角了，各种工人诗歌、工人小说、工人音乐、工人摇滚、工人戏剧、工人电影等工人文艺小团队或个人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最著名的当然要算走上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和春晚舞台的“旭日阳刚”组合了；其次有在“中国达人秀”中大放异彩的老皮匠乐队和民工街舞团，此外还有许多活跃在网络和地方电视台的民工艺术团体或个人。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川籍民工周述恒，在自己十几年打工经历的基础上创作了50 万字的长篇小说《中国农民工》，网上点击量超过50 万人次，后来由世界知识出版社于2010 年出版发行。

在这些工人文学艺术家中，北京“工友之家”总干事、新工人艺术团团长孙恒是率先达到了“劳动文化”思想高度的先行者。1998 年，孙恒辞去音乐教师的工作，只身一人带着一把破吉他到北京打工，做过搬运工、推销员、酒吧歌手等。1999 年在全国各地流浪的孙恒开始为工友写歌、唱歌，之后回到北京在打工子弟学校做志愿者，教孩子们唱歌；2002 年，孙恒发起创办打工青年艺术团，奔赴工地、工厂、学校、社区为打工者做义务演出，同时开展权益宣传；2005 年用艺术团第一张专辑唱片版税创办同心实验学校；2006 年发起创办同心互惠公益商店；2008 年发起创办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2009 年发起创办同心创业培训中心。目前，该艺术团有文艺骨干10 名，志愿者几十人，大家均是利用业余时间，开展创作和义务演出活动。艺术团已出版5 张专辑唱片，演出累计超过500 场次，直接观众超过20 万人次。

下面介绍孙恒和他的伙伴们在2009 年举办的第二届劳动文化论坛上，对当代中国劳动文化，（他们又称之为“新工人文化”）的一些思考：

1.从“打工者”到“新工人”：主体性的确立

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的历史，不知道自己的现在，那么他也将不知道自己的将来，一个群体、一个社会也是如此。新工人文化艺术节以名称上的改变，从而确定了我们的主体性：我们是当代的新工人，而非其他；我们的艺术节是为展现我们当代劳动者精神文化的艺术节，而非其他。

2.什么是文化

谈到文化，我们总是觉得很抽象，总是觉得文化离我们很远，好像穷人就等于没文化。我认为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在劳动过程中的血和汗，就是我们对现实生活中辛酸苦辣的体验，就是我们的痛苦和我们的欢乐，就是我们的所思所想和生活方式，就是我们对自己、对他人、对生活、对未来的看法；这一切，都是我们的文化。

3.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文化

为什么我们创造了物质财富、创造了世界、创造了历史，到头来却没有我们的文化、没有我们的历史？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文化和历史是需要有载体记录下来的。在以前，掌握记录文化工具和技术的人都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少数人，他们记录创造的文化历史必然是反映统治阶级的文化历史，从古代的文化历史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历朝历代统治阶级、将相王侯、才子佳人的文化历史，而看不到普通劳动人民的文化历史。现在，随着资本全球化的发展，社会分工也越来越精细，使得掌握文化艺术创作工具的人也越来越专业化、精英化，而这些所谓的“专业人士”“明星大腕儿”们却日益脱离劳动大众，脱离我们的现实生活，他们已经不能再满足我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了。可是我们普通劳动者为了每天基本的衣食和生存却要终日劳作，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创作，但这并不等于我们不需要精神文化生活，作为一个人这是我们最基本的需求，也是我们的最基本的权利。

4.新工人文化的重要性

什么是积极健康的精神文化生活？ 积极健康的精神文化从哪里来？ 我认为一个积极健康的人应该是自食其力、独立自主的人；应该是对生活充满热爱、对未来充满希望、对他人充满尊重和友爱、对自己充满信心的人；应该是一个追求自由、向往有尊严生活的人。我认为积极健康的精神文化应该是从我们真实的劳动、工作、生活和体验中来；应该帮助我们回到我们的真实世界，而非逃离现实；应该帮助我们找到真正的自己，而非失去自己；应该帮助我们摆脱物质和金钱的奴役，而非被奴役。

今天我们所能够听到的和看到的主流文化主要是为资本服务的，那些源源不断从工厂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毫无情感、脱离现实生活的文化产品，主要是为了满足大家的消费和娱乐，主要是为了从消费者手中赚取利润。

也许你会说：我们生活在现在的社会里，已经离不开消费和娱乐，那些流行歌曲也很好听啊，那些大片儿也很好看啊，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啊。是的，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我们当然需要消费和娱乐，但更确切一点地说，应该是我们需要积极健康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今天的为资本服务的主流文化已经不能满足我们作为一个正常的积极健康的人的最基本的精神文化需求了。所以我们必须自己搭台、自己唱戏，我们必须建立起以劳动价值观和劳动者为主体的文化。

5.新工人文化的作用

在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面临两种压迫：物质、经济上的压迫和精神、文化上的压迫；我们今天所提倡的新工人文化是为当代劳动者服务的文化，是要帮助我们劳动者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化自主性，从而使我们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有尊严的劳动者，获得精神上和文化上的解放。

6.自己搭台自己唱戏

我们不能再按照主流社会资本的逻辑去思考问题，不能去按照资本制定的游戏规则去玩儿这个游戏，我们必须跳出现在的游戏规则，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标准和规则，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创造出全新的文化。比如：我们来唱自己的歌，我们的标准不再是看谁的嗓音优美、华丽，而是我们的真实情感和我们的心声。

今天和以往不同的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些记录文化历史的工具技术越来越平民化，互联网、录音笔、数码相机、摄影机的使用也越来越大众化。我们劳动者受教育的程度也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具备掌握使用这些技术工具的物质基础，所以今天我们有条件也有能力来自己记录和创造我们自己的文化历史了。

今天，我们不能再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我们要自己搭台自己唱戏，我们必须要建立起真正属于我们劳动者自己的精神文化，因为，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①资料来源：大声唱www.dashengchang.org.cn。

孙恒等人的思考或许尚欠全面和正确，但值得肯定的是，这些思考来自社会底层、来自草根劳动者、来自千千万万人真实的生活，提出了真实存在的问题，并初步表现出解决问题的努力。学术界和知识分子需要做的是，全方位地接触新一代工人群众的生存状况，调查他们的心理、思想、文化状况，了解他们的精神生活需求，在此基础上，对他们已经创造出来的文化作品进行加工提炼，使之提高到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的水平，反过来在广大工人群众以及整个社会中得到广泛的传播，从而提升工人群众的文化素质和水平以及他们在整个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在国内学术界，根据文献检索，最早提出劳动者文化概念的应该是常凯教授。在2004 年10 月发表在《开放导报》的一篇文章中，他明确提出：“劳动者文化，又称劳工文化或雇员文化。就其性质而言这是一种以社会劳动关系中的一方的劳动者为主体的、以劳工权益为核心的群体文化。”他指出，企业文化或公司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精英文化或管理文化，就其主体而言，也可以看作是雇主文化或老板文化，不管其如何重视劳动者，但劳工与老板、雇员与雇主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因此有必要发展独立的劳工文化。劳动者文化实质上是劳权文化，是体现、代表、反映劳动者追求和实现自身权益并进而实现自身价值的文化现象，其基本作用主要表现为，一是以劳权意识为基本价值导向来指导或影响劳动者，使其不仅作为一个客观的社会经济群体，而且要成为一个有自觉的社会意识的社会文化群体；二是体现和反映劳动者的权益、要求，并使这些权益和要求逐步成为社会共识；三是规范劳动者的行为，使劳动者在自身发展及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劳动关系的过程中有所遵循。②常凯：《论劳动者文化——尊重和维护劳动者权益》，《开放导报》2004 年第5 期。应该说，这篇文章开了我国劳工文化研究之先河。

此后，其他一些学者也开始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刘永佶提出了资本文化与劳动文化的概念（2007）；卜卫肯定了劳动者的文化主体性（2009）；杜光指出文化与劳动是人类社会大厦的两大支柱（2010）；孟令军从体面劳动视角出发，首次提出了建立劳动文化学的建议（2011）；刘建洲借鉴卡茨尼尔森等人的研究框架，对文化在农民工阶级形成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2011）；刘忱较为系统地研究了正在迅猛发展的劳工文学艺术活动（2011）；王江松做了微博与劳工文化传播的研究，第一届打工春晚在网上播出后，又撰文评论为“劳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