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炜

(武汉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武汉 430072)

考量明清之际中国儒家伦理学的创新性，有两个重要衡量指标：第一，对于清初之前的中国儒学传统进行反思，在继承儒学核心价值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到儒学自身短板；第二，突破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与范式，产生类似于现代伦理学的思想萌芽。这两个指标可概述为：自我评判与推陈出新。与上述两个指标相关，本文要讨论的对象为：第一，如何破解中国儒学在明清之际遭遇的困境；第二，超越旧传统，以公道公德开启新格局；第三，公德与私德的双向关系。

阳明学是明代儒学的显学，以“良知”为宗，扩充、长养、推致良知，以期达到至善的道德境界。从实际发展来看，阳明学的展开有两种表现：从积极意义而言，“个个人心有仲尼”(1)王守仁：《咏良知四首示诸生》，《王阳明全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90页。，这有利于激发个体内在的道德活力，“满街人是圣人”(2)王守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上册，第116页。，从而将神圣的道德典范世俗化，全民参与道德践行。从消极意义而言，因为良知源于个体内证，缺乏公共性标准，由此道体论表现为良知异见，功夫论表现为道德践行路径各异，乃至由此流弊渐滋：江右王门“收摄保聚”导致虚寂、泰州学派推致良知导致自恣猖狂、浙中王门“超悟”导致脱略实修。方以智的道德观在此背景下形成，并有深厚的阳明学传承，经由方学渐、方大镇至方孔炤蓄积，方氏之学至第四代方以智而集大成，指出阳明学的问题在于“私心”“私性”，或是“独心”“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