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杰，连晨炜

（1.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2.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自古希腊人创造出《俄狄浦斯王》等作品以来，悲剧便作为重要的戏剧类型以其激烈的舞台冲突和跌宕的人物命运成为戏剧创作艺术的经典及审美标志。此后，随着这种冲突模式和效应在小说、电影、音乐及美术等创作领域的延伸，悲剧逐渐成为一种最具震惊效果和情感感染力的审美形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自现代主义艺术产生后，传统的悲剧审美范畴似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叙事内容不仅被一种广泛的甚至是大面积的悲剧心理和意识所充斥和笼罩，审美对象的主体内涵也在发生颠覆性的改变，一种曾经给予人类主体力量和向上精神的崇高型悲剧似乎与人类渐行渐远。现代艺术中悲剧审美内涵的这一根本性变化给悲剧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在此基础上学者们需要进一步阐释和揭示悲剧审美范畴的理论指向、历史演变，以及它所折射的复杂文化内涵及意义，以期为人类审美心理与崇高精神的现代性重建和悲剧人文主义精神的回归提供借鉴。

一、悲剧的理论审美内涵

悲剧艺术的创作和悲剧理论的诞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有着悠久的历史。单就文艺创作的发展过程看，悲剧文学在数千年间出现了古希腊时期的“命运悲剧”，文艺复兴时代的“社会悲剧”或“性格悲剧”，批判现实主义阶段的“小人物悲剧”及现代主义视域下具有人类普遍意识的“悲观型悲剧”等代表性发展阶段。从其历史演变来看，随着人类面临的各种新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悲剧审美所呈现的人类悲观性心理和虚无意识也普遍加剧。就悲剧审美的理论探讨而言，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从“摹仿论”出发，把悲剧看作对有一定长度的、严肃而完整行动的模仿，并特别强调在主人公塑造上要着力表现那些优秀的英雄人物。亚里士多德第一次系统性地从理论的角度探讨悲剧这一艺术形式，指出它是一种严肃的艺术形式，代表了人类活动及精神追求的正价值取向，其主人公具有正直、善良、正义和积极向上的品质，是完善人格和伟大人性的践行者和探索者。这一认识奠定了此后很长时期内西方悲剧艺术的基本审美内涵，从古希腊的《俄狄浦斯王》到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这些经典作品都以悲剧形象的艺术表达和对悲剧正向价值内涵及文化理想的审美阐释揭示了人不断超越和完善主体心理结构的过程。从文化学的视域看，悲剧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善，它是人的自由精神和完善人性所遭遇到的不幸或毁灭，而这种人性所遭遇的不幸或毁灭，便构成了悲剧审美的价值所在。它无疑是对日常生活中具有审美价值内涵的苦难、不幸、死亡等悲惨事件的艺术再现和升华。人类历史发展充满未知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各种社会关系和力量间的抗衡和斗争充斥了各类矛盾冲突，悲剧审美的文化内涵正是基于对现实生活中那些有价值含量的悲剧人物、事件及演化过程加以哲学概括与意义升华，以此反思社会的发展。

悲剧之所以在长久以来的文学艺术创作中受到高度重视和关注，主要在于它所展现的是一种具有正面价值形态的人性在特定的社会冲突中所遭遇到的不幸、失败或毁灭，进而激发出审美者悲伤、怜悯的复杂情感和对某种社会心理的认同。伟大个性或完美人性的毁灭引发的是具有震惊感的审美效果，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人类命运问题。那些以强烈的主体力量和个性姿态与客观环境对抗，表现为理想愿望破灭的崇高型悲剧，因其主人公是历史的先行者和推动者而代表了一种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其社会学意义和价值效应由此显得格外突出。然而，从批判现实主义以来的现代主义悲剧文学创作更多聚焦在小人物的个体遭遇上，展现了一种消磨于日常生活的平庸型悲剧。与崇高价值基础上的毁灭不同，这些悲剧突破了传统意义上英雄牺牲的格局而将人性的无奈、消沉和悲观纳入视野中。不管是鲁迅笔下的“阿Q”，还是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中塑造的流水线工人，这些悲剧都从不同侧面展示了特殊条件下人性的沉沦与异化，以及在当下复杂的社会矛盾中人的主体性存在被日益消解和侵蚀的过程。

如何看待悲剧作为一种审美形式的社会性影响及效果对于把握悲剧的当代文化内涵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从文化的普遍性看，无论是古希腊悲剧中对具有崇高人性毁灭的强调，还是批判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对小人物悲惨生存境遇的揭示，悲剧都有着怜悯与恐怖的社会效果。悲剧要求表现剧中人所遭遇的巨大的危难，关注那些令人感到悲悯的事件。对其中主人公遭受的悲剧性，读者不能仅仅将其简单视作悲剧主角在肉体上遭遇的创伤，因为在本质上它反映出某种理性人类发展道路的愿景被严酷现实否定的残酷性，作为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自由性在其间受到了直接戕害。从这个意义上说，悲剧的真正精髓就在于聚焦那些人性内部所遭受的看不见的伤害乃至于主体的最终毁灭。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与拉萨尔的通信中以《弗兰茨·冯·济金根》这部剧作为例说明了这一点，揭示出悲剧在推动历史发展所扮演的作用，认为悲剧实际上是指那些“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1]177。这种认识强调了悲剧发生及其结局的历史必然性，而并非简单地把悲剧的形成归结为偶然的个体原因。

另一方面，从文化的价值性判断，如何认识经典意义上英雄人物所遭遇的“崇高型悲剧”也值得学界进行讨论。所谓“崇高型悲剧”，康德曾在《对美感与崇高感的观察》中指出：“在我看来，悲剧不同于喜剧，主要就在于前者激起崇高感，后者则激起美感。”[2]288朱光潜则以为，悲剧“是崇高的一种，与其他各种崇高一样具有令人生畏而又使人振奋鼓舞的力量；它与其他各类崇高不同之处在于它用怜悯来缓和恐惧”[3]81。这些论点表明，长期以来悲剧与崇高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倾向于表现主人公在实现其理性目标中所遭遇到的来自外部世界的各类矛盾冲突和巨大阻力，在此过程中激起观者的悲悯之情而获得审美体验。悲剧理论在发展中离不开崇高精神的指引，在此基础上悲剧审美从主体的心理感受上铺陈了相关主人公在各种条件的制约下不可避免地陷于困境并受到种种伤害的遭遇，侧重表现了个体命运的失败及其所引发的特定群体的理性反思与觉醒。这一点在传统悲剧关注道德层面的伦理关系发生改变后体现得尤为明显，正如威廉斯在谈论现代形式的悲剧时所说的那样，“现代悲剧不是强调人物所代表的伦理本质，而是强调人物本身及其个人命运”[4]25。

自古希腊以来确立的悲剧离不开对于崇高精神的呼唤，经典的悲剧书写通过对主人公个体不幸遭遇的描写，将具有时代性的冲突展现在读者面前，从而唤起受众的悲悯，以此完成对灵魂的超越和升华。长期以来悲剧的发展演变围绕着这一基本路线展开，也成为悲剧审美的典型理论内涵。

二、悲剧审美的文化意蕴

从人类文化史或审美意识形态发展的历史看，悲剧在作为一种审美范畴、审美文化形态的同时，也是一种具有典型性的人类精神文化现象。尽管对于悲剧理论的说法还有待进一步厘清，但各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悲剧现象是得到学界公认的。早期的人类先民需要同大自然各种破坏性力量做斗争，可以说自人类进入早期文明社会后就有了悲剧现象的出现。因此，悲剧比崇高、优美等结构形态更具有人类学的丰富涵义，反映出根植于人类早期社会的悲观心理积淀。它使人类在精神和心理上感受到对生命的恐惧与悲观以及生存的多灾多难，也激发了人类克服命运中的艰难处境，寻求希望之光的勇气和动力。在社会和历史发展充满了种种不确定性，以及“命运”这一抽象的概念还无法为个人所自由掌握的情况下，悲剧依然是人类感知社会生活的一种重要表达方式。在这种感知中，个体承受了额外的负担，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5]127这就是说，悲剧的现实基础是人类在历史发展上所付出的代价，而人类在深层精神领域中对“命运”的忧患、对个体及群体生存状态的忧患，则是悲剧感所产生的重要原因。不过，悲剧感的哲学本质并不是要沉浸在对人生的消极与悲观中，它更要唤起个体对人生与社会中消极一面的正视，全面认识人类在社会中所可能面临的种种艰苦磨难，以正确的态度面对人生命运的挑战，在一种奋斗和超越的过程中使人趋于完善与成熟。对此，伊格尔顿也认为，“悲剧与悖论有关，由于这种悖论，我们可以超越绝望的困境，这是一种真正的力量，由于这种力量我们敢于承认永恒的灾难处境从根本上与我们同在”[6]256。尽管主体在这种奋斗与超越的过程中必然会遭受挫折、失败甚至毁灭，但它在精神层面上进行了升华，展现了主体生命活动的崇高美与意志力量。

从审美心理效应看，悲剧能够同时激发接受者在怜悯和恐惧两方面的情绪呈现。其中，怜悯的情绪因为主人公面临了不幸的遭遇而引发，恐惧的情绪则是因为遭遇不幸的主人公与审美主体的日常生活经历产生了相似感而激发。在这两种情绪之外，悲剧还能给人带来压抑与痛苦的情愫，进而制造出某种特殊快感，使得主体形成多重层次的复杂情绪。亚里士多德在谈到这种“悲剧快感”时主张，“我们应通过悲剧寻求那种应该由它引发的，而不是各种各样的快感”[7]105。这种快感的形成，离不开悲剧中各种情节的塑造。由此可见，悲剧所带给人们的审美感受是纷繁变化的。审美主体在悲剧文本中伴随情节的发展先是感受到紧张压抑，继而逐渐与主人公产生情感共鸣而陷入沉重悲痛的情绪中，并最终实现对悲剧性的超越与升华。在对悲剧艺术的接受中，审美主体通过情节的变化融悲伤、愉悦、振奋等情感体验于一体。这样，传统的崇高性悲剧在让人们哀叹主人公命运的同时也得到了某种感奋的力量，超越了单纯的悲情体验。正如瑞恰兹所言，悲剧作为接受和包容一切的普遍性经验能使两种对立的冲动：“怜悯，即接近的冲动，恐惧，即退避的冲动，在悲剧中得到一种其它地方无法找到的调和。”[8]235-236

这样一种特质使得悲剧无论是在文艺创作的呈现，还是审美视域中的理论探索都深受创作者和研究者的共同青睐。在特定的悲剧审美时刻，审美者可以短暂逃离世俗生活所带来的困扰，在文艺作品中获取感性的审美体验，为精神层面注入动力，并从主人公的经历思考自己与他人的命运，乃至从哲学性的眼光来审视人类发展生活。通过这些作品的启迪，审美主体在感受主人公命运的同时也将之付诸自己的日常实践，使得悲剧产生了影响更为深远的现实意义。这一机制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受到了特别的强调，他在其悲剧著述中将之概括为净化的功能，长期以来悲剧审美的独特文化魅力也正在于此。

此外，时间性也成为构成悲剧审美文化意蕴的重要元素。由于悲剧中不同人物间冲突的充分展现需要时间的铺垫与层层递进，因而悲剧审美的最佳结构形式和表现效果就是时间艺术。时间艺术一方面推动着悲剧情节的展开，另一方面也从更加宏阔的时代背景上引发了对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的思考，这一点在认识悲剧审美的文化意蕴时尤其重要。悲剧中不只有人物间的冲突，更充满了基于时间意义上的时代巨变。悲剧审美并不导向悲观主义，人性在其间的破坏往往是出于对历史发展所作的牺牲，因而这种悲剧性的结构往往会对作品接受者产生强大的感染力和积极的审美效果。人性的对抗涵盖了社会学意义上新旧的交替与人类前进的可能方向，在两个层面上铺陈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一方面，诸如普罗米修斯、哈姆雷特等经典悲剧人物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具有进步意义的先行者和社会变革推动者；另一方面，如骆驼祥子、祥林嫂等底层小人物的悲剧性毁灭也让受众意识到旧制度对于人性的压抑和对人们灵魂的扭曲，激发内心崇高的人道主义感情从而产生寻求美好社会形式的动力。

人类的生存本能与发展趋向决定了人作为社会主体性的存在总是不满足于社会理性形式和人类自身发展中的盲点限定，个体需要永远处在一种奋斗和追求的过程中不断超越自我战胜命运。从这种内涵来看，悲剧感的实质是积极的进取精神和责任感，它鄙弃盲目的乐观主义，是一种清醒的人生反思意识。正如马克思曾将“恶”视为人类历史进步的杠杆一样，这种悲剧意识也是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积极精神动力。它蕴藏着积极发展的进步趋向，体现了深刻的人生使命感。置身于此种活动结构中的主体产生了希望改变人世间悲剧状态的想法，以精神上的不断追求克服生活中的麻木与消沉，并通过反思和审视自己获得心灵的净化与震撼，从而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活力。由此可见，这些反映主人公经历中的悲剧性体验可以使读者们从平庸的生活中实现超越和升华，进一步思考生活当下的意义和价值，意识到个体在社会变革中的责任和使命，由此铸造出一种坚韧而伟大的内在人格。这是悲剧形态赋予人类力量的生动写照，也是悲剧审美的精髓，人们需要从心理接受和时间艺术两方面观照悲剧美学的内部文化意蕴，综合认识悲剧审美在艺术之外所带给当下社会的影响。

三、悲剧审美的现代贫困

现代悲剧审美往往因社会文化情境的变化而出现了历史性的衰落和贫困，其标志是悲剧的崇高性不断被消解，小人物悲剧、荒诞型悲剧等新的悲剧样态不断涌现。古典时期充满畏惧感的严肃悲剧发生了转变，其审美体验从崇高、悲壮的心理认同走向滑稽、荒诞和非理性，甚至转化为一种具有审丑取向的心理体验。现代悲剧审美这种突出的变化，源于19世纪末以来西方现代思潮的兴起，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在人的生存层面所出现的矛盾及困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助推了社会现代化过程，使社会焕发出巨大的创造力，然而却因为对剩余价值的疯狂追求和符号化功能的追逐使得个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严重的扭曲，这些因素在艺术生产和审美方式上的直接反应表现为对崇高性悲剧力量的消解乃至解构。西方现代悲剧的这种历史性演变，逐渐改变了传统悲剧的创作样态，也从悲剧审美上塑造了一种有别于传统崇高美的新的悲剧形式。

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现代以来审美视域中崇高形态的悲剧逐渐式微，有着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悲剧意识大量涌现。崇高内涵的改变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理论界一直以来对于“崇高”这一命题所形成的既有认知是有着崇高内质的美是悲剧性的。任何曾经有深远价值和内涵的东西在悲剧的塑造作用下都只能无可避免地步入毁灭，人们之前对它们的期待越高，其结果就越加悲悯而无法实现。所以，“在丑学那里，悲剧中的崇高，只不过是貌似而已，——只不过是一种无本质的假象，一种不存在的存在，……代之而起的，便常是一种‘反英雄’”[9]199。20世纪以来所出现的如“黑色幽默”“荒诞派”戏剧等全新的文学表达方式反映了构成丑的艺术所产生的当代社会土壤与基础，也反映出崇高因其悲剧性结局而在现代审美中不断被边缘化、被解构的过程。另一方面，崇高的这种变化还与主体的变异有关，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形成的对主体精神的自觉张扬在面对现代生存困境后逐渐向后现代的“零散化”与存在意义的消失转换，个体逐渐走向狭小与卑微。主体作为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的元话语，在后现代形形色色的当代思潮下逐渐丧失了其长期以来所拥有的中心地位。詹姆逊曾指出，后现代的崇高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崇高”，它已经不再是现代主义式的个体反抗，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奇特的欣快症，“崇高的对象现在已不仅仅是一种关于纯粹的力量的事情”[10]188。主体的边缘化甚至消亡，是造成现代以来崇高式微和悲剧消沉的根源之一。这虽然是对主体异化的反抗，是在当下对何谓存在的真实性的探索方式，但不容置疑的是，它无疑是审美贫困与危机的征兆。因此，探讨悲剧审美中崇高在现代意义上的复归与重建，在新时代的历史境遇下就显得非常有必要。

结合人类历史上审美的文化内涵来看，现代主义以后所出现的悲剧变异及其审美的危机和贫困与崇高所遭遇的命运无不关系。崇高这一美学领域中的重要关键词在进入现代后遭遇到危机而面临日渐衰落的危险，导致这种结果出现的原因虽然复杂，但无疑和主体在当代的变异、沉沦以及崇高的历史意义与目标渐次模糊相关。德国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曾描述过审美贫困的状况，指出在当代社会中美学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基于感官享受的审美泛化与边际不明都让人感到困惑。在他看来，如今的各种现象都在生活中被过分审美化，它造成了美和艺术的过剩，这反而导致了艺术应当带给人们的震惊感内容却在现实里十分缺乏。“在表面的审美化中，一统天下的是肤浅的审美价值：不计目的的快感、娱乐和享受。……它与日俱增地支配着我们的文化总体形式。经验和娱乐近年来成了文化的指南。”[11]6韦尔施指出，美学内涵应当在当今社会加以重构，在这种重构中需要特别强调审美的哲学本质，修补大众被当代多种多样的美刺激得麻木的神经，进而重获震惊感的体验，在生活中再度振作起来。从中国的当下实际来看，这样的论点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性意义。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物质主义的兴盛，大众文化消费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在这种社会氛围下，慵懒的享乐与物质追求成为主要基调，而当代社会的审美恰好植根于这种实际上非常轻飘的精神土壤。这种驱动整个社会追求物质财富占有和无节制释放欲望的力量使得日常审美领域内喜剧化的审美风格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崇高性悲剧审美，悲剧在衰落的同时也导致了大众在精神层面上的普遍性审美贫困。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崇高价值的消解和主体的异化成为人类社会发展无法逃避的命运，并在此过程中助推了虚无情绪的蔓延。

从人类思想的价值取向看，后现代语境下悲剧意识的蔓延及审美的贫困表现为规律与目的、真与善之间的冲突和错位，康德意义上的“合目的性”与善之间产生了疏离甚至被消解，这进一步导致个体独存取代了主体的意识而滑向文化上的虚无主义。审美主体的衰落与崇高的边缘化甚至被解构是形成悲剧审美发生巨大变异的现实背景，它反映出历史转向中审美主体的变化已经发生改变，从近代的自我觉醒、探寻和解放转向了现代化高度发达后自我的异化、迷惘及历史性迷误。这一变化不仅造成审美文化活动的扁平化，还导致了审美主体走向一种无根基的状态，这使得社会的整体感断裂而碎片化，大众的精神因此变得失落而苦闷。在当代消费主义的塑造下自我的价值变得模糊，审美贫困成为常态，悲剧的审美性也受到了抑制。这种困境是主体消解，文化滑向扁平化和欲望化的某种必然，而如何避免这种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回归悲剧最本源的精神内核就成为当代研究悲剧问题时所要着重考虑的地方。

四、悲剧审美的文化精神复归

面对悲剧审美主体精神失落在当代所形成的审美贫困，理论界迫切需要重建崇高在现代社会的存在意义，以此为纽带重新恢复悲剧审美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重塑健康理性的社会审美意识及心理。在此过程中，审美共通感作为现代公共社会心理的基本构成载体能够确保审美在重建社会公共精神中受到特殊的重视，因此可以成为联系崇高与现代社会，促使崇高努力发挥其现代意义上作为与公共心理的纽带价值。从社会心理角度看，传统上代表“社会感”的共通感被缩小在审美一隅，深刻反映了自近代以来传统的“宗教—伦理”共同体衰微以后，现代社会在利益与价值认同上的分化已经使得集体的共同存在感缩小并抽象为审美形式上的共同感。在以个体为单元的现代社会中，共通感又是指个体超越自我界限而与他人沟通理解的感觉，这已成为建构现代交往理论的基石。从更深层的涵义来看，共通感意谓主体或自我被局限于特定对象格局之前的“本心”状态。在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性后，随着传统共同体信仰的衰落及“宗教—伦理”共同体的解体，集体的共同存在感抽象为审美形式上的共同感，审美共通感由此成为公共精神重要的象征代表和天然的沟通中介，在当下重建现代社会公共精神的实践中受到了特殊层面的重视。

崇高作为与现代性精神同步生成的重要审美范畴，其潜在意义应该在当代得到进一步发掘。现代性意义上所追求的审美共通感不仅是整合个体自身感知的资源，而且是超越现代化社会分化所带来的局限，拓展与他人交往沟通的伦理资源。更为重要而深刻的是，审美共通感可以将个体带入现代化缺乏的共同存在感，以此建构某种公共社会里的伦理资源，使得对审美共通感的现代性守护具有了特殊而重要的公共文化乃至政治文化意义。将个体带入现代化缺失的共同体存在感与公共社会的心理资源对崇高精神在现代意义的重建尤为重要，这是由于崇高作为近代以来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带有这一时期突出的文化心理烙印，即强调主体自身的价值与力量，把自我与个性放在极为突出的地位，试图以个体力量重新改造社会形态。然而此后随着传统共同体信仰的衰落，进入现代社会的崇高精神走向衰落也成为必然。现代社会作为一种高度认同共同感存在的时代，把公共性改造成为个体之间的契约与交往纽带，现代人在凸显个体性的同时又统一于全球化的公共生产和生活方式之下。在此背景下“共同体的存在感”有着重要的意义，思想界对“主体间性”和“公共交往理论”的讨论便体现了这一点。强调对审美共通感这一文化心理结构的借鉴与吸收是崇高精神在现代社会复归并凸显其意义的核心所在，唯有此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当前审美贫困的遭遇。

众所周知，现代性分化的一大典型标志就是近代以来审美范畴从传统宗教与伦理中独立出来。从根源上看，古代思想的精神内核是追求真善美的一体。其中，“善”所包含的道德伦理价值在古希腊与整个古代中国的历史中都处于绝对的支配性地位。18世纪，康德以“美”统一“真”与“善”，标志着“美”的范畴开始在现代性中日益凸显其地位。此后，整个西方的现代精神都呈现为将唯美主义当作主要目标的发展方向。从真与善的有机体中分化出来的“美”成为现代社会的支配性价值，但从文化史的演进规律看，现代社会仍然离不开公共精神的作用，这种共同体与传统形式不同，它虽然经历了现代性的分化，但依然会作为一种积淀的共同文化资源而保留于审美共通感的机体之中。这种资源的形成与崇高内涵的历史演变规律有文化上的同一性，故在当代能够成为重塑悲剧审美精神的根基所在。如果说，自近代以来那种个体性的，甚或是英雄式的审美主体精神的衰退、消解和异化是形成现代悲剧审美精神衰落和溃败的主要根源的话，那么，重构特定审美群体中的现代崇高性及其精神则成为当下复归悲剧审美精神与文化生产力量的关键所在。这实际上涉及个体自由精神完善与社会崇高审美心理重建的价值融合问题，可被视为崇高现代意义重建与复归悲剧审美精神的核心内容及理想目标，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讨论人本思想以及审美理论的精华所在。因而，在当下回归悲剧审美的文化精神，有必要重新挖掘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对于审美和悲剧的认识。

人的自由个性及精神的完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个体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必经之路。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包括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发展两部分，它在社会运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个体能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都与之密切关联。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能力和关系的发展都是为培养“自由个性”而服务的。对于马克思来说，个体的全面发展需要“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12]189。在这段经典论述中，马克思把个体的“自由”与人类的“全面本质”联系起来，指出个体的现实实践正是通过能动性最终实现的，作为实现完整人的条件与必经途径，个体的自由显示了其重要性，需要在日常实践中着力培育这种自由个性。它不仅构成人的本质力量全面实现的内在规定，也体现了现代审美最核心的价值取向。

美是自由的象征，从它所体现出的价值形态来看，自由作为人的活动中所表现的一种自觉、自主的状态实则体现的是真、善、美的内在统一，也是目的与规律的统一。人类的特性之所以体现在自由的劳动上，原因就在于人的劳动是按照真、善、美的尺度进行的。“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2]163这里马克思所提出的“美的规律”的概念，就是强调人应该顺应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将真善美加以统一。这种统一的“美的规律”能够作为人的最本真形态而具备自由创造的能力，超越了物质方面的生产行为而带给个体一种理念上的无尽自由。

此外，在实践中还需要注意的是，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总是要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存和发展，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所能够发展到的高度。人的自由发展固然是人面对发展问题时的重要内容，但马克思在其论述中却并没有把人的发展绝对化和单一化，而是从人的社会关系发展和社会使命的层面多角度分阶段阐释人的发展。从历史性来看，“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13]52。马克思所讲的这三个阶段，全面概括了人类发展的各个步骤。它既是自由个性的发展所需要依赖的现实规定，也代表了社会使命的内容，即从人的对象性关系的全面生成，到个人社会关系的高度丰富和完善，再到人对社会关系与财富的共同控制与全面占有。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人的发展也只能是全社会的每一个人的发展，人类的社会化属性决定了个体的发展不是孤立的，一个人的发展并不只是自己的事情而与其他一切和自己有着直接或间接交往的人都有关联。换句话说，“自我的真正解放是以他者的解放为前提和条件的，这是现代悲剧观念，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悲剧观念的实质与核心”[14]。

从审美角度看，马克思以“美的规律”的生产和发展人的自由创造个性来作为人的无限性理念与最高价值，表现出一种以“未来”扬弃“现在”，并且永不停止这一现代性建构的核心特性。这种具有社会感染力与价值制高点的美学思想资源，深刻体现了崇高在现代意义上的建构作用，它对于当下的悲剧审美精神复归也可以产生积极的效应，因而值得学者们重点关注。

五、小结

传统的悲剧借助人物冲突乃至于主人公的毁灭制造出令受众感到震惊的艺术效果，完成欣赏者在灵魂上的净化与升华。这种经典意义的悲剧审美在文艺复兴后的社会环境里逐渐发生改变并在现代主义勃兴后发生了彻底改变，解构的盛行与对本质论的反思使得崇高不再代表典型意义的悲剧美学样态，悲剧审美的崇高精神内涵在现代遭遇了严重的挑战。在充斥物欲快感的消费社会，如何恢复被刺激麻木的感官，重新唤醒审美主体对于感性价值的追寻进而彰显自我价值便成为重新思考悲剧问题所要面对的主要内容。基于此，重新回归个体经验，重视人本价值，也许能够有助于克服当下的审美贫困，完成悲剧审美文化精神的复归和悲剧人文主义的复兴。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多次呼吁劳动者去追寻“真正人的生活”，以享有“真正的人的自由”。他认为人的异化就是人的本质的丧失，在此基础上个体需要追求人的解放，在这种解放中获取自己的族类本质，体现出人的集体意义与总体价值。人的任何实践活动都是有理想性与目的性的，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美的规律”生产的无限性理念正是未来历史哲学所要追求的终极目标。在对社会历史使命的理解中，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贡献不仅强调了人的自由本质的发展与人的感觉的解放，而且提出了“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与“全面的人的复归”等重大任务。所以，每一个社会发展虽要以自由个性的发展来实现，并以个人的幸福为目的；但同时又要通过社会的发展来完善自身，并获得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类总体的和谐共生和共同发展，这是作为自由个性与社会使命合题的真正内涵。受此启示，崇高现代意义的重建和悲剧审美精神的复归也正体现于这一历史进程的发展之中。要实现这一目标，学者们需要在当下生活中建构一种具有崇高审美精神和主体价值取向的社会共同体心理及意识，以此完成审美共通感在悲剧精神中的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