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硕/北京十一中关村科学城学校小学部校长

李敏/北京十一中关村科学城学校小学部教师

21世纪，世界飞速发展，技术不断更新，教育活动也在不断地丰富。然而近些年来，学生的书包越发“沉重”，校外教育也逐步产生了畸形的变化，使得学生以及家长的负担逐渐累积。中小学生“减负”问题再次成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教育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为此，党和政府从学生的角度出发，为了学生更好地发展，提出“双减”政策，即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基于Cite Space的“双减”政策研究

1955年，我国提出了第一个“减负令”——《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1]。2013年8月，教育部公布了《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征求意见稿），在“小学不留书面形式家庭作业”“一至三年级不举行任何形式的统一考试”等几条规定引起广泛争议的同时，也意味着小学阶段迎来了新一轮的“减负”热潮[2]。直到2021年7月，“双减”政策的颁布，中国教育在“减负”道路上已经走过了六十多个年头。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部制定的各种减负政策有近50项。

为了落实“双减”政策，促进学生更好地发展，我们分析了近5年来我国有关“双减”方面的文献，借助Cite Space分析软件，从年度发文量、研究人员、研究机构和研究内容四个方面进行梳理，对我国“双减”研究成果进行对比分析，总结出当前“双减”研究的现状。

（一）研究设计

1.研究样本

本研究的样本主要来源于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的493篇中文文献。其中，以“双减”或者“减负”或者“双减政策”为关键词，以“2015-2021年”为时间跨度，并且文献分类目录限定为“社会科学Ⅱ辑”进行初次检索，检索到556篇中文文献。对这556篇文献进行二次筛选，最终得到493篇中文文献。研究没有对外文文献进行相关检索，主要是考虑到“双减”政策是我国自行提出的相关政策，其他国家暂未明确相关“双减”政策。因此，本研究不将外文文献作为研究样本进行分析。

2.研究方法及工具

本文采用陈超美教授开发的引文可视化分析工具Cite Space（5.6.R1.2019）和Excel为主要研究工具，以共词聚类法和内容分析法对这493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3]。从文献的年度发文量、研究人员、研究机构和研究内容四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从而得出近5年来，我国“双减”方面的研究状况。

图1：2015-2021年国内有关“减负”文献的发文量

（二）数据统计与分析

1.年度发文量

年度发文量可以体现出研究关注度和研究成果的变化趋势。2015-2021年，我国关于“减负”方面文献的年度发文量如图 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减负”是近些年来学者比较关注的话题。其中，2017年是明显的一大“拐点”，我国有关“减负”方面的发文量有所减少。这说明，相较于2015年，2017年我国学者对“减负”等方面关注的热度有所下降。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也是一大“拐点”，我国有关“减负”方面的发文量又有所提高。这说明，2019年，我国学者又将“减负”重新作为一大关注热点，并且2020年关注热度持续不减。直到2021年，“双减”政策的正式提出，又将“减负”等话题推向新的关注热度。由此可见，未来几年，“减负”将会持续被国内学者所关注。

2.研究人员

借助Excel表格，我们将近些年来有关“减负”的文献进行相关统计，位于前八名的学者人均发文量2篇。

其中，郑东辉从2015年关注“作业概念”，到关注“国家减负”相关政策，提出减负的重点内容从最初的时间负担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教学、考试负担，再到21世纪的作业负担[4-6]。黄甫全基于认知负荷理论，提出人工智能的教育创新是“减负”的新途径，如提供个性化和便于意义建构的教育内容，充分利用人工智能下的数据挖掘与学习分析技术进行“减负”[7]。不仅如此，在脑负荷理论视域下，应以整体结构观照学生的减负需求，从体力、情感、心智和期望等多层需求，构建多维、全面的新减负观[8]。在此基础上，孙崇勇也从认知负荷的视角对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进行分析，认为“学习负担”主要是由于学生在学习过程总投入过多心理资源总量过多导致的[9]，而且提出加大政府的投入是减负的根本对策，尤其是对农村小学生来讲，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10]。

结合内容分析法对文献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国内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主要有三大方面[11-16]：（1）“减负”原因分析，如基于学生的认知负荷、脑负荷过重等；（2）“减负”对策分析，如加大政策投入、提升教师素养、减轻学生认知负荷等；（3）“减负”情况调查，如学生学习负担调查情况等。相对而言，主要集中在“减负”的原因分析上，“减负”的对策分析和情况调查较少。这也正与我国“双减”政策提出的时间与内容有很大的关系，为政策出台做了详细的铺垫。

3.研究机构

“减负”相关内容的研究机构分布位于前九名的国内研究机构中，共有五所是师范类院校，这说明我国师范类院校对“减负”话题关注最多。此外，还有四所综合性较强的院校。这充分说明了“减负”话题成为我国高校等相关机构关注的重点之一。

其中，南京师范大学载文量位于榜首。通过分析该校的文献内容，我们发现，该机构从最初反思“减负”政策与实践提出“水龙头理论”，再到开展课外作业设计的研究，提出“作为有意义的学习经历”的作业观，从“学习经历”的视角来认识和设计作业，有助于破解“作业负担”的难题[17-20]。在此基础上，不仅提出了针对幼儿园的“减负”措施，而且还基于23个地区的研究提出了“减负”方案[20-24]。其他高校机构也从“原因分析”“对策措施”等不同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如，西南大学基于韩国的经验，认为“无考试学期”项目是有效措施，而且针对“减负”背景下，提出了家长教育焦虑的应对措施等[25-26]；华南师范大学基于脑负荷理论，提出整体结构关照学生的减负需求，尊重主体差异，协同合作“减负”[27-28]；宝鸡文理学院基于英国的经验，对中小学教师减负的相关政策进行了探析，而且指出“减负”是我国基础教育评价改革的突破路径等[29-31]。

4.研究内容

研究在对近五年来“减负”相关研究内容的年度发文量、研究人员和机构分析的基础上，对文献关键词进行了共现分析，形成了研究时区分布图谱（见图2）。高频关键词则反映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研究时区分布图是根据关键词首次出现的时间，节点被设置在不同的时区中，能够清晰看到研究热点的演进路径。

对493篇文献进行关键词聚类，显示结果为：Modularity（Q=0.50＞0.30），聚类结构显著；Silhouette（S=0.57＞0.50），聚类合理。根据图2可知，近年来我国对“减负”话题较为关注。其中，主要集中于“教师减负”“学业负担”“减负增效”“精准减负”等主题。自2015年起，“减负”一直是研究者的热度话题，从反对“一刀切”，提高教育质量，到两会后的主流教育“影子教育”，逐渐转向K12等更加专业化的在线教育。自2019年起，信息化教学成为作业减负的一条重要途径。

从“减负”所涉及的学科来看，小学语文和小学数学成为中小学教育“减负”的关键学科。随着时间推移，逐步从语文学科转向数学学科。从“学业负担”来看，基于2015年的调查研究发现，“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机构”成为两大重要影响因素。从“减负政策”来看，提高课堂效率，设计主题课程成为学校教育的第一大主流。

（三）结论：优化后的课后服务是减负增效的重要途径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提出，解放学生的头脑、双手、眼睛、嘴巴、时间和空间，让学生能想、能干、能看、能说、能自主探索。

学校在实施“减负”政策时，不能只追求“减负”的表面形式，而忽略了“减负”的本质。学校在实施“减负”政策的过程中，只片面注重“减轻负担”，没有在“减掉负担”的基础上进行增效；只注重学生“负担量”的减轻，没有注重“质”的保障与提升。“减负增效”的本质在于通过“减负”提高学习质量，让学生获得更多自由发展空间、培养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

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后服务，是进一步增强教育服务能力、帮助家长缓解接送孩子困难的民生工程，是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重要举措。

丰富课程类型，提高学习资源利用率。当前学校的课程类型还比较单一，有关小学生个性、能力发展方面的教育较为欠缺，因此应当增设相关课程。小学生的学习、实践和创新等能力的培养与提升，与其对学习资源的有效运用有关，即对教材、教学仪器、图书馆、互联网等学习资源的有效利用会对其各方面能力的提升有很大帮助。因此，学校应该提高学习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水平，为小学生的学习提供更多的优质资源，从而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减轻其学习负担。

图2：CNKI（中国知网）减负文献数据研究时区图谱

多元的课程体系与人性化的管理理念

（一）实施大单元教学，建设以“大任务带动小任务”的学科融合课程

我校学科融合课程围绕“我与我们”“我们与社会”“我们与自然”“我们与世界”“我们与未来”五大主题领域，融合语文、数学、英语、科学、道德与法治、劳动、综合实践等，以表现性任务为载体，让学生体会学习与真实世界的联系，将教学内容重新组合成大单元。我们引导学生从“认识自己”这一大单元开始，到“认识家庭、国家”的大单元，遵循中国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真实生活中需要的知识和能力不是分学科的，而是能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整合多门学科的综合知识和多项能力，所以，我们的课程以真实的问题进行组织。例如：大单元“如何建设更加美好的社区”，涉及的学科和内容主要有科学、英语、艺术、体育、技术、语文、思维与社会性情感（见表1）。

（二）提供分类、分层课程方案

课程越是丰富，越有可能覆盖学生以后的生活；课程越是多样，越能契合不同学生的发展。我校基于学生成长和学习规律提出课后服务课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融合德智体美劳五育目标，培养七大关键能力（沟通与多样表达、设计与价值创造、目标与自我调节、选择与负责任的决策、审辨与持续反思、适应与协同共存、创新与迁移应用），形成“爱国、责任、诚信、友善”的必备品格，通过分类型、分层次的选择性课程实现因材施教和个别化教育，构建每一位学生为自己负责的教育机制。

一年级课程实施架构既有普遍性的学科融合类课程，也有差异化的专项选修类课程，还有因时、因地制宜的综合课程，以及因材施教的特需类课程。

公共选修课程作为融合课程的专业领域拓展，包括支持学生自主选修的兴趣课，如戏剧、形体礼仪、橄榄球、爵士舞、书法、演讲、成语故事、英语趣配音、数学工程科技、虚拟实验、乐高编程、数学思维、几何折纸、益智棋类、电影赏析等课程。课程以有意思、有意义的游戏活动为载体，让学生在敏感期内多尝试，从而真正实现学生一人一张课表、一人一个课程方案。帮助孩子发现潜能、培养兴趣，并提供个性化支持，实现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最后成就自己的优势。

表1：“如何建设更加美好的社区”大单元活动和任务

社会实践课程，基于杜威“学校即社会”的理念，将校内外的社会连接起来。李希贵校长认为学校是学生提前试错的地方，目前这类课程主要包括职业考察、残疾体验、校园吉尼斯、校长有约、劳动教育、义工服务、跳蚤市场、每周小明星、提案建议等。

项目研学课程注重运用实地走访、调查等方法，引导学生在观察、记录和思考中，主动获取知识，分析解决问题，形成理性思维以及批判质疑和勇于探究的精神。目前这类课程主要包括大西山文化研究；安全教育走进消防队、派出所、交警队等单位；社区地图绘制项目，走访社区领导和社区地标等；乡土地理系列，带领孩子们从社区到山林、水路，再从北京中轴线到古建筑，考察当地历史文化与民风民情；博物馆系列、各类大学系列、名人采访系列等。

（三）秉承“学生自由发展”与“关照特殊学生”的办学理念

无论是学校的教室建设，还是课程建设，要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办学理念。我校小学部的教室面积是120平方米，足够容纳各种教学资源。我们将教室分为学习区、读书区、娱乐区、活动区、观察区等区域。其中，学习区，在教室的前半部分，以小组为单位分配座位；读书区，教室的绘本图书有一部分是学生自己推荐给同学的，一部分是学校根据学生的认知与发展购买的；娱乐区，有乐高拼装玩具、手写画板、积木等；活动区，一部分是地毯，学生可以在上面玩玩具，做游戏等，一部分是空地板，也可以做自由游戏；读书区，有双人沙发，还有灵活的懒人沙发等，供学生舒适阅读；观察区，在教室靠窗的位置，有学生自己种植的植物，便于学生观察与记录。

课程方案的设计决定了学生在课程这个跑道上能不能平稳、顺畅。课程应适应每一位学生，因此，我校以学生为中心开发特色课程，根据不同的课程目标设置多套课程链，分别对应不同的课程定位，引导孩子根据自己的需要及兴趣进行选课，从兴趣出发进行学习。学校以“选课走班”为课后发展课程主要的实施方式。这就要求教师要具备完善的学科素质与运用灵活的教学方式，依据学生的不同需求，为每一位学生的学习进行教学设计。比如，数学思维启蒙，该课程是具有体验性及答疑性的思维启蒙课程。体验性是让学生在发现数学问题、解决数学问题、应用数学知识的过程中了解数学，同时在学习数学时，获得学习的自信，发现自己的潜能。答疑性体现在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辅导，如依据学生的掌握情况设置学习任务，依据学生的个性进行谈心鼓励等。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应当在普通学校里对某些特殊儿童进行教学和教育。一个完满的、在智力方面不断地丰富着的环境，是关照这些特殊孩子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因此，学校建构的课程结构必须是灵活的、包容的。对于一些“特殊学生”，学校为每一位学生设计适合其全面发展的课程方案。良好的教育首先不在于教会受教育者多少知识和本领，最基本的是教会孩子做人，教会他们去发现生活世界中的真诚、善良和魅力，教会他们用一颗真诚的心去融入社会，理解他人，关爱生命。在支持学生自主选修课程的同时，需要发展多元的课程。依据学生的特点，单独设置一些学习任务，使其充分参与到学习活动中。丰富特殊学生的智力生活和情感生活，让其学会表达自己的感情。通过设置大任务，让其与全班同学共同参与活动，培养团体意识。

时代在发展，教育也在不断地进步。走在教育改革的路上，学校要让学生有不同的尝试，支持学生在不同的正确道路上大胆地走一走、试一试。学校要秉承学生自由发展的理念与包容之心，让学生快乐、个性、全面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