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愚

(南京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关键词的研究热潮肇始于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受其名作《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的影响，国内学界以“关键词”为学术思路的研究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近二十年。文学、美学、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领域的学者纷纷推出主打“关键词”招牌的研究成果，用陈平原的话说“俨然构成一个‘学术场’，值得学界认真面对”[1]。

关键词的著述往往借助辞书的形式，甚至会按照字母顺序排列词语，但它既不是辞典，也不是特殊学科的术语汇编，威廉斯认为它应该是“一种记录、质询、探讨与呈现词义的方法。”[2]29他声称，《关键词》是以“历史语义学(Historical Semantics)”方法对重要词汇进行钩沉，“不仅强调词义的历史源头及演变，而且强调历史的‘现在’风貌——现在的意义、暗示与关系”[2]39。威廉斯的“关键词”方法与德国概念史代表人物科塞雷克(R. Koselleck)的“概念史”方法有不少相通之处，比如两者都致力于挖掘词语意义的嬗变历史，揭示隐身词语中的意识形态，“复杂化”我们原先对某一词语的理解，从而动摇了我们过去以为是不容置疑的、稳定的基本概念。

关键词不是一种简单的编撰形式，而是一种通过词汇呈现的研究方法。近日，笔者阅读了王月清、暴庆刚、管国兴编著的英文版《中国哲学关键词》(HistoryofChinesePhilosophyThroughItsKeyTerms,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2020)。这本书不仅是第一部以关键词纵贯中国哲学史的英文著作，就广度而言，它也是迄今为止关于中国哲学最全面的入门书之一[3]21。它选择了37个特定概念，不按照学派或哲学类别来划分，而是通过梳理这些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来构建叙事框架。此书最初在2011年用中文出版，而英文版的推出则是一场“跨语境”的翻译实践。阅读的过程激发了笔者对以关键词作为学科研究方法的思考，若想用关键词勾勒学科发展、呈现学科面貌，就必须厘清如下问题：一、如何确定一个特定学科中的关键词？所谓“关键”的标准是什么？二、如何对一个关键词进行注解和评论？在围绕关键词展开的考辨、叙写中怎样体现一种动态的理解？如何将概念的演变与社会历史语境相联系？三、对于一些“跨语境”的关键词，我们如何避免在翻译中造成词义的扭曲和简化？考察《中国哲学关键词》在这些挑战中的得失经验将为更好地运用关键词方法带来启发。

一、 挑选关键词

每一位关键词著述的作者都无法回避一个来自读者的问题：为什么你将自己收录的词汇称之为“关键词”？它们为何“关键”？绝大多数作者会在导言中亮出自己的选择标准。威廉斯直言他确定“文化与社会”这一领域的关键词时会考虑两种相关意涵：“一方面，在某些情境及诠释里，它们是重要且相关的词。另一方面，在某些思想领域，它们是意味深长且具指示性的词”[2]29。汪民安在为文化研究挑选关键词时指出，词语是否入选“取决于它们今天被谈论的频率；也取决于它们在今天的文化理论领域中的重要性”[4]3。汪民安坦言“这些关键词，在此时此刻被挑选出来，同样充满着机缘”，甚至“有一些计划中的词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作者而被迫放弃了”[4]3。威廉斯也不愿像《牛津大辞典》那样号称所谓的客观性、权威性和非个人性，而是要在选择中彰显自己的价值观、文化政治立场和个人预设，要“借题发挥”[5]。在选择关键词这件事上，回避主观性，既不可能也不必要。然而，某一学科的关键词是该领域不可或缺的核心概念，必然凝聚着特定的共识。因此，哪些词汇必须入选，哪些可以不选，需要更具说服力的标准。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菲利普·萨顿(Philip W. Sutton)为社会学精心挑选了70个关键概念，这些概念或新或旧，要么“贯穿社会学的整个发展历程，至今仍是重要议题的讨论起点和研究基准”，要么“不仅激发了大量新的研究工作，还重新建构了一些经典议题”，要么“启发了一些原创性研究工作，并且非常有可能成为各自专业领域里的基本关键概念”[6]。总之，这些词汇往往蕴含着巨大的理论张力，对理解一个学科的深入发展具有根本意义。

我们不妨来考察一下《中国哲学关键词》的编撰者们如何为“中国哲学”这一学科挑选关键词。他们的“标准”并未直接亮明，而是隐含在前言的字里行间。其一，“中国哲学范畴除了具有一般哲学范畴的共同特征外，还有其自身的独特性”[7]Foreword，也就是说关键词必须能体现出学科的独特性。任何一个有理由存在的“学科”，都应该有属于它的质的规定性的基本概念，这些概念构成了这个学科“知识”的基础[8]。通过那些被拣选出的关键词，我们能清晰地了解一个学科的内涵与疆界，更加明了它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区别。《中国哲学关键词》的编者们强调“了解中国哲学关键词，有助于把握中国哲学的民族性、历史性、独特性”[7]Foreword。此书选择的50个关键词涵盖了宇宙论、本体论、人性论、修养论、方法论、境界论、历史观、政治观等方面的内容，大大超出了中国之外的“哲学”所界定的范围。郝大维(David L. Hall)和安乐哲(Roger T. Ames)指出，在中国这一方，哲学远非只指对由哲学系统和理论组成的典范和传统的专业性的议论和伸延，因为：

中国哲学家传统上一直肩负学者和政府官员的双重身份，他们的理论思考充分受到其实际职责，即政府和社会日常运作的调节。即使在现代中国，“哲学”的意义仍然涵盖文化价值与人们社会政治生活之间的一系列关系。哲学家仍旧是社会的思想领袖[9]51。

书中所选的关键词，比如“公私”“义利”“王霸”“圣人”“君子”等，展现出中国哲学有别于西方哲学的独特之处——对中国哲学家而言，哲学具有实践的特性，是“一种推动和造就当前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思想话语(Intellectual Discourse)。”[9]51书中许多关键词的呈现形式同样体现出中国哲学的独特性，比如“有无”“阴阳”“动静”“常变”“名实”等，往往以对举的方式出现。这些相反相成的概念体现出中国传统哲学对于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的深刻认识。

选择学科关键词的第二个标准是考量一个词蕴含的理论张力。《中国哲学关键词》的编者们声称“梳理中国哲学关键词，实质是探究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这是“揭示中国哲学思想内在发展逻辑和客观规律的根本途径”[7]Foreword。“探究”“揭示”是关键词的重要功能。关键词英文key terms的前缀是“key”，其本意为钥匙。钥匙可以打开一个空间，揭示其中奥秘；关键词则可以开辟一片领域，引人深入探究。比如“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概念，中国传统哲学三大主干的儒、释、道，都对“道”作过充分论述：道家哲学从宇宙论出发，探讨道与天地万物的关系；儒家哲学从人伦道德出发，探讨道与人的关系；而佛教则从宗教修持的角度出发，思考的重点是修道、悟道、体道、与道合一问题。因此，手握“道”这把钥匙，我们便可探究中国古代不同派别、不同时期的哲学家们认识和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道”还深刻影响了宗教、文学、艺术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层面，以及国家治理、为人处世、养生、军事等现实社会生活层面，因此，它又可以引导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关键词除了可以成为开拓理论空间的线索之外，其本身也往往蕴含着有价值的理论问题，一些对举的概念“公私”“体用”“王霸”等，都体现着争论与冲突。比如实行王道还是实行霸道，在历史上曾引起长期争论，而“王霸之辨”的实质则代表了儒家德治与法家法治这两种政治观点的对立。再比如“天”这个概念，其实包含着不同哲学派别对“天人关系”这一重要理论命题的思考与争论。这些古人曾面临的理论问题，今人依然无法回避。《中国哲学关键词》中单个关键词的篇幅在8到18页之间，就像一部理论专题史，读者仿佛被带入一条幽深的隧道，借助关键词的绾结、指引，层层深入地展开探索。

选择关键词的第三个标准是：它们彼此之间应当具有内在联系。《中国哲学关键词》作者声称，本书所选的关键词是“中国哲学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的逻辑纽结”[7]Foreword。既然是“逻辑纽结”就必须放置在“思想体系”中才有意义、有价值。诸多的关键词绝不是孤立存在、散乱无章的，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必须确定自身在理论系统中的核心位置，必须确定自身与其他关键词之间的联系。威廉斯的《关键词》虽然是按照字母顺序的传统方式编排的，但各个词语之间左右逢源，具有完整的内在结构。他开玩笑地抱怨说，读者常常把《关键词》当作词典使用“他们遇到这些词中的一个，想在书中查找它”[10]。不过，他其实有着精巧的构思，他说自己一直希望能够设计出一种清楚的阐述方式，“使得一些特别的词汇在我的分析之中能够表现出内在的关联性”[2]41。威廉斯以“互相参照”(cross-reference)的方式提醒读者注意词汇重要的关联，《中国哲学关键词》也采用了这一方法。比如在讨论“情”这一概念时，就强调：“在中国哲学中，‘情’常与‘性’一起使用，有时也与‘心’、‘欲’等概念连用，因此对‘情’的探讨须与‘性’、‘心’、‘欲’等概念共言之。”[7]91在论述“逍遥”一词时，也对这一概念与“天”“道”“气”“化”等概念的相关性和互动性进行了充分的挖掘。

能否体现学科独特性？是否蕴含理论问题？彼此间有没有内在关联？《中国哲学关键词》拣选学科关键词的这些标准也值得其他学科借鉴。当然，何谓“关键”，标准难免主观；即便秉持相同标准，入选的词语也不尽相同。关键词的收录还是一个“未完成的计划”，某个领域的关键词列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补、删削。但主观也好，变动也罢，关键词的选择本身就是对一个学科的历史、内涵与发展进行深入探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学科的疆界得以明晰，核心问题得以凸显，理论体系得以梳理。

二、 关键词的“动态演变”与“历史语境”

在挑选确定了若干关键词之后，就要面临如何书写单个关键词的挑战了。《中国哲学关键词》前言中称：

每一个中国哲学概念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因此必须对每一个概念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加以动态的理解。其次，每一个中国哲学概念都具有多种含义，同一个关键词，在不同的学派和不同的思想家那里具有不同甚至相反的内涵，因此……还必须揭示其在不同的哲学家和哲学派别那里所具有的特定涵义[7]Foreword。

这段论述中涉及关键词书写的两种方式。其一，是动态地理解关键词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这种对词语进行“知识考古”的方法接近概念史的研究路径；其二，是揭示同一关键词在不同学派和不同思想家那里所具有的特定涵义，这就更契合观念史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哲学关键词》如何使用这两种方式对一个关键词加以叙说，我们不妨分别考量。

必须明确的是，作为方法的关键词虽然以词语为基础，但已不再词语本身。用汪民安的话说，“复杂和晦涩的世界信息……强行闯入这些词语中，让词语变得肿胀、饱满和丰富，让词语的意义从其原初的单一性上扩散和弥漫开来。”[4]2《中国哲学关键词》借助《易经》《尚书》《诗经》《说文解字》等古籍，对每个关键词的词源进行了发掘，揭示了它们是如何进入这一学科，如何完成从“词语”到“概念”的转变。比如“阴阳”，这是中国哲学中一对“极为重要、运用极为广泛”的概念。究其本意，指的是地形对于阳光的相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直到西周末年，周太史伯阳父用阴阳消长解释地震，并将阴阳失序与国家危亡相联系，才赋予了这个词语哲学意义。再比如“逍遥”，本义就是走来走去，与彷徨、徜徉、徘徊等相近。到了庄子学说中，才被提升到哲学层面，作为“一种生活理念、一种存在方式、一种人生境界”来进行描述。某个词语成为概念，意味着它“在一定的社会和政治语境中为了特定的目的而不断地被使用，具有一定的意义和指向功能”[11]。当“逍遥”仅仅表示走来走去时，它只是个词语，而当它被庄子提升为一种哲学境界，又被不同时代的文人以自己的方式加以阐释和运用时，它就成了概念。

词语一旦成为概念，就走入了一个自主的世界，踏上一段不断孕育、构思的过程[12]6：“有很多词，从历史的深处顽强地延伸下来，在历史的延伸过程中，词义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词义的流变和生成，不仅负载着词语自身的历史，而且还负载着历史本身。”[4]3概念史的研究强调概念的“变迁”(Transformations)甚至“断裂”(Discontinuities)，《中国哲学关键词》对关键词的注解和评述就显示出研究“概念变迁”的三种常规路径[13]。第一，概念的使用标准发生变化。比如何谓“逍遥”，庄子的标准是无所依靠，不仅要超脱世俗，还要从世间超拔出来，与万物浑然一体。而到了唐代，“逍遥”的标准发生逆转，演变成了渴望统治者重用、期盼建功立业的入世情怀。“新的‘逍遥’姿态不是淡然、退缩、失意、无所牵挂的，而是昂扬、进取、得意的，带着一种傲视群雄的气魄，期待着将自己的凌霄之志付诸实现。”[7]407第二，概念指涉的范围发生变化。比如“诚”，最初等同于守信。一个人能做到言而有信不欺不骗，就是诚。但《中庸》则将诚提升到了天道的高度，并将之作为天人合一的理论基础。一个人要做到诚，言语行为都要符合至高的道德准则。唐代的李翱还把“定”“不动”“虚”等内涵都加诸于“诚”之上，扩展了它的指涉范围。与“诚”相反，“忠”的指涉范围被大大窄化。“忠”的本义为尽心，是一种因为对事、对人的敬爱之情而产生的尽心竭力的情感和行为，但经过后来统治者的改造，朝着单一化的趋势演进：从对人、对事的“全心、尽心”窄化为对某一对象的“专一、一心”，进而将又对象固化在君主身上。第三，概念所表达的态度范围发生变化。比如在古代，“私”，被视为是与“公”截然对立的，宋明儒学将“私”定义为“求自益以损于人”，是充满贬义的。明末清初，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民族矛盾的激化，思想家们力图在公私之间寻求平衡，“私”的合理性得以维护。再比如“霸道”，虽然在今天是个受到贬斥的词语，但在春秋时代，它代表着一种与王道不同的统治方式，管仲采用霸道辅佐齐桓公成就大业，甚至得到孔子的赞许。某个关键词可能在不同时期一直被人们使用，或者在同一时期被不同的人们使用，但它的含义并非始终如一，可能有延伸、变化、革新乃至断裂。“一定的社会、政治经验和意义”积淀于作为概念的关键词中[12]8，因此在研究关键词时，我们应当努力揭示特定概念含义演变背后的历史变迁。

除了动态地理解概念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之外，《中国哲学关键词》还对不同学派、不同思想家对同一概念所持的观点做了梳理，这更接近观念史的路径。孙江对概念和观念作了区分：概念是“可变的、复数的”，是注入了社会和政治内涵的词语；而观念自身基本上是“不变的常数”[12]9。比如，即使都把“霸道”视为一种政治统治的手段，而非现在意义上的强横无礼，儒家和法家的看法就大不相同，即使儒家内部也存在分歧。这体现出一种“观念”的不同，而非“概念”的变异。但无论考察一个关键词的“概念之变”，还是它的“观念之异”，都要把它与文本之外的社会历史语境相联系，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明白思想家们为什么这么说，以及他们这么说到底想要做什么。克里斯汀(Christine Abigail L. Tan)认为《中国哲学关键词》往往围绕某一关键词，铺陈了不同时代著名思想家的观点，与密集的哲学讨论相比，“对历史细节、人物描述，乃至政治环境的展现常常显得有些平淡”，她建议如果作者有意强调中国哲学的丰富性和文化特殊性，更明智的做法是“通过展示这些哲学思想所产生的语境，而使得这些思想生机勃勃”[3]21。这是一个中肯的批评。搜罗资料并加以排列组合的朴素的实证主义，看似旁征博引，却无法提供真正的洞见。一方面可能误失文本真正的意义，另一方面，也忽略了文本后面活生生的意志。不过，《中国哲学关键词》在一些关键词的讨论中仍有可圈可点之处。比如在谈到以李白为代表的唐代文人对“逍遥”所持的新观念时，就将各种以“大鹏”为主题的文本放置于唐朝清明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加以分析，从而有说服力地展现了“逍遥”如何从之前出世的、无待的潇洒超脱转化为入世的、有待的进取气魄。再比如，书中分析了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在阐释“仁”这一古老的哲学概念时，是如何将西方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融入其中，并注入西方自然科学中的力、以太、电等因素的，而他们之所以如此，是要用仁来宣扬资产阶级的平等思想，甚至于将仁作为宣传革命的工具。这样的分析就将文本与文本的语言行动、观念与说话者的意图很好地联系了起来，让我们看到思想家们是如何以言行事的。

正如威廉斯所言，关键词的书写既不是“词典发展史的一串注脚”，也不是“针对许多语词所下的一串定义之组合”，而是对于“词汇质疑探询的记录”[2]28。“探询”就是要“回收”关键词的“诸种过往意义”(Past Meanings)[13]，就像《中国哲学关键词》所做的那样，追究了词语如何演变为概念，概念在特定时空下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变异。当然，“探询”还可以再进一步，去关注概念在社会中流转的实况。王汎森提醒我们那些最初具有高度原创性、概念性的哲学思想，在日常生活世界中，是“如微血管般遍布整个社会的”[14]。我们不能只重视精英观念和经典文本，更要考察观念如何扩散、下渗到日常生活中并进行意义的再生产，只有这样，对关键词的探询才具有更丰富的层次性。在探询的过程中，“质疑”既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方法。它要求我们不可以把关键词看作“自明”的实体，而要在概念的形成与变异中挖掘失去的意义，发现裂隙和矛盾，这种对过去可能性的展示，可以扩展我们对过去的理解[15]。因此，对关键词的探询和质疑既是“对现有可能性范围的一种丰富”[15]，也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局限在当下的偏狭，“概念史的构建对于揭示很久以来指引着我们的政治和文化对话的单维话语具有解放之效。”[16]4

三、 关键词的翻译

英文版《中国哲学关键词》以西方读者为目标对象，特别适合“那些曾接受过主流哲学训练，但希望踏上一段进一步探索中国哲学旅程的人们”[3]22。郝大维和安乐哲尖锐地指出，西方哲学界曾一直“无视”中国哲学，而且是纯粹意义上的“无视”，中国哲学因为“涵盖文化价值与人们社会政治生活之间的一系列关系”，而基本上被排斥在专业哲学之外。不过，可喜的是，西方哲学正在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多元化的大趋势使得一部分西方学者意识到探究中国哲学文献的重要价值。他们积极地为西方读者介绍有关中国文化的可靠知识，并明确意识到“我们要做的不只是研究中国传统，还要设法使之成为丰富和改造我们自己世界的一种文化资源”[9]51-54。

中国传统哲学可以成为丰富和改造西方世界的一种文化资源，这正是英文版《中国哲学关键词》的意义所在。书中所选的关键词如天、道、仁、孝、中庸、和同等不仅是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的核心概念，也是中国文化的基因。以这些关键词为线索，便可以“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更深入理解中国文化。

中国哲学关键词要进入西方文化语境就意味着它们需要被翻译一遍，也就是词的意义要进行跨时空的搬运。对于那些代表物质文化的词汇，比如大熊猫(Panda)、瓷器(Porcelain)、长城(the Great Wall)等等，经历搬运后并无多少改变。而对于高度凝练的文化关键词来说，一旦被搬运到另一种空间和时间编织的语境中，就面临着词义被损耗，乃至扭曲的风险。早期的西方汉学家在翻译中国经典时，常常会先入为主地把中国哲学词汇捆绑在一堆西方哲学、宗教概念上，用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进行“格义”。比如把“天”译为Heaven或God，对应西方读者脑海中的造物主形象；把“命”译为Fate，对应西方文化中人类无法抗拒的那种超验力量，就像俄狄浦斯王难以逃脱弑父娶母的命运；把“仁”翻译成benevolence这样基督教色彩浓厚的词。

这种捆绑式的翻译是两种文化相遇时的一种常见反应，即彼得·伯克(Peter Burke)所说的“否认或无视文化之间的距离，无论自觉地还是不自觉地，会用类比的方法将他者来与我们自己或我们的邻人相比较。于是，他者被看作对自我的反映。”[17]类比作为一种文化适应策略有它的价值，但若用此法来翻译哲学关键词就会有危险。正如郝大维和安乐哲所指出，对于任何西方人文学者，如果他们试图使用“翻译过来的”中国材料，最大的障碍不是译文的句法结构，恰恰是那些赋予它意义的特殊词汇：

在这类译文里，那些关键的哲学词汇的语义内容不仅未被充分理解，更严重的是，由于不加分析地套用渗透西方内涵的语言，使得这些人文主义者为一种外来的世界观倾倒，以为自己处于谙熟的世界中，虽然事实远非如此。简单地说，我们翻译中国哲学的核心词汇所用的现存的常规术语，充满了不属于中国世界观的东西，因而多少强化了上述有害的文化简化主义[9]55。

文化简化主义会导致阐释的错位。比如“天”，在中国哲学体系中包含了“主宰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三个层次。可一旦把它翻译成Heaven，一方面，灵魂(Soul)、罪孽(Sin)、来世(Afterlife)等“不属于中国世界观的东西”会强行被塞入这个词里；另一方面，“天”本身在中国文化中的丰富层次就会完全丧失。而“命”呢，在中国文化中并没有西方的超验意义，也并非不可抗拒，而是更多地代表了天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天人是相互影响的，人可以通过认识和遵循规律“造命”。如果把它翻译成Fate，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对“命”的不断理性化的认知过程就会被忽视。由此可见，简单粗暴地使用西方哲学的关键术语来进行类比式翻译，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会被歪曲，中国传统的独特性会遭到遮蔽，其结果就是“中国的经典文本读起来就像是2500年来西方思想家著作的‘幼稚儿童版’。大多西方哲学家会认为中国传统压根儿算不上‘哲学’，这样的翻译对向西方译介中国思想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18]

在哲学关键词的跨语境传播中，翻译者的责任重大，他/她其实是在延续理论家的工作，要竭尽可能地对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进行正本清源式的正名。学者们认为在翻译文化关键词时应当采用“研译法”，将“译”与“释”结合起来。“译”是采用常规的音译、意译等方法对关键词进行定名，“释”是在对关键词进行观念分析的基础上，从语义演变、形象表达和文化价值等不同层面对关键词做出系统而精炼的阐释[19]。《中国哲学关键词》对每个词的“概念之变”和“观念之异”都做了清晰梳理，为翻译的展开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诚然，书中涉及的关键词大都有数个充满争议的译名，但是当译者理解了一个关键词动态演变的过程和它的历史语境之后，就更容易在多个已有的译名中做出选择。比如“天”，本书译为“the Heavens(tian，天)”，用了意译、拼音和汉字的三重翻译法，特别是采取了复数形式，既给西方读者以陌生化，与基督教中独一无二的造物主做了区分，同时也暗示了中国哲学中“天”的丰富含义。还有“命”，本书译为“Mandate(ming，命)”，这更符合“命”在中文语境下的原始意涵：“命”由“口”“令”二字合成，是从表示“发号”的“令”字衍生而来。还有“心”，本书译为“Heart-Mind(xin，心)”，强调情感与理智之间的联系，避免了心智对立。再比如“五行”，本书译为“Five Phases(wuxing，五行)”，抛弃了另一种译法“Five Elements”，用强调“生成”的“Phase”(阶段)取代静态的“Elements(元素)”，其实是基于对中国文化“变”与“不变”的动态性的深刻把握。坚持要求译文完全忠实于原文，这种想法不仅无知，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偏见。更明智的做法或许就是像本书的译者那样，避免生硬地将中国哲学的概念套入已有的西方诠释词汇，努力在翻译中体现中国哲学传统的独特性。只有如此，译介的中国思想才有可能成为丰富和改造西方世界的一种文化资源。

为了呈现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本书的作者采用了一种策略，即“适时与其他学派、西方哲学作比较，以示中国哲学的丰富性和民族性”[7]Foreword。这一初衷固然美好，但稍不留意，也会落入“文化简化主义”的陷阱。比如在讨论“逍遥”时，书中提到“许多学者认为庄子《逍遥游》中所倡导的境界与西方近代所倡导的‘自由’十分类似”[7]410。克里斯汀认为，尽管这样的表述往往是顺带出现的，但它暗示着西方的“自由”概念只有一个含义，是个不变的、没有分歧的普遍真理[3]22。这个批评严肃而恳切。当我们在比较中提及西方思想的一些重要概念，比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不要忘了，这些词语同样有“概念之变”和“观念之异”，不可一概而论。总之，关键词的跨语境传播是两种文化之间微妙的相遇，任何简化处理都会得不偿失。

哲学关键词的翻译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专设“语言障碍”一节，讨论翻译的缺憾。他引用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的话说，翻译工作恰如嚼饭喂人，“经过这么一嚼，饭的滋味、香味肯定比原来乏味多了。”[20]艰难也好，乏味也罢，翻译的意义和价值都毋庸置疑——只有通过翻译，中国传统哲学中蕴含的智慧才能从我们的私家珍藏转化为丰富西方世界的文化资源。

洛克认为“语言是社会最大的公共纽带”[16]1。但现代人却常常发出“没有共同语言”的感慨。这一现象不仅发生在身处不同文明的人们之间，也发生在同一文化的两代人，乃至同代人之间。在科技的日益发达、信息日益便捷的时代，交流和对话却变得异常困难。而《中国哲学关键词》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向我们展示了，以关键词作为方法，不仅有助于明晰学科疆界、凸显核心问题、梳理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可以促进古与今、中与外之间的文化沟通。该书的作者在前言中表达了他们的抱负：了解中国哲学关键词，“有助于立足中国文化语境与全球文明开展对话交流、实现现代转换。”[7]Foreword想要与全球文明对话，就必须不畏艰难，积极主动地促成文化关键词的跨语境旅行。而要实现现代转换，就要在历史脉络中努力呈现关键词的动态演变，从而展开凝结在概念中的丰富生活世界，帮助现代人在诸多世界的互相参照中更好地理解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