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慧慧

（淮阴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淮安 223300）

肖恩·奥凯西（Sean O’Casey，1880-1964）是爱尔兰第一位描绘都柏林底层生活的著名剧作家。他创作了著名的“都柏林三部曲”——《枪手的影子》（1923年）、《朱诺与孔雀》（1924年）和《犁与星》（1926年）。其中，《犁与星》在“都柏林三部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于1926年在都柏林阿比剧院首次上演。该剧背景源于都柏林底层社会，呈现了1916年复活节起义期间都柏林底层的生活状态。该剧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比如凯茜·艾思（Cathy Airth）认为剧作家奥凯西在这部戏中解构了男性气概和民族主义，①Airth, Cathy,“Making the Least of Masculine Authority: Sean O’Casey’s‘Paycock’and‘Plough and the Stars’”,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Irish Studies 32 (2006), pp. 42-47.阿曼达·克拉克（Amanda Clarke）指出该剧通过描绘家庭以间离剧院与国家之间的关系，②Clarke, Amanda. “‘Keepin’a home together’: Performing Domestic Security in Sean O’Casey’s‘The Plough and the Stars’”,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Irish Studies 38 (2014), pp. 208-227.大卫·克劳斯（David Krause）认为该剧中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元素是艺术家独立于意识形态的象征，③Krause, David.“‘The Plough and the Stars’: Socialism (1913) and Nationalism (1916)”, New Hibernia Review 4 (1997), pp.28-40.爱德华·E·皮克斯利（Edward E. Pixley）认为愚蠢人物的无辜行为导致了这些人物的毁灭，④Pixley, Edward E.,“‘The Plough and the Stars’: The Destructive Consequences of Human Folly”, Educational Theatre Journal 23 (1971), pp. 75-82.等等。可见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剧中人物的男性气概和民族主义及其历史背景方面，而很少涉及人物的身份状态问题。实际上，《犁与星》的背景处于1916年复活节起义期间的爱尔兰动荡时期，剧中人物虽然身处社会底层，但他们渴望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并被认同接受，然而由于环境动荡和自身的弱点，致使他们的身份诉求归于失败。在此，南希·福尔布雷（Nancy Folbre）的性别认同、理查德·詹金斯（Richard Jenkins）的社会认同和约瑟夫·罗奇（Joseph Roach）的国家认同理论，有助于诠释该剧人物的身份认同与缺失情形，并会提供重要的生存启示和认知意义。

一、性别认同的悖论

《犁与星》中的性别认同属于最基本的身份诉求层面。南希·福尔布雷（Nancy Folbre）在其著作《贪婪、欲望与性别：经济思想史》中指出，在男权社会里，“成年男子比妻子和孩子们更容易抛弃家庭”。①Folbre, Nancy. Greed, Lust & Gender, A History of Economic Idea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27.也就是父权制家庭的丈夫比家庭其他成员更为优越，妻子和子女更易受到压迫和不平等对待。在这类家庭中，男子的男性气概和女子的女性气质都容易被激发和彰显出来，例如《犁与星》中刚刚新婚一个月的克利夫罗家庭，丈夫杰克（Jack）和妻子诺拉（Nora）都在努力诉求自身的性别认同。

作为泥瓦匠的杰克十分渴望成为爱尔兰国民军的军官，他对待妻子诺拉的方式充分体现了其男子气概和男性身份认同。第一幕中，诺拉抱怨每天早上要给杰克擦靴子时两人吵了起来，之后杰克陷入沉默。诺拉为了缓和氛围便说，她并不是有意要说什么，并试图通过谈论楼房的安静问题来转移话题，化解矛盾。诺拉还主动向杰克展示自己的新帽子以求引起丈夫的注意和兴趣。可见在这个家庭关系里，诺拉积极主动地恢复与丈夫的关系，然而杰克是被动消极的。正如南希·福尔布雷（Nancy Folbre）所言，丈夫始终优越于家庭其他成员，因此在杰克的观念里，妻子诺拉自然有责任做出让步，主动取悦于他。当杰克被布伦南(Brennan)上尉告知两周前他已被任命为爱尔兰国民军的司令官时，便很生气地质问诺拉那封委任信在哪里，诺拉委屈地说：

“我烧了，我烧了！我就是这么做的！康诺利（Connolly）将军是你唯一关心的人吗？你的家只是个休息的地方吗？我难道只是在夜晚为你提供快乐的物品吗？你的虚荣心会毁了你和我…… 这就是你激动的原因：他们让你成为了一名军官，你将为你所做的事情感到光荣，而你的小红唇诺拉只能继续坐在这里与孤独的夜晚相伴！”②O’Casey, Sean, Three Play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mpany Limited, 1964, p. 158, p. 195, p. 158.

诺拉的抱怨表明杰克只关心自己的晋升和荣誉，而不顾新婚妻子的感受与孤独。杰克无视诺拉的言行标识了他的男性独尊和身份认同，而他对诺拉的“你就应该受到伤害”的回答则凸显了他野蛮原始的男子气概，杰克并不为把诺拉独自留在家中而感到内疚，相反地却认为男人就应该在外忙事业，而妻子诺拉就该独守空房，杰克的这些言行足以体现他渗透在骨子里的大男子主义。

第三幕中，杰克参战回来时脸色苍白且十分紧张，原有的男子气概几乎荡然无存。他对诺拉的态度也一改从前，变得温柔起来，并发誓说自己再也不会离开诺拉，这是杰克在目睹了残酷战争和死亡之后的一丝悔意；然而不久杰克又要与布伦南上尉一起离开，去为受伤的战友兰贡（Langon）中尉寻求救治，诺拉紧紧地抱住杰克不让他离开，但杰克催促诺拉放手，布伦南上尉也不断催促杰克快点出发，否则兰顿中尉将要死在他怀里；杰克为不能陪在诺拉身边感到难过，但仍旧坚定地说自己必须离开：“我必须走，诺拉。……你想让我对战友不管不顾吗？”③O’Casey, Sean, Three Play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mpany Limited, 1964, p. 158, p. 195, p. 158.从某种程度上把责任推到妻子诺拉的身上，这是典型的男权观念；布伦南上尉讽刺杰克是否要与诺拉再度蜜月时，杰克变得很不耐烦，粗暴地对诺拉说放手，他一边试图挣脱诺拉的手，一边骂诺拉“该死的女人”；布伦南上尉以更加粗俗的话语嘲讽取笑杰克，这时杰克感到十分羞耻，便粗暴地推开诺拉。由此可见，杰克对诺拉的态度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起初因为经历战争的残酷而悔悟，所以才话语温柔，但随着战友受伤、布伦南上尉的在场等周围环境的变化而逐渐转变，态度变得逐渐强硬，动作也越发粗鲁暴力，以此企图诉求和确证自身的男性身份和男子气概，折射出他根深蒂固的男权意识。然而，尽管杰克努力诉求男性身份认同，但最终也是徒劳，正如第一幕里诺拉的预言：“你的虚荣心会毁了你和我……”④O’Casey, Sean, Three Play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mpany Limited, 1964, p. 158, p. 195, p. 158.果不其然，杰克最终被英军枪杀，其男性身份认同也自然随着生命的湮灭而消逝。

诺拉也同样在努力诉求自身的性别认同。诺拉想保持新婚蜜月的幸福，不愿让丈夫参军，而是与她长相厮守，于是以女性常有的方式企图留住丈夫杰克。比如第一幕里，诺拉出场时穿着量身定制的服装，脖子上戴着银狐毛。邻居戈根（Gogan）太太认为诺拉的着装很不得体，因为她的裙子对于已婚妇女而言着实有些太短了；邻居贝西（Bessie）则称诺拉为“穿着花哨的小矮子”。实际上，诺拉并非时髦女性，她这样打扮只是为了想要留住丈夫。戈根太太为此嘲讽诺拉，如果杰克离开她的视线一分钟，她就会如同一只母鸡。言下之意，当杰克不在身边时诺拉会感到不安，不知所措，甚至会失去理智。甚至第四幕里，诺拉精神失常时还一直在重复着“杰克，我很害怕……你在哪里”的话语，可见诺拉从始至终对杰克都非常依赖，这种依恋难以改变，似乎已成为一种潜意识，这主要源于丈夫杰克在她心中的地位根深蒂固。

诺拉除了通过穿着打扮来吸引杰克外，也试图以其它方式留住杰克。例如第一幕，当布伦南上尉敲门时，诺拉劝告杰克不要开门，不要破坏他们的二人世界，好好享受一晚属于他们俩的幸福时光。第三幕里，诺拉出去寻找杰克时被告知其行为羞辱了丈夫，但她并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她不关注国家的安危，只想保住自己小家的幸福。诺拉埋怨战争，因为战争剥夺了她唯一的一点幸福。当杰克再次回来时，诺拉恳求道：“不，我不会放你走……我要你对我负责，杰克！”①O’Casey, Sean, Three Play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mpany Limited, 1964, p. 195, p. 138.表面看来，诺拉很自私，不在乎起义战争、爱尔兰独立和国家命运，而只关心自己的小家庭。然而实质上，诺拉的言语行为恰恰折射了一个传统女性的正常情感。作为传统女人尤其是孕妇，诺拉不可能有远大理想和伟大目标，她只想做个好妻子好母亲，唯一的愿望就是丈夫杰克能在家里陪伴其左右，这样她就不会孤独害怕。诺拉更不愿让尚未出世的孩子一出生便失去父亲，她希望拥有完整和平安的家庭，这是她生命的全部。然而，戈根太太的话语预示了娜拉的命运：“强迫自己把他留在身边，但这没有用。”②O’Casey, Sean, Three Play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mpany Limited, 1964, p. 195, p. 138.的确，尽管诺拉想尽办法想把杰克留在身边，但最终还是失去了孩子、丈夫、家庭甚至自己的意识，这也宣告了诺拉试图诉求女性身份认同的彻底失败。

综上所述，在父权制社会，尤其处于1916年复活节起义期间的动荡时代，无论丈夫杰克还是妻子诺拉，他们虽努力追寻各自在社会、家庭中的性别认同，但理想终归是理想，最后注定失败。这不仅是个人家庭的悲苦，而且也是时代的悲剧。

二、社会认同的危机

性别认同是社会认同的内驱力。人是社会的人，因此具有必然的社会属性。理查德·詹金斯（Richard Jenkins）在《社会认同》一书中指出，“社会认同是对某些人类群体的统一性或归属感的感知”。③Jenkins, Richard, Social Identity, Hoboken: Routledge, 2014, p. 48.《犁与星》中的人物除了追求性别理想外，还诉求于高于自身阶层的归属感，渴望实现自身的社会认同。

杰克只是社会底层的泥瓦匠，在社会上没有权力，但他特别渴望获得社会的归宿感和认同感。戏剧中弗罗瑟（Fluther)和戈根太太的谈话标识了杰克的人生愿景，弗罗瑟说杰克几个月前总是枪不离手，戴着红手套出入于自由大厅。戈根太太补充道，杰克买了一条萨姆·布朗的腰带，总是系上它站在门口炫耀，直到有人来关掉路灯才回家，她甚至怀疑杰克每天带着腰带上床睡觉。可见杰克潜在着以自我炫耀而获得认同的心理动机，他十分渴望成为爱尔兰国民军上尉，这样就使他在等级社会中处于更高位置而实现自己的社会认同。尽管杰克有着强烈的晋升愿望，但一开始并未获得上尉头衔，于是意志消沉，无心炫耀，也不愿参加会议。妻子诺拉看得透彻：“是的，你放弃了——因为他们没有选你当上尉，所以你就生气了。但不是为了我，杰克！”④O’Casey, Sean, Three Play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mpany Limited, 1964, p. 153.后来，当杰克被任命为指挥官时，他又看到了人生的希望，并为此不惜一切代价，甚至对妻子和即将出生的孩子不管不顾，唯有头衔和军装才是等级秩序中的优越凭证，足以抵消杰克作为底层泥瓦匠的无力感和弱势性。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杰克虽然获得社会身份，但随后死于战争，恰恰因为他的军装制服暴露了他的社会身份，所以成为英国军队进攻的主要目标。杰克战死则意味着其社会身份的消解，社会认同可谓黄粱一梦。

诺拉在追求性别理想的同时也在诉求社会认同。她虽然是泥瓦匠的妻子，但她的穿着打扮与处于社会底层的其他租户格格不入，比如短裙、银狐毛领和花哨的帽子等，这些装扮一方面是为了吸引丈夫杰克与之厮守，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她对中产阶级生活的渴望。诺拉不仅注重自身的着装，同时还要求家人注意自己的形象以及刻意与周边贫民租户保持距离。比如第一幕里，当杰克的表第柯维（The Young Covey）想出去看看门前经过的爱尔兰战士时，诺拉便让他临出门时刷净衣服。当弗罗瑟为诺拉修好门锁之后，诺拉立即安装了一把新锁以防邻舍入户偷盗。据贝西说，诺拉经常抱怨贝西在晚上唱赞美诗，且经常管教那些在楼梯上玩耍的孩子们，因为他们让她感到烦躁不安。可见诺拉虽然与众人合租一栋公寓，但她与邻舍相处的并不融洽，其主要原因就是邻居们都是一些从事木匠、水果摊贩和女佣等职业的穷人。在邻人眼里，泥瓦匠妻子诺拉和他们没有任何差别，都是社会底层的穷人，但在诺拉看来，自己和他们完全不同，她自我感觉比邻居们优越，属于中产阶级的生活样式。然而最终，诺拉失去了除了自己生命之外的一切，中产阶级的生活愿景自然落空。1916年复活节起义夺走了她的丈夫，让她流产并疯癫，动荡的环境击碎了诺拉的社会梦想。

政治认同是社会认同的一部分。《犁与星》中的工人阶级形象柯维是政治认同的代表，他渴望成为社会主义者以实现社会认同。柯维为了追求社会主义身份，一方面把自己打扮成社会主义者——穿工装裤、戴工人帽和系红领带，另一方面炫耀自己的社会主义知识。比如第一幕里，柯维解释“犁与星”旗帜的含义：“因为这是一面劳动旗帜，从来就不是为了政治…… 如果不是共产主义的话，犁的设计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面旗帜，只有在我们筑起路障为工人共和国而战时才应该使用它！”①O’Casey, Sean, Three Play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mpany Limited, 1964, p. 151.第二幕里，柯维谈论工人所谓的自由就是控制生产、汇率和分配手段。柯维还经常重复杰纳斯基（Jenersky)关于“无产阶级进化思想的起源、发展和巩固”的论断，并检验弗罗瑟关于劳工运动的知识，例如什么是交换的机制，马克思关于价值与生产成本关系的论断等。第四幕里，柯维还询问斯托达特（Stoddart）下士是否读过杰纳斯基的论文，等等。表面看来，柯维似乎对社会主义很了解，但实际上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非常有限。他仅仅阅读了杰纳斯基的论文而已，便以此作为吹嘘资本和自我社会身份的标识。除此之外，他对社会主义一无所知。很显然，柯维试图追求政治身份以实现他的社会认同，然而事实上并没有成功。

综上所述，正如詹金斯指出的那样，杰克、诺拉和柯维等皆寻求对某些社会群体的归属感以实现自己的社会认同，但最终都归于失败。这不仅由于1916年复活节起义期间动荡不安的社会，而且也归咎于他们自身的人性欲望和虚荣炫耀的性格弱点。

三、国家认同的困境

《犁与星》的背景是1916年爱尔兰人民为独立而战的复活节起义，因此，与性别认同和社会认同相比，国家民族认同是戏剧《犁与星》中更为深广的主题意旨。当然，性别认同和社会认同最终将会趋向国家民族认同。爱尔兰诗人叶芝（W. B. Yeats）在1890年宣称：“没有民族就没有伟大的文学，没有文学就没有伟大的民族。”②Yeats, W. B., Letters to the New Island, London: Macmillan, 1989, p. 30.约瑟夫·罗奇（Joseph Roach）在《死城》（City of the Dead）中指出，环大西洋社会“是通过为他人表演自己的过去而创造自己的”，③Roach, Joseph, Cities of the Dea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5.这一过程最为常见的方式是即兴表演——对原有形式的挪用和修改。剧作家奥凯西在戏剧《犁与星》中呈现了1916年复活节起义这一历史事件，这使得观者以作者的视角重新审视过去的历史。大卫·克劳斯（David Krause）认为，奥凯西试图创造一种不受当代政治现实影响的爱尔兰生活，从而刻画了一种负面的、虚假的1916年的形象。①Krause, David,“‘The Plough and the Stars’: Socialism (1913) and Nationalism (1916)”, New Hibernia Review 4 (1997), p. 38.然而不管1916年的形象如何虚假，但该艺术形式为观众呈现了爱尔兰的过去，于是爱尔兰社会被再创造，文化被重新定义，从而彰显自己的国家身份和民族认同。

《犁与星》中的人物弗罗瑟一直寻求国家认同。第一幕里，他与柯维谈论宗教和科学问题时一再强调自己是爱尔兰人，但柯维反驳说，没有爱尔兰人、英国人、德国人或土耳其人的区分，大家都是人类，科学地说都是“分子”和“原子”偶然聚集的问题。弗罗瑟和柯维的对话涉及了国家身份和民族认同的问题，弗罗瑟寻求国家认同，但柯维否认国家认同。第二幕里，柯维询问弗罗瑟如何理解马克思提出的价值与生产成本的关系时，弗罗瑟愤怒地回答说：“我他妈的在乎他说什么？我是爱尔兰人，不会因为追随外国人而失去理智！”②O’Casey, Sean, Three Play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mpany Limited, 1964, p. 175.弗罗瑟话糙理不俗，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归属感。

实际上，《犁与星》中描绘的爱尔兰国民军于1916年复活节期间为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而起义的背景便是诉求国家认同的有力证据。然而，根据伯尼斯·施兰克（Bernice Schrank）的观点，奥凯西在剧中消极地描绘了复活节起义的过程，他的刻画缺乏严肃的政治目的。③Schrank, Bernice,“‘Th’ Nakedness o’th’Times’: Dressing-Up in‘The Plough and the Stars’”,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Irish Studies 7 (1981), p. 7.诚如剧作家奥凯西说：“戏剧是自我表达的空间。”④Reynolds, Paige, Modernism, Drama, and the Audience for Irish Spectac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03.作家认为剧中人物有政治表达的权利，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政治目的，从而使得他们对国家认同的诉求陷于困境。

首先，第三幕里，当诺拉从外面找寻丈夫回来时告诉戈根太太，街头的爱尔兰士兵个个面露恐惧。

诺拉描述道：“我告诉你，他们不敢说他们害怕！……哦，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戈根太太……。在北国王街的街垒里，我看到他们眼中闪烁着恐惧……。有个人蜷缩在街道中央乱七八糟的垃圾堆里……。他的脸被石头卡住，胳膊扭在背上……。他身体的每一次扭曲都是对之前发生在他身上的可怕事情的一次呼喊……。我看到士兵们不敢看到这样的场景……。有人嘲笑我，但那笑是一种恐惧……。有几个人冲我喊叫，但那喊声里有一种颤栗和恐惧……。我告诉你他们害怕，害怕，害怕！”⑤O’Casey, Sean, Three Play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mpany Limited, 1964, p. 185, p. 178, p. 140.

诺拉对于街头爱尔兰士兵的描述表明，士兵们发自内心不想卷入战争，但他们被迫如此，军人必须服从命令，没有选择权。虽然他们为爱尔兰独立而战，表面看似英勇之举，是在追寻国家认同，但事实上战争的残酷和恐惧阻碍了他们对国家认同的诉求。

其次，剧中人物的一些行为也昭示了诉求国家认同的虚假性。第二幕里，杰克、布伦南上尉和兰顿中尉进入一家酒馆时情绪异常激动。布伦南上尉举着犁与星的旗说：“为爱尔兰独立而不惜入狱！”兰顿中尉拿起三色旗说：“为爱尔兰独立而不惜流血！”杰克说：“为爱尔兰独立而不惜牺牲！”⑥O’Casey, Sean, Three Play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mpany Limited, 1964, p. 185, p. 178, p. 140.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话语皆预示了他们的命运：第三幕里，兰顿中尉受伤，处于崩溃状态；第四幕里，杰克在帝国酒店被英军枪杀，布伦南上尉及其他人都被关进教堂里，直至战争结束。很显然，他们参战报国的动机充满了某种欲望，即虚荣心和被认同的渴望，犹如戈根太太在第一幕里对杰克的评价那般：“他就爱做出风头的事。”⑦O’Casey, Sean, Three Play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mpany Limited, 1964, p. 185, p. 178, p. 140.因此，他们试图为自己国家而战的行为其实凸显了一种虚伪的英雄本性，即对国家的认同实质上受制于人性的弱点，即对晋升和荣誉的渴望。

再次，剧中人物如贝西、弗罗瑟和戈根太太的国家认同同样源于欲望的刺激。第三幕里，贝西出场时头上戴着一顶新帽子，披着披肩，脖子上围着一条狐毛围巾，右臂下夹着三把伞，左腋下夹着一盒饼干。她告诉公寓里的租户，叛乱者闯入并抢劫了当地的商店。随后贝西和戈根太太一起出了门，当她们再次回来时，贝西推着装满衣服和靴子的婴儿车，在靴子和衣服上面放着一张花式桌子，戈根太太左手扶着桌子，右手则扶着头顶的椅子，他们尽可能地趁叛乱时带回更多的东西。即使一再声称自己是爱尔兰人的弗罗瑟，也会洗劫一家酒吧并带回一些酒。这些描述刻画了身处爱尔兰社会底层的小市民形象。这几位剧中人物的行为均表明，与国家独立战争相比，租客们更热衷于抢夺衣服和酒类等生活用品，个人的温饱问题和生活水平要比国家安危重要得多，这也体现了底层阶级的局限性。

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乔·克莱里（Joe Cleary）指出，爱尔兰的饥荒“加速了人口从爱尔兰到英国和美国核心工业中心的大逃亡。”①Cleary, Joe,“Toward a Materialist-Formalist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Irish Literature”, Boundary 2 31.1 (2004), p. 218,p. 219.据估计，1855年至1914年间，有400万人离开了闹饥荒的爱尔兰， 在乔·克莱里看来，这是“惊恐的人们对他们传统生活方式在眼前破碎景象的本能反应”。②Cleary, Joe,“Toward a Materialist-Formalist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Irish Literature”, Boundary 2 31.1 (2004), p. 218,p. 219.如果说离开爱尔兰去英国和美国是那个时代爱尔兰人的本能反应，那么选择留在贫穷的爱尔兰的贝西、弗罗瑟和戈根太太对日常生活用品的兴趣超过了对战争的兴趣，这也是很自然和正常的现象了。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贝西、弗罗瑟和戈根太太而言，在贫穷动荡的战争时期，生存生活比国家认同更为重要。

剧中人物悲惨的家庭生活是国家悲剧命运的缩影和写照，家庭的悲剧标识了社会的悲剧。在戈根太太家里，她的孩子莫勒瑟（Mollser）死了；在诺拉家里，杰克死了，诺拉疯了，即将出生的孩子也夭折了。最终，这场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被英国人镇压，武装起义失败。起义并没有给爱尔兰人的家庭和国家带来任何好处，无论他们诉求国家认同的动机是什么，但最终都失去了国家认同感。

结 语

《犁与星》的剧中人物都在追求理想化的性别认同、社会认同和国家认同。然而，1916年复活节起义期间的动荡环境以及人物的自身欲望，导致了他们身份诉求和认同的失败。爱尔兰诗人叶芝（W. B.Yeats）在其诗作《复活节，1916年》中说道：“要知道他们梦想过，却毁灭了！”③Pethica, James, ed., Yeats’s Poetry, Drama, and Prose, London and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Inc., 1999, p. 74.因此，剧中人物的悲苦，乃至整个社会的苦难，都是时代的悲剧，也是源于人性弱点的悲剧。该剧彰显的身份认同困境既昭示了人类自觉的抗争力量，也标识了人性的弱点与不足，因此具有重要的生存启示和认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