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绍仁

很早就想动笔写写我的哥哥和嫂子了，可是哥嫂人生酸甜苦辣的心路历程和勤劳持家的美德，怎能用一篇文章说得清楚呢？哥嫂对弟妹的爱护，对子女的教育，对家庭的责任，对亲友的关心，即便用再多的笔墨，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我对哥嫂的敬仰与感恩之情，哥嫂在我心中，永远是伟大而神圣的！

我哥，黄绍明，1945年3月12日生于巴马县城文化街，因父亲长期在外工作，从小在家与母亲相依为命。1963年初中毕业后，由于历史原因，担任学习委员的哥哥没能读上高中，18岁就担当养家糊口的重任，也因此磨炼出了哥哥沉默寡言、忍辱负重、坚强不屈的性格。

我嫂，黄美秀，1950年1月4日生于甲篆乡坡月村百么屯，22岁与哥哥结为夫妻，嫂子一生信佛，一心向善。

孟子《跬道》曰：“理亦无所问，知己者阕砻。良驹识主，长兄若父。”意思是说，家中的长子（老大），理应协助父母照顾好弟妹，主持家务;父母不在时，要承担起父母的责任，照顾好弟妹，尽到抚养、教育之责。这一辈子，我哥我嫂始终在践行着这一古训。

我出生在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营养不良，出生后体弱多病，便起个小名叫“日料”（壮话瘦弱的意思）。我6岁丧父，11岁失母，从小由哥嫂养大成人。记得小的时候，生活过得很艰难，常常吃不饱穿不暖。有一次，看到对面家孩子在门口吃面条，我就过去站在旁边流口水。他妈妈看到后就过来夹一口给我吃，并说这汤是用他爸爸钓得的水鱼煮的，不能多吃。在几个月都难吃上一顿肉的年代，这口面条的美味简直融化了我的心，令我终身难忘。直到1997年调来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工作，在一次财务科聚餐会上，我还特意交代一定要做水鱼煮面条这道菜肴，结果大家吃了以后都说不好吃，太腻了。真是时代不同、口味各异了。

1970年秋，接近9岁的我从哥哥那里得到了5毛钱，和几个同伴一起兴高采烈地跑到巴马城厢小学报名读书。

刚上小学的时候，哥哥给5毛钱让我扛一袋玉米到粮所碾粉，每斤交费1分钱，称有15斤重。回到家后，我对哥哥说总共花了2毛5分，剩下的退回给你。哥哥说这袋米怎么会有25斤呢？是不是碾米的人多收你了？旁边的堂哥黄必刚见状，马上对我说，你带我去把钱要回来。我立刻面红耳赤，吱吱唔唔说了实话：我是想去吃一碗米粉。当时一碗2两米粉，素的8分钱，肥肉的1毛2分钱;一根雪条2分钱。哥哥对我说，你想用钱做什么就跟我说实话，不能说假话骗人。事后堂哥从我家搬回他自己家住的时候，还特别交代要管好我这个“鬼怪仔”。然而，尽管当时很饿很馋，我并没有拿这一毛钱去吃粉，而是拿去买了一个文具盒，这个盒子一直用到高中毕业。这件事以后，我再也不敢说假话了。

1973年的一天，生产队秋收后组织社员“打平伙”，就是大家筹钱买一头猪来杀，整头猪连同内脏一起煮熟，白切摆在芭蕉叶上，然后10个人蹲着围坐一桌，按顺序你一块我一块轮流捡肉，把熟猪肉分完后带回家与家人分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AA制杀猪分肉。“打平伙”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过年过节之外能够吃上肉的活动，小孩特别高兴，我也不例外。正当我高高兴兴拿着碗筷蹲在旁边等待分肉的时候，却被告知我家没有交钱参加这次活动。我急忙跑回家，在门口碰到嫂子，没等我开口她就对我说，你怎么不问一声就自己跑去那种地方呢？我顿时感到很委屈，哗的一声大哭起来。哥哥听见哭声立即跑出来，边安慰我边数说嫂子的不对。嫂子也觉得冤枉，两个人就吵了起来。这是我见到的我哥我嫂唯一的一次吵架，而且是为我争吵的。当时我母亲刚去世不久，总感觉自己被抛弃了，越想越伤心，所以也没有理会大人的心境。过了几天，大家都平静下来了，嫂子就把我叫到身边，语重心长地说，你从小就没有父亲，我刚嫁到你们家，你母亲就离开我们了，我知道你很傷心受委屈，但突如其来的打击也让我和你哥都措手不及啊，不是我们不想给你吃，而是我们目前的家境确实很困难，玉米粥都吃不饱，哪里还有钱买肉吃呢！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你不管的，往后有我们吃的就会有你吃的。我边听边流泪，暗自发誓，再也不让哥嫂为我操心。从那以后，我学会了忍受和坚强，看到别人吃东西时不再去观望也不嘴馋了，参加工作以后也很少吃零食，养成了不抽烟、不喝酒、不吃水果不喝茶的习惯。

在我的记忆里，为了养家糊口，哥嫂总是含辛茹苦，不知疲倦地辛勤劳动着，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晚上睡得很晚，白天出集体工，忙碌生产队的事，收工后又忙家里的事。嫂子没有念过书，但她深知并时常告诫我们“勤不富也饱，懒不死也饿”的道理。在那个买什么都要票的年代，弄布票难，弄钱更难，穿衣就成了家里的大问题。嫂子就用工余时间偷偷到山上开荒种棉花，下雨天不能出集体工时就自己动手纺织，然后用蓝靛把粗布染成蓝色或黑色，制作成过年的新衣。制作布鞋也是嫂子的拿手绝活，每年农忙过后，嫂子就把积攒了一年的布头拿出来，洗净晒干，趁一个晴好的天气，熬一碗玉米糊，把这些大大小小的布头裱褙在箥箕上，一层又一层，均匀地裱几层，晒干后就成了纳鞋底的壳子。到了晚上，哥哥还忙着生产队里的事，在昏黄的电灯下，这边是我做作业，那边是嫂子穿针引线地忙碌着。只见她将长针钻进厚实坚硬的鞋底，然后用顶针使劲地顶，再用手使劲地拉针头，一下二下拉不出，便把针尖放到嘴里用牙齿咬着拉，线索被拉得长长的，便绕在扎有毛巾的右手上，再使劲地拉紧;针尖不锐利了，嫂子会不时地在头发上蹭一蹭;有时针尖一滑，扎了手指，听到嫂子“哎哟”一声，只见殷红的鲜血，从指头上冒出来，嫂子放到嘴里吮吸，止住了血，又继续“嗦嗉”纳起来。嫂子纳鞋底“嗦嗉”的声响，伴我做完作业，又伴我入眠;有时一觉醒来，还能听到嫂子“嗦嗉”的声音，这一声声、一针针，嫂子用了她的力，用了她的血，不知花了多少个夜晚，不知刺痛了多少次手指，也不知磨出了多少个手茧，针针线线、密密麻麻，才纳出一双双鞋底，也纳进一颗爱心。嫂子做出来的鞋，鞋面松软而富有弹性，鞋底厚实而柔和，穿上去刚好合脚，不松不紧，最是养脚。

初中的时候，我做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当时家里买了一只小白马，听哥哥与朋友聊天时说是花了150块钱买来的，想养大后用来拉车做工。我每天上学前把它牵到河边放养，下午放学后又到河边吹几声口哨，它便乖乖地跑过来让我骑回家，每次骑着它进出家门，看到邻居羡慕的目光，心里很是得意。养了一年多，和它的感情越来越深厚，总舍不得让它劳动。但是有一天，我的年纪比我大的堂侄黄福科把它拉到山上打柴火，它不听话，就抽打它，我看着很心痛但又不敢说什么。几天后的一个圩日，趁着哥嫂不在家，我就偷偷地把马拉到集市，以150块钱卖掉了。回到家里把钱交给哥哥的时候，他没有责怪我，只是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这马这一年多白养了”。第二天，这只马竟然从50公里外的农村新家跑了回来，当晚买主又追赶上来把它领走了。

哥哥不善言语，对我的过错从来不责备，更没有打骂，总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呵护我、教育我、磨炼我，使我感受到了无法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温暖与爱抚。

1980年高中毕业，我参加高考得228分，以2分之差名落孙山，顿感前途暗淡，心灰意冷，情绪非常低落。这一年，我已经满19岁，哥嫂也有了黄松、黄垚、黄青仨孩子，按常理我应该回家干农活挣工分，与哥嫂分担家里的困难了。但是，想想自己的读书历程，小学5年，初中3年，高中2年，走到今天实属不易。初中的时候有6个班，高中只招2个班，有4个班不能升学，我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才上了高中。没想到高考实在是太难了，考前学校首先要进行预考，淘汰掉一半人，预考过关的才能参加正式高考，而且高校的录取率还达不到10%，只有学霸中的学霸才有机会上大学。这次高考失败，我很不服气，更不甘心就此放弃，不能给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于是，我提出了复读的想法，哥嫂也丝毫没有让我半途而废的意思，总是在鼓励我，只要愿意读，家里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全力支持我继续上学。1980年8月，我有机会参加了一次农业银行的招干考试，但考完以后就杳无音信了，我也没有留意这件事，继续回到巴马高中补习班复读。

1981年高考，我考取296分，为了保险，五个志愿我全部填中专，过后才知道260分就可以上广西民族学院预科班了。8月20日，我突然收到农业银行的招干录用通知书，来不及高兴就第一时间告知哥哥，哥哥双手捧着这纸通知书，激动地连声说道：太好了，太好了。从哥哥如释重负的表情看出，他比我还兴奋。8月25日，我就到巴马县农行上班，随后被安排到凤凰公社营业所从事农村信贷工作。9月8日，家里又收到广西财经学校录取通知书，专业是企业财务。由于当时交通和通信极不方便，为了不耽误时间，第二天哥哥就亲自骑着单车跑了50多公里的泥沙山路把通知书送到我的手上。经过考虑，我决定辞掉农行工作，选择到广西财校读书，因为那个年代只要高考考上学校，取得文凭就等于拿到了铁饭碗，国家包分配工作的。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很傻呆，当时为什么不与农行协商带薪读书，毕业后再回农行工作呢！就这样，哥哥又花掉一整年的储蓄买了一块手表，并亲手制作一个精美的木箱送我上学。在两年的学习时间里，每次假期回家，哥嫂都为我准备最好吃的;每次返校，都是凌晨五点起来杀鸡煮饭给我。有一次，7岁的大侄子黄松突然说，叔叔真好，一回来我们就得吃肉。嫂子却说，叔叔要坐十几个钟头的车才到南宁，要吃饱吃好才行。每每想起这些事，我就忍不住掉眼泪。

1983年7月，我中专毕业，被分配到国营东兰酒厂工作。到单位报到后，我回一趟家，哥哥请人杀一头猪拿到集市上卖，让我去收钱。晚上回到家，嫂子就交代说，这钱你全部留着用吧，拿去买一套新的床上用品和一部单车，我和你哥哥现在养着四个小孩，恐怕往后就不能多照顾到你了，你在单位要好好工作，你有出息了，我们才放心。话虽这么说，但哥嫂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始终对我有操不完的心。

在东兰酒厂工作近四年间，经济效益不是很好，每个月就靠31.5元的工资过着如今称为“月光族”的日子，所以，我一心想逃离这种环境，不想在东兰或巴马这种“老、少、边、山、穷”的地方工作了，就没有考虑成家的事。这下可急坏了哥嫂，哪有24、25岁的人了还不成家的？就到处托人帮我介绍对象，公安的、护士的、老师的、财务的都有，但都没有成功，不是别人嫌我长得丑，就是我觉得和人家对不上眼。直到1987年，经过一次商调到广西交通厅的努力失败，不得不离开东兰酒厂调到东兰自来水厂工作后，我才静下心来，面对现实，去寻找生活中的另一半。

1989年1月，我给家里写信，说我已经登记结婚了。1月12日，嫂子亲自赶到东兰商量办酒席的事。记得那天天气特别冷，巴马到东兰虽然只有80多公里，但班車要走4、5个钟头才能到达，嫂子又坐不了车，一路是吐着酸水，死去活来，靠着意志顶过来的。到东兰进家门的时候，见她浑身发抖，面目苍白，我顾不上多说什么，立刻跑到街上买了火炉、木炭、肉菜回家生火。嫂子全身裹着被单坐在木沙发上，边看边心痛地对我说：

——没想到东兰和巴马温差这么大，早上6点钟出门时还暖洋洋的，到了三石坡就翻风了。

——看你衣柜里，也没有件厚一点的棉衣，我只好拿床单来包住取暖了。

——你都工作这么多年了，今天才买火炉，冬天是怎么熬过来的呢？你这样子我们真是不放心的……

嫂子娓娓道来，全然忘记了自己身体的不适，时时刻刻都在关心着我。吃完午饭，嫂子又不顾劳累，当天就返回巴马了。1月25日，哥嫂在巴马为我举办了结婚典礼，我是瞒着单位请了3天假回家办喜酒的，所以只请巴马的亲戚和街坊邻居，没有请东兰的亲朋好友和同事。婚礼共摆酒席20桌，礼金全部交给我来数，共收1500多元。嫂子说这钱就由你来支配吧，我便从中拿出了500元给妻子。这场婚礼就是哥嫂以父母般的慈爱为我举办的，我永远铭记在心。

1991年3月22日女儿出生后，因为外公外婆要同时带两个一岁多的表哥表姐，实在无法再腾出手来帮我们带孩子了。而此时哥嫂也已养育了5个孩子，最小的五妹只有5岁多，虽然没有办法过来帮忙，但还是从巴马找来了一个亲戚到东兰帮做保姆，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嫂子经常说，你们兄弟俩本是同根生，不管你走到哪里，飞得有多高，祖屋永远是你的家。哥哥是个有远见卓识的人，不仅给五个儿女购置了各自的宅基地，还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单打独斗，从1988年至2018年耗费30年时间，与不诚信的某单位历届领导打官司，夺回了被占的宅基地，并指定给我起房子。

哥嫂给我的，远远超出了父母所能及的，却从来不求回报。我20岁就离开家，一个人在外打拼，无依无靠，不得不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少有时间顾及家里的人和事，也时常想要为家里作些贡献，但总是手长衣袖短，心有余而力不足。2012年7月，我突然想到哥嫂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就联系旅行社安排他们到北京旅游一趟，让他们领略祖国山河的壮美。从北京返回南宁的那天，已是半夜一点多钟，还是廖克顺开车到火车站把哥嫂接到西大旁的家里来住了一个晚上的。第二天一早，我还没能在南宁招待吃一餐饭，哥嫂就匆忙赶回巴马了。

2013年6月24日上午8时，突然接到黄峥电话，说妈妈于今日凌晨4点病逝了。噩耗传来，我顿觉天昏地暗，脑子一片空白，简直不敢相信。没有任何预兆，没有见上最后一面，没能享受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嫂子就这样匆匆地走了。秋茜说，奶奶住院时总是问“叔叔怎么不来看我？”，这句话一直刺痛我的心，悲痛之情难以言表。

哥哥一生勤俭持家，为人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秉公办事，深受大家的拥戴，成就了他40多年的生产队队长生涯。与同龄人相比，哥哥的事业是成功的，家庭是幸福的。在此，我祝愿哥哥健康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