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东

诗出自内在，起于诗意的情绪情感，诗性的思维思想。诗以诗的方式成就语言之诗，成就音乐之诗、戏剧之诗、视觉之诗、建筑之诗……乃至被感受为诗的自然之诗。所谓诗的方式，复合着诗意的情绪情感，诗性的思维思想，目的在于关注、追索、捕获、呈现、创造诗意诗性的技艺。语言之诗——诗的语言作品，以诗的方式作用语言而成就；以诗的方式作用语言并写作和展示于各种文体。

古往今来，文体繁多纷呈，比如古代汉语的写作，举凡谚、谣、颂、赞、箴、铭、诔、祭、诗、辞、赋、骈、律、绝、词、曲、联、记、说、序、跋、纪、传、志、策、论、原、辩、诏、奏、议、表、疏、注、制书、八股、笔札、尺牍、乐府、传奇、变文、话本、小说、杂剧、演义、章回等等，约可分作韵文、骈文和散文三类。一般以为，诗的古代汉语作品，多付予了谣、颂、赞、诗、辞、赋、骈、律、绝、词、曲、联、乐府、杂剧诸文体，它们属韵文、骈文类，区别于散文文体和文类。待诗的现代汉语作品出现，且有了名之为“新诗”的文体，诗的古代汉语作品就大致被称作“旧诗”（一个文体或文类名称）了。一般以为，典型的“旧诗”写作，用的是“格律的文字”。

曾见废名在《谈新诗》里讲，“新诗”写作“要用散文的文字”，与稍早胡适那篇《谈新诗》讲到的“诗体的大解放”，“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意思相近。“新诗”用“散文的文字”，跟“旧诗”用“格律的文字”，也是一番对照。不过，大致来讲，以诗的方式处理任何内容或题材都能成就诗；以诗的方式，作用于“格律的文字”或“散文的文字”，都能成就诗的语言作品。诗的方式不受限于文类和文体，比如，古代汉语之诗除了写作并展示于韵文、骈文文体，也会被写作并展示于散文文体：一方面，有顾炎武提到过的《诗经·周颂》中几首“全篇无韵”的散文之诗可做特例；另一方面，有鲁迅提出的《史记》为“无韵之《离骚》”可做示例，凭鲁迅现代文学的眼光来看，诸多古代汉语的散文，往往正是诗的语言作品。

古代汉语之诗不唯“旧诗”那“格律的文字”，也是一个援例，鼓舞新诗人去重新发明，去再次发现，去持续发展用“散文的文字”写作崭新的汉语之诗。尽管，胡适在他那篇《谈新诗》里有言“国语的韵文——所谓‘新诗’”，但由他积极倡导和尝试的“新诗”却不是韵文文体，而是一种散文文体。因此，现代汉语跟古代汉语的一项大不同，便是现代汉语的写作没有或尚没有生成这种语言的韵文文类和文体，所有的现代汉语文体，包括“新诗”，都是散文文体。于是，现代汉语之诗也就只能以废名指认的“散文的文字”来写作。

用现代汉语写作的诗人，并非不曾构想和实验，把“所谓‘新诗’”设计成“国语的韵文”，去约定种种现代汉语的韵文文体，让现代汉语也有其“格律的文字”并用以写新诗。“新诗”历史上，这样的构想和实验有过许多次，参与其中的人员也非常多，然而都没能成功。在此不去抠技术层面的得失，究其不逞的根本原因。我认为，这与以新文化运动为肇始的白话文——国语——现代汉语，是一种话语的语言大有关系。

现代汉语除了是一套新的交流系统，更是一个新的思维系统。作为一种新的思想性语言的重要层面，继而在作为一种新的工具性语言的次要层面，现代汉语对峙反抗着古代汉语的写作，形成了独立的新语言体系。它是由思想变革生发的语言变革，它呼唤的口号里，诸如反专制，反独裁，反陈规，反束缚，自由，民主，科学，进化，文明，现代，追新，进步，启蒙，改良，革命，叛逆，造反，破除，解放，真率，特立，独创，个性，个人，人本，人道，发展，超越之类的名词和动词，昭布的正是其思想的情感，思想的形态，思想的性质，也导向其语言的表现，因而，是“散文的文字”，也最能彰显于被发明出来的这种语言之诗（被认为是现代汉语真正得以确立的标志）。不难发现，现代汉语诗人关于“新诗”本体及其式样和写作的想象、期许、定位、实践，同样能够用上面罗列过的，提示造成思想和语言变革的新文化运动之关键词的一些名词和动词来提示。所以，很大程度上，运用这种话语的语言之“散文的文字”来写诗，已经是作用于这种语言所必要的诗的方式了——现代汉语恰是内在于现代汉语诗人的一种诗意和诗性；运用现代汉语，恰又是现代汉语诗人为关注、追寻、捕获、呈现、创造此诗意和诗性的一门技艺。

现代汉语并非没有条件建立像样的韵文文体。“新诗”成为一种一味以“散文的文字”行文的文体，也并非现代汉语真的不可能有其“格律的文字”，而是由思想变革生发的语言变革不倾向、不情愿有其“格律的文字”。那些韵文、骈文文体文类，明显处于由思想变革生发的语言变革、反叛、反对的方面。对“新诗”写作来说，运用“散文的文字”，这才成其为“新诗”写作。不去刻意强扭的话——构想和实验“国语的韵文”的“新诗”格律派，真要是顺着现代汉语的性格，是像叶公超在其《论新诗》里讲的那样，“我们新诗的格律一方面要根据我们说话的节奏，一方面要切近我们的情绪的性质”，那么，照此原则设计出来的现代汉语“格律的文字”，很可能只是类同于它所“根据”和“切近”者——无非另一种散文。

“格律的文字”企图令约定型篇章组织，语声格局，硬性强制结构式样；“散文的文字”则企图从心所欲。文类文体的不同，划分出意义结构和音乐结构的不同类型。用“格律的文字”，有可能达成意义结构和音乐结构限定的完美；以“散文的文字”缀成篇章，也有着达成意义结构和音乐结构之完美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新诗”作为一种散文文体，为实现其诗的语言作品的意义结构和音乐结构的种种可能，除了破除性地“不拘格律”，还有一项尤为重大显著的建设性举措——将“散文的文字”分行排列。分行排列，首先从外观上让“新诗”取得了完美的独立。“新诗”的分行借鉴外语诗歌文体，同现代汉语的发生发展深受外来语言和外来思想影响相关联；它之于汉语的写作，则简直是一个重大发明。分行的举措，将“新诗”文体跟别的散文文体区别了开来，乃至跟汉语以往的任何文体都区别开来。于是，这个建设性的举措也有其破除性——将汉语写作从不分行的历史里解放了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分行的“新诗”为汉语写作引进了一种重新看待语言的新视觉，使得以“散文的文字”去写的“新诗”，具意义结构和音乐结构之外的另一种空间的维度，一种重新排列文字的图形结构。文字排列的图形结构根据意义结构和音乐结构的决定性形成，却又对形成“新诗”的意义结构和音乐结构有决定性作用；文字排列的图形结构，亦可剥离出来，自行形成其图形结构的意义结构和音乐结构。这于其他的汉语文体所未有，成为又一种重要的现代汉语之诗的方式。

当文字排列的图形结构成为“新诗”文体成立的要件，那种不分行排列其“散文的文字”的“新诗”，就绝不是不分行的！那成了一种特殊的分行方式，成了文字排列非同一般的图形结构。要是把它们叫做“散文诗”，名实之间会有些出入。因为，无论文字是否分行排列，所有的“新诗”无不是散文诗；所以，我认为，将这种别样的“新诗”称为“连行诗”会比较恰切。连行排列的“新诗”，更凸显“新诗”是一种散文诗，也一样开启“新诗”独具的空间维度，呈现与此种图形结构相勾连的意义结构和音乐结构。“连行诗”，跟其他散文文体的不分行关系不太大，而跟“新诗”文体受意义结构和音乐结构影响的图形结构，以及受图形结构影响的意义结构和音乐结构大有关系。

“新诗”写作往往需要考虑处于相互牵制、塑造、融通、共生关系中的意义结构，音乐结构和图形结构，现代汉语的“散文的文字”，在此总体框架间以这样或那样抵抗固化、因地制宜、随机应变的诗的方式，成了诗性的现代汉语作品。它们出自这种话语的语言的内在性，它们更出自这种话语的语言之诗人的内在性。

如果非要给诗意、诗性、诗的方式之“诗”下个定义的话，我只想说，诗是一种人性。正如我说过，我同意许多人认可的“诗就是生活”这句名言。如果“生活”的定义是为了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行为，尤其为了谋求幸福的各种行为的话，诗正是一种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