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克强

时间可以追溯到1996年12月，我有幸头一次参加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除了见到我从小在银幕上和舞台上见到的许多艺术家之外，印象较深的就是观看了一台《青春的旋律》舞蹈晚会。以前在部队做文化工作，每年去北京参加文化工作会议、或者在《解放军文艺》帮助工作期间，零星看过诸如贾作光、白淑湘、刀美兰的个人演出，而这次舞蹈演出的阵容，在我的记忆里，恐怕是空前绝后的。参演的有杨丽萍、刘敏、黄豆豆等二十多位舞蹈家，所以这次舞蹈晚会我欣赏得特别认真，甚至还用笔在节目单上记下点滴的即兴感受。第二天，趁大会空隙，我就写了一首诗《杨丽萍：＜雀之灵＞》，从北京回来后，我就根据我观看舞蹈晚会的即兴感受，陆续写了《刘敏：＜向天堂的蝴蝶＞》《黄豆豆：＜醉鼓＞》等十几首诗，题为《生命之舞》。

一切都是机缘，就跟不早不晚总会遇到一个人一样，你躲也躲不掉。我与这场舞蹈晚会相遇后，似乎触动了我久贮的某种东西。我从七岁上学开始接触唐诗、十六岁初中毕业那年读到贺敬之的抒情长诗《雷锋之歌》之后，我就开始不知不觉爱上诗了。人的一生可以有很多活法，但你只能选择其中的一种。如果你只要坚持，打开那扇门，不断地走下去，你会看到更多更美更深的风景。也许是一种宿命吧，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与诗相遇了。从此，我就带着生命的微光，带着时而清晰时而糊涂的思绪与我生活的这个世界对话。我相信一个人的写作，肯定与他的生活经历或内心经历，多多少少会有着某种不可言说的隐秘关系，这不仅是对内心的坚守与重构，也直接呈现出其灵魂与生活和世界的某种情怀与格调。

几十年来，由于我一直与诗歌相守，自然也爱上了诗歌的姊妹艺术，诸如音乐、美术、舞蹈等，以至出差、开会、旅游，每到一地，只要那里有美展我必定要抽空看看，有文艺演出我也要想方设法去欣赏。2004年我率领湖北作家代表团访问俄罗斯，在圣彼得堡，正逢芭蕾舞剧《天鹅湖》上演，我们几个诗人硬是想方设法花了一百二十美元买了张票进了剧场。不久我们又去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几个美术博物馆，一脸惊奇地欣赏列宾的《伏尔加河纤夫》和克拉姆斯柯依的《月夜》等等俄罗斯画家的原作。

艺术创造的实质，应该说是审美思维与审美建构的具象化实现，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是人观察世界和评判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而文化，则是在民族传统和时代精神的基础上对思想、道德、智慧与美的全方位的综合、凝聚与延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艺术创造都是文化所绽放的花朵。正是有这样的认识，也由于这次舞蹈晚会的触动，我开始有计划地创作《世界名画》《中国画意》《中国音乐》和《中国诗人》等组诗。也就是说我有意识地在审视音乐、美术、舞蹈和诗歌中，以我的艺术创造或者说审美视角，让其产生美学效应和文化感应。一个人的选择与挚爱是有其归属与体现的，我需要用诗歌的意象、意蕴、语言等等来充填我的内心世界，解读灵魂在诗意的文字里的充盈、炽热与重构。比如我写《陶潜》时，不仅研读了他的诗作，了解和体悟人的生活际遇，还融进自己的情感和生活体验，才有了这样的诗句：“没有官场失意的不快/自然不想点头哈腰的事”。

能遵从内心的表达是幸运的，能完全契合自己心灵领域，体现最真切的感受是快乐的。但在创作过程中困苦和艰辛，也许读者未必能体会到。这部题为《艺术之光》的诗集匆匆写完后，还没来得及修改，刚好有一个出版机会，我就拿出来出版了。诗集印出后，等我打开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书页重新再读时，越读越后悔不该就这么匆匆出版。所以后来只是将我重新读后比较满意的诗作拿出来发表，而不太满意的诗作，有了想法后就再次修改。改，比写难，有的改来改去两三次，仍不满意，我就放着。像杜牧，我七岁坐在牛背上就读这位曾任我们齐安郡（黄州）最高行政长官的“牧童遥指杏花村”；还有苏轼，这位因乌台诗案而贬谪黄州的大诗人，我十岁就读他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因为比较熟悉，反而不知从哪个角度下笔。《杜牧》《苏轼》我都改过三遍，今年才拿出来发表。因为我想，艺术创造要为文化的建构提供滋养，就必须使艺术与文化在互动的感应中，使诗既获得文化底蕴又产生艺术魅力。所以我就这样不慌不忙地改着，改得稍稍满意一点我才拿出来发表。近两年来我发表在《诗刊》《星星》《诗选刊》《上海文学》《诗潮》上的这些诗作，至少修改了一次，有的修改了三次。正是一种无法拒绝的缘分，我才以如此平静的心情，不急不躁地修改着。这部《艺术之光》应该说是我花费时间和精力比较多的一部诗集，所以我想以新貌出现，这就有了这部重版的《艺术之光》。

一半茫然，一半清醒。虽然我已七十有余，但我还依然走在这条寂寞和孤独的路上。我知道，这是一条永远没有终点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