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俊锋

描述总是相对简单，而命名却异常困难；当我们尚未对新诗之“新”达成某种共识，却习惯性地苛求运用散文的文字、文体、文类等丛芜缠绕的概念，叠加另一层语言描述的纠葛。何谓“以诗的方式”，又终将如何看待“散文的文字”；倘若仔细来看，文章题目本身或许要面临无从谈起的尴尬与困厄，但是我们仍可以回到诗歌文本和语言自身来重新考察，尝试另种进入问题的可能路径。

从胡适早期“八不”主张的修改衍变，到克里斯蒂娃谈论的诗歌语言革命；从戈麦自诉论及语言的利斧，再到郑敏对于诗歌语言的诸种不满，“始终没有脱离用该语言作为表达自己意图（思维、概念与感觉）的工具，并没有进入当代的语言观，即“语言并非听命于作者、为作者完成其表达意识的工具”。诗歌语言的独立性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难于获具其成长的温厚土壤，这对我们以怎样的落脚点来“观看”或谈论现代新诗语言有着直接的启示意义。如果说分行排列的“散文的文字”，首先在外观上使新诗获得完美的独立；那么这种所谓形式上的独立，对于诗歌真正获取语言的独立以及精神向度的自我觉识似乎并无裨益。从新诗的语言试验和语言变革来看，想要真正获得一种成熟、正派、大度的汉语性气质和语言独立性，个中曲折已然损耗了几代孜孜探索的汉语诗人，同时为当代诗歌创作提出更多新的问题与挑战。现代汉语诗歌是否决然对峙于古典诗歌，格律的文字与散文的文字是否绝对属于对立态势？新诗写作呈现出很大程度上的散文化态势，是否意味着新诗的出路就在于“散文化”？再者，我们通常所描述的诗歌“散文化”在严格意义上是否明确表达出新诗文体与当代语言之间复杂的对话关系？虽然诗人陈东东提出的连行诗直接回应的是新诗文体问题，但其内在辨认的却是诗歌语言变革和汉语诗性潜能的重要命题。从陈东东近期新作的“诗歌新体诗——连行诗”，或许能给我一些答案和启示。

一棵树高于冬天的心情。它翠绿的光芒升得更高，照亮了隔山退潮的海。它的手梳理时间和音乐。它捕获飞鸟，又从眼眶里把鸟儿放送。

跟景色分离，精神自肉体通过树干，繁荣的冠盖为谁喧响？

风。潮音。深草之中雄獐的跳跃。下午的荫阴里，小说家翻看战地笔记。

回忆从内部上升到梦幻，一棵树吮吸岩石和尸骨。——大地核心里无限旋转的烈火和黑暗凝结成酸果，此时低垂在晴朗的枝头。

被战争打垮的小说家醒来，合拢书本，远眺已混同于黄昏的海。

那破碎的镜子；

那合唱的鱼；

那倒映于西方天幕的喧响。

——陈东东《树》

连行诗《树》以“高于”领起全篇诗意和可能的悬念，以“喧响”形成诗歌首尾在情感和技艺尺度上的彼此应和；三个它字句的连用以及“得”“了”“的”等抒情节奏的纾缓化处理，对比竖体分行排列的诗体形式而言，情感反而更为幽微而绵密。一棵树所以具备照亮、梳理、分离、捕获的能力，以至于具备吮吸岩石和尸骨的森冷与凄冽，“树”的光芒特别是与景色分离以后，作为“树”自身的存在形象变得赫然明朗，作为一个见证者切身观看风雨潮汐和物种生息。树荫下小说家静静阅读手里的战地笔记与“大地核心里无限旋转的烈火和黑暗凝结成酸果”，小说里的战争描写与“被战争打垮的小说家”，内外之间的动静冲突构成一种强烈的精神张力，侧面营造出“树”所具备的特殊的容纳能力：从肉体与精神超拔、作为独立个体的形象而接纳所有世事浮沉与欢乐悲恸，接纳飞鸟和雄獐，接纳隔山退潮的海和地核深处烈火的奔突，最后接纳一棵树自身的存在。连行诗的优势在于，诗歌末尾延用跨行并列的短句，长短句式参差错落，运用独字成句的极简与长句铺陈的绵密相互辉映，兼备散文式抒情节奏的同时又暗合诗歌语言的经济原则，较为巧妙地将一棵树想要展开辨认的事理与况味说出它的全部。

本城唯一的自然景观大概是天光。石方、水泥、玻璃、塑料、上了漆的铁和上了漆的人心；树冠被定期修剪如仪；动物园的老虎学会了算术；河流和爱情因同样的腐蚀变得太黑……——在它们之上，日月轮回，群星不可能展示全体。在这样的城市里住得太久，甚至无法回忆风景。无法回忆，不可能深入，没有一枝火把将影子投射到单调的天空。从我的诗篇里显露出来的，只是被天光照亮的文字幻化。

——陈东东《天光》

《天光》一诗省略号前后分述诗歌的“可能”与“不能”，前者用定期修剪、学会算术、变得太黑等自然轻松的语调，陈述本城所能呈现的社会现象（唯一的自然景观大概是天光）；后者以破折号领起，“在它们之上”意味着透过纷繁社会现象的背后领悟和洞见的“不能”，群星不能展示全体，人们无法回忆、无法进行深入，生存的现场已然到了严峻而窘迫的境地。这首连行诗前后两部分，无疑像展开一场抒情的冒险与精神的游历，然而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全诗所采用的恰恰是一种散文式的韵律节奏和纾缓步调。情感力度的强烈与抒情节奏的缓慢，指向一种剧烈冲突而又自足完整的诗歌结构，而这显然是分行诗体所无法带来的艺术张力和深渺意味。

致力于塑造一个波浪。波浪总是在众多波浪间成为波浪，但是有必要分离出既非前一个波浪又非后一个波浪的独特的波浪，把它提升起来，把它盛在盘中，把它端给照着镜子的那颗头颅。

——陈东东《发型师》

《发型师》全诗仅仅两句，首句点明发型师塑造波浪，次句则将“波浪”的生产与蕴意进一步衍伸。倘若从明义层面来看，发型师应顾客要求塑造一个独特的波浪，本应是服务行业司空见惯的小事；而“致力于”三个字则很大概率上将波浪的命名及其塑造从小事上升为事件，一缕卷发不能形成波浪，“波浪总是在众多波浪间成为波浪”，对波浪“独特性”的强调很大程度上隐喻庸众对自我个性的极端标榜。“把它提升起来，把它盛在盘中，把它端给照着镜子的那颗头颅”，连续的祈使句在复沓使用的过程中极大地彰显出连行诗对韵律节奏的调节作用，将独一无二的“波浪”拎出来盛放眼前，场景富于戏剧化和反讽意味。倘若从暗义层面来看，作为发型师的工作有义务、有必要完全地遵照顾客要求制造波浪发型，“分离出既非前一个波浪又非后一个波浪的独特的波浪”，真正具有辨识度的、充满个性的波浪；但这一分离过程同时也是“波浪”作为发型来说濒临死亡的过程。当独一无二的波浪与照着镜子的那颗头颅对峙于眼前，谁能说这是标榜个性或追逐自我的最终胜利，抑或是一场彻彻底底的溃败呢？仅有两句内容的连行诗却富于故事手法，同时充满思辨意味，切实提升和拓展了新诗语言的自由度和可能性。

五月以白银为质地，盖子用水晶做成。五月的壶中，一朵诗情的火焰被养育，颜色近于浅海的翠绿。五月，有人倾倒字句，阳光新漆了雨后的街，暗房里，一帧情人的留念照显影。五月，在一间茶室的木窗格下，他将读到另一位诗人——“完全不同的一位，他并不住在西区，他有一个安静的家在群山之间，他的声音像澄明的空气里响着的铃。一位快乐的诗人，他对他的窗子与书橱的玻璃门说话，它们的沉思也反映出一种可爱而寂寞的距离，”里尔克在《布里格笔记》里大概会接着说：“这就是我希望成为的诗人。”

——陈东东《五月》

连行诗《五月》以自然清新的笔触，将五月拟写为有着白银质地和水晶盖的壶，养育一朵诗情的火焰。全诗第一句比拟，第二句摹写场景，倾倒、新漆、显影等动词的妙用细腻地呈现出五月的明媚鲜活；最后第三句则化用里尔克《布里格笔记》的段落，以诗人对话的方式显露抒情主体的诗学旨趣。连行诗的散文式笔法能够最大限度地营设一种恰切的情境与氛围，特别适宜于幽微委婉的抒情表达或趣味盎然的对话场景；安家在群山之间、声音像空气里的响铃、诗人与窗子和玻璃门说话……里尔克笔下的诗意审美引起抒情主体“他”的共鸣，同时这样一种可爱而寂寞的距离与纸上的知音邂逅无疑将五月烘托得更为澄澈而美好。

连行诗在诗歌的句式变化、韵律节奏、情境营设、结构架设、思辨意识等层面，呈露出积极而饶有趣味的新鲜变化；但这一变化是否足以借新诗文体创新来推动或拓展现阶段关于新诗理论建构的既有认知与知识结构，显然还需要我们耐心予以守望。从新诗语言试验和语言体系的维度来看，诗人陈东东不仅着意关注新诗散文化、跨节与分行、格律化等语言形式问题，同时指向现代新诗音乐结构、意义结构、图形结构的诗艺探索和思维整合，以期在新诗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建立起相对成熟的诗性语言、自足独立的诗歌结构。“以诗的方式”，在诗人陈东东这里来看更为强调语言的诗性和诗意的澄明，诗的方式不受限于文体和文类；新诗写作从宽泛意义上具有散文的文字特点和句式特征，但仍然有着其固有的、严谨的文体差异。散文诗理论体系的自我建构以及现代新诗合法性的确立，都是一个毋须等待同时理应戒绝浮躁的探索过程。当我们以散文文字、散文文体、散文文类来指称或比照说明新诗语言形式的“独特性”时，显然我们还缺乏足够的勇气和信心来制造或分离出“既非前一个波浪又非后一个波浪的独特的波浪”，但这种特殊性还不足以给予当代诗人足够的眼界和襟抱，像穆旦所言写诗人主体“对这一时代的特殊环境的感受”，需要构建一种个人与时代、个人与历史更为有效的对话关系。由此所见，以连行诗为代表所涉及新诗发展问题的症结或许并不在于“散文的文字”本身，而是透过“散文的文字”发现并获具一种指向诗性抒写与自由思想的言说能力，真正激发汉语自身的语言活力以及一种指涉精神向度的自我觉识。现代新诗抒情方式与语言形式的创新变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陈东东在连行诗方面所作的努力和探索的路向，让我们有理由相信现代新诗在融通与共生的衍进过程中，汉语语言的内在性与诗性潜能将进一步敞开，使当代诗歌真正具备有效书写的能力和思想辨识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