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平 陈剑泉

摘 要 语文思维是有一定的价值取向的，在读写思维过程中，我们必须根据文本的特点和作用，对思维的前提、依据和结论进行各有侧重的价值判断。“善”是语文思维的价值底线，“真”是语文思维的价值中线，“美”是语文思维的价值理想。

关键词 语文思维;价值取向;价值底线;价值中线;价值理想

语文思维是关于语言文字运用的思维，是如何进行听说读写的思维。在听说读写的思维过程中，必然涉及到对思维的前提、依据和思维结论进行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又必然以价值取向为标准。在语文思维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至关重要。

一、语文思维伴随价值取向

在语文思维过程中，要对思维的前提、依据和结论进行一定的价值判断。如果按照一定的价值取向作为判断标准被判定为无用的、罪恶的、丑陋的，那么其推理过程无论多么符合逻辑规则，联想和想象无论多么丰富，其结论也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语文思维也是毫无价值的。

曹禺《雷雨》中的主人公周朴园，发家致富的原始积累是通过残害2230条人命获得的，最后靠这笔资金变成一个资本家。如果对周朴园的“成功”过程进行思考，也可以得出一个发家致富的“秘诀”——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牺牲别人生命的基礎上。尽管这个所谓发家致富的“秘诀”多么“有用”，但其前提“残害2230条人命”，按照善恶的道德标准来评判便是罪恶的、丑陋的，那么这个“秘诀”也就不能成立，必须予以坚决否定、批判。

语文思维必须经过一定的价值审视。这个思维过程建立在要么功利的、要么道德的、要么审美的基础上，对语文思维的结论也必须用一定的功利标准、道德标准、审美标准进行检验。这些标准，必须符合人类基本的价值判断，不能是反人性、反人类的，必须符合“真善美”的大方向。

如果前提和依据不符合一定的价值取向标准，则其结论难以成立;如果结论不符合一定的价值取向标准，则其思维过程也就没有意义。因此，语文思维与一定的价值取向是紧密联系的，我们把这些价值取向，称之为语文思维的价值取向。由于语文思维是关于听说读写的思维，所以语文思维的价值取向即是听说读写思维的价值取向。

在基础教育中，“听”和“读”又以“读”为重点，“说”和“写”又以“写”为主要，“读”和“写”又以“文本”为其载体，“文本”按课程标准的要求又分为实用类文本、论述类文本和文学类文本，各类文本既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其读写思维的价值取向也各有侧重。

二、语文思维的价值底线

底线是指事物的最低限度。道德价值是语文思维的价值底线。也就是说，在语言文字运用过程中，要遵守最基本的道德规范。读者、作者要力求思维的前提、依据和结论对人们的影响符合时代的主流道德价值，引导人们向“善”，至少是中立的，但决不能导向“恶”。

1.善念题中义：论述类文本的道德基石

比如，以2016年全国卷Ⅲ的作文试题材料为依据，如果进行以下推断，则读写思维的价值取向就是错误的。

历经几年试验，小羽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研发一种新式花茶并获得专利，可批量生产不久，大量假冒伪劣产品就充斥市场。小羽意识到，与其眼看着刚兴起的产业这么快就走向衰败，还不如带领大家一起先把市场做规范。于是，她将工艺流程公之于众，还牵头拟定了地方标准，由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发布推行。这些努力逐渐见效，新式花茶产业规模越来越大，小羽则集中精力率领团队不断创新，最终成为众望所归的致富带头人。

就以上材料，有人立意为“成功的诀窍在于制假”。其推断过程如下：不拥有专利、没有背景的屌丝，要想获得成功，就得通过制假搞乱市场，使品牌产品被消费者怀疑，迫使一些公司公开品牌的工艺流程，这样屌丝就不必花重金去开发产品，也能分享到他人的研究成果，进而获得一定的财富，可见制假也是成功的秘诀。

单就推断过程而言，是没有思维问题的。但这样的论述过程中，“制假”本身是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符合时代的道德要求——如果不仅是这样想想，而且还有制假的行为发生，那就不是有违道德规范的问题了，而是违法犯罪的问题了。所以，无论推断过程多么严谨，这种有违道德规范（进而违法犯罪）的推断也是毫无价值可取的，是必须坚决予以否定的。所以，在语文思维过程中，首先要考虑思维所依据的事实、观点和思维得出的结论不是导向“恶”，而是向“善”，至少应该中立。只有在符合一定的道德要求之后，才能进一步进行逻辑思辨。

道德判断往往能体现出“思想的深刻性”来，因为“对善的肯定和发扬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要求”[1]，“思想的深刻性”中的“深刻”体现的是能揭示事物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只有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性的那些行为、思想、情感才是善的，才是值得肯定的。在读写思维过程中，无论逻辑多么严密，无论证据多么翔实，无论语言多么准确，我们都必须对相关的事实、见解、现象进行道德判断。即使是论证周密、严谨的自然科学论文，也应通过道德判断来检验这些前提、依据和结论。比如，航天技术，是科学的产物，而且对人类的生活帮助很大，但如果用这些技术来助力发动非正义战争或者窃取个人隐私，则是非道德的，即使呈现这些内容的文本的思维过程十分严密，也是不足取的。同样，“克隆人”实验是违背人类伦理的，根据实验所写论文无论数据多么翔实、论证过程多么周密，都是必须坚决予以否定的。

人文社会科学论文更要进行道德价值审视。著名“笔杆子”姚文元，写文章很厉害，刀刀见血，招招致命。他因为父亲的关系，很小就认识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胡风。他曾公开赞扬胡风是“鲁迅的战友，是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家”，并以有这样一位著名作家“胡伯伯”而引为自豪。他花了不少时间研究胡风著作，写了一本《论胡风文艺思想》的专著。但专著还没有完稿，批判胡风的运动就开展起来了。姚文元便摇身一变，在1955年初上海文艺会堂召开的批判胡风大会上，作了调门高昂的批判发言，说“胡风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来掩盖和贩卖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艺思想的”，“必须剥去他的外衣，把他彻头彻尾的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本质，拉到光天化日之下来”，如此等等。1955年6月1日，经张春桥推荐，姚文元的一篇题为《胡风反革命两面派是党的死敌》的文章，又发表于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1956年到1957年春，政治形势缓和，提倡“双百”方针，整党初期提倡大鸣大放。姚文元又转头“鸣放”起来，发表了一些面孔完全不同的文章。比如《百家争鸣，健康地开展自由讨论》，大喊“我们需要更多的批判教条主义的文章”。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随后大规模的“反右”斗争在全国展开。姚文元又立即发挥其政治投机的特殊灵感，连续写出《录以备忘》等反右文章50多篇，成了地地道道的文坛打手，成为人所共知的“棍子”。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化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文革”开始后，江青亲自出面为姚文元抹粉，称他是“无产阶级的金棍子”。这样一个政治投机分子，无论文思多么敏捷，文笔多么犀利，都是应该受到道德批判的。

我们且来看看《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一个片段：

吴晗同志毫不含糊地要人们向他塑造的海瑞“学习”。我们到底可以“学习”一些什么呢？

学习“退田”吗？我国农村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建立了伟大的人民公社。在这种情况下，请问：要谁“退田”呢？要人民公社“退田”吗？又请问：退给谁呢？退给地主吗？退给农民吗？难道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决前进的五亿农民会需要去“学习”这种“退田”吗？

学习“平冤狱”吗？我国是一个实现了无产阶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说什么“平冤狱”的话，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从最黑暗的人间地狱冲出来，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枷锁，成了社会的主人，这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平冤狱吗？如果在今天再要去学什么“平冤狱”，那么请问：到底哪个阶级有“冤”，他们的“冤”怎么才能“平”呢？

如果不是学退田、学平冤狱，那么《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单从写作角度来看，这一片段十分精彩。论点集中，层层推进，语言犀利，简直无法抵抗。他抓住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中心意思——向海瑞学习，采用“移花接木”的思维手段，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我国1960年代初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说《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影射吴晗是在“为彭德怀翻案”。之后，进而诬陷吴晗“攻击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等，导致吴晗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最后在狱中自杀，其妻子也被迫害致死，养女吴小彦也被迫害得精神失常，自杀身亡。

就是这样一个很善于写作的人，观察、思考与表达能力都很强的人，但由于其道德品质败坏，为了个人卑鄙目的，不择手段地进行政治投机，整人害人，最终受到人们唾弃。其高超的写作思维，偏离了为人底线，因此是必须予以坚决否定的。

2.善恶分两边：文学类文本的道德审视

小时候阅读文学作品、观看电影与戏剧，常常说“这是一个好人”“那是一个坏人”，这其实就是从人性善恶角度所进行的最淳朴的道德判断，也是不需要专业训练就能得出的判断。

对作品中人物进行道德判断，学做好人，是阅读文学类文本的基本要求。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心中升起学习保尔·柯察金的愿望;阅读《关雎》，女生萌生做一个热爱劳动、情趣高雅、理性爱情的“淑女”的愿望，男生萌生做一个爱得执着、爱得尊重、为了爱改变自己、为了爱提高自己的“君子”的愿望，正是文学教育（“诗教”）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所在。

不过，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既有好人，也有坏人，更多的人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我们在进行道德判断时，要看清哪是主要方面、哪是次要方面。不能因为作品中的英雄人物有了某种缺点而认为是对英雄人物的诋毁，也不能因为作品中的某些罪大恶极的人偶有善举就看作是在歌颂罪恶。我们要学会抓住本质，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鲁迅说得好：“有缺点的战士仍然是战士，而完美的苍蝇仍然是苍蝇。”

需要注意的是，对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善恶判断，还需考虑到作品体裁、故事背景、故事内部逻辑等因素。有人读《愚公移山》，真的读到愚公的“愚”——移山不如搬家。这是由于对寓言体裁的“读误”导致的“误读”——寓言是要通过一个故事给读者讲一个道理，不能把这个故事坐实了——不能把寓言当作说明书来读。

有人读朱自清《背影》，认为朱父攀爬月台违反了交通规则。这其实是没有考虑到100年前人们的生活状况——在那时，人们还基本没有“遵守交通规则”的意识。同时，还要理解散文中人物“行为”的意义——为了给儿子买橘子，不怕费劲攀爬月台（甚至违反交通规则），这更体现了父亲对儿子的关爱，更表现了“我”对父爱的理解——“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有人读《窦娥冤》，从窦娥发愿“亢旱三年”，认为窦娥因为个人冤屈而危害社会，应该受到道德谴责。这既是文本体裁的“读误”，也缺少对文本的深入解读。此时，需要我们从故事内部逻辑来考量。窦娥为什么发愿？“发愿”的迷信行为在文中怎么就实现了呢？作者为什么这样写？这其实是凸显窦娥的冲天怨气和天大冤枉，更加激发读者对窦娥的同情，对昏官的憎恨。而这也正体现了作者强烈的惩恶扬善观念。

3.零度有温度：实用类文本的道德偏向

不仅论述类文本、文学类文本的读写思维需要进行道德价值审视，即使是中性十足的实用类文本读写也需要进行价值审视。比如，新闻常常需要“零度写作”，也就是不带感情倾向，而是实事求是地呈现事实本身。但无论是写作新闻还是阅读新闻都需要进行道德价值审视，要体现正确的价值立场。

1997年7月1日，我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就这一事件，可写的内容很多，新华社记者周树春、杨国强、徐兴堂、胥晓婷没有写交接仪式现场多么庄严，也没有写欢庆回归的人们多么激动，而是选择了英方撤离这样一个十分独特的角度，撰写了新闻稿《别了，不列颠尼亚》（署名为“周婷、杨兴”）—— 6月30日，英国查尔斯王子和离任港督彭定康在举行完告别仪式后搭乘英国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驶离维多利亚港湾。在新聞稿中，作者还把末代港督撤离香港这一事件放在一个历史背景中，更加突出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

这里写作角度的选择，就体现了写作思维的道德价值取向，体现了作者的情感立场。除了角度选择外，作者还通过时间闪回、细节描写、气氛烘托等方式表达了对这一事件的道德价值审视。

单就细节描写而言，作者运用了“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港督府”“古典风格的白色建筑”“广场上灯光渐暗”“‘不列颠尼亚’号很快消失在南海的夜幕中”等描述性的语言使描述对象生动、形象、可感。还交代了如下一些细节，如“末任港督告别了这个曾居住过二十五任港督的庭院”“代表女王统治了香港五年的彭定康登上带有皇家标志的黑色‘劳斯莱斯’，最后一次离开了港督府”“将于1997年底退役的‘不列颠尼亚’号”“在英国军舰‘漆咸’号及悬挂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的香港水警汽艇护卫下”……把事情的因果、始末交代得十分具体、清楚。这样一个旷古未有的仪式，可描述的细节很多。但作者只从“告别”切入，将目光聚焦于“历史的终结与开始”这一主题，所有的细节均服务于这一主题，既体现了良好的语文思维，又体现了崇高的道德价值判断。

需要注意的是，道德倾向不是实用类文本读写思维的主要价值取向。因此，在写作中要尽量排除道德取向的用语，尤其不能使用说教性语言和情感倾向性太强的语言。如果这类文本中道德说教的内容多了，就转向论述类文本了，如时评类文本就不是实用类文本而是论述类文本——尽管所评论的对象是当时发生的社会事件、文化事件、经济事件、教育事件或者军事事件。

三、语文思维的价值中线

在符合基本道德规范的前提下，语文思维还有一条价值中线——应该遵循的一般原则。“真”是语文思维的价值中线。

1.实用类文本：事实层面的“真实”

实用类文本包括新闻、常用应用文等为人们现实生活直接服务的文本，这类文本的基本要求就是务求事实层面的真实。

实用类文本读写思维的基本目的是有利于人们生活实践需要的功利价值，即“有用”。如学习与工作中写作请假条、会议纪要、请示报告，都是着眼于某种实用功能的实现——准予请假、记录会议要点、请示工作或报告情况。比如药品说明书，其基本要求是让用药者明了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当然，进一步还需要让药品审验机构明了药品基本成分。再如新闻写作，定位于将人们生活、工作中所需要的新闻信息以最及时地、最便捷地、读者所乐于接受的方式传递给大众。一方面，新闻写作的目的在于让读者及时了解对自己有用的新闻事实;另一方面，新闻阅读定位于读者从文本中及时准确地获取对自己有用或感兴趣的新闻事实、信息。总之一句话，实用类文本读写思维的价值取向以信息的“有用”为标准。所以，对于实用类文本的读写思维，思维的前提、依据和结论的价值取向应以功利性（是否“有用”）为其判断标准。

但功利性价值的实现往往是以真实性前提为基础的，所以这类文本的读写思维往往要先对相关信息进行真假判断，真实性是功利性的基本前提，功利性是读写这类文本的目的。如果只有真实性而无功利性，则失去了这类文本的读写价值;如果只有功利性而无真实性，则其功利性就会被大打折扣，甚至害人不浅。比如，新闻的读写思维，其思维的前提、依据便是新闻现象、新闻背景。而思维的结果便是将新闻现象、新闻背景等组成一篇有机的新闻稿件。如果新闻现象、新闻背景的真实性难以判定，那么这篇新闻稿件所传递的新闻信息就发挥不了任何积极作用，甚至会混淆视听，引起社会混乱。

这里所谓“真实性”，除了指生活真实外，还指科学真实，不能进行任何虚构和夸张。比如药品说明书，如果宣称能够治疗某种疾病，结果根本没有这样的功效，就会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损害;如果隐瞒某种副作用，甚至可能让人丢命。因此，必须实事求是，有一分功效说一分功效，不可夸大其词;有一分副作用说一分副作用，不可隐瞒不报。

2.论述类文本：逻辑层面的“真实”

论述类文本的核心功能是讲道理，无论是阐释性文本，还是证明性文本都要讲道理。所谓“道理”就是观点与观点之间、观点与材料之间、材料与材料之间具有很强的逻辑性，能建立起“因为……所以……”的推导关系。一般来说，道理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但事实本身不等于道理——只有建立起事实与观点之间逻辑关系的行为，才是讲道理。摆事实、讲道理是论述类文本写作的基本思维手段，阅读论述类文本也要注意作者所摆之事实、所讲之道理。尤其要注意，所摆之事实与所讲之道理之间的联系——事实是否服务于道理，是否有效支撑道理？也就是说，在逻辑层面是否真实——如果能够有效建立因果关系，则为真;如果不能有效建立因果关系，则为假。比如，因为张三曾经偷过别人东西，所以李四对他特别防备。这二者之间就建立起了因果关系。这就符合逻辑的真实，至于是否符合事实层面的真实——张三是否真的偷过别人东西，李四是否真的防备张三，则属于论述的前提审议，而不是论述思维的主体价值判断。

进一步说，论述类文本的阅读与写作，不能局限于事实的真实，还要从思维目的的角度进行价值审议。比如苏洵《六国论》，开篇即说：“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而事实上，六国灭亡，主要的原因并不在贿赂秦国。此时，作为读者的我们，就要思考，难道是作者对这一史实不清楚吗？此时，我们就要站在思维目的的高度来思考了——苏洵写这篇史论文的目的是什么？其实，他在文中说得很清楚：“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他的这篇文章压根不是在讨论六国破灭的原因的，而是在劝谏“为国者”——宋朝统治者，要吸取他所谓的历史教训，不要畏惧那些貌似强大的国家，更不要用贿赂的方式去解决与强国之间的矛盾。否则，“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这样看来，苏洵此文虽然事实层面不真实，但逻辑层面是真实的——因为六国靠贿赂并没有解决与强秦的矛盾，所以宋朝也不能用贿赂方式解决与西夏、辽国的矛盾。言下之意，和平是战争的结果，只有积极备战，才能以战促和。写作思维目的的“有色眼镜”所看到的事实（材料），其实是事实（材料）本身的“变形”。

因此，阅读论述类文本，我们的思维关键不是求证作者所用材料的真实性，而是审视作者自身论述的逻辑性——能够自圆其说的，就符合逻辑层面的真实;不能自圆其说的，就不符合逻辑层面的真实。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所谓侧重讲求逻辑层面的“真实”是指议论性随笔、时评（新闻评论）、政论、史论类文本。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学术论文。学术论文之“论”，既有论述（阐述）之意，也有论说（说明）之意、法庭辩论稿，则既要讲求逻辑辑层面的“真實”，又要讲求事实层面的“真实”（科学真实）：二者并重，不可偏废，否则就是强词夺理，害己害人。

3.文学类文本：艺术层面的“真实”

文学类文本的阅读与写作思维也需要经历真实性的审视。不过，这个“真实”，既不同于事实层面的“生活真实”“科学真实”，也不同于逻辑层面的“道理真实”，而是艺术层面的“艺术真实”。

艺术真实是内蕴的真实。文学类文本不是对生活表象的实录，而是对生活内蕴的揭示和表现，是破除生活偶然性和戏剧性之后的真实。文学创作是既有理智体察又有直觉把握的心理机制和思维活动，是用“历史理性”的眼光，透过生活真实的表层，对社会生活的内蕴做出艺术的揭示和表现，而这正是一切优秀文学作品的共同品格。即使是题目为“一地鸡毛”的小说（刘震云《一地鸡毛》），也不是对日常人琐碎生活的简单实录，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鲁迅语）。小说表面上写一个小职员（小林）极其平庸琐碎且窘困的生存状态，其实是借菜篮子、妻子、孩子、豆腐、保姆、单位中的恩恩怨怨和是是非非，反映大多数中国人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常生活和生存状态，反映改革开放新形势给人们心理和生活的冲击。

艺术真实是主观的真实。科学活动把研究对象当作独立于研究者意识之外的纯客体来把握。尽管这种把握不可避免地要打上研究主体个人的印记，但是它的方向和目标却是致力于认识的客观性，让客体对象的本质及规律在不受主观影响的条件下显露出来。文学创造则不然，它是站在人的生命体验与审美感受以及对社会生活给予人文关怀的立场上，因而对客体世界的认识感悟与表现带有浓厚的主观性。它在把握事物必然性与或然性的基础上，非常自然地把客体世界变成主体的认识与感悟、情感与意志的对象物。文学以这样的主观化的“真实”，在作品中建构起一个意象世界，从而帮助人们加深对自身的认识，体验并激起关注社会人生的积极感情，以实现审美价值。

艺术真实是典型的真实。文学不是对真实的社会生活的照抄照搬，而是从作家自身的认识和感悟出发，对生活真实进行选择、发掘、提炼、充实、集中和概括，通过想象和虚构予以重组、变形和再塑。一句话，文学类文本是作者对社会生活进行“典型化”加工的成果，以假定性情境反映或表现社会生活的内蕴。我们在《西游记》中看到的唐僧，决不再是唐朝取经的那个玄奘——《西游记》既表现了玄奘和尚的不辞劳苦、不畏艰险的苦行僧形象，又表现了天下众僧的慈悲善良、温柔敦厚的职业优点，也表现了一般人身上的昏庸顽固、是非不分的性格缺点。白居易将唐朝一桩史实——太监抢夺青年农民的一大捆木柴，加工成宫使抢夺老头的一车木炭。他把青年换成了老翁，在劳力上一个强一个弱;把卖柴换成了卖炭，在工序上一个简单一个繁杂;把夏天换成了隆冬，在时令上一个暖和一个寒冷。经过这一典型化过程，更能激发读者对卖炭翁形象的同情，更加深刻地揭露、批判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这样看来，“生活真实”是基础，“艺术真实”是升华。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真实比生活真实更真实。

即使是拒绝虚构的散文，也不是简单地直录生活，也会根据写作目的的需要进行材料的选择与剪裁。杨绛《老王》中，老王把“我”当作朋友甚至亲人——送冰价钱减半，送默存进医院不收钱，临死送香油鸡蛋不要钱。按理说，“我”对老王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但作者为了表现“我”的“愧怍”之情，舍弃了“我”对老王的关心、照顾的材料，而把“我”写得有些不近人情——对老王“三无”（无组织、无生活来源、无亲人）的命运倾诉只当作“闲话”，即使老王生病，也是“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甚至老王死了“埋在什么沟里”，“我也不懂，没多问”。散文的艺术真实，就是对特定时候、特定地点、特定情境中作者特殊思想情感表达的真实，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真实。

总之，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净化、深化和美化，它比生活真实更集中，也更能深刻地显示出社会生活的本质。它是艺术家主观思想和客观生活真实辩证统一的结晶。它源于生活真实，又高于生活真实。

四、语文思维的价值理想

“思维”就意味着方向感、秩序感、结构感和吸引力，而这恰是“美”的特征。语言文字运用更需要、更追求表情达意的方向感、秩序感、结构感和对读者的吸引力。换言之，美感是语文思维的天然追求。然而，相较于“善”的价值底线，“真”的价值中线，“美”则不是每一个运用语文的人都能够达到的状态，因此，它是语文思维的价值高线，它是每一个人运用语文的理想。

文学类文本自然要体现对“美”的追求，审美是其特征。人们读文学作品，自然要寻找“美点”——如果不能从一部文学作品中获得美感，而用“枯燥无味”来评价的话，那么基本上可以说是对这部作品最无情的否定。

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审美判断，也是文学类文本读写思维的基本定位。“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最重要的是他的真与善，而艺术中的人物形象最重要的则是他的美。因为文学作品首先是一种美的创造，而读者欣赏一部文学作品首要的目的并不是认识社会或接受教育，而是感受美、体验美和欣赏美，通过欣赏美得到精神上的愉悦或陶冶。所以，一部作品如果没有审美的价值，那就不是好的文学作品。”[2]

其实，实用类文本、论述类文本的读写思维也追求美感。若能在说清事实、讲明道理的基础上能够给读者以美的感受与体会，则会让读者更加愿意再读读，更加全面地把握信息，更加深入地理解意图。

比如，论述类文本如果在句式上运用一定的修辞手段，使结构对称整齐，内容充满情感的力量，那么这类文本也一定是乐于被读者接受的。如《过秦论》，一开篇就是：“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整散结合、长短兼顾，写出秦国崛起的浩大气势，为后文议论张本。后文发表议论时，用较整齐的句式：“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懮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何也？”这里，四个“……，非……也”的排比句，增强了语句的表现力，让读者不得不服理。

即使是学术论文，若能追求一定美感，也能够取得更好的学术效果。笔者所著论文《迷失在学科丛林中的语文课》[3]，全文有四个大要点：

“脱轨：语文教学的迷失”“正道：语文教学的正解”“眩惑：学术视野的歧误”“结语：走出丛林的呼唤”。

这四个要点，每个要点冒号前面都是两个字组成的提示语，分别是“脱轨”“正道”“眩惑”“结语”;冒号后面则都是七个字组成的清一色的偏正短语。这样四个句子，形式整齐地凸显了该文的逻辑结构，无论编者还是读者，都能一目了然地明了文章组织精妙的提纲系统，从而构成文章结构上的外在的对称美与和谐美。笔者还对每个大要点下的小要点都作了同样类似的精心设计。因此，有论者高度评价该文：“《迷失在学科丛林中的语文课》文从结构和要点的组织设计上，都追求一种格律诗般的对称美。”[4]

除了形式结构的对称整齐外，笔者在用语上也力求生动。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他根据朱自清的求学背景把这篇散文当作一个哲学文本进行图解，或者说他是把这个文本当成一个哲学观念的图解。一篇优美的散文，被抽空了情感，被烘成一个哲学观念的干尸。

这段话中“被抽空了情感”“被烘成……干尸”，都使用了十分形象和准确的比喻，生动地揭示了对方的错误，使这种错误的性质较之用纯粹的直接专业学术用语来得更为形象有力，将抽象晦涩的道理形象化、可视化。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教育部规划课题“正道语文：百年语文教育规律的探索与坚守”（FHB170592），四川省普教科研资助金项目“语文思维学建构研究”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王纪人.文艺学与语文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268.

[2]王纪人. 文艺学与语文教育.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271.

[3]李华平.迷失在学科丛林中的语文课[J].语文教学通讯，2014（10）.

[4]潘璋荣.经典论文应是“六性”的完美结合[J].语文教学通讯，2016（5）：22—24.

[作者通聯：李华平，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陈剑泉，四川双流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