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平

（云南大学 西南环境史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091）

20世纪末以来，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剧烈变迁以及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西方学术界的各个领域对记忆研究均抱有极大的热忱。“记忆”也由人的一种生理机能，逐渐被赋予了文化、社会的重要内涵，成为了民族群体乃至于国家、社会文明溯源的重要途径与方法。西方记忆研究的历史，总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20-1930年代的理论奠基时期，1980年代的“记忆潮”时期，以及当代正在进行的“世界性记忆时期”（cosmopolitan memory）[1]。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首先在《记忆的社会框架》当中提出了“集体记忆”这一概念，认为记忆是一种集体性行为，个人记忆的生成与保留都同集体所在的社会环境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在其基础上被不断建构。如此，记忆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此后，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诺拉（Nora）的《记忆之场》，通过对记忆场所的研究，探寻了法兰西残存的历史与民族记忆，以期找回法兰西的民族国家认同。他认为，历史与记忆在日常生活当中应是统一的，但在现代社会当中，记忆却在不断远去，需要依赖博物馆、纪念日、纪念碑等继续保存。“我们如此热衷地谈论记忆，因为记忆所剩无几”[2]。阿斯曼夫妇则在集体记忆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文化记忆”这一概念，从时间、功能、建构、媒介和权力五个维度阐释了“文化记忆”的内涵。“文化记忆概念关注的是记忆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和文化决定的。传统之于文化记忆，就如同交往之于交往记忆，如果说交往记忆通常在三代人之间循环，形成一个共时性的记忆空间，那么文化记忆则指向遥远的过去，形成一个历时性的时间轴”[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