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昭 杨澄宇 龚 婧

一、引言

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逐步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转换与当前中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密切相关。随着在1950—1980年代高出生率时期出生人口逐步退出劳动力市场，工作年龄人口开始逐年递减(Cai和Wang，2010[1])。为了应对“老龄少子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十八大之后，中国政府通过先后实施“单独二孩”“全面二胎”等政策逐步放开了生育。然而，近年来，中国的人口增长水平并不及预期。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数据引自《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1—8号)》，国家统计局，2021年5月。，全国人口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年平均增长率为0.53%，为以往七次普查的最低水平。当前中国新生婴儿数量为近年来最低水平，甚至低于建国初的水平，但此时却与建国初的背景迥异：建国之初，我国人口基数不到目前一半，所以新生婴儿数量保持在较低水平；目前，中国人口已经超过14亿，较高的育儿成本降低了适龄夫妇的生育意愿(郑真真等，2009[2])。所谓育儿成本(Cost of Child-rearing)，是指父母在子女的生育、养育和教育过程中所投入的时间或经济成本。以生育成本为例，有学者通过估算发现，广州、重庆、武汉等大城市的二孩生育成本已超过70万元，即使南昌和潍坊这样的中小城市，二孩生育成本也高达50万元(王志章和刘天元，2017[3])。

一定程度上讲，育儿成本、生育行为和收入水平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生育率之所以下降是因为收入增速放缓难以应付育儿成本上升，同时生育行为也会导致预期收入下降(李子联，20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