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佳峻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350)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因应着社会转型压力，发生着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的转型。在传统单位制框架下，单位制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下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成为个体与公共组织的联结通道(1)张静：《通道变迁：个体与公共组织的关联》，《学海》2015年第1期。。国家通过单位体制实现政治与社会的整合(2)魏娜：《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发展演变与制度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也对个体进行需求回应，即国家借助“身份”这个实践支点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从而造就了总体性社会(3)孙立平等：《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等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然而，这种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往往面临的是具有有序身份序列的静态社会(4)王庆明：《身份产权——厂办集体企业产权变革过程的一种解释》，《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5期。。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国有企业改革、住房制度改革以及人口流动加快等因素，使得单位制的经济基础及其社会管理体制瓦解。社区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空间，社区制逐步成为单位制的一项替代方案，发挥着社会整合的功能。有学者认为，社区制是基层政权重建与基层社会发育的过程(5)李友梅：《社区治理：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社会》2007年第2期。；也有学者立足于社区制发展的三个阶段即社区服务、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6)夏建中：《从社区服务到社区建设、再到社区治理——我国社区发展的三个阶段》，《甘肃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