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想读到一种不一样的扶贫文学。

我是说，当我面对铺天盖地的扶贫报告文学和扶贫小说时，我真的被它们的情节和结局震撼了，感动了——可然后呢？然后我发现我们的作家不是记者就是测绘员，他们“跋涉”在苦难的中心地段，顺带把自己也弄成了中心。从这个中心出发，他们可以从容地打量苦难，并为苦难和随之而来的拯救绘制出必然的历史“趋势”。

但他们终究不是记者，也无须测绘事实。他们要做的远比文字记录更精微更透彻更琐碎也更宽阔。那是有关人和人的家常日用，是历史、记忆和时间漫过生活的印记，是浩然降临的公共意志在个体心灵底部掀起的哪怕是最微小的波澜。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拆除心中的“障”。障，不仅指的是定见，还有位置。屁股不一定就决定脑袋，但屁股坐在哪儿却是脑袋在哪个向度上运转的基本前提。所以作家们需要的也许并不是话语的“中心”位置，而是不起眼的边缘，是能够近距离倾听和窥探意义的“耳房”。只有找准了这个位置，他们才有“亲历”这场宏大事件的可能，才能将脱贫攻坚落实为真正的文学经验。

——往往是这样，你自以为占据的“中心”，很可能是一片聒噪着表象的意义荒原，而那个躲在暗处的“听风者”却洞悉了一切。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龙村扶贫记》其实是没有记录者的，所谓的叙述人“罗南”只是一双静默的眼睛或耳朵，它们专职于看或听，并将看到和听到的小心翼翼地留在原处，留在时间的密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