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霞

(东华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宋徽宗时期，《字说》开始在学堂盛行，经生们解读经典、学作策略都采用《字说》的理论，朝廷开科取士也以《字说》为据。徽宗诏令太学官根据《字说》修定五经，受到时人的推崇。随着王安石的失势，《字说》被禁止，文献中虽然保留了个别当世以及后世文人对王安石《字说》字义解释的诟病之语，但也不乏赞美之词。《字说》虽已散佚大半，但仍可从其辑本、笔记与对其的二度引用中管中窥豹，了解王安石的语言文字观。王水照等主编的《王安石全集》第一册有张钰翰收集整理的《字说》五卷，约计一百五十余条解说，下文笔者将结合历史文献以及语言学知识对王安石《字说》进行研读分析。

1 王安石著述《字说》的初衷

元丰三年(1086)，六十岁的王安石退居钟山，但仍然笔耕不辍，创作语言文字类著作《字说》。他对《字说》的写成非常自信，当年就向朝廷献上《进〈字说〉子》《进〈字说〉表》《〈字说〉序》等奏议，并且书写了两首与《字说》有关的七绝诗。下面文字记叙了王安石著述《字说》的缘由：

《子》：顷蒙圣问俯及，退复黾勉讨论[1]237。

《表》：臣顷御燕闲，亲承训敕，抱疴负忧，久无所成。虽尝有献，大惧浼冒。退复自力，用忘疾惫。咨诹讨论，博尽所疑。冀或涓尘，有助深崇。谨勒成《字说》二十四卷，随表上进。道衰以隐，官失学废，循而发之，实在圣时[1]236。

提举成都府路学事翟栖筠奏中也有论及王安石所处时代的语言使用环境：

王安石参酌古今篆隶而为《字说》，此造道之指南，而穷经之要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