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人们运用伦理分析工具对企业的经营行为进行分析时，必然会注意到这个企业在伦理道德层面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是否符合要求，而不是只根据盈利來判断企业经营成果。这就引出了企业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在这一基础上不得不注意到企业是否真的在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当今中国市场经济已经较为成熟，在新的经济环境下，中国企业又该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更好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这一问题，越来越成为当今政府、企业、经济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公平与效率;社会责任;企业伦理;市场经济

[DOI]10.13939/j.cnki.zgsc.2021.35.091

1 引言

现代企业追逐利润是天性使然，但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当下，单纯以追逐经济利益为唯一指标发展的企业并不一定会收获最大的或是长远的利益。在市场越发透明公开的今天，社会舆论对企业的监督力度相较于以往显得更大更强。企业为了获得更加长远的利益，不得不更加注重自身的企业形象，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用目的论伦理分析工具来说，企业既然选择了利己主义，判断其行为在道德上是否正确即是看它所产生的结果好与坏。企业为了自身的长远利益必然会兼顾他人的利益。但是这种利益的出发点是以自我利益为主，以他人利益为辅，相辅相成，最终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发展[1]。看起来这么做是没有问题的，是一个互惠双赢的局面，但在实际上，企业为了承担起这份社会责任，可能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这些成本的投入，所获得的回报是长期且并不直接表现为金钱的回报，但付出的成本却摆在眼前。这并不符合资本追逐积累的原始欲望，一些短视的企业家往往不会选择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因为侥幸心理使他们认为即使企业对社会的某些不负责任，并不会带来直接的损失，相反，他们可以把节省下来的成本投入生产领域以获得眼前的利益。这就是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的矛盾。

2 公平与效率的矛盾

1972年一辆福特平托牌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因追尾而爆炸，造成司机死亡，乘客眼睛烧伤。事故发生后，原告向福特公司提起了诉讼。他们指出该次事故是由于汽车的设计错误所致。而福特公司是否知道这种设计的缺陷，答案是他们知道，但并没有采取措施。

这个例子很形象地说明了在面对经济效率与经济公平时，企业更倾向于在计算两者得失后，选择更有利的那一方。而可悲的是，往往这种经济公平带给企业的效益不及企业追求经济效益所得到的利益，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企业宁愿损失一定的社会声誉，也要追求经济效率，就连福特这样的老牌汽车公司都不能免俗。这就是资本在成本面前权衡的典型逻辑，不少人把这个例子当作批判美国社会资本嗜血的明证。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负责福特平托案的陪审团最终开出1.25亿美元赔偿的罚单。陪审团的理由是：福特公司并没有违反联邦标准和法律。由于不安装必要的安全装置的决定，福特公司节省了将近1亿美元的成本。而1亿美元的赔偿也并不意味着对福特汽车公司无视消费者生命安全的惩罚，所以陪审团要求在节省的总额中加上2500万美元。当然，该案最终的结果是加州桑塔-阿纳法庭在判决时没有采纳陪审团的决议，最终将赔偿减至350万美元[2]。看似好像福特汽车仍然在享受忽视这种设计缺陷所带来的利益，因为赔偿的350万美元相比于改进短板的成本来说，显得微不足道，但是却不能忽视这件事对福特汽车公司的影响，事实上当年福特汽车的销量就大幅度的缩水，公司也不得不宣布召回有问题汽车进行修改并且保证之后生产出来的汽车绝无相关问题。在几次遭到起诉和刑事指控后（福特最终并没有被判有罪），福特在1978年召回了150万辆Pinto，并对油箱添加了额外的结构以保证Pinto不会起火。很遗憾，这无法弥补Pinto的声誉。在1981年Pinto永远地退出了市场。由此可知，企业盈利不应当只赢得物质上的利，也要赢得伦理道德上的利。福特汽车终究为其忽视经济公平，侵犯消费者生命健康、知情权的行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相关的例子不胜枚举，资本为了追求经济效率以将利益最大化，可以说是不择手段。人们相信人类文明是不断上升不断进步的，必将更加文明民主，但企业的这种行为让人们不得不怀疑对金钱的追求是否会把人类文明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1928年的经济危机已经充分说明，资本对于金钱的追求永无止境，而这种追求导致的后果往往惨痛并且不亚于战争的破坏。这也就很轻易地说明了，为什么企业在面临公平和效率问题时，往往抛弃前者而选择后者。但正确的处理方法不应该是这样的。

当公平与效率发生“公平导致无效率”性质冲突时，正确的解决办法不应当是在“优先考虑公平”还是“优先考虑效率”两者之间进行抉择，因为这种办法的实质要么是放弃另一者，要么是含混其词，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正确的解决办法应当是在两者之间进行协调，协调的方式是调整公平的内容，或者说选择另一种与效率一致的公平，以便达到公平与效率新的一致。当公平与效率发生冲突时，唯有效率与公平一致才是人们所追求的。这就要求企业家们保持开明的利己主义，在实现自己利益的同时，做到不损害他人的利益，这种利益才是长远的且有保障的。

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问题是党和国家历来都特别关心的焦点，关系到国家富强、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追求公平固然是天经地义的，但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平等”也无可非议。所谓“效率优先”，就是要坚持机会均等，在初次分配中贯彻按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如此才能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所谓“兼顾平等”，是指在收入再分配中，政府要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及社会福利政策的调节，使初次分配中形成的收入差距控制在社会成员所能接受或所能容忍的一定限度内[3]。借鉴党和国家对效率和公平长时间的探索和创新，引申到微观层面可以得出，企业不仅要有效做大经营活动中的“蛋糕”，也要通过合理的分配制度分好这个“蛋糕”，使得企业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能分到应得到的蛋糕。这也就是说企业不但要注重提高财务效率，还要注重实现财务公平[4]。

总之，改革开放40多年来，特别是从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七大这20年间，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唯平等论”依次向“平等与效率并重”和“效率优先、兼顾平等”的转变，由此才促进了我国社會生产力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高速的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才有了普遍的大幅度提高，社会才更加和谐。

3 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可以从企业履行职责的层次和所涵盖的内容两个角度进行划分。从企业履责的层次来说，可以分为必尽责任、应尽责任以及愿尽责任;从所涵盖的内容来讲，可以概括为经济责任、社会责任以及环境责任。

很多人说中国企业不重视社会责任，只爱赚钱，其实并不准确。不是中国企业不乐意做这种事情，在不妨碍赚钱的同时还有好名声，谁不爱呢？只是很多时候，我国的市场竞争过于激烈，商业走得过快，这带来的后果是，很多企业求生存都难，更别提社会责任了。如果一个企业无法生存下去，那么什么要求对他们都没有意义，活下来，才能谈及其他。在这个激烈竞争，不努力就活不下去的市场中，大量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态度就是锦上添花。看很多传统企业所谓的社会责任，比起做好事，更像是种作秀，做给所有人看。这不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本意。在互联网时代，真正的企业社会责任应该是根植于业务的，企业发展的同时产生价值。换句话说，应该是业务本身就可以产生社会效益，而非先破坏后捐款。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在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过程中，不仅存在政府失灵，而且，原本被寄予厚望的社会组织同样存在失灵。在这一背景下，“社会企业”这一热词被引入至国内。一般来说，可以把社会企业理解为一种非营利组织的商业化形态。社会企业旨在解决社会问题，增进公众福利。面对社会问题时，社会企业会通过以社会价值为导向的商业活动来解决问题。但是由于“社会企业”引进我国年限较短，现阶段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存在着明显不足，因此中国社会企业在履行职责时难免会遇到大大小小的障碍[5]。深入分析，可以获知以下三种障碍。

第一，我国有关社会企业履行责任的法律法规并不健全。与社会企业发展先进的欧美国家相比，我国明显缺乏一套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具体规定，缺乏完整的法制轨道。把社会企业等同于做慈善的社会公益组织是当前大多数人的认知误区。如果社会企业的责任仅仅被异化为捐赠，那么便大大忽略了社会企业的生产创造能力，这将不利于社会企业持续发展。实际上，慈善捐赠仅仅是社会企业众多责任中的形式之一。如果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不对社会企业所承担的责任做出限定，那么将会导致社会企业承担巨大的压力。当社会企业面临选择效率与公平的窘境时，往往会因为外界社会舆论的压力而难以抉择，也会使得社会企业的生产效率下降，从而造成恶性循环。

社会企业对自身定位不明确。社会企业不仅仅是以服务社会、解决社会问题为动机，还应明确自身发展的三个核心要素：目标设定、运营模式以及利润分享模式。在目标设定方面，社会企业需要明确自身发展目标的难度以及明确度。在运营模式方面，社会企业需要定位自身的发展模式，采用何种方式才能够为企业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与竞争力。在利润分享模式方面，社会企业应兼顾利润分配的公平与效率，关注利润分配的流向。目前，我国对政企职责的划分上仍有部分问题值得商榷。政企的责任不能无限扩大，也不能无限缩小，不能无限转移，也不能无限强加。至今，我国的政企不分仍是社会责任不清楚的重要原因之一。

社会企业的贪婪与逐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此话完美地诠释了人类的贪婪心理。在金钱与物质面前，大多数人都是意志薄弱者。尽管他们知道贪婪心理不好，但是在诱惑面前伦理道德似乎略占下风。中国自古就有“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的说法。投机取巧的行为被一些不法分子所推崇，刺激了部分人的贪婪之人。倘若社会企业存在此等贪婪之人，将会破坏社会和谐的伦理氛围以及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最终将会导致社会企业公信力下降，传播错误的价值观念。

4 当今中国企业

以上便是当前中国企业给人不负社会责任的根源所在，商业、市场走得太快了，而市场的道德跟不上，效率与公平之间永远在排斥而无法真正相融。面对这种情况，只有加强政府的监管，严厉惩罚违法企业，保障人民合法权益。同时，也需要大力扶持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在担负企业社会道德的层面，新一代的互联网企业往往做得更好，首先是技术发展到足够快速实现某些过去难以实现的业务。其次是本身其业务就具有社会责任属性，尤其是O2O行业，几乎在诞生之初就附带了社会责任属性，其中的典型就是外卖行业。新一代科技企业的企业伦理价值，不需要去刻意做一些形象工程，也不需要损害商业利益迎合社会价值，业务模式在赚钱的同时，本身就在履行社会责任。不需要去考虑商业价值还是社会价值，两者并不冲突，这样的企业道德才是可持续和有价值的。在移动互联网年代，更多的企业可以用技术来服务社会，美团以科技平台的形式实现众筹，解决就业、扶贫、公益等社会问题，这与科技发展密不可分。与此同时，新一代互联网企业的企业责任很多是与社会一起成长，把企业的业务与社会发展进行绑定，带来的影响和效果是持续而又深远的事情。

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其实就是企业如何更好地兼顾效率与公平。对国内企业而言，CSR本身确实是比较新的概念，翻译过来就是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其实是比较新的理念。真正的社会责任应当引导企业在赚钱的同时产生社会价值，企业把自己的主要业务与社会发展链接在一起。这需要长期政策引导，也需要大量企业从思想上意识到CSR的意义。幸运的是，有这种意识的企业逐渐增多，从美团的案例来看，CSR在中国并非水土不服，而是正在蓬勃发展。不仅要赚钱，也要社会责任，更要用科技来更高效的履行社会责任。赚钱从来都不可耻，社会责任也从来都不是作秀。

总之，随着社会的发展，企业的责任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仅可以提高企业自身竞争力、规范自身经营行为、接受大众的监督，而且有利于社会整体经济的发展、加快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全社会内和谐的氛围。由此来看，承担社会责任对于大中小企业都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与必然性，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6]。

参考文献：

[1]徐大建.企业伦理学（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杨泽南.“滴血”的滴滴[J].西部论丛，2018（12）.

[3]夏雪花.企业薪酬分配效率与公平相结合理论分析——基于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13（96）.

[4]王宾.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财务效率与公平的影响[J].财会月刊，2020（21）.

[5]王曙光.社会企业如何平衡义利关系[J].人民论坛，2020（5）.

[6]王春和，张延伟.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三个基本问题[J].河北企业，2020（12）.

[作者简介]丰杰，女，汉族，安徽亳州人，就读于安徽大学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