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璐 王雪宁

[摘 要]在工业经济与大数据、互联网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服务型制造是实现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我国服务型制造存在着核心竞争力不强、产业链协同能力不足、外资企业的约束、体制机制环境不完善以及制造业服务化成本高、风险大等问题，亟须通过增强技术、人才和品牌的竞争力，提高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间的协同性，发挥外资企业的激励作用，完善相关制度环境和加强对服务型制造发展的风险控制等方式加以改进。

[关键词]服务型制造;高质量发展;产业融合

[DOI]10.13939/j.cnki.zgsc.2021.35.065

《中国制造2025》提出，服务型制造是我国产业迈向中高端，实现经济发展高质量的必经之路。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当前，我国服务型制造已经进入全面推进阶段，在全生命周期管理、供应量管理、总集成总承包和信息增值四大类型中付诸实践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服务型制造起步晚、层次低，多数企业忽视培育以实际产品为依托的附加服务，致使制造与服务环节脱节，产业转型升级成效不显著。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克服我国服务型制造业发展阶段存在的诸多问题，探索出适于中国国情的服务型制造发展的新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1 服务型制造内涵综述

在我国，虽于21世纪初已形成“服务型制造”理念，但真正提出“服务型制造”是在进入服务型制造的探索准备阶段以后。根据笔者检索到的资料，将对关于我国服务型制造内涵的相关文献开展梳理。

孙林岩（2007）认为服务型制造是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聚合物，其克服了传统制造业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堪忧形象。赵一婷、刘继国（2008）从投入产出角度对制造业服务化概念与内涵进行丰富，提出了产出服务化所代表的是由原来的以有形产品为主的产出转向以服务产品为主的产出。周艳春（2010）结合制造业服务化已有研究成果和发展过程中显示出的实际问题，提出制造业服务化以更好地满足顾客需求为导向，以实现企业的价值和竞争优势为最终目标。周静芳、俞安平（2011）从生产和消费层面对服务型制造定义，认为它是基于物质产品生产的产品经济和基于消费的服务经济的融合。李晓华（2017）旨在分析服务型制造的特点，从制造和服务两者的关系角度出发，阐述服务型制造业所提供的服务要以物质产品为依托。汪应洛、李刚（2017）认为服务型制造是制造和服务深度融合的新型商业模式和生产模式，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引导客户积极参与价值共创，制造企业和上下游合作伙伴通过密切的产业分工，创造面向客户个性化需求的产品服务系统。孙永波（2020）强调服务型制造是在坚持“大制造”理念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系统性重构，反对“去制造化”。黄群慧（2020）高度结合我国的疫情现实，以服务型制造的创新为视角，指出创新服务型制造对我国疫情后的产业恢复、产业链安全建设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综合上述文献的观点，本文认为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与服务融合发展的新型生产模式和商业模式，是异于生产型制造和生产性服务的存在。一方面，与生产型制造相比，服务型制造不再仅限于以有形产品进行价值创造的传统模式，而是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建设有形产品和无形服务融合的复杂网络，通过延长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实现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与生产性服务对比，服务型制造强调制造与服务的“融合”。生产性服务中，随着制造业企业专业化程度变高，“服务”环节会逐步从制造业企业内部分离进而独立发展。但服务型制造过程落脚于“制造”环节的基础上，大力促进制造环节与服务领域的相互拓展、延伸和融合发展。

2 中国服务型制造发展面临的制约因素

2.1 核心竞争力不强

其一，技术不足。我国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应用技术不足，尚未充分利用大数据等无形资产进行价值创造。此外，我国缺乏掌握核心技术的供应商，产业技术创新仍受制于人;其二，专业性人才供不应求。我国关于服务型制造的人才培养计划和人才综合激励系统尚未形成，制造业服务化过程中缺失创新能力强的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其三，我国在打造核心品牌环节处于劣势。截至2020年度统计的世界最佳品牌百强中，华为仍是中国唯一一家入围的公司，足以见得我国品牌核心竞争力不强。

2.2 制造业服务化过程中各产业链间协同能力不足

其一，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产业和企业存在较大差距。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产业发展存在差距，不同企业的发展理念、技术水平、经济实力和服务质量也参差不齐，导致在创新链、产业链和供应链之间难以良性互动;其二，缺少信息化沟通平台。信息共享存在障礙，服务型制造无法在企业、供应商和客户之间形成合作网络，协同效率低下;其三，产业链缺乏以客户为导向的价值流动。当前，我国产业链仍多以产品的流动为主，尚未在各制造业企业之间建立以客户为导向的服务价值流动，丧失了拓展各链条协作、产生更多服务价值的可能。

2.3 外资企业的约束

其一，外资企业先发优势显著，长期占据价值链高端。西方发达国家对制造业服务化的探索要早于我国，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并处于价值链高端，中国企业对其依赖较强，即使承担了“总集成总承包”的服务，但在关键产品和关键技术上仍摆脱不了受制于人的局面。其二，外资企业的垄断地位难以撼动。若外资企业进一步实施本土化战略，继续进行生产技术的创新和新型商业模式的探索，势必会在新的关键领域和服务技术方面再次垄断，加固领先地位，长期置我国本土制造企业于被动。

2.4 体制机制环境有待完善

其一，制度环境有待改善。当前我国服务型制造的产业政策依旧受制于传统制造业，行业标准和评价指标有待明确;其二，政府缺乏对服务型制造企业的管理经验。政府虽对制造业的监管工作业务轻车熟路，但对服务化以后的制造业新模式依旧不熟悉，缺位和过度监管的情况广泛存在，影响着相关企业制造业服务化的效率，增加制造业企业转型成本。

2.5 企业转型升级成本高、风险大

其一，创造服务价值需要的时间成本多。服务是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过程。制造业转型需要较长时间的持续投入和多个环节的共同配合，方可实现服务活动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宽布局，创造更多价值;其二，企业转型升级承担的机会成本高。在实现服务型收入对企业总效益贡献率可观之前，制造企业对服务架构及运作环节难免存疑。因此，在充分发挥服务业务为企业带来的竞争优势之前，制造业企业必须因选择服务型制造而舍弃掉规模化生产型制造所创造的价值;其三，企业转型升级的潜在风险大。制造业企业在服务化过程中需要面对产品、组织、管理、文化等多方面的挑战，我国多数制造业企业对服务化的探索还仅停留在战略层面，尚未涉及上述方面的细致考量，企业转型升级将面临较大的潜在风险。

3 推动中国服务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3.1 不断提升技术、人才与品牌的竞争力

其一，加强科技创新。企业要重视提高自身创新能力与技术水平，积极开拓微笑曲线中的高端活动，提高价值创造能力;其二，重视人才培育。教育体系要通过加强人才专业培训并建立系统性激励机制的渠道，为制造业服务化培育更多的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其三，重视品牌打造。政府与企业携手，为产业转型升级开发更多的本土核心品牌。要严格把控本土企业“产品+服务”质量，高效利用各种信息化平台，加大对我国本土企业的宣传力度，增强我国制造业服务化的竞争力。

3.2 补齐短板，提高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之间的协同能力

其一，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鼓励龙头企业联动与其业务相关的上下游企业，拓展供应关系，进行技术合作和定制化生产服务，解决因发展差距过大而导致的协同效应差异问题;其二，有效利用信息化平台的整合作用。结合互联网与大数据建立信息交互平台，深度发展信息技术，促成产业链、供应链与创新链三者的集成使用，提高各链条间的协同效率;其三，鼓励产业链升级。大力呼吁在产业链中实施总集成总承包、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等服务型方案，不断进行优化升级，进而提高链条协作效益。

3.3 正视挑战，发挥外资企业的激励作用

其一，秉承正确的学习态度。我国本土服务型制造企业面对外资企业强大的竞争优势甚至威胁，需要有“化险为夷，扶颠持危”的态度，积极对外资企业的创新技术进行学习，进而提升我国服务型制造技术和产业转型所需的创新水平;其二，出台保护本土服务型制造企业的外资企业管理政策。我国需要出台适应现阶段制造业服务化的外商投资和外资管理政策，避免外资企业的垄断行为，为本土服务型制造企业营造更有利的创新条件和发展空间。

3.4 完善相关制度环境

其一，出台优惠政策大力扶持。政府应通过税收减免、低息贷款、设立专项发展基金等，大力鼓励制造业企业转变固化观念，勇于打破产业边界和经营范围，积极向服务化转型;其二，明确行业标准。为改善当下不明晰的行业发展现状，我国亟须出台服务型制造业的相关统计标准和评估指标;其三，加强对服务型制造的知识产权保护。积极捍卫我国在服务型制造方面的已有成果，营造公平的创新环境，充分保障研發成果的安全性。

3.5 加强风险控制

其一，保障关键环节的资金投入。服务型制造需按照合理比例有效运用经费，把资金使用重点转移到保障研发、生产、营销等关键环节上来，确保重要步骤的顺利进行，为产业创收提供更多可能;其二，提高企业人才忠诚度。在人员组织管理方面，要加强人才培养和员工培训，设定奖励机制，提高忠诚度，避免因重要人才流失而导致的潜在风险;其三，创造集聚效应，实现规模化服务制造。为制造业服务化打造集聚区，完善所需基础设施，通过集聚效应提高服务型业务的发展速度，拓宽生产和销售渠道，为创造可观价值提供更多可能。

参考文献：

[1]李晓华.服务型制造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J].当代经济管理，2017，39（12）：30-38.

[2]孙永波.服务型制造的发展趋势与对策研究[J].产业创新研究，2020（4）：26-37.

[3]黄群慧.高度重视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J].智慧中国，2020（10）：42-44.

[4]马泽田，植玮熳.服务视角下中国服务型制造发展研究[J].科技经济导刊，2020，28（15）：5-7.

[5]刘斌，刘颖，曹鸿宇.外资进入与中国企业创新：促进还是抑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1，43（3）：14-27.

[基金项目]本文系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经费项目“辽宁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动力机制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WQN202020）;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重点项目“新常态下辽宁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困境及路径研究”（项目编号：L18AJL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翟璐（1983—），女，辽宁沈阳人，沈阳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工业经济与金融财政;王雪宁，女，河南焦作人，就读于沈阳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