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林

董建明让我上车。他开了一辆很旧了的老大众，车的下半部分掉了许多漆，看上去像是从某个废旧停车场开出来的。

我在车门外犹豫了一阵子。我知道他平时开的是一辆黑色的奔驰，他家还有一辆绛红色的宝马，是他妻子在开。但他妻子在街道当副书记，副书记算是班子领导，配有专车，街道还没有车改，所以他有时也会开一下宝马。刚下过一阵雨，车的引擎盖上沾了几片被雨水淋湿了的黄叶。董建明将车窗摇下来，探出半张脸：“还磨蹭什么，这场雨已经耽搁了我们许多时间。”他的脸很圆，眉毛浓而短，笑起来还像个孩子，“我和你说过，我们是去见山大黄。你说你对他有兴趣，变卦了？”他用自己垂在车窗外面的手拍打着车门。他的手也有点短。兴许他将车门当成了婴儿，他的拍打显得富有节奏。

我盯着董建明那只手，然后握了握自己的右手。他那只手曾经与我的右手握过同一把手枪，是在检察院。我离开检察院时，办移交。我将那把手枪亲自交到那只手上。我一直以法警的编制干着秘书的工作，在外人眼中，我就是个小警察，我不愿意。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介武夫，而是一个文人。我和董建明就是这样认识的。当我将手枪交到他手上时，他对那支手枪充满一种不可言状的喜爱，这让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孩子都喜欢舞枪弄棒。而此刻，用手拍打車门的他似乎还是当年的样子。

我想我该上车了。没有什么好犹豫的。我想着家中书房桌上摊着的那一沓稿纸，那是董建明写的一本有关法律方面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