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旭

价格是经济的重要内容。历史上，清朝的经济历经200余年的冲刷与考验，其间王夫之、龚自珍、杨锡绂、洪亮吉等许多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人志士发表了很多关于价格思想、粮价主张的观点和言论，为后人研究当时经济环境和粮食价格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王夫之：宁“伤末”不“伤农”

王夫之，明末清初思想家，字而农，号姜斋，又名夕堂，湖南衡阳人，因晚年隐居于湘西石船山，学者又称他为船山先生。王夫之29岁起义兵抗清入湘，兵败。32岁便隐居石船山瑶洞中，写下《春秋世论》《读通鉴史》《永历实录》等百余书籍，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

王夫之是典型的重农主义者，主张以农为本，以粮为本，吃穿为大，生存为大。“婚丧之用，盐茗之资，亲故乡邻之相为酬酢，多有非谷帛之可孤行，必需金钱以济者。”如农民种出的粮食卖不上价格，则无钱生活，无钱置办农具，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解决不了，更谈不上继续耕种了。因此，他说：“粟贵伤末，粟贱伤农，伤末之与伤农，得失何择焉。”

王夫之的这种思想，也是当时中小地主反对粮食跌价的思想反映。一方面是害怕粮价太低对农民不利，另一方面又反对平抑粮价，主张粮价自由涨落。在王夫之看来，市场价格的客观作用不是封建王朝的权力所能转移的。从“岁凶谷乏而减其价……而以拒商贾于千里之外，居盈之豪民益挟持人之死命，以坐收踊贵之利。罢民既自毙，而官又导之以趋于毙。”等话语中，可知王夫之非常反对人为地压低粮价。

乍看起来，王夫之的粮价思想有自相矛盾之处，他既反对粮食低价，又主张粮价自由涨落，还认为灾年粮食减产粮价走低不足以招徕商贾，这说明王夫之思考的依旧是高粮价既利农又利末。

有些情况下，王夫之赞同根据条件，人为地影响市场价格。“贱则官籴买之，而贵则官粜卖之”，说明他既支持市场的价格自由，又对陈旧的价格体系有所留恋。

龚自珍：一切皆可交换

龚自珍，字璱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晚年居住昆山羽琌山馆，又号羽琌山民。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和改良主义的先驱者。

龚自珍若生于当代，必定是个“闲鱼”的忠实用户。他强调财富的实物状态，认为货币的作用只是便于携带，如果给他一部手机让他逛市场，一定是一副“你扫我还是我扫你”的憨态。龚自珍对物物交换似乎十分着迷，他说：“凡民以有易物，使市官平之。皆以稻、麦、百谷、竹、木、陶、铁……猪、羊、鸡、鱼、蒲苇、盐、酒、笔、褚。使相当，其名田者赋于官，亦用是。百家之城，有银百两；十家之市，有钱十缗，三家五家之堡，终身毋口富泉货可也。”

龚自珍的问题在于一是对货币认识不健全，对商品交换的认识不明确。“使相当”“使市官平之”指的是物物交换，但物物交换只是简单的价值形态，而价值形态无变化不能成为价格形态，物物交换的比例无法“使相当”，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招，马云也没招。二是对商品缺乏等级概念，一切商品都有品质高低，等级高下，无等级，怎交换？龚自珍如此看待比价，说明他对物物交换的本质是没搞清楚的。

杨锡绂：价格独占 皇上点赞

1 7 4 7 年，乾隆向各省督抚征询米价上涨原因。各地反映的原因很多，但片面性较强。湖南巡抚杨锡绂通过对各省奏复的意见综合分析，认为自然灾害及人为抬价只是表面原因，而主要原因则是买食者多。买食之多，由于民贫。民贫的逐渐形成有四个原因，一是人口增长。多个人多张嘴，而土地又开垦得差不多了，谷物生产量上不来，米价自然涨了；二是日子好了。平时节省的农民日子逐渐好了起来，便开始借贷从事其他活动。待土地收获后，大半粮食用来还贷，可自留的口食不够吃，就要去市场购买，买的人多了，粮价自然也涨了；三是田归富户。还不起债的农民便要把地卖给富人，富人囤积土地不卖，使得富人土地上种出的粮食非高价而不卖，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牢牢地把粮价的高低掌握在自己手里；四是仓谷采买。仓谷年年采买粮食，农民手中粮食半数被买走，不够吃又要去买，也引发粮价上涨。

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以上四种原因也不都是坏事：康乾盛世，国泰民安，人口增长是好现象；日子好了同样也不能采取措施让老百姓日子过回去，老百姓不答应，皇上也不能答应；富户手里的土地多确实有问题，但还未到解决的最佳时机；至于谷仓采买，本来也不宜采买太多。鉴于以上形式，杨锡绂认为粮价上涨和人口增长没有直接关系，主要原因还是在市场供需关系方面，他抓住了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大兴水利使粮食生产倍增，从生产方面解决粮价涨价问题。

“夫一物者，一人市之，价不能增也。十人市之，则价一时顿长；十人求售，价不能多也，一人独售，则任其高勒矣。” 杨锡绂的这段话和近代独占价格理念相近，“一人市之”“一人独售”和过去常说的“物以稀为贵”观点迥异，当自由市场价格出现问题，高瞻远瞩的独占价格的提出，获得了乾隆的认可。乾隆二十二年，杨锡绂任漕运总督，兴修水利，接连提出屯田取赎，宜宽年限，粮食掺杂潮润，经手官员一查到底等措施，接连得到乾隆点赞。（上谕曰：“此奏俱可行。”“此奏确有所见。”）乾隆二十五年，提拔杨锡绂为太子少师，二十八年，加太子太保。乾隆三十三年，杨锡绂卒，赐祭葬，谥勤悫（悫què：诚实、厚道）。

洪亮吉：忧民论价 思想超前

洪亮吉作为乾嘉时代的进步学者，其提出的人口增长过速之害，实为近代人口学说之先驱。他从人口的相对过剩观点出发，联系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的情况，阐述了他的价格思想。他说：“四民之中，各有生计，农工自食其力者也；商贾各以其赢以易食者也；士亦挟其长，佣书授徒以易食者也。”（《生计篇》1793年）农工自食其力，即使具有商品性生产，但大多数产品仍然是自给；而士、商贾均需赢利谋生而易食，货币对他们来说至为紧要。人口的增长却使得“士农工贾各减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价以出市”，人民的生计因此困顿。洪亮吉此观点清晰地指出了当时农民和城镇普通百姓因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而导致实际收入下降的问题，这种思想和经济理论水平在当时是极不寻常的。但他只将原因归结为人口增长，却忽视了农业生产问题，这恰恰是杨锡绂所发现和重视的问题。

洪亮吉对工农的定义也是超前于当时那个年代的。史书上所谓“农末俱利、农末俱困、谷贱伤农”等，“农”指的是中小地主，“末”指的是工商业主。洪亮吉则将工农定义为雇佣的工农业劳动者，商贾是活跃在市场中的小商贩，这与现当代对工农、商贾的定义是一致的。

“仓禀实、天下安”。王夫之、龚自珍、杨锡绂、洪亮吉等活跃在当时的文学家、思想家虽身处封建社会，但心怀天下，心系百姓，以恒远的目光观察广袤的大地，他们经深思熟虑得出的理论虽带有一定的时代烙印，难免以偏概全，但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想法和做法，却带着特有的风骨和深度，甚至还有些浪漫和憧憬，用他们的方式方法关心蔬菜粮食，关注民众民生，在历史的长河中，留给我们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