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隽

作为一代大家的斯坦纳（George Steiner，1929-2020），可谓是得享高龄。但回顾他的生命史，却不由震撼于他的知识与思想创造成就，不仅是那些标志性的文学批评名著，就像这部《漫长的星期六：斯坦纳谈话录》（Un long Samedi： George Steiner avec Laure Adler）虽貌似一部小书，但也让我们可以窥见一个大学者的风骨和风范，实在是当得“大家小书”之誉。即便是在谈话之中，一代大家是可以有着怎样的“举重若轻”的潇洒姿态，真有些“谈笑间，知海学山了然胸中”。斯坦纳身份颇为特殊，虽然生于巴黎，但籍贯却是维也纳，而族裔则是犹太人，日后求学牛津、哈佛，如此德、法、英语皆擅长，更是难得的贯通型学人。虽然他更多以文学批评家、翻译理论家之类而名世，但其卓识通达，可谓一代大学者。读他的作品，时时仿佛有灵光迸现，能受到思想的刺激，这种阅读感受并不多见。他的作品中既有深度的个案研究如《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马丁·海德格尔》等，也有宏观性的如《悲剧之死》《何谓比较文学》等，可谓是“入得深海”“进得仙境”。

斯坦纳会非常坦率地说：“我完全缺乏伟大创造者的天真与愚蠢。”在他看来：“伟大创造者那纯真的神秘是非常深奥的，作为局外人我们并不能理解。”（《漫长的星期六：斯坦纳谈话录》，秦三澍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这里非常有趣的是，他实际上概括了“伟大创造者”的三个特征，即天真、愚蠢、神秘;同时做了一个重要的区分：“局外人”与“创造者”。即“伟大创造者”有其自身独特的创造语境和境界，这是不身在其中的人所难以理解的，所谓“井蛙不可语海，夏虫不可语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种如此坦陈自身个性缺失的态度（无论其是否有自谦成分），充分表明了一个大学者的可贵，即谦逊之美德。真正的学者，即便不是费希特所高标的“人类的教养员”，能够“在一切文化方面都应当比其他阶层走在前面”，而且“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甚至高端目标当为“提高整个人类道德风尚”（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载梁志学主编《费希特著作选集》第2卷，商務印书馆1994年），但也至少应当是知学知耻、守义不辱，能够在知海无涯中感到自己的渺小，而不断地省思、不懈地求知、不屈地循道，在推进学术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境界、人品与格局。

斯坦纳当然也意识到时代退步的大浪，他说：“在我们的时代，政治语言已经感染了晦涩和疯癫。再大的谎言都能拐弯抹角地表达，再卑劣的残忍都能在历史主义的冗词中找到借口。”（《逃离言词》，1961）显然，他对自己所生存的时代和政治语境的孽根性是有深刻认知的，所以他会求助于艺术和知识的审美之维，在他眼里：“阿波罗的竖琴是理性和谐的乐器……是彻底人性化的、受神启的乐器。”（《斯坦纳回忆录：审视后的生命》，李根芳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在这里，通过神授的乐器将艺术、理性、和谐恰到好处地调节于一处，很有妙手天成的那种水到渠成感。

斯坦纳（George Steiner，1929-2020）

斯坦纳给自己的定位当然还是一个学者、批评家，但他的判断却是：“创作者和评论者（或者解读者）之间的距离是以光年计算的。”（《漫长的星期六：斯坦纳谈话录》）如此自居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正是一种“知学”与“知辱”的表现，也体现出一个求知者和寻道者的阔大胸怀。实际上也未必就完全是如此，创作者中也有境界较低的，阐释者中也有伟大人物，彼此的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真正高明的阐释者也可能成为创造者。但恰是这种胸襟和气魄，使得他见地不凡、格局自高，所以他才能认识到：“没人能拿走我们牢记于心的东西。它和你在一起，它生长，它变化。你自高中时代背诵的伟大文本与你一道改变，随着你的年龄、所处的环境而改变，你会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它。”（同上）这个关于“伟大文本”的论述是饶有意味的，因为它是作为创造性阐释者的学人斯坦纳的亲历体会之言，是具有自立底色意义的“定海神针”之语，颇有“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的气象和气魄在，所以他会这样说：“伟大的文本可以等待几个世纪。我想起瓦尔特·本雅明在那篇出色的文章中说的：‘不必心急，一首伟大的诗可以忍耐五百年不被阅读和理解。书籍终究会到来，处于危险中的不是书，而是读者。伟大的文学文本包含着再生的可能、不断追问的可能，但它并不会在那儿静静等着成为大学研讨会的材料，或一份被解构的文件。那是本末倒置。”（同上）这里进一步给“伟大文本”赋值，让其具备永生常存的意义。这也是他作为伟大阐释者的价值所在，他告诉后来人一种获致精神不朽的捷径所在，即自铸伟作、留待青史。所谓“后世相逢或有知”，正是对于那些精神史伟大人物和作品的最佳酬报，不是那种汲汲于现世的功利奖赏，更不是被劣质化的帽子头衔。真正的智者从来不会忧虑自己的俗世价值，伟大的文本同样不会畏惧失传，因为“伟大自然会有人懂”，只不过不必期之于朝市之间，正所谓“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春秋繁露·对胶西王》）。

更为撼人心魄的，是斯坦纳的这个判断，他说：“真理不一定在欧洲。它会有很多其他的形式。”（《漫长的星期六：斯坦纳谈话录》）这个判断极有意味，无论是“真理”还是“道”或“梵”，那种至高无上的体现宇宙根本规律的东西是存在的，但一定不是为某一个人、某一群人甚至某个地域文化体所独控的。斯坦纳非常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尤其超越了黑格尔那种“天降大任于我族”的片面的执念与狂妄，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同时他不仅超越自身，也真心地钦佩异族文化的伟大：“我相信印度的奇迹，因为印度具有梦幻般的创造敏感度，有着发明的力量和极致的原创性。”（同上）欧洲的贤哲们不乏对东方，尤其是亚洲的推崇，印度更是他们的精神圣地，康德、赫尔德、歌德、席勒无不对印度饶有兴趣，奥·施莱格尔更是成为德国首位梵文教授，叔本华则借助印度思想成就了自身的哲学体系。比较一下前贤，这种知识与精神追求的承继性和差异性都会有所呈现。但以斯坦纳专业学者的批评家身份，对印度思想原创性的如此描述，确实还是让人印象极为深刻！我看重的，其实更是这种出自其思想家直观的判断，或者说“直感”是绝非不重要的，因为当他在漫谈对话中不经意地脱口而出时，这种观点其实正是他长期沉思之后的精华积淀。

我不能说这部《斯坦纳谈话录》就能媲美《歌德谈话录》，但至少法国媒体人阿德勒（Laure Adler）的工作，是非常有潜力和可能性的。那些零星出版的当代思想界的谈话录，具有“激活思想的马刺”的功用，不能不为之击节，《伯林谈话录》《赛义德谈话录》等都是，但若论及其短小精悍和妙语迭呈，仍以是书后来居上。这种由某个作者专门进行的谈话，是需要精心准备和匠心营构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应特别表彰阿德勒的工作，没有他的努力，我们很难收获这样一部如此精致而高品位的“准经典式的”作品。当然精彩的短篇访谈也是有价值的，不过需要不断打磨，譬如“当代思想家访谈录”丛书也不错，收录了四位法国人福柯、布迪厄、德里达、利奥塔和一位德国人哈贝马斯的访谈，也可作为一种参考。但总体来说，我还是更欣赏这种有备而来、悉心规划，同时又顺其自然、行云流水的访谈方式，虽然最后的文字薄如蝉翼，可思想的力量却无比厚重有力，此书当可为一范式。但也有未被翻译過来的，譬如斯洛特戴克的谈话录（Peter Sloterdijk： Ausgew?hlte ?bertreibungen Gespr?che und Interviews， 1993-2012），也同样富有思想开掘的潜力。

借用斯坦纳的一声叹息：“安静已经变成世界上最昂贵、最奢侈的东西。”（《漫长的星期六：斯坦纳谈话录》）所以，伟大的智者多半会选择归隐的方式，他们在喧嚣浮躁功利的滚滚红尘中隐身而去，希望在“东篱”“南山”之间寻到思想者的位置。其实只有在繁华历尽、沧桑阅毕之后，才会意识到“寂寞”（Einsamkeit）是一种多么重要的品质和原则，德国古典大学观的构建者们是要如何的“理智”与“智慧”，才会将这一貌似古怪的概念列为基本原则？在我看来，这就应是学者共和世界的“元规则”。而斯坦纳，无疑是真的能体会这一可贵原则并身体力行的智者之一！

英国作家拜厄特（Antonia Susan Byatt）认为斯氏乃“一位来得太晚的文艺复兴巨人……一位欧洲玄学家，却有着了解我们时代主流思想的直觉”（转引自彭桂芝、何世杰编著《中外翻译史解读》，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这真是非常高的评价。不仅如此，关键是她捕捉到了斯坦纳的“直觉”意义，即在很多时候，我以为不仅是诗人、艺术家，甚至是批评家、学者、科学家，都需要灵感的，用德国人的概念就是“Daemon”，正是凭借这种“精灵瞬间”的过程，我们可以成为时代精神与时代潮流的“捕风者”。

何其幸又何其不幸，这位欧洲玄学家在新冠之年（2020）辞世而去，这也确实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然而通过这部小册子，斯坦纳给世人展现出的不仅有对话的智慧，更有学人之美德，这是一种既有洞察世事的明慧，也有谦逊居卑的自觉，非大智者不能为，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斯坦纳虽为文人，但可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