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鹏辉

摘 要：伴随着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优化和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大量人口迁移，给农村土地集约利用带来了巨大挑战。该研究将基础理论和计量模型相结合，通过引入STIRPAT模型等，根据重庆市各区域人口增长率及人口回流设置不同情景，深入探究人口流动对宅基地、耕地及整体土地资源的影响。结果表明：重庆市未来10年农村人口将继续向中心城区集中，总人口流量可达到629～636万，对土地集约利用有影响的人口流量约399～486万;未来农村宅基地复垦潜力为12.34～12.80万hm2，可盘活资金3442～3571亿元，实现土地增值1234～1280亿元;预计到2030年，重庆市存在撂荒威胁的耕地面积将达到7.70～9.37万hm2。本地人口、迁移人口、人口密度对土地资源环境的影响较大，且有逐渐增强的趋势;由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工艺升级，对土地资源环境体现负向影响。

关键词：人口迁移;土地集约节约利用;STIRPAT 模型;土地资源环境

中图分类号 F29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7731（2021）22-0138-06

Research on the Intensive Use of Rural Land in Chongq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 and Rural Coordin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ZHANG Penghui

（1Northwest Branch of Shaanxi Land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Group Co.， Ltd.， Yulin 719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spatial layou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reform of the land management system， the migra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has brought huge challenges to the intensive use of rural land. This paper combines basic theories and econometric models for research， and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STIRPAT model， set up different scenarios according to the population growth rate and population return in each regio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movement on homesteads， arable land and overall land resour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ural population in Chongqing will continue to be concentrated in the central city in the next 10 years， and the total population flow can reach 6.29-6.36 million. The population flow that has an impact on the intensive use of land is about 3.99-4.86 million; the future potential of rural homestead reclamation is 12340-12800 hm2， which can revitalize the funds of 34.42-35.71 billion yuan， and realize land appreciation of 12.34-12.80 billion yuan; it is estimated that by 2030， the amount of cultivated land threatened by abandonment in Chongqing will reach 77000-93700 hm2. Local population， migrant population， and population density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nd there is a tendency to gradually increase; due to the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echnological upgrading， it has negative impacts on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Key words： Population migration; Intensive and economical use of land; STIRPAT model;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長期以来，城乡二元体制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水平、社会事业、基础设施等的差距不断加大[1]。城乡二元体制的形成与城乡要素的单项流动存在密切的关系，城市要素资源密度高、经济发展快，农村要素资源密度低、经济发展慢。由此，劳动力、土地、资金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持续从农村流向城市，这种“寻优原则”影响要素向城市加速汇聚，其后果必然是城乡二元结构加剧[2-3]。因此，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根本途径应是要素流动。这里的“要素”不应只是劳动力、土地、资金和技术等生产要素，还包括社会保险要素、权利要素（农村土地的平等产权、城乡户籍平等权）等[4-5]。

从城乡二元结构到城乡统筹发展是实现人类社会活动空间模式的变迁[6]，在这些流动的要素中，人口迁移对土地集约利用和城乡统筹发展的影响最为深远。林李月[7]研究指出流动人口就地、异地城镇化渐成趋势，加大了土地利用速度。首先，随着城乡统筹发展，城市或城镇就业机会多，加快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带动了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农村人口大量迁移的趋势将会进一步加强，可能导致耕地撂荒、农村空心化等一系列土地低效利用问题[8]。其次，人口迁移是土地流转加速的催化剂。农户将土地流出的前置条件是其对耕地的依赖程度减弱，如果农户能够在城市找到比农业生产方式更有利的且稳定的收入方式，那么将更愿意将土地流出。马璇[9]等在南京的调研发现，大部分未迁入城镇生活的居民都表示有迁居城镇的意向，愿意进行土地流转;高凤杰[10]等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迁移加快了土地流转的进程，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所以说，农户作为城乡统筹与土地集约利用的中枢决策者，其行为决策直接影响土地集约利用水平[11-12]。此外，人口迁移导致的土地低效利用潜在问题也迫使各级政府出台新的土地管理政策，以促进土地的集约利用。

初期重庆市由于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镇用地需求也在逐步扩大。对于大多数农村而言，由于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定居城镇，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空心村，宅基地闲置浪费和耕地抛荒现象，城镇土地资源紧张与农村土地粗放利用之间的矛盾越发凸显。为此，本文通过对重庆市不同情景下的人口迁移进行模拟，研究人口迁移对宅基地闲置和耕地撂荒的影响，有助于深化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为促进统筹城乡提供有力支撑。

1 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位于中国西南部、长江上游地区，东经105°11'～110°11'、北纬28°10'～32°13'，包含26个区、12个县。地势起伏大，层状地貌分明，东南部地势高;地貌类型多样，以山地为主。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4.8～18.7℃，年平均降雨量1038～1186mm，降水分配不均，降雨主要集中于夏季。重庆市用地类型主要以林地和耕地为主，林地主要集中分布在渝东北和渝东南，耕地主要分布在渝西和渝东北，主城及渝西建设用地面积比重较大。

1.2 数据来源 各类土地数据来自土地利用现状数据（2018年），人口、社会经济数据来自《重庆市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由实地调研获得。

1.3 理论基础 设农业生产有3种生产要素组成：土地（T）、劳动力（L）和其他生产要素集合体（S）。针对某一特定地块，劳动力仅指承包户本户拥有的劳动力数量，其他生产要素集合体既包括该农户投入的化肥、农药等资本投入，也包括其他农户转包该地块可能投入的劳动力、资本等。劳动力L和其他生产要素集合体S具有一定的替代关系（图1），而土地作为沉没成本无法节约。

M1和M2表示2种最大生产可能性曲线，由于无论是否达到最大生产可能性曲线土地成本都无法节约，因此，离生产可能性曲线越近，耕地集约利用度越高。假设初始状态下，重庆市农业生产要素组合（L1、S1、T）达到最大生产可能性曲线M1。随着城鄉统筹发展，农村劳动力不断外迁，劳动力投入由L1降低为L2。如果其他生产要素依然保持S1，则耕地最大产出降低至M2，这表明耕地被低效利用。低效部分为图中阴影部分，它与劳动力外迁的量正相关。在生产理论中，L和S可以自由替代以达到最大产量。在土地利用中，两者的替代关系受到土地产权、农户意愿和土地政策等诸多限制[13]。虽然某一农户将劳动力转移至城镇，但其依然不放弃耕地的承包权，也不愿意将耕地流转给其他农户耕种，那么其他生产要素集合体（S）就无法对劳动力（L）形成替代关系，进而导致耕地的撂荒或低效利用。

1.4 STIRPAT模型 STIRPAT模型揭示了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关系，是IPAT的修正模型，增加了随机项，克服了笼统变量对模型结果的影响[14]。STIRPAT模型的基本公式为：

[lnIi=a+blnPi+clnAi+dlnTi+lnei] （1）

式中：I表示资源压力，可用建设用地面积，生活垃圾产生量指标表示;P表示人口因素，包含本地人口、迁移人口量;A表示财富，用人均GDP表示;T表示技术，科技支出占GDP比重（%）;i代表不同的观测单元;a是模型系数;b、c、d分别是人口因素、财富和技术等驱动因素的指数，e为随机影响因素。

1.5 人口迁移测算模型 主城区以及都市圈（“一小时”经济圈）人口增长率和城镇化率、市外人口回流将影响今后10年重庆市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取向。如果主城区、都市圈的人口保持高速增长、市外人口回流量大，那么对于其他区县的人口需求将会减弱。相反，如果主城区、都市圈人口自然增长率慢、人口回流量小，政策激励农业人口进城出台的概率将会增加。与此同时，农村耕地撂荒、宅基地闲置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进而对农村土地集约利用形成胁迫。重庆市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人口的城镇化主要有以下7个部分构成：①主城区农业人口向主城区城镇人口转变;②都市圈农业人口向主城区城镇人口转变;③都市圈农业人口向都市圈城镇人口转变;④其他区县的农业人口向主城区城镇人口转变;⑤其他区县的农业人口向都市圈城镇人口转变;⑥其他区县的农村人口向本区主要城镇集聚;⑦省外务工人口回流。人口类别与代码如表1所示。

2030年重庆市主要人口迁移量测算模型如下：

W=W1+W2+W3+W4+W5+W6+W7+W8 （2）

W1=Wcr（2018）×（1+Rcr）9-（Wc（2030）-Wct（2030）） （3）

W2=Wct（2030）-Wct（2018）×（1+Rct）9-W1-W4-W7 （4）

W3=Wur（2018）×（1+Rur）9-（Wu（2030）-Wut（2030）） （5）

W4=Wct（2030）-Wct（2018）×（1+Rct）9-W1-W2-W7 （6）

W5=Wut（2030）-Wut（2018）×（1+Rut）9-W3-W8 （7）

W6=Wot（2030）-Wot（2018）×（1+Rot）9 （8）

本研究设定人口回流是户籍人口由市外向主城区、都市圈的回流，因此，可认为这部分人口迁移不会对农村土地集约利用产生直接影响。对土地集约利用有影响的人口迁移主要包括W1、W2、W3、W3、W4、W5。

1.6 人口迁移对农村土地集约利用影响的测算方法 本研究根据各区域人口增长率及人口回流设置不同情景，以研究人口迁移对农村宅基地和耕地的挑战。

1.6.1 对农村宅基地集约利用影响的测算方法 设定模型2018—2030年间，农村宅基地保持不变。人口流出是其闲置的主要动因。根据张怡[15]对重庆市农民工的调研发现，有26.5%的农民工进城落户愿意放弃宅基地;根据陈霄[16]的调研，在重庆“两翼地区”，49%的农民具有宅基地退出意愿。根据实际情况及已有研究结果，将设置为30%。农村建设用地标准按照2007年颁布的《镇规划标准（GB50188-2007）》规定的最大人均建设用地指标为140m2，高于此标准的部分视为闲置。闲置潜力的测算公式为：

[Q2018=S2018P2018-140×P2018] （9）

[Q2030=140×ΔPn×δ] （10）

式中：Q2018、Q2030分别为2018、2030年农村建设用地闲置潜力;S2018为2018年农村居民点面积;P2018为2018年农村户籍人口;[?Pn]为不同情景下的农村人口迁移量;[δ]为闲置系数。

1.6.2 对耕地集约利用影响的测算方法 耕地撂荒有明荒和暗荒2种类型，本研究主要探讨明荒。根据雷锟[17]对酉阳县、巫山县和武隆区的调研，耕地撂荒的占总数的55.69%;没有耕地撂荒的农户占样本户数的44.31%。根据李赞红[18]的研究，在高度兼业的农户中，有55.85%选择耕地撂荒。根据杨玉竹[19]的研究，兼业的农户中77.08%选择耕地流出。结合实地抽样调查情况，本研究设定未来10年农业人口转移至城市（城镇）后，有70%的农户放弃农业生产，其中约55%选择耕地流转，15%选择耕地撂荒。因此，可设定2018—2030年间重庆市耕地数量保持不变。潜在撂荒耕地的测算公式如下：

[Y2030=C2018P2030×ΔPn×] （11）

式中：Y2030为2030年潜在撂荒耕地;C2018为2018年耕地总面积;P2030为2018年农业人口按5‰的自然增长率繁衍的总人口;[?Pn]为不同情景下的农村人口迁移量;为撂荒系数，为15%。

2 结果与分析

2.1 重庆市人口迁移情景 重庆市全市和都市发达经济圈人口自然增长率可为今后人口自然增长提供参考。2013—2018年的自然增长率如表2所示。据此，可设定人口自然增长率和人口回流的3种情景。

重庆主城区2013—201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依次为4.22‰、4.20‰、5.62‰、7.04‰、-2.49‰、6.09‰，平均水平为4.11‰。都市圈人口自然增长率依次为3.73‰、3.17‰、3.17‰、5.19‰、-0.38‰、1.74‰，平均水平为2.77‰。据此，设定农业人口高中低3种需求情景。情景①代表低农村人口需求：Rct=Rcr=7.04‰（按主城区人口自然增率最高来测算），人口回流量150万（按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情景②代表中农村人口需求：Rct=Rcr=4.11‰（按主城区近6年平均水平测算），人口回流量100万;情景③代表高农村人口需求：Rct=Rcr=-2.48‰（按主城区近6年最低水平测算），人口回流量50万。为简化研究，根据重庆市统计年鉴测算，2013—2018年重庆都市圈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为2.77‰，Rur和Ror均取2.77‰，渝东北和渝东南2个地区人口自然增率分别为3.69‰、5.69‰，所以Rot和[Ror][Ror][Ror][Ror]均取5‰估算。

根据《重庆市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重庆市未来人口迁移发展趋势为：2030年重庆市常住人口将达到3600万人，户籍人口达到3600万人，其中常住人口城镇化超过75%，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超过65%。主城区人口将达到1200万人，都市圈1500万人，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700万人，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200万人。根据以上数据，得到2030年重庆市3种不同情景下的人口迁移量，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重庆市人口城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为主城区、都市圈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流量的44.03%。随着城乡统筹发展的推进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民将会迁移到城市，W1、W2、W4、W5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主城区未来人口数量将会继续提升。由于都市圈为“一小时经济圈”，距离主城区交通十分便捷，部分都市圈农业人口会选择去主城区，所以W3数量有所下降。主城区、都市圈外其他区县内部人口迁移总量约为109万，数量也较大。将人口回流量纳入，预计未来10年，重庆市总人口流量约为629～636万，而对土地集约利用有影响的人口流量约399～486万。

2.2 人口迁移对农村宅基地集约利用影响 通过公式（4）计算2018年重庆市宅基地闲置潜力为10.76万hm2，根据未来10年人口迁移趋势，计算情景①、情景②和情景③的農村宅基地闲置潜力分别为1.68万hm2、1.86hm2和2.04万hm2。按公式计算各区县潜在宅基地闲置（图2），总体来看，如果重庆市农村人均建设用地控制在140m2以内，则未来3种人口迁移情景农村宅基地总复垦潜力12.34～12.80万hm2。空间分布来看，开州区、云阳县、巴南区等宅基地复垦潜力较大，主要分布于重庆市渝东北地区;城口县、忠县及重庆市都市功能核心区复垦潜力较弱，与宅基地数量基数少、城市发展速度与地形有关。

根据《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公布的信息，2018年重庆农村土地交易起始价格为279元/㎡，一般区县地票土地增值接近100元/㎡。经计算，预计未来10年人口迁移可向农村盘活资金3442～3571亿元;除去成本等，可实现土地增值1234～1280亿元。针对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的巨量人口迁移所导致的农村建设用地闲置，重庆市须从资金、技术和管理等多方面加以引导，实现闲置建设用地的复垦，提高农村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

2.3 人口迁移对耕地集约利用影响 根据研究前提和测算公式得到不同情景下的耕地潜在撂荒面积。在情景①状态下将有7.70万hm2耕地存在撂荒威胁，情景②状态下有8.54万hm2耕地存在撂荒威胁，情景③状态下有9.37万hm2耕地存在撂荒威胁，耕地撂荒面积根据流动人口的增加呈上升趋势，可见人口会对耕地集约利用造成压力，人口流动对由人口迁移导致的耕地撂荒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按公式计算得到各区县潜在撂荒耕地（图3），从空间分布上看，渝北区、巴南区、云阳县、开县、潼南区和大足区等耕地撂荒尤其值得关注。城口县、忠县、璧山县等地耕地撂荒压力较小。

2.4 人口迁移对城市土地资源环境的影响 本研究中，选取2008和2018年城市生活垃圾排放量和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作为衡量城市土地资源环境的指标，人口迁移对城市土地资源环境的影响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在人口因素中，本地人口仍是影响城市土地资源环境的主要因素，在2008年和2018年，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本地人口每增加1%，对城市生活垃圾排放量和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影响分别增加0.06%、0.16%，变化较明显。迁移人口规模对城市生活垃圾排放量和建设用地面积同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2008年和2018年，每1%迁移人口对垃圾排放量和建设用地的影响分别增加0.08%、0.12%。由此可知，迁移人口对城市土地资源环境的影响虽不断加强，但从整体来看，迁移人口的影响效应相较于本地人口来说相对较小。究其原因，迁移人口从总体上增加了城市内生活、生产资源的消耗以及城市空间的占用等，但由于迁移人口生活消费水平和对资源的占用能力相较于本地人口仍处于较低水平，产生的总体影响效应也相对较小。

在2008年人口密度对城市生活垃圾排放量和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影响都不显著，到2018年显著性增强，但是显著性水平略有差异，分別为1%、10%。由此可知，当城市内单位面积上人口数量增加时，生活强度的变化产生的生活垃圾数量增多，对城市的土地资源环境产生压力，但对增加建设用地面积等方面的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在研究期内，产业结构对城市生活垃圾排放量和城市建设用地面积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原因在于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使工业结构及用地需求更加合理规范化。

人均GDP和科技支出比重对土地资源环境的影响比较分散，仅在个别年份显著，应该与城市经济建设和科学水平发展不均衡有关，在此不做过多介绍。

3 结论与讨论

经过人口模拟情景分析，未来10年，总人口流量可达629～636万，农业人口继续向都市发达经济圈和区域性中心城市集聚，对土地集约利用有影响的人口流量约399～486万，农村人口的大量迁移对农村土地集约利用构成威胁。经过调研及模型推算，3种人口迁移情境下，预计存在耕地撂荒7.70～9.37万hm2，人口迁移导致农业人口进城工作、落户，由此引发的耕地撂荒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对农村宅基地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随着人口迁移，宅基地闲置面积增加，预计农村宅基地总复垦潜力为12.34～12.8万hm2，可实现土地增值1234～1280亿元。在人口迁移过程中，对土地资源环境也会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本地人口对土地资源环境的影响大于迁移人口，人口密度对土地资源环境的影响逐渐增强，产业结构则体现负向影响。

由此可以看出，在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迁移人口将进一步增多，迁移人口的消费模式、水平等不断向本地人口靠拢，重庆市农村土地集约利用经受巨大考验。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明确迁移人口产生的环境影响、对土地资源的影响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合理引导迁移人口的流向，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充分抓住“先行先试”的机遇和优势，在已有的如地票、土地整治、农村新型聚居点建设、农村专业合作社等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政策上继续探索，推动重庆农村土地集约利用工作的深入开展，对于解决人口迁移下的耕地撂荒和宅基地闲置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夏安桃，许学强，薛德升. 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研究综述[J].人文地理，2003，18（5）：56- 60，33.

[2]原子舰.新时代城乡融合需要处理的四大关系[J].经济研究导刊，2019（3）：137-138.

[3]宁志中，张琦.乡村优先发展背景下城乡要素流动与优化配置[J].地理研究，2020，39（10）：2201-2213.

[4]谢文君.中部地区城乡统筹发展实证研究——从要素流动性角度[D].南昌：南昌大学. 2012.

[5]郭素芳.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框架下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保障机制[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8，20（03）：33-39.

[6]陈明星，郭莎莎，陆大道.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京津冀城市群流动人口特征与格局[J].地理科学进展，2018，37（03）：363-372.

[7]林李月，朱宇，柯文前.城镇化中后期中国人口迁移流动形式的转变及政策应对[J].地理科学进展，2020，39（12）：2054-2067.

[8]蔡昉.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分析——解释流动与差距同时扩大的悖论[J].经济学动态，2005（01）：35-39，112.

[9]马璇，王红扬，冯建喜，等.城乡统筹背景下农村居民基本诉求调查分析——以南京市江宁区为例[J].城市规划，2011（3）：77-83，93.

[10]高凤杰，孙怡平，黄善林，等.土地因素对农村劳动力向不同级别城镇转移影响的研究——基于黑苏鄂川农户调查[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1，42（03）：249-255.

[11]鄢继选，康霞，张梅花，等.河西走廊永昌县农地流转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农学通报，2021，37（05）：143-148.

[12]许连君.行为经济学视角的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分析——以浙江农户为例[J].浙江农业学报，2020，32（02）：367-372.

[13]（英）罗宾逊.不完全竞争经济学[M].王翼龙，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14]刘婷. 人口迁移对城市生态环境影响研究[D].太原：山西大学，2018.

[15]张怡然，邱道持，李艳，等.农民工进城落户与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市开县357份农民工的调查问卷[J].中国软科学，2011（02）：62-68.

[16]陈霄.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基于重庆市“两翼”地区1012户农户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2（03）：26-36，96.

[17]雷锟，阎建忠，何威风.基于农户尺度的山区耕地撂荒影响因素分析[J].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38（07）：149-157.

[18]李赞红，阎建忠，花晓波，等.不同类型农户撂荒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重庆市12个典型村为例[J].地理研究，2014，33（04）：721-734.

[19]杨玉竹，邵景安，钟建兵，等.重庆市巫山县土地流转特征及分布[J].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38（06）：123-130.

（责编：张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