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杰，戴 欣

一、引 言

2016年9月中国首次提出了“数字经济”对创新增长与国际合作的重要作用；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2020年4月数据正式被纳入生产要素范围，数据从资源到生产要素，其重要性的战略高度不断提升。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发展进程报告（2019年）》，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5.8万亿元，数字产业化增加值达7.1万亿元，产业数字化增加值28.8万亿元。规模以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21.4%和29.1%，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9.3%。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数字技术为引擎的数字经济得到蓬勃发展。2017年至2019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3.7%，并在2020年一季度GDP下降6.8%的情况下增长了13.2%，带动GDP增长0.6个百分点①许宪春于2021年3月17日在“人文清华”讲坛上的发言，参考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1805257。，数字技术产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抓手。

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提供了新路径，是我国经济新旧动能转化的客观需求。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深度渗透到实体经济中，直接驱动研发、生产、销售等环节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推动供应链整体网络化能力（WTO，2019）。后疫情时代，以第三产业为主的网络消费模式进一步开拓了数字经济发展新空间，推动技术、资本、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发生深刻变革与优化重组，赋予数字经济和数字平台强大发展动力（贾晖等，2020）。过去30年，数字投资每增长1美元，撬动GDP增加20美元；就每1美元的平均回报率而言，数字技术比非数字技术投资高6.7倍（Huawei&Oxford Economics，2017）。2021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6.3%，其中高技术制造业中，5G投资同比增长47.7%，5G已成为拉动投资增长的“助推器”。数字化水平与信息化基础设施等能够降低企业的成本（王如玉等，2019），如小微企业基于数字化驱动带来的降本增效、增收节支等好处，快速形成新的商业模式；大中型企业通过数字技术带来的无限链接，与更多组织、更多系统，以及更广泛的外部环境构建共生平台，创造新的价值（裘莹和郭周明，2019）。数字技术驱动的数字化革命和数字化转型，将带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变局，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罗贞礼，2020）。

表1 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相关指标数值

随着数字技术蓬勃发展、不断演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正在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对世界经济、政治和科技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进一步研究数字经济产业与其他产业的互动外溢，最大限度地利用数字化机遇服务经济社会，释放区域高质量增长潜力，推动传统经济结构转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以深圳为例，利用2012—2015年深圳市创新创业数据库，探究数字技术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影响，并在空间的视角下进一步考察数字技术产业的关联情况。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在理论上解读了数字技术产业对其他产业影响的相关研究，并以数字技术的硬件与软件为核心，探究数字技术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影响；（2）拓展了莫兰指数（Moran’I）的应用，加入时间效应，观察数字技术产业的时空影响；（3）深入挖掘深圳市创新创业数据库涵盖的七千余家创新企业，提供更为细致的深圳数字技术产业发展与实践。

二、文献综述

数字经济是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硬件终端设备和软件系统的更新迭代产生的数字技术与各生产要素融合而创造社会产品价值的经济活动方式。在不同的时期，数字经济的内涵会随着数字技术及其应用而变化。早期的数字经济概念多局限于通信技术的应用和电子商务为代表的互联网经济（彭刚等，2021），如今，数字技术迭代以指数级速度展开，全球移动通讯技术经历了从2G到5G的发展演变，形成多种技术整体演进、群体性突破（马化腾等，2017），实现了传输速率的不断提升，通讯形式和场景的不断丰富，极大地推动知识经济替代与改造传统的物质生产过程。

所谓数字技术是指囊括各类数字化技术的集合①狭义的数字技术指的是对数字进行编码、运算、加工、存储、传送、传播、还原、应用的技术，而广义的数字技术包括二进制编码数字技术、5G通信、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先进机器人、增材制造（3D打印）、虚拟现实技术等。，其本质是实现对各类信息进行识别、转化、存储、传播、分析和应用等功能（彭刚等，2021）。数字技术具有强渗透性（Lipsey et al.，2005），使用数据逻辑强化生产环节，疏通了从生产到数据，从数据到运营管理，再反馈给生产的过程（吕铁和李载驰，2021），将处理、统计、分析后的数据应用到生产环节的优化中，提高要素的生产效率。作为最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5G依托全新的网络架构，其高速率、低时延、高可靠以及广连接的特性，能有效提高数据速率、减少延迟、节省能源、降低成本、提高系统容量以及实现大规模设备连接，具有“高清”“高流畅”“强交互”的应用价值，将成为产业数字化革命的新引擎，带来移动互联网、产业互联网的繁荣，例如超高清流媒体业务、云VR/AR、车联网/自动驾驶、工业互联网等。此外，数字平台和数字工具具有便捷、易传播的优势，出现了线上线下融合、网络直播等新兴商业模式，为产品衍生、价值增值创造源源不断的动力②《2021年制造业数字趋势报告》显示：40%的制造商正在使用在线视频等调查辅助产品，49%的制造商计划开发此类产品。调查结果还显示：在业绩领先的制造企业中，有三分之一认为未来两年内，它们的销售额将有至少50%来自数字平台。。

数字技术在社会经济各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技术、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这是数字产业化的重要表现③根据国家统计局2021年5月14日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主要包括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数字产业化围绕着数据的收集、存储、传输、管理、计算分析和应用全生命周期展开，通过硬件设备+软件系统影响着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等行业领域。数字技术大幅度促进产业之间的深度耦合，尽可能消除信息不对称，连通前后向产业，不断拓展其产业链条，从而更好地将本来孤立的产业与其他产业相融合（李海舰和张璟龙，2021）。比如传统的产业结构内各类业态和服务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边界，但数字经济能够提高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关联度，推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转型（余东华和李云汉，2021），促进经济跨业态、多元化发展（丁守海和徐政，2021）。同时，行业内与行业间因采用通用技术而形成企业之间相互的知识外溢，也会在产业集群内迅速膨胀，加速企业内部、行业内部以及跨行业上下游供应链之间的知识转移（Suzumura，1992），知识在产业链内部的流动，不仅能大幅提高企业生产力，还能建立更深层次的间接利益链。数字技术从数字经济产业逐渐扩散到联系最为紧密的行业，通过高协同性和正反馈效应（OECD，2014）形成具有强烈互动的产业集群，再通过横向或纵向产业关联，进一步降低其他产业采用新技术范式所需要的成本。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创新，其本身发展壮大成为经济社会的主导产业，其促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提升附加值，并带动了产业间的正向联动发展。

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的网络化与空间溢出的特征，能够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薛成等，2020），促使网络空间和物理空间融为一体，形成不同行政区域之间深度嵌入、彼此依赖的格局，促进区域一体化的发展（魏江等，2021）。如产品的生产制造数字化可描述成，产品先在“云端”开源设计，然后在全球范围组织资源，形成分包、众包的生产格局，最后在通用界面连接下，完成通用模块和个性模块的集成和组装，用跨时空、跨地域的网络化协同方式组织生产，实现了由实体工厂到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融合的制造（Sturgeon，2019）。数字技术的低扩散成本与高扩散速度提升了创新资源的流动性（施炳展和李建桐，2020；罗珉和李亮宇，2015），地理位置较邻近的创新主体具有更多交流合作机会，通过共享开放数据提升数据要素的利用率，进而增强区域创新绩效的空间溢出效应。但数字技术在迭代过程中产生的隐性知识又限制了数字技术扩散的地理空间范围（Audretsch&Feldman，1996），进一步强化了创新的空间集聚性。数字技术以高效的信息传递压缩了时空距离（殷群和田玉秀，2021），增强了区域间经济活动关联的广度和深度（赵涛等，2020），成为双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增长动力（周广肃和樊纲，2018），为建设创新驱动型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能。

综上所述，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与发展，带动数字经济的不断演化与动态创新（Zittrain，2006），各行各业因数字技术应用的动态变化不断提高生产率与附加值（许恒等，2020）。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强渗透性、高度网络化与通用可复制的特征，极大改善了信息、知识交流的手段和效率（王如玉等，2018），在产业内与产业间的蔓延与扩散，打通了产业之间的隔膜，不断模糊产业边界（Pee，2016），提升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信息流通效率（吕铁和李载驰，2021），增强了产业关联度，形成产业的自外溢及对其他产业的溢出，不仅催生了一大批新技术产业，也让传统产业重生出新业态与新模式。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会整合和缩短供应链，因此可以导致产业集群的发展。数字技术将更多的信息以数字化的形式浓缩到集成元件中，通过互联网广泛传播和共享，降低了空间距离的摩擦力，提高了空间组织的效能与各种集群的竞争力。当前城市中心最突出的是以数字经济为基础的服务业经济，是通信枢纽中心，具有“共享性”“高链接性”“开放性”“创新性”等特征，而土地需求强度较高的制造业和仓储等行业则扩散和聚集在核心区的周围，各区域发挥各自的优势，加强各自独特产业链的配套能力与对外协作能力，形成协同多样化的空间结构。

三、深圳崛起与数字经济产业发展

过去十年，深圳数字经济产业以平均每年13%的速度快速增长，其中硬件设备制造的增加值翻了三番，软件技术服务的增加值增长更是高达七倍，以这两个产业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对深圳整体经济的贡献接近三成①数据来源于深圳市统计局和《深圳统计年鉴2020》。，成为拉动深圳经济增长的引擎。深圳培育出一大批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科技创新企业，2020年深圳数字经济产业PCT国际专利公开量1975件，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为1.2万件（欧美日韩四国专利公开总量为1.8万件），均位列全国第一，成为领跑全国进入数字经济时代的城市典范②数据来源于《深圳市2020年度知识产权数据统计分析报告》。。因此，本节将以深圳为例，分别从数字产业发展历程、数字产业关联与空间集聚等特征进行深入分析。

首先，深圳手机产业链迭代升级是深圳数字经济产业代表。深圳以“三来一补”组装生产进口零部件进入全球价值链；90年代初从组装转向模仿制造，进入21世纪深圳已经形成初具规模、产品门类齐全、技术较内地先进并以生产视听产品为主的现代电子工业体系。随着手机的出现和移动通信的发展，华强北电子市场成为生产配套基地，在手机方案设计厂商的助推下，造就了特殊的山寨手机模块化生产方式。企业采购基础零组件就可推出成品，市场需求推动了数字硬件制造的更新迭代。2011年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后，华为、中兴通讯等为代表的十家企业形成自主创新能力，带动了深圳国际专利申请量的快速增长。从3G跟随、4G并跑、5G引领的不断迭代，更加紧密的串联各产业的联系，实现转型升级。深圳在信息与通讯产业的不同领域突破技术瓶颈形成核心竞争力，在不同细分市场占据有利地位，以鸿蒙系统、海思芯片为代表的数字软技术服务与大规模的数字设备制造相互推动，目前十大核心企业占国际专利申请量约50%，产业链上的专业化中小型企业的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占了另外50%。

其次，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塑造深圳完备的产业生态。深圳数字技术在过去四十年经历了自身内在的规模扩张和技术升级的能力，将无数家细分企业串联起来，形成庞大的数字经济产业分工网络，从数字硬件到软件一应俱全①计算机通讯设备与网络设备为主体的制造业，我们称为硬的数字产业；信息、数字传输、数据分析与系统软件为主体的服务业，我们称为软的数字产业。，小到基础元器件，中到电池显示屏等配件，上到华为、大疆等行业龙头，汇聚了大量人才，孕育了大批软件企业。2008—2012年四年间，深圳积累了大量的数字技术相关专利，包括移动通讯定位、数据处理、支付系统、图像系统等②资料来源于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如图1所示，2012—2015深圳数字经济产业增加值占比接近50%、研发支出占比和研发人员数量占比约为60%，几乎是其他产业的1.5倍③数据来源于深圳市创新创业数据库，下文中若未注明均来自于该数据库。。如今，深圳是世界智能手机产业中心，是通信设备产业中心，是旋翼垂直起降无人机产业中心。

图1 数字技术企业的特征统计图

第三，深圳数字经济领域汇聚大量数字技术企业与创新人才，形成了密集的创新产出，成为深圳创新发展最大优势。近十年间，深圳成长出一批又一批的数字技术企业，高素质人才队伍规模不断扩大。较为明显的证据在于，2020年深圳市在PCT专利申请量前10名的企业中，以华为为榜首均为数字技术企业（表2），深圳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数由1.75万人上升为2.88万人④深圳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创新人才的大量汇聚，与高密度的数字企业形成创新驱动循环，带动产业不断增长，催生出更多的创新产出。2020年深圳5G通信技术的PCT国际专利公开量2243件，位居世界第一，是第二名硅谷的1倍。数字技术领域大量专利、知识、工艺、人才和企业等的持续积累，成为深化专业化分工协同的知识中心，也是促进各行各业围绕数字技术重构、实现数字化创新转型的支撑。

表2 深圳2020年PCT专利申请量前20名企业

图2 数字产业与其它产业人才与营收对比—以南山区为例

第四，深圳数字技术链接各产业形成密切的创新网络。我们采用专利申请量来识别深圳市各产业之间的创新关联，结果如图3所示。深圳市大体上形成了以数字软技术与服务+数字硬制造为核心，串联贯通主要产业的创新网络。其中，P定义产业网络关联密切程度，涵盖了15个行业部门，强关联的行业8个，弱关联的行业7个。实证结果表明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制造业与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在1%水平下存在显著的创新关联。我们进一步随机从两个产业中各抽取一百家企业，以专利申请作为企业创新活动的代理变量，结果表明数字软技术与服务+数字硬制造有10%的企业存在着高密度的创新关联。由此，我们可以将深圳产业技术网络的主要特征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数字产业处在产业网络的核心位置，构成了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中枢。二是数字产业内部存在着硬技术与软技术之间极密切的相互依赖式的创新支撑，这是数字产业从规模到水平能够持续快速提升的关键。三是数字产业与专业技术服务业联系密切，意味着专业技术服务业成为数字经济两大领域间的沟通连接者，存在着大量中小型技术服务企业为软硬件生产企业提供补齐产业链的专业服务。四是数字经济产业与相关制造业互动密切，构成了相互创新依赖。如，化学原料制造业与数字经济硬件制造业之间联系密度很高。五是制造业企业与软件信息技术等软数字产业之间相互交错的复杂关系，更多地反映了其它制造业行业利用新的信息技术进行产业数字化的改造重组的努力。

图3 样本企业的产业关联示意图

第五，中心区聚集数字软技术服务、周边聚集数字硬制造形成各区协同分工格局。从表3的企业数量在各区的分布上来看，南山区的数字经济产业占本区所有产业的比例为65%，其中数字软技术服务业占比为54.1%，而对应宝安区的数字经济产业占比为17%，其中数字硬制造部分占比65%，表现为明显的空间优势产业差别。选用区位商①区位商公式表现为式中：θij表示地区j行业i的创新企业数量表示地区j的创新企业数则表示全市行业i的创新企业数；∑i∑jθij是全市创新企业数。作为产业集聚的代理变量得到图4，从全市的角度来看，南山与福田成为数字软技术服务的核心区域，宝安、龙华、龙岗三区作为数字硬制造的核心区域，前者数字软技术服务业占全市的比例超过73%，后者的数字硬制造产业占全市的比例超过61%，数字制造与数字软性创新空间配置相互依存又相对独立聚集。南山以全市70%以上的高层次人才、70%以上的高等院校和重大科研平台①如鹏城实验室中ARM（中国）总部、商汤科技等纷纷落户，苹果、高通等世界巨头设立研发机构，空客、雀巢、埃森哲创新中心等相继揭幕，新增杰曼诺夫数学中心等6家高水平实验室，诺奖科学家实验室达到9家。，织成密集创新合作网络，不断聚集以腾讯、中兴为代表的数字软技术企业。在这个过程中，空间土地利用的集约化使得大量制造企业迁出②2019年迁出南山的行业前五分别是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以及通用设备制造业。，但企业会带着数字技术的知识溢出沿着搬离的方向继续传递，形成更为密切的产业关联，与南山构成产业协同与配套的空间格局。

图4 数字软技术与数字硬制造集聚优势的区位分布

表3 2015年数字软技术与硬制造的企业数量与结构

第六，深圳数字经济产业在时空上产生创新溢出，构成产业协同关联的创新生态。本文采用拓展后的莫兰指数来识别数字经济产业与其他产业在空间上的溢出关联。莫兰指数（Moran's I）是衡量空间自相关的常用方法，以利于研究相关活动在相邻区域的空间相关性及分布特征。常规的实证研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将莫兰指数作为一定时间内，识别一个或两个变量在相邻地理空间是否相关进行计量，区分出高高、高低、低低和低高的四种空间相关关系，莫兰系数表示存在空间正相关或负相关。但这种做法难以观察到产业空间聚集的动态变化。本文将扩展莫兰指数算法，加入变量的时间效应以利于识别两个产业空间聚集动态变化。通过对深圳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数据库进行相关统计①该数据库包含2012—2015年科创委政策支持的近8000家企业，其中企业类别高度集中于制造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其细分行业中，软件企业超过千家，信息集成和集中电路设计企业400余家，为本文的统计与实证提供了基础。，本文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数字经济产业的代理变量②分类根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21年5月14日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以区域i行业j的全部微观企业的研发支出之和作为创新溢出的代理变量，手动输入数字经济产业2013年的数据和另一产业2015年的数据，在考虑了研发支出引起产业创新时效滞后性后，生成深圳十个区域产业空间溢出的莫兰指数，判断产业间创新溢出引起的空间结构变化。由于本文探究两种产业之间的溢出关系，故采用双变量莫兰指数，以下所有计算均使用Geoda v1.14.0软件自动算出。局部莫兰指数具体计算方式如公式（1）所示：

目前的研究主要采用空间距离、利用实际运输时间、社交网络距离或者采用经济距离等方法构建空间矩阵。本文采用空间距离构建地区之间空间邻接关系（邻居数设置为4），距离设置为为两地的距离，得到的邻居情况如表4所示。

表4 莫兰指数中各区的邻居情况表

数字经济产业在与其他产业的空间关联上具备一致的时效滞后性。从表5的实证结果来看，2013年数字经济产业对同年的医药制造业为负向关联，但将时间滞后一年的溢出效果由负转正，同样的特征也出现在数字经济产业对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上，2013年当年的空间相关性为0.079，当滞后一期发现相关性上升至0.16。比起产业之间在当年的联系，这种跨越时间的溢出效应更加明显，也可理解为知识的溢出具有时间滞后。这表明数字经济的知识具有高度流动性，其活动围绕着研究开发与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等，成为数字技术向外扩散的中介。与图3和表3高度一致的信息是，数字经济产业无论是产业内部扩散还是产业间扩散，在空间上均依赖于科技推广和研究开发试验的市场机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空间上各具特色的数字产业集群。用同样的莫兰方法打开数字经济产业的内部发现，科技推广与应用服务业对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在2013年当年的莫兰指数为-0.001，并无明显的空间相关性，滞后一年的莫兰指数则上升至0.082。

表5 数字经济产业与各产业的莫兰指数

数字经济的高流动性打破地理空间约束，促成各区产业的溢出关联。本文对双变量的莫兰解释分为四种，一是高高，代表本区域的数字经济产业高，邻居的第二个产业也高，表现为明显的正向关联；二是低低，代表本区域的数字经济产业低，邻居的第二个产业也低，表现为无明显的空间溢出联系；三是高低，代表本区域的数字经济产业高，但邻居的第二个产业低，表现为数字经济产业与周边区域的第二产业联系较弱；四是低高，代表本区域的数字经济产业低，但邻居的第二个产业却高，表现为更加依赖于邻居的第二产业。实证结果如表6、图5至图7所示，数字经济产业对附加值更高的产业显示出空间正相关的联系，如南山作为数字经济产业的核心区，与周边区域的科技推广与应用服务业、医药制造业密切相关，数字经济向周边区域的扩散效应明显，成为深圳硬件制造业+软件服务与其他产业联系的空间载体；宝安、光明的数字经济产业相对较低，更加依赖于邻居的第二个行业，如周边的科技推广与应用服务业、研究和试验发展等行业；而龙岗在数字经济产业也较为突出，但与邻居的第二个行业的联系较弱；坪山和大鹏在此类行业中没有较大的关联。

图5 数字技术行业2013与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2015

图7 数字技术行业2013与医药制造业2015

表6 数字经济产业与周边区域另一产业的创新溢出联系

深圳数字经济的溢出存在路径差异，形成多样化的跨空间产业集群。不同的区域在数字技术应用中与知识吸收的差异形成空间上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同关键点，有些强化数字软性技术创新，有些强化数字制造，以这两个产业为核心不断扩张，构成了各区聚集数字硬制造与软技术的空间差别，形成多样化与细分化的产业集群。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华为所在的深圳龙岗+东莞松山湖。上述分析可知，龙岗区的数字经济非常集聚，虽为数字技术中心，没有依托数字优势与邻居的第二个产业建立联系，这与华为

企业的选址布局密切相关。华为从南山起家、于坂田壮大，自2005年开始在东莞布局，位于松山湖的南方工厂此后一直承担着华为制造基地的角色，直到2018年华为将终端总部迁至松山湖溪流背坡村①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边界上的边缘城市》，2020年4月载于深规院公众号。。华为在深圳与东莞的边界区域快速生长，将供应链体系下的大中小企业一同带到这一地区，伴随企业间更大规模的前后向生产协作需求，促使企业选择相近区位，引发企业空间集聚现象，同时因企业性质的不同，在空间上的集聚效应有所不同（梁琦，2004），数字软性研发留在龙岗，数字硬制造留在松山湖，在空间上形成差别化的产业集群，成功塑造跨行政边界的高新技术科技研发中心与制造中心。

图6 数字技术行业2013与研究和试验发展2015

四、结论与讨论

深圳大量的数字技术更新迭代，成为科技创新产业不断转型的重要工具，也是深圳各行各业蓬勃发展的源源动力。数字技术加速企业之间的知识外溢扩散，打通产业上下游及产业间的壁垒，构成产业协同关联的创新生态。以多样化的产业集群形成跨技术、跨领域、跨行业的融合式创新行为，不断延伸新的产业。以南山为代表的城市中心强化数字软技术的同时，逐渐向外分层次扩散数字硬制造，产业之间显著的知识溢出互补以及需求关联特征，在空间范围内形成数字软技术+硬制造的布局，为深圳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更强动力。

“十四五”时期将是我国创新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数量型和要素投入驱动型，向高质量和创新驱动型转变的时期。要牢牢抓住数字革命带来的机遇，积极拥抱数字经济红利，最大限度地利用数字化机遇造福大众，让数字技术渗透到各领域，释放区域高质量增长潜力，推动传统经济结构转型，成为可持续、有活力、创新型数字化强国。本文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深圳数字经济产业与其他产业互动的认识，有益于对深圳未来发展的思考以及国内其他城市学习深圳经验，同时也有着重要的政策借鉴含义：

一是针对产业链企业大多以产业共享技术进行细分化研发的特点，构筑起共享技术的制度基础。政府可通过公共财政支持，鼓励可延伸拓展的协同创新和竞争性创新，放大数字技术背景下知识创造溢出效应，不断向上下游产业链渗透，带动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创新，形成产业不断转型升级的浪潮。

二是针对各行业对算法、算力等数字化服务要求不断提高，对传感器、芯片、晶体管等数字化制造需求不断扩大的特点，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积极开展宽带网络建设，推进区域间宽带网络的互联互通，提升宽带网络的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信息的传输能力和接入能力，为区域发展提供更高水平的数字化服务。

三是进一步加大数字技术的应用与落地，构建数字应用场景。优化为数字技术发展提供重要支撑的要素配置，提高核心要素资源的发展水平，如建立完善的数字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如5G技术、人工智能、3D打印等数字技术的研究，大力发展智能制造，推进全产业数字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