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垚

摘 要：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与全民健身战略推动下，中国体育产业海外投资迎来全新发展契机。虽然近两年体育产业海外投资已渐趋理性，但仍面临交易流程变动、资源整合、投资争端等一系列投资风险。是以，中国应从适时出台针对性法律制度、建立融资授信机制、善用“交易鉴证”方式等方面，化解数字经济视域下体育产业海外投资风险，助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数字经济;海外投资;体育产业;风险防范;数字体育

2021年9月7日，中国数字体育发展高峰论坛在石家庄举行。会议重点聚焦于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旨在为实现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全新助力。从帮助运动员训练与成长，到大型体育赛事转播与承建，数字化技术正在改变体育产业纵深发展的运营模式。据国家体育总局预测数据显示，中国体育产业将于2025年实现规模5万亿元的突破。此前，已有诸多资本切入到体育产业，进行了大量体育版权、体育赛事等优质资源的海外投资。但在这股投资热潮中出现了许多非理性投资，为企业带来较大损失。事实上，伴随数字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国体育产业在“十四五”时期面临的全球竞争与挑战将会更加严峻，其海外投资也面临诸多风险与不确定性。因此，有必要探讨数字经济视域下中国体育产业海外投资的升级策略，以降低体育产业海外投资风险，助力体育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中国体育产业海外投资现状

（一）投资规模呈波动式扩大

中国体育产业海外投资环境逐步改善，投资总规模呈现波动式扩大。在文化、体育和娱乐产业海外投资中，体育产业投资占比超过50%，因此以三者海外投资总规模替代体育产业海外投资总规模。中国文化、体育和娱乐产业2010-2019年海外投资规模由12.73亿元增加至70亿元左右（见图1）。其中，2016年文化、体育和娱乐产业达到海外投资高峰，投资规模高达256.97亿元。随后，体育产业海外投资逐渐回归理性，于2017年投资规模大幅缩减，文化、体育和娱乐产业海外投资规模降至17.83亿元。2018年体育产业海外投资开始逐渐回温。但受到全球疫情影响，中国体育产业2020年海外投资规模所有下降。

（二）投资主体以大型民营企业为主

在中国体育产业海外投资过程中，大型民营企业投资活动较为频繁，是体育产业海外投资的主力军。例如，苏宁体育以20.12亿元标的金额完成对国际米兰俱乐部70%股权的收购，成功控股国际米兰俱乐部。不仅如此，安踏体育、特步国际也纷纷开始涉足海外体育市场。2019年，安踏体育联合腾讯、方源资本与Anamered Investments斥资约379亿元收购芬兰高端体育用品巨头亚玛芬体育;2019年5月，特步斥资20.4亿元收购帕拉丁、K-Swiss等五个海外高端运动品牌，加速实现企业转型升级。据搜狐体育统计数据，截止到2020年底，中国大型民营企业体育产业海外投资总额已累计超过380亿元，在体育产业海外投资总额中占比超过60%。可见，大型民营企业成为中国体育产业海外投资的主要力量。

（三）投资地区集中于欧美国家

據产业信息网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欧美地区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增速放缓，但其体育产业总值对欧美总增加值的贡献率接近3%，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1%。与之相比，中国体育产业发展虽初具规模，但仍然与欧美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体育产业总产值贡献率不足2%。因此在国家大力提倡体育产业“走出去”背景下，中国体育产业纷纷将投资目光集中于欧美国家，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据相关统计数据，中国体育产业海外投资主要集中于西班牙、意大利、美国、英国等欧美国家，在体育产业整体海外投资中占比达70%以上。例如，中国邮人体育以超过1亿元人民币资金收购欧洲体育数字咨询公司Seven League;匹克体育与瑞士穆勒家族达成合作共识，全面收购其旗下奥索卡高端户外运动品牌;安踏体育顺利并购意大利运动品牌始祖鸟。

（四）投资方式以并购为主

中国体育产业海外投资有海外并购、设立实体门店、与第三方海外仓合作等方式，其中最主要的海外投资方式是海外并购。截至2020年6月，中国体育产业已累计并购海外资产达500亿元人民币，在体育产业海外投资中占比超过80%。在此之前，中国体育产业已实行多次海外并购。例如，复星国际收购英冠狼队，云毅国凯并购西布朗俱乐部。总而言之，海外并购是中国体育产业海外投资的主要方式。

二、中国体育产业海外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

（一）交易流程变动风险

体育产业开展海外并购涉及环节较多，时间跨度较大，极易出现交易流程变动风险。特别是在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稳步推进下，体育产业面临的交易流程变动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影响正常交易活动开展。以莱茵体育收购南安普顿为例，并购前双方约定先由100%控股的境外标的公司执行收购工作，然后采用现金购买与发行股份方式，将全部股权注入上市公司。但受国内跨境资产收购收紧的影响，莱茵体育效仿中欧体育，将交易方案进行大幅调整。调整后，莱茵体育境外投资流程主要是由境外子公司完成海外并购，然后将资产注回。这一过程，交易主体由境内公司转变为境外公司（图2）。从表面上来看，无论是交易便捷性还是监管复杂性，第二种交易流程更为便捷。但受交易流程变动，所涉及交易主体逐步减少，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大多集中在莱茵体育本企业上，加大企业跨境投资风险。受此影响，截至目前该交易项目仍未成功，极大影响产业投资活动开展。

（二）资源整合风险

体育产业境外投资审批环节包括5个主要环节，分别为项目备案、投资审批、外汇审批、信息披露审查、重大资产审查，共涉及各级发改委、商务部、外汇主管部门、证券交易所与证监会5大主要部门（表1）。整体下来，完成一个项目投资耗费时间可能长达几年。而在这一过程中，并购方内部经营方式与盈利水平极易发生变化，加大投资失败风险。加之受投资方经营方式变革的影响，在开展投资时会出现并购失败现象，且即使并购成功也面临较大的资源整合风险。例如，中国万达体育以并购方式入股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大厦开发项目。但在较长的投资流程下，受西班牙大厦项目经营主体发生改变的影响，万达体育长达3年没有整合该项目实际经营权，导致其不得不对外宣布抛售全部股权。

（三）债务风险

债务风险是体育产业海外投资面临的另一大风险。体育企业在开展海外投资时，由于缺乏对投资国或目标企业的了解，极易将目标企业债务转移到本企业，加剧债务风险。例如，苏宁体育产业集团通过收购老股与认购新股的方式，获得国际米兰俱乐部约70%的股份。此前国际米兰印尼股东约34亿元的债务利息转由苏宁承接。受此影响，苏宁体育在完成投资之后，便会面临高额债务，显著降低企业国内外经营绩效。再如，中国中欧体育斥资约41亿元收购AC米兰100%股权时，还承接了AC米兰约25亿元贷款。据悉这笔贷款的年利息为9.8%，需要在一年半之内偿还。在AC米兰自身盈利不良，且担负高额贷款时，中欧体育面临需短期偿还的高利贷，这无疑加大企业投资效率及经营难度。诸如上述债务问题频繁发生，中国体育面临较大债务转移与偿债风险，不利于投资进程稳步推进。

（四）投资争端风险

通常而言，国际投资争端主要根据投资双边签订的投资协定（BIT）解决。根据商务部条约法律司网站与国际争端解决中心网站公布数据显示，除巴西以外，中国与其余9个国家分别签订了投资协定，具体如表2所示。其中，中国与主要体育产业投资东道国签订的BIT较早，条约规定内容简单且不统一，导致投资面临较大争端风险。一方面，“文化例外”争端。例如，在中欧BIT数次谈判过程中，欧盟建议在WTO总协定框架下设立单独的文化产品协定，一直主张“文化例外”原则。而中国体育文化产业作为体育产业主要组成部分，涉及诸多职业联盟商业品牌，包括体育赞助、体育博彩、体育广告与体育娱乐等企业。若中国与欧盟BIT谈判中将“文化例外”条款纳入，这些产业投资将面临断链问题。另一方面，诉讼与仲裁相悖争端。BIT中阐明若产业投资发生争端时可通过有管辖权的法院解决，但又规定了“岔路口条款”，这导致诉讼与仲裁存在相悖问题。受此影响，中国体育产业投资方只能选择采用本土救济方式解决争端。但这一过程所耗费的时间较长、结果无法预测且费用昂贵，甚至还无法保证救济公正性。综上，受投资争端影响，中国体育产业在开展境外投资过程中，极易受“歧视性”条款以及仲裁不明确等问题干扰，严重降低投资时效性。

三、数字经济视域下中国体育产业海外投资动因

（一）政策驱动

数字经济视域下，政策驱动成为体育产业海外投资以反哺国内体育产业发展的一大动因。体育产业发展早在“十三五”时期就已被提升成为国家战略。在该阶段，国家倡导优秀的体育企业、品牌以及体育项目出海，鼓励体育产业进行海外投资，吸引国际优势资源与资本落户中国。随着数字技术不断革新，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大幅提升，并逐渐引领国际数字经济发展。此背景下，数字体育、“互联网+体育”成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特色领域。国务院先后发布《体育强国建设纲要》、《2020年全国体育政策法规规划工作要点》、《2021年群众体育工作要点》等系列文件，以助推体育产业成为支柱性产业。在国家宏观政策指导下，中国地方政府也发布相关文件，以促进体育产业搭乘数字经济便车更好“走出去”。例如海南省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体育发展战略，于2020年发布《海南省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发展规划（2020- 2025）》，鼓励当地企业通过海外并购来吸收海外优质体育资源。

（二）市场驱动

数字经济视域下，在构建顺畅的体育产业国内循环同时，积极推动体育产业“走出去”，重塑体育产业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亦是现阶段促进体育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内容。就产业自身发展而言，海外投资是中国体育产业优化自身产业结构的重要手段，能够帮助企业向高附加值的产业形式转变。时值新一轮产业变革与数字科技革命机遇期，体育产业可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通过海外投资快速汇聚高端技术与资金，促使自身产业结构优化。就国民经济发展而言，数字技术发展迅猛，加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战略实施，促使数字经济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力军。此过程中，体育产业可搭乘数字化快车进行海外投资，快速替代传统产业发展，进而实现对整体国民经济结构的优化。在此背景下，国内企业纷纷进行海外体育产业投资，以获取优质顶级赛事版权，并引进先进成熟的体育赛事管理模式、运营经验以及先进技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四、应对之策

（一）适时出台针对性法律制度

數字经济时代下，市场体制与跨境交易要素呈现较大变化特征。而以数字经济为引领的数字体育正加速推进行业变革，其发展需匹配相适应的顶层政策框架。为强化体育产业跨境投资能力，政府应适时出台针对性法律制度。第一，制定税收优惠政策。行业机构应结合数字经济发展机遇，针对产业投资限制问题，提倡政府制定体育产业针对性投资的税收减免政策，以调动企业投资积极性。第二，健全风险投资制度。数字经济高速发展，为体育产业跨境投资带来诸多不确定风险。此背景下，政府应将宏观调控角色转变为风险投资调控主体，建立体育产业风险投资退出市场机制，避免因体育产业投资因项目限制造成的损失，以加快产业投资速率。第三，放宽风险投资公司限制。政府应允许体育产业股票期权存在，并与行业机构协调建立契合数字经济发展的体育产业风险投资机构，以此壮大产业投资主体，加快其“走出去”步伐。

（二）建立融资授信机制

数字经济稳步推进过程中，针对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发展制约要素，金融机构提出融资授信这一模式。该模式促使融资方式与高新科技结合创新，有效解决产业投资过程中面临的负债问题。故在数字经济发展视域下，需积极推进仓单融资授信，用以规避体育产业投资面临的债务风险。一方面，提升融资授信前期评估质量。在体育产业开展跨境投资时，可申请金融机构介入融资授信评估。评估过程中，银行应合理测算投资企业信用空间，为其提供基础资料支持。另外，金融机构应结合被投资方所处环境、行业、经营现状、负债情况与信用记录等历史数据，考虑其所拥有的技术领先程度、创新能力、市场发展前景与成长性等要素，为融资授信提供基础数据支撑。另一方面，构建融资授信渠道。在上述针对体育产业投资进行的前期融资授信评估基础上，金融机构应设置等级化融资授信渠道。然后动态监测企业贷款资金用途，摸清真实现金流，差异化开展融资授信，进而规避产业投资面临的债务问题。

（三）善用“交易鉴证”方式

数字经济视域下，区块链、大数据、AI与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逐渐介入交易，为企业跨境投融资提供“交易鑒证”解决方案。该方法涉及企业端、合作端与监管端三方主体，以合理监管方式确保交易流程顺畅进行。故而，针对体育产业海外投资面临的流程变动风险，应善用“交易鉴证”方式，营造一个公平、合理的交易环境，强化对投资企业保护。一方面，借助于“交易鉴证”中“资金流、发票流”二流合一优势，申请针对投资过程中的申领、报税、开票与报销等流程一体化，规避跨国业务处理存在的流程不衔接问题。另一方面，体育企业在开展投资过程中，应针对双方协定内容，申请监管委员会进行“交易鉴证”，规避交易流程变动问题。

（四）构建契合国际大战略的争端协调体制

在数字经济发展驱动下，国内外投资战略发生较大改变，这对于体育产业海外投资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此背景下，构建形成契合国际大战略的争端协调体制，利于规避体育产业投资面临的争端风险。第一，适当调整体育文化条约。国务院早在《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中强调：“充分发挥体育产业间的互动作用，推进各产业与业态全面协调发展”。因此，针对中国优势体育文化产业，政府应积极参与WTO谈判，保留相关产业投资份额;针对其他体育文化产业，政府可适当接受对应的“例外”条约，以推进整体体育产业协调发展。第二，善用国际仲裁方式，保障投资理性。针对体育海外投资资产转移问题，中国企业在投资时，应与投资企业协商，将海外投资合同准据法选定为第三方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增强投资中立性，避免资产转移这一认定不统一问题。

（五）采用差异化全球适应主张

数字经济高速发展重构了全球产业链发展格局，为全球产业提供差异化选择，使得国内外产业经营存在异同性。这一过程中，企业数字化运作形成的数字经营方式，为全球适应主张提供新契机。因此，针对资源整合风险，体育产业应采用差异化全球适应主张，最大化降低跨国资源整合风险。具体来看，中国体育产业在完成海外投资时，应在合法合规前提下，处理当地政府、地方势力与社会团队之间的关系。例如，在欧美等工会团体较为强势的国家，企业在开展并购之前，需经过工会批注，主动与工会组织协商，征求其有关于劳工安排的意见，为企业融入当地投资环境助力。而针对企业运营方面，应尽量保留核心人才团队，通过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制约各经营层权利，监督经营层运营，以实现对投资企业管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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