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

当前全球经济贸易开放的大势

当前全球经济贸易开放的大势，开放经济的大势，中央一直讲要在危机中育新机，在变局中开新局。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六点学习体会：

第一，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危和机的认识。因为我们知道中美现在面临着两种选择。首先，讲一下开放型经济的大势。对中国来讲，就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如果能够在危机中育新机、开新局，对这个问题我想谈两点体会：

实际上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百年前经济发展的大势重演。我们都知道到了百年前，就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出现了守成大国——英国和法国与新兴大国德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变化，国际格局不平衡，最后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因此，也就是百年前这个世界大势最坏的场景如果重演，这是我们如何育新机、开新局面临的一个主要选择。中国作为一个全球负责任大国，也就是在避免世界经济社会百年前世界大势重演，有没有我们能够做的。尤其是在中美战略对比下，我们做一个负责任大国，我们可以采取的开放战略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

第二，经济全球化到了下半场，尤其这次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次，被称为是超级全球化。到了上半场的时候，可以看到各国的经济主权在明显的上升，风险在显著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对外开放战略应该如何制定？

因为，我们知道经济全球化的上半场主要是三个推动力，一个就是开放，一个是创新，一个是改革。因此，在全球化上半场往往是世界经济高增长期。但是，在这个时期也往往会潜伏积累各种矛盾，到了全球化的下半场，这些矛盾往往会转化成三个危机，就是货币、金融、经济危机。在历史上，凡是全球化下半场都是货币危机、银行危机、金融危机高频率发生的时刻。第二个主要的转化是社会、政治、价值观危机。因此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社会政治对方方面面矛盾的冲击力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了世界经济的大萧条，百年前美国发动贸易战导致全球动乱，第三个就会导致中美之间东西方之间、南北方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我们必须要回答在这样一个全球化到了下半场的情况下，如何在危机中育新机、在变局中开新局。

第三，是中美两个大国的战略博弈的危和机。我认为中美两个大国的战略博弈，实际上简单的看就是谁是老大，而这个老大不仅仅是表现在经济实力上，也表现在制度上，表现在政治和价值观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我自己的看法很简单，就是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利益之争，第二个阶段就是体制之争。体制之争在经济上主要是表现为结构问题以及工业体系问题，劳动制度、劳动标准的问题，环境问题等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政治和价值观的博弈。第三个阶段，中美战略博弈。如何斗而不破？这个过程中间我自己看很简单，就是中美战略博弈，也就是从战略的竞争，战略的冲突，战略的对抗走向战略合作上来了。像当年的抗美援朝，只有在对手发现无论是如何狂轰乱炸也打不下上甘岭的时候，他才寻求谈判停火。因此，我们可以向对手学习，因为这是中美之间的制度竞争、科技竞争和文化竞争的一个漫长过程，也就是如何能够保持平常心，使中美从战略的对抗走向战略的合作，这是我们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我个人的一个基本想法，就是不要浪费两个大国博弈所带来的我们全面推动改革开放中华复兴的历史机遇。

第四，全球贸易投资减速的危和机。我认为全球贸易投资减速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全球贸易投资下降是一个临时性的现象还是长期的现象？长期的趋势会持续多长？而且，下一步数字技术革命是不是能够加速推动国际贸易增长，还是改变国际贸易的结构和类型，以及货物贸易、技术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的未来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这个问题需要我们非常深入的思考。

第五，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调整空间的危和机。我个人的看法，新冠疫情结束以后，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会变得越来越短，越来越本地化，越来越区域化，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的三链条中，实际上出现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像现在美国的一些高官、智库和学者都在讨论，下一步科学技术，下一步的产业链、供应链是不是要更多的考虑安全，更多的要考虑它是不是民主制度，是不是真的安全等等，这是一个现实的变化。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当今世界，尤其是数字技术也正在使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变得越来越短，但是越来越有弹性。价值链的增值水平越来越高，就会出现这种互补结构，而且供应链越来越本地化，而创新链越来越敏感，尤其是科技，成功的这种企业的规划，其实都是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实质上它还是越来越开放，和贸易链越来越出现收缩的趋势，但同时也会越来越包容共享。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危和机是并处的，也就是如何能够在危机中育新机、在变局中开新局。

第六，全球气候变化，中国碳排放达标。我们要在2030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这样就涉及今后贸易总体的绿色发展能不能降低成本，能不能促进高碳产业，尤其是贸易和企业的这种转型，以及如何减少贸易绿色的技术壁垒？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解决好的。

避免三个陷阱

2021年，是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新的开始。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对于对外开放部门的领导同志，我们可能更多的要注意如何避免三个陷阱，第一个是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中美两个大国从战略竞争走向战略合作。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谈到的三个阶段，中美之间的利益、体制、政治和意识形态如何斗而不破，这涉及我们未来实现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如何能够营造更好的环境。

第二个陷阱是，如何避免落入萨缪尔森陷阱。中国无论贸易的结构还是经济的结构，还是技术的结构，我们的转型升级都会越来越多不可避免的同美国、日本、欧洲他们的一些贸易优势、产业优势、技术优势形成竞争性的关系，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奔着美国、日本、欧洲的核心来改造，你要动它的核心，它一定会跟你一起，而且会构成盟国体系跟你共同斗争。对我们的战略方案来讲，也就是我们从互补性结构转型升级到竞争性结构，如果要避免落入萨缪尔森陷阱，我们必须要进一步推动我们的贸易结构转型升級，向更高水平、更高层次升级。走向共享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如何能够构建我们下一步的选择性、针对性和主动性互补的共享性贸易结构和产业体系，是下一步要考虑的问题。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我们的转型升级如何能够形成一个差异化的分工合作的结构。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大国，我们从最低到最高端，贸易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是非常多样性的。我本人用一个指标看中国，也就是用研发强度看中国的整体情况，未来十年我相信可能会有更多投入创新的资金第一个板块。长三角公司分配很多，投入超过8万亿，那么这个板块实际上它会从美国日本回流过来、有竞争性的产业结构。

第二个板块是研发强度低于平均水平，但是高于1.45这么一个基准，一共有13个省市自治区。这13个省市自治区研发角度地域2.4，但是高于绝大部分，也就是世界的平均水平，他的发展动态实际上处于没有创新驱动期的。这个板块无论国家还是地区，研发强度的上升，也就是研发具备投入的增长，过去几年都超过了10%。

第三个是如何避免金德尔伯格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是说当守成大国老大在世界上不负责任，老二他有没有具备负起这个责任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处在自由不断上升的过程，最后导致了全球失序。

“双循环”新格局

下一步就是如何加快讲好创新的故事，讲好共富的故事。这个实际上很大程度讲好创新的故事。如何解决好法治的故事，也就是要解决下一步治理现代化国家，共富的故事就是要解决绝对贫困到解决相对贫困，始终推动惯性型战略、开放型战略，到更高水平来推广自己的新型制度，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怎么能够开好局、起好头，是下一步考虑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就是双循环发展。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双循环，重点就是要确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也就是中国真正这种负责任大国，实际上还是立足内需、扩大进口，扩大“一带一路”。在这个过程中间，国际上有人质疑中国的双循环是一个与世界脱钩的战略。双循环经济发展格局作为一个长期的战略部署，是回应国际上质疑最好的一个手段，用事实来回应。我们要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制度，重点是推进三个方面的开放：

第一个方面就是推动市场开放。推动市场开放，包括我们贸易投资便利化和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这是要做好的第一件事。

第二个方面是推动制度开放。要推动我们的规则与国际制度所代表的国际通行规则相对接，与区域贸易协定相衔接，与发达国家的规律相协调。这里面实际上还是最后一句话，就是一方面要推进中国特色高标准社会制度开放，另一个方面要同国际高标准衔接，这是我们制度开放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方面要推动知识开放，就是开放创新、开放共享、开放合作，也包括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企业、资源要素，共同建设人类社会的美好家园。

要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关于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们下一步重点做好三项工作，包括深耕东亚、深耕“一带一路”、深耕美欧生产网络。深耕东亚，我个人有一个想法，就是新冠疫情结束之后，全球会出现需求式的这么一个全球趋势。这样的话，涉及大三角的格局，东亚为世界重点，从制造业转向，为世界市场提供动能。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必须要沿着这个过程中间，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如何深耕东亚呢？就是推动深耕中日韩的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下一步全球格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能够发挥中国在RCEP、10+5下一步包容性的合作和下一步高质量的改革和高水平的发展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也包括中国积极考虑加入CPTPP，必须要考虑美国有可能在未来，有可能是短期，有可能是中期，有可能是长期，他可能会重返TPP。如果重返，不但是CPTPP冻结的那22个条款可能会重新激活，而且美国会用新的规则重新主导亚太。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会进入到一个更多的进展、更多的问题对抗时期。这个过程恰恰是中国在伟大复兴中发展的驱动力，也不怕大国之间的较量，相信开放不败的竞争压力，相信开放能够推动我们高质量的发展，相信它的作用还是非常积极的。

与此同时，我们要培育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下一步我们要培养我们负责任大国的优势，培养我们推动全球治理合作的新优势，要推动我们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新优势，推动我们打造科技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的新优势，推动我们构建更高水平的互补性、共享性平台。要达到这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觉得还是要发挥好双引擎的作用，一个引擎是双创，一个引擎是双公。

促进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觉得首先要构建一个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中间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这里面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国际贸易和产业技术创新最大的短板是什么？薄弱环节和瓶颈是什么？也就是我们从OEM、ODM到OBM，到自主知识产权、品牌和营销渠道，需要打造创新链、创新生态、跨境创新网络深度融合，与数字技术、服务经济和绿色融合，与智慧城市和城市群、全球化人才和金融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环境、机制。

第二个就是技术创新企业及中小微企业如何推动技术创新，大企业如何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按这里面有更多更好的经验。我觉得核心的问题就是技术基础，共性和公共技术研究，政府与市场形成合力，和谐发力。如果能够培育向共性和公共技术构建一流的共性技术、公共技术研发的平台。台湾的工研院培育台积电，那么工研院就是共性技术、公共技术研发的平台。

新形势下国际贸易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

这里有五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国际贸易还是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因为面向未来的话，也就是美国将继续给它转向贸易保护主义，而且欧盟将继续推动区域一体化和内部的结构调整、内部的结构改革，而且我们国家未来的长期战略部署也是要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1990年以来国际贸易的黄金时期、黄金时代也就结束了。虽然我们今后的发展，可以在东亚地区和“一带一路”、全球范围内继续推动技术贸易、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电商贸易等等发展，但是它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新一轮的国际化浪潮。

第二个方面问题，国际贸易还是不是基于国际工序分工的中间品贸易体系？也就是我们可以预期拜登上台以后，在科学技术、产业链、供应链，包括像新疆棉花生产的纺织品贸易等等，都会以民主、人权等价值观为政治正确的标准，也就是它会导致国际贸易和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的地位和作用上升。而且我们也讲到了，全球的供应链会变得更短，更本地化、区域化。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保护主义，随着安全的作用上升，随着民族、人权、价值观方面的明显上升，供应会更有弹性韧性和针对性。

第三个方面问题，国际贸易区域化会形成一个新格局吗？新冠疫情结束以后，有可能会出现全球需求东移、供给东移、创新东移、服务东移、资本东移、货币和金融合作东移的新趋势，其中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是什么？这种国际大三角分工格局是美国和欧洲给世界提供技术，提供市场和提供关键的零件生产的。东亚给世界提供了工艺和加工制造环境。未来如果出现这6个方面的东移，尤其是我们未来的新发展格局一步一步形成，深耕东亚和东亚生产网络转型，东亚生产方式的改革，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机会。那么在这种新趋势中间出现的新挑战和新机遇是什么？中日韩之间的贸易合作，中国的“一带一路”，美国会扮演什么角色？这个必须要考虑。包括RCEP下一步如何推动，CPTPP如何加入，美國的印太战略影响等等，这都是我们要考虑未来贸易趋势发展格局可能出现的情况。

第四个方面问题，国际贸易格局如何破解萨缪尔森陷阱，也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如何构建更高水平的互补性贸易和产业结构，如何构建更高层次的共享性贸易和产业结构，如果获得国际贸易领域的话语权、定价权、规则制定权、如何建立基于对等、基于规则、基于包容的国际贸易新规则体系，都是我们下一步要考虑的。

最后一个问题，我国在推动国际贸易发展中如何发挥更大作用。负责任大国在推动绿色贸易、普惠贸易、电商贸易、边境贸易、市场贸易等要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在推动技术贸易、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要发挥破冰主导作用，在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方面能够发挥好榜样的作用。

上面所说的这些都是我们在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发展理念，构建新的发展格局，需要考虑的问题。▲

（全文转载自《国际贸易论坛》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