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债的扩张机理、风险揭露及其溢出效应

2021-12-10张锐

对外经贸实务 2021年11期

摘要：原为全球最大债权国的美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以及80年代全球产业分工两大力量的影响下最终沦为了全球最大的债务国，而且依靠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开启了不断做大国债规模的历史，不仅如此，美国为满足政府公共开支、国内消费需求以及纠正贸易逆差等多重政策目标的需要，不断调高债务上限，并且“债务货币化”也为美债规模的无限扩张提供了坚实保障，但这种毫无节制的举债行为不仅酿成了美国国内政府频繁关门的风险，也因美元贬值给美元资产储备国制造了不小的损失，同时日益肿胀的财政赤字也加剧了人们对美债未来可能违约的担忧。

关键词：美国国债;美元霸权;财政赤字;债务货币化;违约风险

在全球所有主权债券的结构阵营中，美国国债的发行规模与运行状况最能够吸引各国政府的关注目光，这不仅仅是美国国债成为了不少国家占比最大的储备资产，其价值的变动直接关联着持有国财富量的增减结果，进而影响一国货币与汇率政策的调整，更重要的是美国国债无论是单笔发行量还是总体规模仍在不断创出历史新高，巨量国债考验着美国政府的还本付息能力，相应地也增加了市场对其可能信用违约的担忧，同时，与违约预期和隐忧相比，日益肿大的美国国债给全球经济和相关国家创造与输送的诸多事实伤害更值得重视与警惕。

一、从最大债权国到最大债务国

国债的功能对于美国来说有着非常寻常的历史意义。在1870年代的独立战争时期，由于当时缺少战争经费，政府不得不发行“大陆币”和债券为战争融资;而到了战争后期，美国人将从法国借来的贷款进行抵押，通过再贷款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财政支持。可以肯定地说，依靠对外举债最终赢得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既是美国人的创造，也是这一西方民族的骄傲。

对于独立之后的美国国债市场的创建与美国国债信用的确立，直接参与独立战争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可谓居功至伟。这位出身卑微且34岁就出任美国政府第一任财长的年轻人完全靠他一人之智慧、辩才和文采不仅说服了包括华盛顿、杰斐逊、亚当斯、麦迪逊在内的众多建国元老和国会领袖，让他们相信一个健全完整的金融货币体系对未来美国的崛起和强大具有最高重要性，而且用8年不到的时间迅速建立起年轻合众国的货币、银行、金融与税收体系，其中最为传神之笔就是搭建起了美国国债市场，为百年后美元货币金融霸权的兴起铺垫了厚实的路基。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美国赢得全球债权人的合法身份打开了方便之门。在战争中，美国通过向西方盟友发放60亿美元战争贷款，一下由当时欠债30亿美元（大部分欠英国）的穷亲戚摇身一变成为手握30亿美元净债权的大财主，并且战后美国支持欧洲重建的30亿美元贷款又进一步巩固了美国世界第一大债权人的地位，而当时美国的债权额几乎相当于其国民生产总值的8%。当然，美国获取全球最大债权人的身份并不仅仅意味着其海外资产数量的变化，同时也代表着过往100多年中伦敦充当着世界资本和金融担保的中心角色的丧失，相应地，美元得以取代英镑跃居至国际金融系统的核心位置。

实际上，“一战”结束时，美国的经济体量已经超过英法德三国总和;到“二战”结束时，美国的黄金储备已超过其他所有国家之和。鉴于美国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1945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做出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货币流通体系选择就顺理成章了。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后来在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的声音中为牙买加体系所替代，但国际市场上“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传统汇兑制度还是得到了延续，原来的“美元—黄金本位制”过渡到了“美元本位制”。

分别发生于1973年底和1978年底的两次石油危机所产生的最为直接的影响就是先后将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从每桶3美元拉到了10美元以上和从每桶10美元以上拉高至30美元以上，全球经济也先后经历了两次巨大的痉挛和阵痛。对于美国而言，两次石油危机所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国内产业格局的重塑以及持债角色的颠覆性转换。

回过头去看，“一战”以后，美国的确通过手中非常殷实的资本逐步建立起了体系完备和功能强大的制造业，并且石油危机之前相当低廉的国际油价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打造和推进国内强大的制造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低成本生态环境，美国也将全球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保留至了20世纪中后期。不过，伴随着石油危机尤其是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发生，美国享受着廉价资源的无忧时代也画上了句号。一方面，石油价格以及国际大宗商品突发与迅猛的上漲，美国国内制造业成本大幅飙升，同时通货膨胀高压之下美国国民的消费能力出现剧烈萎缩。面对供给与需求双重钳制，美国开始出现企业倒闭的风潮。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在选择压制通胀和刺激经济方面，美联储当时放弃了后者。1980年代的开局之年，美国废除了利率上限管制，即实施了所谓的“金融休克疗法”，随后美元利率在数周之内最高攀升至20%，并且在高位运行了五年之久。

“金融休克疗法”的结果虽然推动了美元的升值以及阻碍了美国一般性商品的出口，但同时也加速了美国企业对外蓬勃投资时代的到来。为了寻求更为低廉的成本，许多美国企业顶着石油危机的逆风将消费品的生产大规模向亚洲等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转移，从而促使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与东南亚形成出口导向型经济，而在将一般性商品的生产转移到国外后，美国本土留下的是金融、高科技等产业。

显然，石油危机风暴中的美国不仅借势推动了国内产业结构的重组，而且也基本完成了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分工——美国演变成“金融国家”，其他国家则成为“贸易国家”。在这种格局下，美国的经济重心转向金融领域，构建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而其他“贸易国家”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美国凭借着美元特殊的国际地位对外输出美元货币，以换取其他国家的制造品，同时后者为了保值增值又不得不把大量美元投放到美国，购买包括美国国债在内的金融资产，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被其他国家越来越多地“窖藏”起来，作为一种策略应对，美国不得不大规模发行国债以争取回流更多美元来满足国内庞大的需求。至1985年，美国终于从净债权国的位置上跌落下来;2004年，美国再一次创造了人类金融的历史——沦落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当年美国国债为7.4万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3%。

二、美债规模膨胀的内外机理

由纽约房地产商人西摩尔·德斯特于1989年赞助安装并至今悬挂在纽约时代广场大楼外墙上的国债钟身上所发生的故事最能让人们直观地看到美国国债风雨兼程的历史。这一实时更新美国国债数目的铜钟在悬挂的当年所显示出来的数字是3.23万亿美元，然而，由于债务变动频繁以及计数器不能很好地显示债务的下降，2000年时国债钟被迫停用，并被盖上帆布，此时数字定格在5.67万亿美元。而到2002年国债钟重新启用，计数器上的数额已跳至6.1万亿美元。

西摩尔·德斯特去世之后，其子道格拉斯·德斯特挑起了维持大钟运转的重任，并在美国成为第一大债权的2004年对国债钟进行了现代化的改装，国债钟于是具备了“进退自如”的功能。然而，由于国债钟的电子告示牌只能容纳13位数字，无法显示10兆的14位数字，因此，到2008年10月8日，国债钟由于无法再记录不断增长的国债数字而停摆，当日电子告示牌所显示的美国国债数目为10.2万亿美元。不过，国债钟所有者德斯特机构很快在2009年对国债钟进行了技术更新，并最终将电子告示牌增加两个数位并扩充到能够容纳15位数。这样，今日美国的最新国债数目也得以清晰在国债钟电子告示牌上显示出来：28.43万亿美元。

不错，全球所有的主权国家都会对外举债融资，但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像美国那样发行国债显得十分得轻松自如，而且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离开美元计价的主权债，同时并没有像欧元区的希腊、葡萄牙、西班牙以及南美洲的阿根廷、委内瑞拉等那样因为贪婪地发行国债最终酿成深度杀伤自我的债务危机，在国债总量做大到超过GDP的108%并在债务国路上越走越远的美国竟然安然无恙，其背后的逻辑存续机理耐人玩味。

（一）美元霸主地位铸就了美国国债坚实的信用基础。

如前所指，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虽与黄金脱钩，但美元的霸主地位却并未出现任何动摇，相反愈加稳固。一方面，美元与石油捆绑，形成了“石油美元”，并开始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另一方面，挣脱了黄金价值约束等于就是让美联储获得了可以按己所需随时发行美元的特权。因此，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至今的50年时间，虽然货币领域出现了欧元诞生、人民币国际化等标志性事件，但依然没有撼动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目前的美元不仅是国际贸易结算与汇率交易的最主要工具，也是全球投资与融资的最核心货币，同时还是各国重要的储备性资产，并且美元还能给全球非美主权货币背书。

显然，美元的霸权地位不仅体现在单一主权货币功能之上，同时被赋予了全球“信用本位”的职责。这样，在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全世界的中央銀行被迫以其手中结余的美元购买大量美国国债和其他金融产品，从而维持了美国债务经济的运行。资料显示，目前海外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7.54万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二由外国央行持有，而日本是持有美国国债的第一大国，规模达到1.31万亿美元。

（二）发达的金融市场创造了美国国债的调节平台。

低储蓄率和高消费是美国最具特色的经济增长方式，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统计数据，美国的消费率高达80%以上，是主要西方国家中最高的。作为刺激消费的政策导向，美国税法一直鼓励低储蓄和借钱消费，不仅抵押贷款利息可以用来抵扣应税收入，而且没有任何增值税或国家销售税;此外，美联储长期维持低利率，加强了民众远离储蓄和敢于消费的行为边际倾向。虽然新冠疫情让不少美国百姓增强了风险防范意识并开始注重存钱，但美国目前只有13%左右的储蓄率依然还是全球前十大经济体中的最低水平，超过80%的国内消费率依然没有任何改变，并且这种家庭或个人的财务资源分配惯性也很难逆转。

除了政策面引导与支持外，消费超过储蓄的行为方式最主要的是获得了美国金融市场繁荣的持续与有力支撑，特别是19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资本市场的发展，美国居民大量投资于以股票为主的金融市场债券。由于股市的繁荣带动居民持有的虚拟资产不断增值从而引致居民的净资产快速增加，在可支配收入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净资产与可支配收入之比呈上升趋势，更多的居民可以将当期收入中的更多份额用于消费支出，且低成本的信贷市场为居民提供了直接资金来源。这样，为了不断刺激和支持借贷消费，美国必须有庞大的借贷资金，为此美国政府必然通过发行国债将流出的美元置换回来，而发达的金融市场无疑为其融资提供了便利，并使美国吸收了大量的海外短期和长期投资。

（三）贸易逆差的存在与放大构成了对美债扩张的直接刺激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全球产业分工之后，美国在“去制造业”之路上越走越远，虽然奥巴马、特朗普主政期间都试图让制造业回归，但要素资源成本形成的巨大约束让回归目标大打折扣或者收效甚微，美国制造业在GDP中所占的比例目前只有约12%，远远低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国（42%）、韩国（25%）和越南（21%），也低于同为发达国家的日本（21%）、德国（23%）与英国（18%）等。在国内制造业自我供给能力十分式微的情况下，美国只能依赖进口，同时出口因也多种原因未能提振，贸易逆差如同滚雪般越来越大。数据显示，1990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1236亿美元，2000年4782亿美元，2020年6787亿美元。

贸易逆差的不断放大意味着美元更多地从美国流出，但美国国内无论是消费与投资又需要流动性支持，于是在通过经常项目逆差享受出口国便宜货物商品红利的同时，美国必须通过资本项目顺差让美元重新回到国内。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X-M）=（S-I）+（T-G）（其中X为出口，M为进口，S为私人储蓄，I为私人投资，T为税收收入，G为政府支出），将等式变形即可得到：财政赤字+储蓄赤字=贸易赤字，可见，美国经常项目下的贸易逆差赤字实际上是由政府和居民支出超过收入的部分，这部分的过度支出需要外部融资弥补其债务亏空，物理载体就是相关国家购买的美国国债。必须明确，资本的再度流入一方面为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提供了大量融资，另一方面通过压低美国的利率水平，降低了美国的负债成本;而正是外部经济体对美国国债的购买力，才使得美国能通过发行国债源源不断地获取外部资本。

（四）“财政政策货币化”为美债扩张营造了游刃有余的缓冲地带

除了本土之外所云集的海外买家外，美国国债还有一个非常有力而且强大的靠山——美联储。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通过三轮QE（量化宽松）与一次“扭转操作”（卖短买长）大量买进包括国债在内的金融债券，而新冠肺炎发生后，美联储更是推出了无限量化宽松;不仅如此，策应财政部发债的需求，美联储正常状态下也不断买进国债，致使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加速扩张。资料显示，美联储目前持有国债的规模已上升到52570亿美元。“财政政策货币化”的后面就是美联储一轮又一轮地开动“印钞机”，代表着美国国债即使没有海外买家也不可能卖不出去，美国国债发行历史上自然就不会出现如同欧债那样的流拍现象，同时有了美联储这一美国金融市场上最大交易商的支撑，美国国债的信用也可高忱无忧，反过来也可以吸引更多的海外投资者。

三、美债扩张的系列风险与溢出效应

必须承认，美国通过国债规模的扩张融通到了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金，而且作为全球最大的发达经济体，美国经济的稳定与繁荣也可释放巨大的进口能力，从而拉动全球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美国国债也是全球金融市场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品种，在活跃资本市场与丰富投资者投资篮子的同时，基于美元的强大信用支持，美国国债至今也没有发生违约事件，因此其流动性、安全性、信誉性等还是优于其它主权债券的。但是，相比于可以释放的正能量，美国国债潜藏或者已经酿成的风险更值得警惕。

（一）政府关门风险

按照美国法律规定，政府要求提高国债规模发行上限须经过参众两院投票批准，否则当用于公共支出的发债资金额度花完之后政府就只得关门。数据显示，历史上美国政府因债务资金用尽而债务上限得不到及时上调的“关门”事件频频上演，其中最频繁的时期是1977年-1996年間，联邦政府曾关门17次，几乎平均每年关门一次，而历史上最长的一次则是2018年联邦政府部分部门停摆时间超过两个月。当然，作为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大党派角力的经济工具，国债上限也会在经过激烈的博弈之后屡次完成上调，自1960年至今已经总共上调80次，平均每8个月上调一次，其中最近10年就上调了12次。也就在前不久，在经过参众两院的一致同意后，美国总统拜登再度签署短期调高债务上限法案，将美国政府借债上限暂时提高了4800亿美元，总规模调高至28.9万亿美元。

无疑，美国政府调升国债上限的行为还会击鼓传花式地延续下去，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具的研究报告预测，2024年，美国国债占GDP的比重将达到135%。另外，虽然政府因国债上限而发生关门风险只是美国国内内部的事情，但关键是政府关门的政治风波必然传递到经济领域，比如商事服务停顿连带企业正常经营受到影响，雇员工资减少而主动降低消费等，而且美国还是全球最发达的经济体，其运转过程中出现任何重大问题，都必然令全球经济发生“蝴蝶效应”，当然，更可怕的危机是，因为不能发行新债，美国就无法偿还旧债，债务链条由此断裂，因此，正如白宫现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耶伦所言，如果美国国会不迅速提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联邦政府可能出现债务违约，并会造成广泛的“经济灾难”。

（二）美元贬值风险

作为一个非常理性的资本大国，美国政府一方面希望自己发行的国债得到海外投资者的认购和追捧，但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形成过大的对外负债压力。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对美国来说，负债是以美元来衡量，而美国的金融资产主要是以其他国家货币计价的资产尤其是以股权的形式存在;对于债权国则恰恰相反，负债是本币，而资产是美元。同时，外国投资者和外国政府持有的美国负债主要是以债券形式存在的，而这些资产主要以美元计价。这就意味着货币错配的情况下，美元贬值对美国是十分有利的。基于此，美国政府必然派上美元贬值这一屡试不败的手段。与此同时，美联储充当财政部最后借款人的角色，并通过开动“印钞机”直接采购国债，“国债货币化”的行为一方面可以利用美元储备货币地位以维护市场对美国偿还债务能力的信心，但同时又必然导致美元在全球的泛滥，加剧美元的贬值趋势。

美元的贬值虽然减轻了美国政府的偿债压力，但同时也使得全球许多持有美债外汇储备的国家遭遇损失，这些国家为了阻止美元贬值趋势的加剧，又在外汇市场进一步买入美元，进而承受二次伤害。不仅如此，美元的贬值又会引起非美货币的升值，从而削弱非美国家的出口能力，而为了阻止本币升值的步伐，相关国家可能频繁进入汇市进行干预，或者采取本币竞争性贬值以及推出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方法维系和刺激本国的出口，在这种情况下，由“货币战”所引发的“贸易战”将频繁上演。还要关注地是，美元贬值和非美货币升值的同时出现，等于就是为国际投资资本的套利创造了空间，助涨了国际热钱的大规模流动，从而引致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与不安，干扰和破坏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正常秩序。另外，美元贬值的价格效应又必然传导到汇率和国际大宗商品上，从而引起汇率的剧烈波动和大宗商品价格以及资产价格的上行冲动，进而加大全球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输入性通胀的压力。

（三）财政赤字风险

通俗地讲，凡借债就必然产生利息，而且到时还必须还本付息。从理论上说，国债的发行实际上是一种适当透支未来的积极财政政策，这种政策使用的最基本背景就是基于未来经济更大的增长预期，也就是说用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增量税收实现还本付息。但问题的关键是，金融危机以来的14年中，美国经济年均增速并没有突破2%，而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与挤压下，未来美国经济增幅更不可能形成更高的期望值，财政税收所释放出的偿债能力十分有限。一个值得注意的数据是，过去2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依靠税收每年从纳税人那里进账2万多亿美元，但在预算开支完毕后，仅有4年时间财政略有盈余，其余年份都入不敷出。而既然收不抵支，就必然产生财政赤字，同时也决定了美国势必在借新债还旧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按照美国政府的存量国债规模，以目前1.5%的利息计算，每年利息支出就高达4300亿美元，与此同时，2020财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到创纪录的3.1万亿美元，赤字占GDP之比创下“二战”以来最高水平。巨额财政赤字既压制了美国政府的还债能力，也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增量将有很大一部分只能用于还债，同时，新增债务规模持续放量不减，代表着因此产生的本金与利息将进一步加剧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程度，而高额财政赤字又势必推升国债长期利率，从而加重政府还本付息的负担。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当经济增长并不能支持美国政府削减财政赤字与减少债务赤字的时候，也许美国国债的发行也就难以为继，相应的违约风险也不是没有发生的可能。根据国际经验，当一国政府的债券收益率开始达到6%或7%时，其债务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强。目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直保持在1.5%左右，短期内爆发债务危机的几率虽然极小，但长期违约风险也不能不防。

四、中国持有美债的目标导向

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显示，中国持有美债规模达到1.07万亿美元，为仅次于日本的美国的第二大债权国。动态来看，自从1980年代开始购买美债以来，其间中国对美债的相机增减一直处于调整状态，但总体变化幅度不大，而且中国也一度超过日本成为美债的最大债权人。对于中国而言，购进与持有美债有着较为丰富的目标诉求。

（一）外汇储备多元化的重要选择

借助于持续性的国际贸易竞争优势，我国形成了规模达到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美债占比超过1/3。一般而言，中国的外汇储备不仅指出口创汇所得，还包括外商来华投资的款项和中国所欠外债等。这样，外汇储备除了满足中国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经济活动经常性的美元所需外，还要定期和及时用美元偿还外国政府和外国银行的贷款本息。外汇储备日常性的拨备所需要求中国政府所持国外金融资产随时能够进行交割与变现，而美国国债恰恰具备了这一核心要件。

另一方面，相比于美国国债而言，黄金、石油和矿产也可以成为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标的，但是，这些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较大，市场容量相对有限，收储成本较高，而且变现和流动性很差。除了对黄金、石油等大宗商品的选择空间受到约束之外，在对非美金融产品如日本国债、欧洲国家债券的购买上中国外储同样不具备非常大的操作可能，这是因为论是日本国债还是欧洲国家债券，二者不仅发行规模较小，而且主要面向国内投资者销售，如同中国这样的海外大买家最终能够得到的购买量并不充分;更加重要的是，金融危机以来，日元与欧元一直疲弱不振，相反美元表现出强势格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持有以美元信用为基础的美国国债，不仅风险上要低得多，而且家底也显得较为稳固。

（二）财务投资的主要品种

分析发现，我国外汇储备与对美国国债持有量之间具有稳定的增长比例关系，除了个别年份美债占比落入30%以下外，其余年份都在30%以上，这也就清晰地表明，中国外汇储备越多，持有的美国国债越多。从纯经济的角度上来，购买或者增持美国国债是一种资本逐利行为，投资收益回报都应置于投资人的首位。对于我国来说，购买或增持美国国债首先在于美国国债具备较高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其中美国国债产生200多年以来从没有违约的情况发生，而且一直居于“3A”的投资级别上，同时美国国债的收益率要远远高于普通商业银行的存款利息，并且美国政府为国债提供信誉担保，只要美国政府不破产，美国国债一般就是一个较为理想的投资产品。

理论上看，美国国债收益率受到美国国内通货膨胀率、对美直接投资收益率以及美元汇率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与不同的指标进行比较会产生国债收益率的不同结果。具体到我国，衡量美债收益的简单方法就是将其与相同期限央票的收益率进行比较。资料显示，除了个别年份外，最近20年的时间中，我国央票收益率平均或总体低于相同期限美国国债收益率，这意味着投资管理上选择美国国债是盈利的。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载体

相比与财务目标，中国政府购买与增持美债的基本诉求可能更多地体现在长期目标与软性回报之上，其中最为重要的目标诉求就是谋求人民币的进一步国际化。基于美国国债规模膨胀制造了美元长期贬值的趋势，包括人民币在内的非美货币能否抓住机会并最终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实际上是各种货币之间的互相竞博，而中国政府坚定持有美国国债某种程度上也隐含着推动人民币与美元价值博弈的战略意图，至少美元的贬值期可以看作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追赶过程。但是，历史经验证明，一种主流货币的兴衰一般有近百年的历史，尽管时下美元面临着许多的质疑和挑战，但非美货币对美元的替代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具体到中国而言，汇改以来一直强调人民币汇率将更多地参考一篮子货币而改变只盯住美元的方针，但人民币汇率紧盯美元始终没有根本改变，由此，人民币现阶段的国际信誉还必须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的途径表现出来。也正是如此，持有美国国债等于就是夯实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货币基础，至少可以通过对美债的更多持有来有效平抑国际外汇市场上人民币的汇率波幅，从而使人民币赢得市场的更多青睐。

實际上，除了购买与增持美国国债为人民币国际化谋时造势外，中国政府还可以通过所持有的国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具体过程。以货币互换为例，鉴于美国国债较高的国际信用程度，中国可以运用手中的美国国债与相关国家发行的非美国债相交换，同时附加两国间货币互换的条件，由此可以提高人民币跨境贸易的份额;另外，中国在国际援助中也可以通过转让美国国债的方式进行，同时附加人民币可区域兑换与交易的条件，还可以借助亚洲投资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平台对外提供以美债为替代品的贷款，同时附加人民币配比的相关条款，由此扩大人民币的海外流通量。

（四）中国外交姿态表达的重要工具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无论是购买还是增持美国国债，应当不是囿于局部利益或是权宜之计，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中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博弈与平衡韬略。一方面，中美关系是国际关系生态中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两国之间互信程度低，贸易摩擦与经济纠纷较为频繁，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如果美方在中美关系的一些问题处理上对中方不尊重或者导致中方的利益受损，作为美国国债的主要持有国，中方完全可以通过抛售国债对美国形成反压，这不是中国政府的以怨报怨，而是试图通过加重博弈的筹码使中美关系重新回复到平衡与稳定的状态。另一方面，美国国债的作用不仅表现在中美双边关系的调节上，也反映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多边关系尤其是中国与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关系上。从目前来看，无论是欧元、英镑还是日元，都无法取代美元在国际贸易与经济活动的霸主地位，但中国可以通过调剂美元资产和非美资产在外汇储备中的配置比重为自己争取到更有利的外部环境或者实现自己的诉求。

放在更高层次而言，中国政府购买和持有美国国债还有助于提高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政治声望，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事实是，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特别提款权（SDR）的份额由“入篮”时的个位数上升至目前的10.92%，很大程度上离不开持有美债这一物质条件。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定，特别提款权的价值主要依据国际货币组成的货币篮子确定，其中美元占了主导地位。显然，正是由于手握巨额并且流动性极强的美国国债，才使得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面前具备了强大的支付能力，中国政府在该组织中的话语权比重才得以真实提升，并带动了人民币在全球配比的上升。数据显示，目前人民币在全球央行和货币当局的外汇储备规模为2875亿美元，占比为2.5%，比2016年加入SDR时提高1.4个百分点。▲

参考文献：

[1]张锐.美元贬值：成因、影响与未来走势[J].财经科学，2007（11）：36-39.

[2]陆晓明.美国国债的收益率曲线发展路径分析[J].中国外汇，2021（11）：34-37.

[3]梁斯美.国国债收益率快速上升的原因展望及建议[J].清华金融评论，2021（5）：103-106.

[4]张锐.美元贬值：多方货币博弈的焦点[J].中国证券期货，2007（9）：46-50.

[5]张锐.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动因、影响与应变之策[].中国货币市场2011（9）：9-14.

[6]张锐.美国经济：国债膨胀下的黑色生态[J].决策与信息（上旬刊）2011（9）：45-47.

[7]张锐. 后危机时代的美元贬值效应与趋势[J].南方金融，2011（12）：52-55.

[8]郭栋.美国国债利率对中国债市宏观基本面冲击及两国利率联动时变效应研究——基于GVAR和TV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19（4）：55-65.

[9]温建东，李永宁.美国国债利率展望[J].中国货币市场，2021（5）：80-84.

[10]黄梅波，王珊珊.美国国债危机的根源及出路[J].亚太经济，2012（1）：70-74.

[11]沈国兵.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下美國国债的可持续性分析[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20（4）：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