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强调了社会效益的首要地位，也构建了评价考核的一、二级指标及其分值，还细化了考核内容扣分或计分的评分标准，将评价考核由定性分析转为了定量计算。图书出版单位把社会效益评价考核当成每年一次的“体检”，对标考核内容，在提高出版能力、优化选题结构、完善管理制度、加强人才建设等方面，把握重点、有所作为，可有效、有序地提高质量、增加效益。

关键词：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提质增效

中图分类号：G239.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8-0242-03

一、引言

图书出版单位作为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和增强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必须把大力推进我国出版业提高质量、增加效益作为奋斗目标，进行从依赖数量规模扩张向寻求质量效能提升的根本性转变。

2018年12月31日，中央宣传部印发了《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下称《试行办法》），从宏观层面指明了图书出版单位要切实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发展路径，也从中观层面构建了社会效益评价考核的一级指标（即出版质量、文化和社会影响、产品结构和专业特色、内部制度和队伍建设等4个）和诸多由一级指标分解出的二级指标及其分值，还从微观层面明确了考核内容扣分或计分的评分标准。通过立体式的综合性评价，将社会效益评价考核由原来模糊的定性分析转变为目前清晰的定量计算，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等级由得分情况对号入座，有力地引领和推动了图书出版单位把握重点，有所作为，提高质量，增加效益。

二、“出版质量”考核项目是体现作者实力和考验编校功力的重中之重

《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图书质量包括内容、编校、设计、印制4项”。其中，内容质量是前提，若内容粗糙、质量不高，则编校、设计、印制质量便无从谈起。

（一）内容为王

在社会效益评价考核中，“出版质量”项目所占权重为50%，而其中内容质量占相当大的分值。由此可见，内容作为图书出版的源头和基础，对于图书质量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在图书出版过程中，必须坚持“内容为王”的宗旨。

1.作者遴选。责任编辑必须感应时代气息，紧随时代嬗变，找准重要时间节点的选题与权威作者，如2018年11月，南方出版传媒和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著者曾平标是广东省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创作了《魂铸京九》《党旗作证》等[1]，既能确保写作资料丰富翔实，又能准确把握选题的深远意义和时代内涵。2019年4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心无百姓莫为官——精准脱贫的下姜模式》，著者王慧敏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记者[2]。王慧敏在浙江工作过十年，期间采写的数篇报道被刊登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或报眼位置，浙江人民出版社领导锁定他为此书的著者。

2.素材搜集。作者要积极做好量的积累，并且果断抓住时机，促成质变，实现事物的飞跃和发展。曾平标耗时五载，以“白加黑”“五加二”的苦心志、劳筋骨的劲头，到京粤港澳各地，深入采访方案构想者、项目管理者、大桥建设者和普通的市民等130余名亲历的关键人物。人民日报社浙江分社原社长王慧敏“走基层”次数最多的就是淳安县下姜村，还在那里度过了两个春节。他走遍了村子，谈过了干部，聊全了农民，吃透了乡情，下姜村由“穷脏差”蜕变为“绿富美”的画面如放电影般在他的脑海里跃动。

3.创作能力。作品问世并非突发奇想，灵光一现乃集聚的迸发。曾平标在众多可圈可点的丰富内容、翔实素材中，真实且细腻地“打捞”出大桥建设过程中的一幕幕，全景观、立体式地描摹出了一幅港珠澳大桥从多方论证到国家立项、从破土动工到验收开通的现代版挺拔伟岸和恢宏壮美的桥岛隧集群的“清明上河图”。王慧敏站在人民的立场，从百姓情愫、家国情怀的视角，完整、精彩地阐释了乡村中国、乡土中国求生存、谋发展、欲振兴、奔小康的路子，使得富有生命力、感染力、吸引力和示范意义的下姜村人“脱贫奔小康”的历史性变革的全景历程，在他的笔端有血有肉、活蹦乱跳地流淌。

4.当量效应。作者必须具备让有意义的内容有意思、有深度的理论有温度的驾驭能力。例如，荣获2018年度“中国好书”（主题出版类）的《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描绘了闪耀着中国人不同凡“想”的智慧之光的世界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既证明中国人“行”，又展示了“中国奇迹”。而荣获2019年度“中国好书”（文学艺术类）的《心无百姓莫为官——精准脱贫的下姜模式》，记录了发生在下姜村的真实故事和伟大改变。通过下姜村这个缩影，展示了在新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积极进取的渴望和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愿景，对全国其他地区脱贫攻坚起到了可资借鉴和比照参考的作用。

（二）编校保障

当前，绝大多数书稿的原稿都是电子稿，除了传统差错外，还有录入差错，以及作者计算机应用能力局限导致的其他差错，因此编校压力更大。责任编辑所从事的是一项技术服务性劳动，是辅助在台前完成创造性劳动的作者完成“最后一公里”冲刺任务的幕后英雄。百度百科中對“责任编辑”的解释为：至少是出版活动中业务责任、政治责任和经济责任“三位一体”的责任主体。

1.业务责任。出版单位作为知识型企业，企业的效益和成长性越来越依赖于员工的知识和技能，责任编辑业务素质增强的力度、速度、程度直接影响到出版物的广度、深度、进度。吕叔湘先生感叹：“语言的地面是坎坷不平的，‘过往行人，小心在意’。”[3]责任编辑作为“成书之前的书”的第一名读者，不是简单地作为“路由器”在传递信息，更重要的是要起到“过滤器”的作用，履行好“田间”管理的职责。责任编辑作为出版单位最核心的资源与竞争力的资本，在任何时候都要守住心神，多读好书，以便明了古今、通文晓史——读书花费的时间及所有的努力都会在某个时刻绽放。

《试行办法》附件中说明：“出版物因编校印装质量差错被主管部门或省级以上出版管理部门认定为不合格的，扣2分/种。”“同一年度内，被省级以上出版管理部门检查发现有3种及以上出版物编校印装质量不合格的，一次性扣8分。”

2.政治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因此，在出版过程中，要严格贯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责任编辑要切实肩负起意识形态“守门员”的使命，毫不动摇地、一丝不苟地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殷鉴不远，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等社会主义历史上的“地震”都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混乱掀起的，而后借由某一政治事件突然暴发，最后愈演愈烈，以致不可收拾，使国家的长远建设前功尽弃、社会平稳发展毁于一旦。因此，政治安全的重要性质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政治安全的防范措施再怎么苛刻也不为过，政治安全的责任落实再怎么严格也不为过。

政治安全重在预防。一旦发生政治事故，其影响和后果是难以挽救和抹去的。抓好政治安全，最关键的是必须把政治安全隐患排查清楚、整治彻底，多做防微杜渐的事情，少做亡羊补牢的工作。要防患于未然，必须自始至终把政治安全贯彻到图书生产的所有流程中，从源头上减少直至扼杀政治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

《试行办法》第十条中规定：“图书出版单位的出版物出现严重政治导向错误、社会影响恶劣的，社会效益评价考核实行‘一票否决’，年度考核结果定为不合格。”

3.经济责任。截至2011年初，我国图书出版单位完成“事转企”改制，但其务本之道仍然是出版物的生产。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出版单位既要给员工发放工资、奖金和缴纳五险一金，又要消化日常开销，因此必须营利。

《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要“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丰富、更加优质的出版产品和服务。”7届获得“中国好书”的作品都关注社会现实、关注文化自信，实现了评选“中国好书”的初衷——“推动、引领全民阅读，活跃大众读书生活，促进文化繁荣发展”，从而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水乳交融、相得益彰。

有些图书的适用范围虽然小，经济效益也有限，但是极具文化传承意义，出版单位不能只考虑经济效益，也有义务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从2009年度国家出版基金启动以来，催生出了一大批精品力作。例如，填补了我国特大型综合性工具书出版空白的《大辞海》；系统、全面地向世界人民传播中国文化典籍，介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中华文库（多语种对照版）》；反映最新科研水准、被应用于国家重大科技发展战略的《载人航天出版工程》《北斗系统与应用出版工程》等等。

三、“文化和社会影响”考核项目推动出版单位扩大选题格局和编辑视域

出版是文化产业的基础建设和传承创新的基本载体，图书既能提升大众文化休闲的品位，也能展示社会的精神文明财富，还能弘扬民族的或世界的璀璨文化，因此，必须增强文化性、娱乐性、服务性。因此，图书出版单位党政“一把手”要认清大势，科学研判，保持定力，优质发展。图书出版单位编辑不应该只是文字的传递者，更应该成为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内心、丰富才干的启灵者。

陆费逵在《书业商之修养》中指出：“书商的人格是最高尚最宝贵的……如出的书有价值，使人读了获益匪浅，能贡献于社会，书业商的人格即高尚。”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各家图书出版单位都想跻身荣耀之巅（“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中国出版政府奖”和“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近五年来，围绕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各家图书出版单位精细布局、精心策划，陆续推出了若干有内涵、具规模、占分量、见功夫的出版物，形成了厚重的文化积淀，展示了新时代的新成就。例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自1985年成立以来，逐渐树立了以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计算机、航空航天等为特色的“专、精、特、新”品牌形象，“以出版5627种图书、24万余次引用的成绩，成为大学社H指数TOP10中出版图书数量最少但‘品效’最高的一家”[4]。

四、“产品结构和专业特色”考核项目引导出版单位重塑主业之竞争力

图书出版单位要管理好自家的“责任田”，做到高质量特色发展，避免同质生产。编辑不能囿于本社的小圈子，而应该密切关注国内外大事，努力通过殷厚的人脉跟踪国家、省部级基金项目和科研课题，与业内高手或者相关领域大咖切磋行业未来和学科走向，在沟通感情、交换思想、迸发灵感、获取前沿信息的过程中，去观照、去察觉、去发现、去跟进社会动态和行业走势，并且紧密对接到书稿中。同时，编辑要关注新兴学科的动态，为作者搭建沟通思想和钩玄决疑的平台，以及提供资源或者资金的支持，在助力出版单位多元化综合发展过程中，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极，实现高质量、高效益、可持续发展。例如，化学工业出版社一贯将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反映教改实践作为教材建设的前提，经过近70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共生共荣共赢的出版格局，成了专业特色突出、品牌优势明显、图书市场占有率较高、有良好知名度和信誉度的中央级综合科技出版社，荣获“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称号。

五、“内部制度和队伍建设”考核项目敦促出版单位谋划长远发展大计

优秀的人才队伍是开创宏伟事业的前提。出版单位在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制度作用，引导编辑锚定党中央关于全國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类规划和新闻出版工作者的使命任务，明确自己的工作方向和目标，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不懈，一定能收获丰硕的成果、取得丰厚的成绩。

（一）内部制度

出版单位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出版工作保驾护航[5]。卓越的领导者更重视编辑的收获，会勉励编辑，编辑只要付出，就一定会得到应有的奖励，而且付出得越多，得到的奖励就会越多，并且不折不扣地按照相关文件中的规定给予嘉奖或者惩处。领导者还应该引导编辑通过正确的价值理念和有效技能付出，让其明白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更大的奖励。同时，要在编辑身边树立“付出得到奖励”的标杆，让编辑能“听得见、看得到、摸得了、够得着”，形成正确的绩效管理观，使图书出版工作良性有序地循环展开。

（二）队伍建设

东北大学出版社在平时的图书出版工作中，能够严格按照制度规定组织任职资格管理工作，即要求年轻编辑在具备参加全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中级）条件后，两年之内必须通过考试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持续提高编辑人员持证上岗的比例。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后，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编辑每年都要接受线上和线下的继续教育培训，以及参加日常组织的集体或者个别、固定或者随机的培训、学历教育、国外进修等。同时，要力争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出版基金项目、研究基金项目或者奖项，并且结合行业发展或者工作实践，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类学术性期刊上发表论文，为晋升职务或者职称作全面、充分的铺垫。按照“成熟一批、储备一批、培育一批”的思路，形成出版人才的梯度团队，进一步促进出版人员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建设。

六、结语

图书出版单位每年应对上一年度的社会效益情况进行打分自评，并以书面报告的形式送交主管主办单位。主管主办单位经过审查复核后，再将结果报给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出版单位应该把每年上报社会效益当成一次“体检”。

“出版质量”“内部制度和队伍建设”项目应该得满分，“文化和社会影响”“产品结构和专业特色”成为拉开出版单位“成绩”档次的项目。

《试行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对社会效益评价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图书出版单位，出版管理部门和主管部门要进行通报批评。连续两年社会效益评价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责成主管主办单位对出版单位进行整改、调整出版单位主要负责人。连续三年社会效益评价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依法依规对出版单位予以处罚直至退出。”

目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工作如春江放排，顺利地向前推进着，它助力图书出版单位尽快跨入提高质量、增加效益之通途，迅速迈入现代化运营之轨迹，激发企业内在活力，共同营造良性有序竞争、健康蓬勃发展的市场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且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宗旨會常态化地根植于图书出版者的心灵深处。

参考文献：

[1] 曾平标.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8：勒口.

[2] 劳罕.心无百姓莫为官：精准脱贫的下姜模式[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勒口.

[3] 吕叔湘.语文常谈[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67.

[4] 课题组.中国学术出版影响力分析[J].出版人，2019（1）：1-10.

[5] 杨迎会.新时代图书出版单位的高质量发展与规范化[J].出版广角，2019（4）：30-33.

作者简介：牛连功（1979—），男，河南淮阳人，本科，编辑，研究方向：图书出版、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