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以鲜

告别“高义薄云”的故人孙宰之后，杜甫和家人继续北行，目的地是鄜州。

途经三川县（富县南）时，山洪暴发，杜甫写下《三川观水涨二十韵》一诗以记，显然受到西晋木华《海赋》及东晋郭璞《江赋》的影响。到达鄜州后，杜甫将妻儿安顿在一个叫羌村的村落中。

随后，杜甫只身出发。他要穿过西北方向四百多里之外横县附近的芦子关，从那儿可以抵达灵武。他当然已知道了现在的新天子是玄宗的儿子李亨，年号也由天宝变成了至德。杜甫的“太阳”皇帝还躲在遥远的蜀郡成都。他没有想到的是，要不了多久，自己也会去到那座江水清澈得可以洗涤锦绣的地方。

行在中途，杜甫曾在延州（延安）城南小住。杜甫收到了弟弟杜颖的来信，作《得舍弟消息二首》。杜甫对他的几个同父异母的弟妹始终关爱有加，和对待弟妹们的母亲也就是杜甫的继母卢氏态度迥然不同。

还没等到穿越芦子关，杜甫就在路上被安禄山的叛军捉住。

史书这样记载：“会禄山乱，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肃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具体在哪儿被捉住，没有更详细的说法，应该是在延州至芦子关的途中。至德元载（756）长安落入叛军之手后，关中大部分地区（京、鄜、坊、岐、陇等）都被叛军控制，杜甫此行实在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尽管他做了一些准备，所谓“羸服”（只有皇帝才能说“微服”）就是一种化装行为，故意将自己打扮成一个难民的样子。实际上此时的杜甫，从身份上来说还是一个朝廷命官，虽说只是一个从八品下的芝麻官。

有人说叛军捉住杜甫后，把他当作挑夫押进了长安。这个说法应该是一种推测，并无文献上的根据。当然，从情理上来说，这也是完全可能的。杜甫这时四十五岁，尽管头发花白了些，但在叛军眼中还算是一个劳动力，抓来当挑夫亦未尝不可。

杜甫被押回长安的时候，已是至德元载八月的秋天。

十八世纪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用法文写了篇《杜甫传》，里面虚构了一段杜甫被捉往长安与安禄山的对话，相当有趣：

我们在大道上捉住了全国最著名的诗人。你要不要我们把他带到这儿来见你？你要消遣的时候，有他在旁，也是好玩的。

诗人？安禄山说，那是怎样的畜生？他会耍甚么把戏？

诗人是会转文的，会用新奇可喜的字眼，会造腔调好听的句子;而我们满口只平淡无味。

这个诗人是否比我们更会打仗？他若是战士，我可见他，也可用他。他若只能用文字来变戏法，我用不着他，而且讨厌他。

这段被洪业斥为“离奇”的对话，在我看来具有相当的想象的真实性。历史上的杜甫肯定没有和安禄山见过面（安禄山当时不在长安而在洛阳），如果真见了，那杜甫的人生又得改写，后来的左拾遗肯定没戏，和小伪官郑虔一样受到贬谪则是必然之事。这段对话传达了一个真相，那就是安禄山和他的军队是一支野蛮的军队，他们对文化对艺术对诗歌不会有任何兴趣（王维等人被强迫做伪官，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的地位），这一点恰恰救了我们的诗人。在叛军眼中，诗人杜甫就是一个凡人，甚至比凡人还不如，至少在出苦力方面不如凡人。这也让杜甫有更多机会做到“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 。

从杜甫困居长安的诗中可以清楚地知道，虽然过着屈辱和恐慌的日子，他的个人生活还是较为自由的，行动也没有受到严格监控。从《哀江头》和《哀王孙》诗中亦可看出，他还可以到曲江边去怀旧到城中转悠。在人身自由方面，至少杜甫过得比那位王孙好得多。作于此间的《喜晴》一诗也显示，他可以比较随意地在长安城内（主要还是在城南）走動。杜甫在此段时间一直没有闲着，感觉一直在四处游荡——“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在这种看似恍惚的行为中其实藏着坚定的信念：一定要逃出这座曾经的天堂而今的魔窟。

机缘合适的时候，还可以找到同样被困城中的朋友一起喝酒。在这些聚会中，最让杜甫难忘的是他竟然遇见了老友郑虔。至德二载（757）春天，被迫当了安禄山伪政权官员的郑虔（以正五品上的水部郎中求从九品上的摄市令）装病从洛阳溜回长安，他的侄儿驸马郑潜曜居然也还活着。于是杜甫和郑虔就在郑潜曜的家中池台上重逢了。乱世相见异常珍贵，意外之喜溢于言表，杜甫为此写下《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在诗中赞美郑虔守节的气度（但是后来仍然没有得到肃宗的原谅）。由此亦可知杜甫的守节意识是相当强烈的，很幸运，诗人也守住了自己的气节。

郑虔之外，长安怀远坊大云寺的住持赞公是困兽杜甫此际最值得信赖的朋友，在那种情形之下，寺庙可能是最好的避难之所。两人从此结下患难深情，后来杜甫流亡秦州，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赞公也到了秦州的西枝村。我们从杜甫的《大云寺赞公房四首》诗中得知，赞公特地送给杜甫两样东西。《大云寺赞公房四首》之二： “细软青丝履，光明白巾。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自顾转无趣，交情何尚新。道林才不世，惠远德过人。雨泻暮檐竹，风吹青井芹。天阴对图画，最觉润龙鳞。”赞公送给杜甫的两样东西是一双青履和一条白巾，这两样东西一直为赞公所“深藏”，这就相当有意思了：为什么要把这两样“深藏”之物赠给杜甫呢？

答案在至德二载四月十二日浮出水面：杜甫从金光门逃出，间道窜归凤翔。肃宗已于至德二载的二月，将行在从彭原南迁到了凤翔。至此我们才明白，杜甫到大云寺并不是去闲聊的，而是一直在和赞公商量逃出长安的大事。最后确定了逃走的时间（夏天草木葱茏，利于隐藏）、地点（金光门位于长安西面，出入的人相对较少）， 以及装扮——原来赞公的主意是用青鞋和白帕子将诗人杜甫打扮成一个胡人的模样。胡人多信奉源于波斯的摩尼教，尚白是摩尼教徒的一个重要特征。《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上说摩尼“串以素帔”“其居白座”，教义规定摩尼信徒的前四个等级“并素冠服”，即身着白衣头戴白帽。考古发现也证明了这一点，高昌存世的摩尼教壁画中摩尼教僧侣皆着白色冠服。由此我们还可得知，当时被叛军控制的长安有着明确的种族区分：对汉人严格，对胡人比较宽松。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安史之乱的背后，确实隐藏着种族之战的意味。安禄山的父系为中亚月氏族，史思明是突厥人，安史军事集团中核心战力全部是胡人（曳落河）。

“泱泱泥污人，听听国多狗！”（《大云寺赞公房四首》之四）困守长安的夜晚滋味不好受，尤其有月光的时候，更尤其是一些特别的月光，比如中秋的月光，比如寒食的月光，更让人难以消受。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月夜》

在还没有人类的时代，月亮早已高挂清空。《诗经》中的月亮已美得令人心痛：“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英国汉学家克兰默-宾（L.Cranmer-Byng）在其名著《灯宴》序言中指出：月亮悬挂在中国旧诗坛的上空。她是人间戏剧美丽而苍白的观众，而她所知道的一切隐秘、激情和欢乐，迅速的崩溃或是缓慢的腐烂，她把远隔千山的情侣思念联结起来。中国诗人对月亮的眷爱，至唐代达到巅峰。在唐人眼中，月亮就是世界的本相，正如《五灯会元》中所载的那首唐代法眼禅师的名偈所言：见山不是山，见水何曾别？山河与大地，都是一轮月。唐人为什么如此好月？还是寒山说得好：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或者，我们从海德格尔致里尔克的书信中也能得到启示：就像月亮一样，生命也一定具有不断从我们转身而去的一面，但这一面并不是生命的对立面，而是它向光满的完成，向丰盈的完成，向真实、全部、完整的存在之领域的完成。

无论是中秋的月亮还是春天寒食的月亮，被叛军控制在长安城中的杜甫，在那皎洁的无边月色之下，最让他牵肠挂肚的还是同一片月色之下的鄜州家人。在唐代的月光曲中，有写故乡写得几近完美的（比如李白），但是要找出写思念家人思念妻子的月光曲，就没有比杜甫写得更动人的了。杜甫不从长安的月色写起，不说自己想念妻儿，而是从鄜州的月色，从鄜州的家人写起，可谓别开生面。明人谭元春在《唐诗归》中就说：“遍插茱萸少一人”“霜鬓明朝又一年”，皆客中人遥想中相忆之词，已难堪矣。此又想其“未解忆”，又是客中一种愁苦，然看得前二绝意明，方知“遥怜”“未解”之趣。近人高步瀛在《唐宋诗举要》中引吴汝纶的话说：专从对面着想，笔情敏妙。李庆甲在《瀛奎律髓汇评》中引用纪昀对此诗的评论：入手便摆落现境，纯从对面着笔，蹊径甚别。后四句又纯为预拟之词，通首无一笔着正面，机轴奇绝。

如果我们要在唐诗中找出两句赞美自己妻子的诗句，写得最梦幻最迷人的，当首推杜甫的“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民国十一年（1922）夏天，梁启超在清华大学曾做过一次名为《情圣杜甫》的演讲，梁氏说：杜工部被后人上他徽号叫作“诗圣”。诗怎么样才算“圣”，标准很难确定，我们也不必轻轻附和。我以为工部最少可以当得起“情圣”的徽号。因为他的情感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他表情的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能将他全部完全反映不走样子，能像电气一般，一振一荡地打到别人的心弦上，中国文学界写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作“情圣”。

杜甫确实当得“情圣”二字，他是中国诗中最深情的圣人。

至德二载寒食节的这轮月亮，完全可以和去年秋天的《月夜》进行互读。据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这样算来，那一年的寒食节应该就是至德二载三月初七。洪业根据一部出版于西方十九世纪的天文学著作《蚀经》推算，至德二载寒食节的月亮不是满月而是半月，并进一步推算出杜甫一生所过的寒食节只有三次满月，分别在天宝六载（747）、天宝十四载（755）和广德元年（763）。 从天文学角度来讨论诗歌是非常独特的一个视角，但是如果仔细寻绎杜甫这首诗的诗意，我们并不能从中得出杜甫所写的就是满月这一层意思。恰恰相反，杜甫在诗中埋怨月光不够明亮不够圆满，所以才有“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的愿望。事实上，月亮中的阴影并不一定在满月时才有，半月时也是可能看见的。这首诗在形式上也有所创新，清人杨伦在《杜诗镜铨》中指出，首联对起颔联散承，从而构成一种后世所说的“偷春格”，如同梅花偷春光而率先绽放。

至德二载元旦，杜甫想念乱世中身处钟离的妹妹，有《元旦寄韦氏妹》。春天，杜甫还写有卓有见地的筹边之作《塞芦子》，及怀念家人的 《忆幼子》和《遣兴》等。杜甫在任何时刻都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在更早些时候，杜甫刚被抓回长安不久的至德元载十月，他的朋友房琯兵败陈陶斜和青坂二地，杜甫悲伤地写下《悲陈陶》和《悲青坂》，纪念那几万名付出鲜血的生命——这是在被叛军控制的黑暗时期所作，如果被敌人发现是可能导致杀头的。看看写于同一时期的《对雪》，从中可窥见杜甫的痛苦：“战哭多新鬼，愁吟独老翁。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瓢弃尊无绿，炉存火似红。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这种痛苦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浓重，压得诗人喘不过气来。第二年（至德二载）春天，杜甫写出了几乎妇孺皆知的名篇《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古今中外讨论这首诗的人太多了，其中如宋人司马光，今人黄药眠、萧涤非等，难以胜数， 讨论的焦点好像都集中在杜甫为什么要说“花溅泪”三个字上。黄药眠认为：花并不濺泪，但诗人有这样的感觉，因此，由带着露水的花联想到它也在流泪。萧涤非反驳说：按果如此说，“溅”字就很难讲通。为什么呢？因为溅是迸发，有跳跃义。故此处“泪”仍以属人为是，所谓“正是花时堪下泪”。实际上这些都是一些近乎迂腐的见解，和当年沈括说杜甫写成都武侯祠古柏（“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写得“太细长”是一回事。花为什么不可以“溅泪”呢？花朵也是有生命的，它们的忧伤有时是我们普通人所无法理解的，只有极少数的人比如诗人和音乐艺术家可以感知到。杜甫在这儿不说“落泪”或“流泪”，不过是想强调其伤心欲绝的程度，增强其动态，让全诗在悲伤的气氛中平添几分生气，同时和“惊心”的鸟鸣声形成一种姿态上的呼应。如果按照萧涤非等的意见，他们读到西班牙诗人加西亚·洛尔迦（Federico Garcia Lorca）的《哑孩子》（戴望舒译）又会怎么说呢：

孩子在找寻他的声音 / （把它带走的是蟋蟀的王） / 在一滴水中/孩子在找寻他的声音

那些可怜又美丽聪明的哑孩子，他们的声音被带到什么地方去了？谁带走了他们的声音？还能找回来吗？洛尔迦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孩子的声音被带到了一滴露水中;带走孩子声音的是一只蟋蟀的王，那声音已穿上蟋蟀的衣裳。这就是诗歌，不理解这个就无法真正理解诗人。

是春天的泪水打湿了长安的花朵，还是花朵上的露水，让杜甫觉得像人类流出的眼泪？

责任编辑：田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