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梅花

一

我还记得那一长串火车。车厢里空荡荡的。也许拉过煤，也许不是。那么小的站台，但是火车还是喘着气很有尊严地停了下来。

是清晨，太阳还没出来。火车头前面的灯光逐渐弱下去。尽管是夏天，山里也还是冷。空气里含着浓浓的土腥味，站台上一层浮土，浮土上隐约留着雨滴砸过的浅浅的小窝儿。

尕姑姑说，赶紧。于是，她一翻身，跳进火车空荡荡的车厢里。我愣怔怔地立在站台上。几个女孩嗵嗵嗵跟着跳进车厢，一些扫帚和牛毛口袋被铁路轨道边的大人们扔进车厢。剩下我。于是慌慌张张爬上火车，腿肚子索索抖。车厢简直太大了。

那一年，我十来岁，没有扒火车的经验。我住在沙漠里一个小村庄，只能远远地看着火车飞驰着绝尘而去。火车在沙漠里根本不停。

奶奶的娘家，在这座山谷里。我跟着尕姑姑，来到这个小村庄串亲戚。一群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每天扒了火车去扫炭灰。火车要穿越大山，一路爬坡，相当吃力，得要大量的煤炭轰才行。火车烟囱里冒出来的炭灰就飘落于铁道两旁，有大转弯的地方，厚厚一层积攒着，风刮不走。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月，这些炭灰就是山里人家最主要的燃料来源。

我走进院子里，舅爷爷裹着他浓厚的暗影，几乎看不见。正午的阳光那么亮烈，屋檐下的幽暗和阴凉一定是为了搭配院子里的白亮和炙热。书房门开着，堆叠的幽暗不接受阳光，洞开的门口是一团更加浓厚的阴影。我看不清屋子里的摆设，八仙桌看不清，高高靠背的老式椅子也看不清，就是一种细微却又宽阔的幽暗。

我端起舅爷爷的茶缸，咕嘟咕嘟喝几口，衣袖抹抹嘴，又要去玩。舅爷爷摸摸我的头，不说话，又在吃烟。我从屋檐下幽暗浓稠的阴影里走出来，走到院子正中。回头，舅爷爷仍然隐身在古色古香的廊檐下，一团青烟笼罩着他，朦胧而缥缈，像在时光深处。

我的舅奶奶，一个穿着黑色大襟衣裳的小脚老太太，说话很慢，捯着小脚来来去去，在村庄里那些浓密的植物丛里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失。

她不停地晒夏——香豆草的嫩叶掐下来，猛烈地搓揉一顿，搓出浓绿的汁液，把蜷缩的叶子晾晒在大蒲篮里。这样的香豆叶子晒干颜色很绿，碾成粉末，卷在面饼里蒸花卷，香。

灯盏花细长的花瓣，芹菜的嫩叶，小葱切成圈，野石葱花的花蕾，芫荽，这些红红绿绿的植物花叶都晾晒在屋檐下，一点一点变干，颜色变得干燥浓烈，收起来挂在厨房墙上。这样的干蔬菜叫“汤花”，冬天没有新鲜蔬菜的时候，这些干蔬菜撒在汤面条里，特别诱人，散发着清香的植物气息。

也有的人家不晒这些“汤花”，冬天就只能吃一碗裸面条，佐一碟腌菜，清汤寡水，可够单调的。

舅奶奶话少。大多数时候，她总是沉默着，在村庄里那些浓密的植物丛里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失。就像舅爷爷，在廊檐下那些幽暗的阴影里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失。

尕姑姑非要进一趟县城。进城的办法很简单，除了走路，就是扒火車。舅奶奶点点头，叮咛她带好黄毛丫头。

黄毛丫头，就是我。

二

那串火车吼了一声，离开小站，哐当哐当爬山。几个女孩子嘻嘻哈哈在车厢里打闹。车头的黑烟被风刮过来，像稠浓的粥，灌满车厢，我们都在粥里扑腾。脚下是沉闷的哐当声，火车在山里绕来绕去，极慢，似乎比散步也快不了多少。也许是错觉，火车有可能在飞驰。山风突然割过来，把黑烟粥一片一片揭走，剩下尖利的冷。

我看见车厢里的女孩们稳稳站着，掏出一块手绢，深呼吸，蒙在鼻子上。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眼前突然一黑，火车钻进隧道。浓烈的烟逼过来，立刻呛进肺里，我挣扎着吸气呼气，整个人都要崩溃了。但是隧道很长，我在黑烟里几乎要窒息。黑暗的隧道简直是永远。我在黑暗里摸索小伙伴。没摸着，只摸着了冰冷的铁。

沉闷的声音缓缓清晰，突然看见一团白光，日光哗啦一下劈面扑来，风急遽跟过来，总算重见天日了。我大口喘气，眼泪都憋下来了。女孩们收起手绢，若无其事地谈笑，一点也没熏坏。她们已经习惯扒火车，积累了对付黑烟的经验。我只觉得肺里憋得厉害，快要熏得晕过去，头发被山风吹得胡乱飘。尕姑姑在车厢的角落里蜷缩着，死死闭着眼，我以为她被黑烟熏死了。结果，她咳嗽了一声，睁开眼睛。

一会儿，女孩们又拿出手绢，按在鼻子上，深呼吸。又是隧道！我哀哀地惊叫几声，火车已经钻进隧道里。一股浓稠的黑烟卷过来，按住我，扑面熏。眼泪被熏出来，鼻涕也被熏出来，战战兢兢不知道洞子到底有多深，总也出不去一般，慌乱中，抓了身边的女孩一把。她说，憋气，长呼吸——快要崩溃了，想跳下去。总觉得跳下去，可以跑出洞子，可以活命。

又过了几个隧道，我觉得自己被黑烟熏得快要撑不住，胸腔里装满了黑烟，一呼一吸都是黑烟，吐不干净。我想起熏瞎老鼠——冬天的时候，几个小孩堵住老鼠洞口，拿潮湿的柴，点燃后大量的浓烟灌进鼠洞口。没多久，那些被熏得晕头转向的老鼠抱头逃窜，逃出洞，在地上滚蛋蛋，吱吱叫唤。此刻，我也像熏晕的老鼠那样，眼睛前头飘着黄花花——书面语是“眼冒金星”。

终于看见那道传说中的大陡坡，火车怒吼着，哐哧哐哧，往天上爬一般。女孩们纷纷拾起带来的东西，往外扔。一个细小的女孩一翻身挂在车厢外面，脚慢慢划拉几下，一撒手，稳稳跳到铁道边的草地上。然后，几个女孩接二连三地飞身离开车厢，嗖嗖嗖跳到路边，动作娴熟，又准又稳。

我怕极了，全身抖成一团。最后一个要跳车的女孩说，你这样子，不能跳，坐着吧，再过一会儿，就到县城了，火车会停的。要赶紧下，不然又走了。说完，她一纵身挂在车厢外，飘飘悠悠，脚尖慢慢划拨空气，嗖一下飞出去，树叶一样飘落在路边草窠里。

她们慢慢往回走，捡起散落的笤帚、簸箕、牛毛口袋。我只知道路边的炭灰扫起来被装进口袋，不知道她们怎么扒火车运回去——那么小的女孩，牛毛口袋又那么笨重。

火车爬上陡坡，转过大转弯，声音小了一些，速度加快。女孩们的身影都不见了。我紧张地咽下几粒尘土，嗓子要冒烟的样子。脸上摸一下，手掌黑乎乎的，像刚从煤窑里钻出来。能看见县城了，再也没有隧道要钻。我深呼了一口气，吐故纳新，觉得回到了日常的光阴。

那时候十来岁，等着长大——若早知道长大后的生活一团糟，就不那么迫切了。

我总是在某一时刻，或者是梦里，记起过往的生活。是的，只是一些选择性的记忆，碎片的，残缺的，跳出来，给我想起。能想起来的这些片段背后，是意味深长的、模糊的、大量的空白。那些空白的时光去哪里了呢？

所有的往事都不会重来，只能像树叶一样落下去，慢慢瓦解，在时空里支离破碎，变成尘埃，如梦亦如幻。然而人生就是往事构成的呀，今天的生活何尝不是明天的过去呢？

有些往事可以遗忘，有些真的不能。

三

奶奶牵着我，站在大路边等出山的顺车。赶毛驴车的邻居把我捎到了公社。我坐在毛驴车上，山路坑坑洼洼，颠簸得脑壳疼，骨头要散架。像个小叫花子一样，我坐在公社的大门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等妈妈。

有时候我妈妈不在，下乡去了，我就会被她的同事抱到附近的人家里，吃吃喝喝，玩几天等妈妈。有时候妈妈恰好在公社，简直令人惊喜。妈妈抱着我，去供销社扯布。

那一年，我还记得，妈妈扯布，给我做衣裳，红花花的大襟衫衫，绿格子布褲子，自己觉得特别美气。妈妈下乡去了，留下我。我穿着一身新衣服，在空荡荡的公社院子里乱逛，没有玩伴，有点寂寥。

公社后院是半人高的荒草——臭蒿子、芨芨草、猪耳朵草、灰条草、菟丝子、鼠尾草、大蓟、刺蓬，还有叫不出名字的杂草，我走进去，连头顶都不见。浓密的荒草里搁着一台橘红色的拖拉机，也许废了，反正我从没见过它动弹。我一次次走进荒草，又返回。

没有人来，大院子空荡荡的。我跑了几圈，一如既往的寂寥，一只狗都遇不上。礼堂门口的柱子很粗，我抱着柱子看天，天上也空荡荡的，空得让小小的丫头害怕——云哪儿去了？没有云，神仙走路踩什么呢？

午后白亮的阳光，晒得人昏昏欲睡。我坐在礼堂门口的木头门槛上，打了一会儿盹。奇迹还是没有发生，一个人都没有进来。爬上食堂的窗子，玻璃缺了一角，伸手进去，摸出来一瓶墨水，塞进裤兜里。再拔出来一把筷子，也据为己有。

终于发现灶房后有一处坡坡，又陡又长，可以溜。爬上去，溜下来，乐此不疲地玩了一下午。

傍晚，妈妈下乡归来，看到小土匪一样的女儿坐在公社大门口等她：土眉沙眼窝，小辫子乱散，新衣裳皱巴巴的，怀里抱着剩下的几根筷子，墨水洒了一裤腿，新裤子已经溜坡坡溜得面目全非……

大家看见我，哈哈大笑，说乡里野丫头——他们笑得几乎要腿肚子抽筋。我妈妈大概气疯了，把我拎到屋檐下揍一顿。叫你不听话。我记得那天很热，也许是夏天，也许是秋天。我不知道。我坐在荒草里哭泣，觉得自己应该尽快长大，长大就不会经常挨打了。

我妈没有去大灶吃饭，她点燃煤油炉，给我做西红柿面片。四五岁的我第一次遇见西红柿，偷偷撕下一块，塞进嘴里尝尝，一种悠长的味道，有点酸，有点甜，多么陌生的气息。家里人多，爷爷奶奶，叔叔姑姑，表姐弟弟，十几口子人，根本吃不到白面，我们顿顿吃青稞炒面拌土豆，吃得面黄肌瘦。

白白的面片在锅里翻滚，西红柿切丁，芫荽撕碎，都丢进锅里，和面片一起沸腾。我蹲在煤油炉边，仔细看锅里红白绿分明的颜色，简直呆住了。这样好的东西，竟然拿来吃掉。

记得那天阳光特别好，我坐在门槛上吃饭，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有一种蔬菜叫西红柿。我敢保证，我们村的小孩子根本没有见过它，深山里种不出西红柿。有人喊我的绰号：左宁根，左宁根。我妈妈说，乡里野丫头，过几天就送回去，烦死人。

我独自在荒草里玩，跪着，躺着，打滚儿，不知道爱惜自己的新衣裳。尽管挨了打。我掐了好多粉红色的打碗花，插在废弃的拖拉机上，有小孔的地方都插进去。在一大丛臭蒿跟前发现了一只雏鸟，蠕蠕地动，全身都没有毛。它微弱地叫着，长着没褪毛的黄嘴巴。我把它捉走，搁在我们房间的窗台上，它一下一下扑腾着，努力睁大眼睛，但还是掉下窗台摔死了。荒草里还有刺猬，伸出粉红色的尖嘴巴，一探一探，在草窠里贼头鼠脑。

四

去年某一回路过那个小镇，走到曾经的公社大院，找找我童年的印痕。院子比我印象中的小多了，那道我记忆里气派的斜坡，也很低矮，根本没有那么宽阔陡峭。礼堂已经拆了，起了一座小楼，也没数是几层。我觉得空旷无比的后院，荒草淹没我头顶的后院，都盖了房子，拥挤而逼仄。荒草去哪儿了呢？我的童年去哪儿了呢？

我在那条狭窄的街道上慢慢溜达，除了几家店铺之外，路边是农民的房子、羊圈、牛棚、杂物屋子。敞开的屋门里，有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驼背的老妇人弯腰在院子里喂鸡。一户人家的墙上爬满了啤酒花。另一户人家的墙快要倒掉。还有几家院子长年不住人，荒草爬满墙头，野鸟在屋檐下筑巢。我不知道这个小镇在我的生活里有没有意义，虽然我在童年时也曾是镇子的过客。

无论多么遥远，过去的时光会留下一些残迹，像舅爷爷家的廊檐一样，那些幽暗而幽微的昏暗，被阳光吸饱后吐出来，留在记忆里，根本不能剔除。我不知道这个小镇上生活着什么人，除了农民，也可能有牲口贩子、木匠、裁缝。很久之前可能有磨坊主，还有铁路工人。我肯定在路边的谁家里住过，来来去去的那么几年，我妈妈总是不在公社大院。

我只记得有那么一户人家是裁缝，我在她家里住了好几天，模模糊糊的一些细节是裁缝捏着软尺给人量衣服。她似乎有点胖，和我妈妈是朋友。家里好几个小孩，挤来挤去。屋子似乎不很宽敞，墙上挂着彩色的网兜。仅有这么一点印象了。

我在小镇上闲逛的时候，是深秋，太阳温暾暾的，不热。我穿着阔腿裤，裤子太长了，拖在地面。我想起小时候妈妈缝的那条绿格子布裤子。只想了一下，便不想再想。又想了一下那扇打开的窗户，凉风一阵一阵吹进屋子。还有窗下的插销。

坐在路边一个酿皮摊上，要了一碗蒸酿皮，醋多多的。不知道为啥，我突然对摊主说，很久之前，这儿有个公社大院，我小时候常常来住一段时间。

摊主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妇人，脸上的褶子一道挤着一道，皮肤粗糙。她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回答说，知道，我们的老房子就靠着公社大院的后墙，后院里扔着一輛报废的拖拉机。橘黄色的。

不对，是橘红色的。我说。

一辆破拖拉机，颜色有什么要紧，后来被太阳晒得褪了色，都看不出什么颜色了。还有好几个草垛，一个马厩，拴着好几匹马，干部们下乡时骑马去的。有几年，我爹还给公社喂马驮水呢。摊主说着，抓起一把切好的酿皮，搁在碗里，调醋调芥末，端到我面前。

我不记得有草垛，不记得有马厩，也不记得我妈妈骑马下乡，驮水也没有印象。我倒是记得有好几次，妈妈下乡带着我，是搭乘的大卡车，我们坐在车厢里，晕得天翻地覆。也想起来那道斜坡，天天溜坡坡，把新裤子溜破。

我记得那些荒草，我对那只没有毛的雏鸟说话，先是大声说，等它掉下去摔死后，就转头去跟刺猬说。说什么呢？怎么会记得呢。我记得我坐在门槛上，翻看画书《金瓜儿银豆儿》和《黄风怪》，我妈妈去凉州城时买来的。那是我人生的启蒙教材。

黄风怪太令人厌恶了，我把那本书丢在地上，一顿乱踩，踩死了黄风怪。我妈妈回来后，一顿打。那本书被我踩成破索索。

五

无论如何，我妈妈都不会想到我长大会成为作家。这件事简直不可思议。然而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难以琢磨，我成为作家后，见到了《金瓜儿银豆儿》的作者赵燕翼老先生。文学的缘分，是从我四五岁就开始的。人的成长是精神世界的成长，文学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记得我在空旷的院子里奔跑，脚上穿着布鞋。我爬到礼堂的窗台上，一次次跳下去，又一次次翻上去。我在荒草里跑，在灶房门前的砂石路上跑，一边跑，一边等妈妈。还有许多老鼠，在荒草里乱窜。有人居住的地方，老鼠无处不在，荒草无处不在，寂寥无处不在。

这些我都记得，连一堆废砖头和破拖拉机都记得。唯独不记得有马厩，有草垛。也许是卖酿皮的摊主记错了。或许她的记忆根本没有我的记忆确切。

我对摊主说，你记错了，公社大院里根本就没有草垛和马厩。如果有，我真的会有一点印象。后院空荡荡的，除了拖拉机，就是荒草。

但是老妇人说，公社院子里有电灯，每晚，我们都趴在后墙上，看那些灯光，橘黄色的，从窗口透出来，非常美好。我们家里没有煤油，几乎不点灯，所有的屋子都黑魆魆的，瘆人。那时候，我希望长大后有一盏自己的灯泡，可以坐在灯光下。公社的干部们有煤油炉，她们就在那个小小的炉子上煮饭，我们趴在墙头上看得清清楚楚。

我觉得内心有一种东西轻微颤抖了一下。想起那句话：愿你下雨有伞，天黑有一盏灯陪着。

我吃酿皮的时候，老妇人仔细盯着我看了好一阵。半晌，又说，呃，我知道你是谁的女儿，你和你妈妈长得真是很像，你老家是萱麻河的。

老妇人的语气有些不自在，一些闪烁在她脸上冒出又隐去。我当然知道原因是什么。

那你可说对了，我回答她，我妈妈是计划生育专干，得罪了不少人——她是个工作狂，真是抱歉。其实，我长得和她并不像，只是我们说话的口音很近似。

不仅是口音很像，神态也像。摊主笑笑，收了钱，找给我零头。她的膝盖上套着加厚护膝，她往上拉了一下。她的背有些驼，坐不直。酿皮摊后面是个水坑，积攒了雨水。老妇人的影子倒映在混浊的水里，模糊而遥远，像一种悠长的记忆。就那样。

红尘多少事，就那样。想也行，不想也无妨。我和妈妈长得像也好，不像也没关系。我记得她抱起我，去供销社扯花布。我叉开小短腿，箍住她的腰，胳膊箍住她的脖子，亲她的脸，我那么爱她。

可是现在，我做梦也梦不见她。我不能怀疑自己是抱来的小孩，肯定是妈妈生出来的，因为这个陌生的老妇人一眼就能认出来。

我想起妈妈给少女的我梳辫子，她观察我胸前，两个小小的乳房才开始发育，一对核桃般的青涩。她说，要戴胸罩了，把它们隐藏起来——直到你长大，遇见一个温暖如太阳般的，眼神明净，挺拔有力，能保护你一辈子，给你安全感的男人。

这也太难了。可是那时候我不知道未来有多不容易，以为一切简直是一定的。

那时候，我在沙漠里的小村庄读初一，长发及腰。学校背后是古长城，远处是一片沙枣林。好多黄昏，我坐在古城墙上背课文，一些柔软的苔藓藏在古城墙的阴影里，墨绿的，浅黄的，紧紧贴在墙皮上。天色柔和澄澈。

这一切，显然很遥远了。如果想起就想起，如果忘记就忘记。像一场雨，落在光阴里，留下一群深深浅浅的窝儿。每个人的生命里，都积攒着这样雨后的印记。

可是那些往事，无论是惊骇世俗还是平庸琐碎，无论你庄重肃穆地想起还是宁静淡然地忘记，它们都毫发无损，偶尔复活苏醒，在你的梦里、记忆里，欢愉地重现一下，然后迅速消失。

我并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想起一些流逝的碎片时光，过往之物出现在记忆里总是隐晦不明，甚至并不是愉悦的，或者是有用的。然而我不能不想起。我似乎在追求一种平直，或者说平庸的理想。到了这个年龄，就会拒绝那种既苦又甜，既蚀骨噬心，又急遽扑来的激情。说到底，是想得到一种寂静的光阴，那种空旷得寥寥无几的安静。

伍尔夫说，女人要有一间自己的小屋，有一笔自由支配的薪水，才能有读书喝茶写作的自由。这也很难。大约，我那些滔滔不绝的往事，一次次往返于记忆，促使我变成有讲述欲望的客体，就是为了达到这个又简单又奢侈的理想。

生活有多么贫瘠，记忆就有多么阔绰。

尽管不一定真是这样。

责任编辑：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