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升乡村内生发展能力是乡村振兴的根本。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构建乡村振兴内生能力的评价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对河南省17个省辖市426个样本村的内生能力进行测算，并以测算的样本村内生能力为响应变量，构建多元Tobit回归模型，检验农村社会网络结构密度、关系网络规模、网络结构洞、弱纽带强度等因素对乡村振兴内生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目前乡村整体内生发展能力较低，区域间及区域内部各城市之间发展不平衡;农村社会网络结构洞、弱纽带强度、乡村文化心理结构、集体权力控制等变量对乡村振兴内生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正效应，而关系网络规模、利益权力控制和家庭权力控制的影响不显著。进而提出提升乡村振兴内生能力的建议。

关键词：乡村振兴;内生能力;农村社会关系网络;结构洞;河南省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21）21-0007-10

收稿日期：2021-03-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编号：19BJY144）;河南省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编号：192400410149）。

作者简介：陈军民（1976—），男，河北临城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农村发展研究。E-mail：dtwntwokfy@163.com。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努力把乡村社会建设成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社会。但长期以来，我国实施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导向造成乡村社会要素大量流失与结构失衡，乡村社会呈现出農村空心化、务农老龄化、要素非农化、农民兼业化、农业副业化“五化”趋势，乡村发展日益面临资源环境约束趋紧、青壮年劳动力紧缺，导致乡村社会内生发展动力基础不足。

1 文献回顾

如何促进乡村振兴，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大量探索。朱启臻认为，乡村振兴的主线就是要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1];黄祖辉认为，关键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和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2];郑瑞强等认为，如何聚集人气、培育壮大农村社会资本是乡村振兴必需探索的内容和重要突破口[3-4]。美国学者 Gladwin 等认为农民创业精神是乡村振兴的一个关键[5];Johnson认为发展农村金融也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6];Korsching在考察美国和加拿大2国乡镇社区发展联盟的基础上，发现多社区协作对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作用[7]。在乡村振兴主体方面。刘合光认为，当前我国乡村振兴的参与主体包括总设计师、人民公仆、村干部、村民、各类智囊以及其他[8];陈美球等则认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实施主体还在于村集体经济组织[9]。此外，还应注意区分乡村振兴的引领者、参与者和侵蚀者，以规避政策支持重点错乱化和推动“三农”配角化倾向[10];国外学者Greene认为政府组织在乡村振兴中肩负主体作用[11];Kawate发现日本的实践表明农村复兴和改革组织对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作用[12]。

在实施路径方面。郑瑞强等认为，乡村振兴需遵循农村经济转型路径与规律，实施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市场改革和生产力投入四大驱动力[3];陈龙认为，核心路径可概括为“一推二改三振”战略6个有机组成部分[13];黄祖辉进一步提出坚持“五个激活”驱动、“五位一体”协同、“五大关系”协调的三大推进路径[2];张丙宣等认为，乡村振兴更应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和农民要求的内生路径，坚持从外生性发展向内生性发展转变[14-15];Hall等认为，在美国农村经济中农业对农村经济的依赖程度远超农村经济对农业的依赖程度，欧洲乡村发展也有类似的规律，逐渐融合了休闲、生态服务、农产品生产等多种功能[16-17]。

国内外学者围绕乡村振兴的主体、重点及实施路径进行了广泛研究，但对乡村振兴的内生能力缺少实证研究。本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首先，基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构建对乡村振兴内生能力的测度指标;其次，以所测算的内生能力分值为响应变量构建多元Tobit回归模型，深入分析农村社会网络结构因素对乡村内生发展的影响;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 数据来源及问卷信度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9年暑假笔者所在课题组对河南省乡村开展的实地调查。根据在校大学生的家庭住址，选择90名在校大学生组成调查队伍，分别对河南省17个地级市的乡村进行调查，由每名学生围绕所在乡（镇）随机调查3～6个村庄，每村调查1名村干部和1名村民（调查分别设计关于村干部和村民的问卷），共发放问卷450套，剔除不合格的问卷，将2份问卷合并统计后形成有效问卷426份，有效率为94.67%。根据研究目的，选取问卷中40个相关项目进行信度分析，运用SPSS 26软件测算的基于标准化项目Cronbachs α信度系数值为0.784，>0.7，说明信度较好;由于调研变量均为区间变量，故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各项之间的一致性，计算得到F=60.118，P=0.000<005，说明被调查者对40个问题的看法存在明显差异，具有很好的内部一致性（表1）。

3 乡村振兴内生能力测算指标体系构建

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认为，扩展人类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它的主要手段，发展的本质就是使行动主体能够实现各种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最终目的是通过破除那些约束人们生产生活中不自由的羁绊，激发各行动主体的活力，增强其实现自由发展的可行能力[18]。按这种视角，乡村内生发展必须把村民看作是要主动参与，在他们有机会时共同塑造村庄的前途，而不只是被动接受某些精心设计的发展计划的结果。具体而言，就是要基于农村社会内部要素结构及关系，挖掘与整合村庄资源潜力，破除村民自主参与乡村建设的体制机制障碍，激活“人、地、钱”三大要素，将农户分散零碎的努力凝聚成统一的发展合力，形成自我发展的共同利益意识，以实现乡村社会功能的最大化。赖扬恩认为，内生发展的基本原则必须坚持从农村自身条件出发，尊重乡村自然和文化环境的本来状态，尊重乡村社区凝聚力所需的传统结构，重视农民的问题和需要，努力挖掘社区自身的优势和资源以及村民的能力、智慧[19]。

乡村振兴的内生能力是由多个分力聚合而成的“合力”，而这个合力的大小和方向由分力的大小和方向合成决定，其决定了乡村振兴的速度和质量。根据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行动主体的可行能力取决于政治参与、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防护性保障、透明性保障等5种最重要的工具性自由[18]。基于该理论，本研究将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能力分解为政治参与能力、村集体经济能力、获取社会机会能力、防护性保障能力和透明性保障能力，这5种能力所形成的合力水平决定了乡村振兴内生能力的水平，从而决定乡村振兴的质量和速度（表2）。

3.1 政治参与能力

乡村的发展需要凝聚人气，激发村民的能动性和主人翁意识。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的工具性作用非常大，允许村民在村级事务中行使基本的政治权利，充分发表意见、开展讨论，有助于增强村庄发展的共同体意识，这将对村庄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建设性作用。本研究用村民是否参与村干部选举（简称“是否参与村干部选举”）、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的难度（简称“参与村务难度”）、村民对村务的关注度（简称“村务关注度”）、村民提出建议被采纳的比例（简称“建议采纳率”）4个指标衡量。

3.2 村集体经济能力

村集体经济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完善的农业农村生产生活设施是吸引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入农村的环境基础，村民在村庄内的经济权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庄所能供给可资利用的物质资源，随着村集体经济收入和财富的增加，村民的经济权益也会相应地提升。发展集体事业需要一定的报酬激发村干部的积极性，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发展集体经济，但须要规划先行，注重财务预算平衡。故本研究选取集体经营收入、村级债务负担（简称“村级债务”）、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简称“基建支出”）、村集体办公经费（简称“办公经费”）等指标衡量村集体的经济能力，其中村级债务为逆向影响指标。

3.3 获取社会机会能力

社会机会指在社会教育、医疗保健及其他方面所进行的安排，其影响人们赖以享受更好生活的实质自由。这些机会不仅对村民个人生活，还对其更有效地参与经济和政治活动都具有重要影响。获取公平的发展机会是村民实现自由发展的前提。本研究选取村民对乡村教育条件、卫生条件、交通条件、通信条件的满意度来衡量乡村提供社会机会的能力。

3.4 防护性保障能力

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衣食无忧是农民的基本生存目标，满足这些目标应该是衡量乡村振兴的基本要求。防护性保障解决的是农民的后顾之忧，良好的保障能力将减少束缚乡村社会自由发展的羁绊，激发群体和要素的活力。故选取社会治安、安全事故次数、养老保障、医疗保障进行衡量，其中安全事故次数为逆向影响指标。

3.5 透明性保障能力

社会是在对信用一定假设的基础上运行的。在社会交往中，人们总是按照一定的假定，即他人提供的是什么，自己预期得到的是什么来处理彼此之间的事务。透明性保障需要满足人们对公开性的需要，即在保障信息公开和明晰的条件下自由交易。随着大量农村青壮年常年外出务工，农村社会逐步从熟人社会演变为半熟人社会，在这种背景下，亟须重构乡村社会交往的信用体系，这对防止腐败、财务渎职和私下交易能起到显著的工具性作用。本研究用村务公开度、村干部廉洁度、村干部办事效率、近3年制定的制度规范（简称“制度规范”）衡量。

4 乡村振兴内生能力的测算与分析

4.1 测算方法

4.1.1 指标赋权方法 本研究采用熵权法，该方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熵指代信息的不确定性，信息量越大则熵越小，反之则越大。因此，用熵值可以判断指标的离散程度，当指标熵值越大时，其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越大，可以确定指标的权重[20-21]。设xij（i=1，2，…，426;j=1，2，…，20）为第i个农村第j个指标的原始数据，计算步骤及公式如下：

首先，采用Min-Max离差标准化法将20个评价指标的取值标准化。正向指标（值越大越好）计算公式为

xij′=xij-min{x1j，…，xnj}max{x1j，…，xnj}-min{x1j，…，xnj}。（1）

逆向指标（值越小越好）计算公式为

xij′=max{x1j，…，xnj}-xijmax{x1j，…，xnj}-min{x1j，…，xnj}。（2）

为了方便起见，归一化后的数据xij′仍记为xij。

其次，计算每个指标的熵值，计算公式为

ej=1ln 426∑426i=1fij（ln fij）。（3）

其中：fij=xij∑426i=1xij表示第j个指标下第i个农村的特征比重。

最后，计算指标权重wi，公式如下

wj=1-ej∑20j=1（1-ej）。（4）

4.1.2 內生能力测算方法 采用TOPSIS法（逼近理想解排序法），该方法是由 Hwang 和 Yoon提出的一种基于多目标的多指标评价方法[20]。其基本原理是通过构建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分别计算评价单位与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的距离，以获得评价单位与两者的相对接近度。基于TOPSIS法的评价模型在使用中需要对多指标进行客观赋权，故本研究结合熵权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进而构建熵权TOPSIS法评价模型。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构建关于426个乡村20个评价指标的内生能力初始判断矩阵;其次，根据熵权法计算指标权重wj，并基于TOPSIS法计算20个指标和426个农村的解向量Zi=（Zi1，Zi2，…，Zi20）（i=1，2，…，426），设规范化加权目标的正理想解为Z+、负理想解为Z-。再次，确定评价对象与正、负理想解的欧式距离。

S+i=∑20j=1（Z+-Zij），i=1，2，…，426;（5）

S-i=∑20j=1（Zij-Z-），i=1，2，…，426。（6）

最后，通过公式Ci=S-iS+i+S-i计算贴近度。其中：Ci越大，表示乡村振兴的内生能力越高;Ci越小，则表示乡村振兴的内生能力越低。

4.2 指标权重测算结果

采用熵权法，首先确定因子层各指标的权重，再汇总计算准则层各指标对乡村振兴内生能力的影响权重（表3）。由表3可见，准则层各指标权重从大到小依次为村集体经济能力、政治参与能力、透明性保障能力、获取社会机会能力、安全保障能力，其中村集体经济能力和政治参与能力的权重累计达66.63%。

4.3 内生能力测算结果及分析

鉴于样本村数量太多，本研究将样本村的内生能力指数按照区域进行分组，并按组均值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见表4。

4.3.1 当前乡村振兴的内生能力整体不足 样本村内生能力指数均值仅为0.091，且77.9%的村庄内生能力指数在0.100及以下，仅有10个样本村的内生能力指数在0.300以上，呈高度右偏分布。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村集體的经济状况，调查结果表明，30%的样本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不足5万元，556%的样本村有债务负担，负债10万元以上的样本村占299%，村集体经济实力薄弱，债务负担重，使乡村社会自我发展缺乏经济基础。

4.3.2 区域发展存在不平衡 豫中地区乡村内生能力最高，其次为豫西、豫东和豫北，而豫南地区最低;区域内也存在较大差异，尽管豫中地区综合排名第一，但许昌市却位于倒数第2位;豫东地区中开封市和周口市分别位于倒数第1位和倒数第3位。若以内生能力指数0.100、0.090、0.080作为划分点，河南省17个地级市按区域内生能力水平大致可分为4个类别：内生能力均值>0.100的称为Ⅰ类地区，包括漯河、焦作、鹤壁、平顶山、商丘;内生能力均值为>0.090～0.100的称为Ⅱ类地区，包括郑州和新乡;内生能力均值为>0.080～0.090的称为Ⅲ类地区，包括驻马店、洛阳、濮阳、信阳、南阳;内生能力均值≤0.080的称为Ⅳ类地区，包括安阳、三门峡、周口、许昌、开封。其中，内生能力指数最高的漯河市比排名第17位的开封市高0.207 8。以城市为自变量，各城市的内生能力指数均值为因变量，运用SPSS建立单因素方差分析模型，计算得出检验统计量F=4.34，显著性水平P=0.000，表明城市之间乡村内生发展能力存在显著差异。

根据主要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导致区域内生能力不平衡的可能原因在于：第一，各区域乡村建设资金投入存在较大差距。根据调查数据统计，豫中地区样本村的年建设资金投入最高，达40.18万元、豫西为22.34万元、豫东为27.74万元、豫北为2765万元，而豫南最低，仅有13.71万元。第二，区域乡村民主政治建设水平存在差异。豫中和豫西地区样本村村民参与村干部选举的均值最高，分别为0.62、0.61，而豫南为0.42;豫中和豫西地区村民提出的建议被采纳的比例分别为3.48、3.49，而豫南为3.26、豫北为3.08。此外，村民参与决策的程度也呈现出同样的趋势。

5 乡村振兴内生能力的影响因素：基于社会网络理论

5.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社会网络（关系）结构理论认为，社会是由多个社会行动者及它们间的关系组成的集合，网络结构由节点与纽带组成，节点就是各种关系的连接点，“纽带”是联结各个行动者的资源。为进一步分析村庄内生发展的差异，本研究从社会关系网络理论角度探讨乡村内生能力的影响因素。

5.1.1 农村社区网络结构密度与弱纽带的强度 网络结构密度是指关系网络中关系节点的密集程度。网络节点在网络结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社会网络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网络节点为支撑的[22]，如果社会关系的联结点多，则表明关系网络的密度大，反映一个社会网络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密切度。农村社会的关系网络结构是以财势权威、势力权威、行政权威、家族权威、礼俗权威、神性权威等为节点，以亲缘、血缘、地缘、文化、礼俗等为纽带联结而成，农村中先富阶层、农村强人、村干部、族长、宗教人物等是各类权威的代表人物，他们是整合与社会团结、动员与集体行动及农村社会控制与秩序的关键，是乡村振兴内生能力形成的主要依靠力量。综上分析，提出假设1：农村社会网络结构密度对乡村振兴的内生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纽带是促使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得以联结的各种关系资源，依靠亲属、血缘、地缘等关系联结的称为强纽带。强纽带社会网络的最大弱点就是没有新信息。农村社会网络结构具有强纽带特征，群体凝聚力强但每个个体拥有的关系资源存在大量重复，使得乡村振兴的新动能供给匮乏。依靠行政、社团、市场等非亲缘关系联结的称为弱纽带，弱纽带往往带有新信息，有利于创新，如现代社团组织正向农村社会拓展，意味着城镇的社会资源正逐渐向农村转移，同时对沟通城乡之间关系、促进城乡一体化具有一定的作用。综上分析，提出假设2：农村社会网络结构中弱纽带强度对乡村振兴的内生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5.1.2 农村社会各行动主体的关系网络规模 社会网络规模是指每个行动者或团体交往关系所覆盖的成员规模。如对于一个农村家庭而言，与该家庭产生交往或联系的人数就是其关系网络的规模。乡村内生能力的提升离不开农民个体、农民家庭及村庄团体等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农民作为农村社区的基本行动主体，其个体关系网络规模越大，所能获取的资源支撑就越多，自我发展能力就越强;农户家庭是农村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家庭成员中每个人的关系网络规模汇总即为家庭组织的关系网络规模，共同影响农户家庭组织的自我发展能力;而在农户家庭基础上，联合构建的各类村庄团体和组织，其网络规模进一步拓展了农村社会的公共领域，使农村的社会事业得以不断发展，内生能力基础不断壮大。综上分析，提出假设3：关系网络规模对乡村振兴内生能力具有显著正效应。

5.1.3 农村权威精英与结构洞的互补性 关系网络中存在结构洞，是指1个人与2个不同集团之间的其他人都有直接关系，但2个集团中的其他人之间则没有关系[23]。在农村社会关系网络中，结构洞相对较少，他们主要在村落共同体与外部团体之间存在，而占据结构洞位置的人，具有竞争优势，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节点。结构洞意味着利润[24]，由此提供的激励才能吸引社会精英向该结构洞集聚。乡村振兴聚合力的形成需要使分散的个体联结起来，而这离不开占据结构洞的精英权威在其中的动员、协调与组织;一些乡村发展之所以落后，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村社会网络结构洞不足，缺少市场机会，难以吸引社会精英为乡村振兴贡献智力和财力。综上分析，提出假设4：农村社会网络中结构洞数量对乡村振兴内生能力具有显著正效应。

5.1.4 乡村文化、组织与农村社会权利控制结构 从中国农村及农业的历史演变看，宗族及小农生产文化逐渐成为我国农村的主导文化，形成了固有的小农分散生产基础之上的农村文化心理结构，并且已成为较稳定的心理形式和群体性格，其主要特征在于智力结构与道德自觉、人生态度等方面相互渗透。此外，随着分田到户政策的实施及市场驱利经济的渗入，农民的行动逻辑逐渐还原为以自我为中心的利益计算，村集体与村民之间的关系逐渐演变为集体的单方面给予，农户家庭对乡村整体发展缺乏能动性。村民深受这种文化心理结构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被社会结构塑造的一部分，并影响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综上分析，提出假设5：乡村文化心理结构对乡村振兴内生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任何组织都需要一定的权力控制结构来保障组织内成员的服从性，我国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力控制结构包括来源于国家赋予的强制法理权力、集体所控制和拥有的利益权力以及通过感情、道德、舆论等人际关系层面形成的认同权力。乡村振兴的组织基础必须同时具备且运用这3种权力类型，以满足其复杂的功能需求，唯有如此，组织基础才牢固。但从多数乡村的实际情况看，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在农村社区的长期“不在场”，使农村社会系统运行的主体失陷，在场与长期不在场的农民关系网络结构和位置呈现明显异质化，村民利益诉求多元化，之前的村庄组织体系很难再有效发挥作用，村民自治也越来越困难，乡村发展过度依赖于国家赋予农村集体组织的强制权力;在分田到户，尤其是农业税全面取消后，農村集体组织所控制的物质或精神利益来源更加稀缺（如钱财、地位、声望等），根本无法满足成员的需求，导致利益权力微弱;而以姓氏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家族，利用好可增强村民对集体组织的认同，但家族势力的封闭性、狭隘性和排他性，会损害依据现代国家法律精神运作的村民自治，使村民自治蜕变为家族自治。综上分析，提出假设6：社会网络权力控制对乡村振兴的内生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5.2 变量选择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选择及描述性统计见表5。

5.2.1 农村社会网络结构密度 农民自组织或团体（包括农民建筑队、红白理事会、老年人协会等）是联结村民的关键节点，他们是发动村民干事创业、调节纠纷、凝聚人心形成发展共识的主要依靠力量。故本研究用农民自组织或团体数量来衡量。

5.2.2 农村社会网络的弱纽带强度 依靠弱纽带携带的新信息，往往能使乡村发展得到大量的外部资源，但这种纽带关系在农村社会网络内部是稀缺、非重复的。本研究利用农村从外部争取到的社会捐赠（简称“社会捐赠”）进行衡量。

5.2.3 农村社会网络结构洞 农村社会网络中存在潜在的盈利机会是吸引企业家及外部资源流入农村的根本法则，而占据农村社会结构洞的精英、农村能人等通过创办企业，带动农民就业和乡村经济的发展，他们是乡村产业振兴的主要推动力量。故本研究用农村所拥有的企业数量（简称“企业数量”）衡量。

5.2.4 农村社会关系网络规模 人口是构成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基本单位，村庄人口越多，村民及农户之间的关系网络规模相对越大。因此，本研究用农村人口规模来衡量。

5.2.5 乡村文化心理结构 乡村文化是农村社会发展演变及生产生活实践所形成的共识、传统经验知识及约定俗成的惯习，是联结农村社会各行动主体的软性纽带，优秀的村落文化是教化村民向善、激发其奋发有为的催化剂，是孕育乡村内生发展的“温床”，本研究选择村民对乡村传统文化习俗的认可程度（简称“文化认同度”）来衡量。

5.2.6 权力控制结构 农村社会网络权力控制结构可分为行政权力控制、利益权力控制和家族权力控制，其中国家赋予的法理权力控制用村民委员会的号召力衡量，若村两委干部能公平、公道、公正地行使其行政权力，法理权力的权威必将增强，就会在农村社会网络中产生巨大的号召力。利益权力控制用村集体所能控制的资源类型数量进行衡量，一般而言村集体所能控制的资源越多，越有能力为村庄的各项事业发展提供物质保障。家族权力控制选用村民对家族事务的认可程度（简称“家族认同度”）来衡量，家族认同度越强意味着家族成员的一致行动力就越强，这将对社会网络的运行产生强大的影响力。

5.3 模型构建

由于用TOPSIS法计算得出内生能力指数的取值在[0，1]，故本研究选择Tobit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该模型也称为样本选择模型或受限因变量模型。该模型的特点在于模型包含2个部分，一种是表示约束条件的选择方程模型，一种是满足约束条件下的某连续变量方程模型[25]。该模型是经济学家Tobin 在研究耐用消费品需求时提出的一个线性概率模型，根据其一般形式设定回归模型为

y*i=α0+∑ni=1αixi+ξi;

yi=y*i  0

yi=0   y*i<0;

yi=1   y*i>1。（7）

式中：y*i表示潜在的乡村振兴内生能力指数;yi表示第i个村庄的实际能力指数;xi表示该村庄内生能力影响因素向量;αi表示回归参数向量;ξi表示独立的随机扰动项;i=1，2，…，n;随机扰动项 ξi～N（0，δ2）。

5.4 估计结果

运用Stata 16.0软件构建多元Tobit回归模型，为了保证模型预测的准确性和稳定性，首先对各个解释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即逐个对每个自变量与其他变量进行线性回归，然后计算各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其中最大值为1.07，最小值为1.02，均值为1.04，所有变量的容忍度>0.9，表明所有变量都通过多重共线性检验;为抵抗特异值的影响，所有模型均采用稳健标准误回归。分别采用强制进入法和逐步回归法建立模型1和模型2（表6）。

第一，网络结构密度对乡村振兴内生能力提升有显著正效应，可以验证假设1。说明农村社会网络中农民自组织或团体越多，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就越高，农民在各类团体负责人的协调下越容易实现团队化合作，这对乡村社会集聚资源发展事业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二，弱纽带强度对乡村内生能力提升有显著正效应，可以验证假设2。说明利用弱纽带关系为乡村发展争取更多的外部支持，实施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可有效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对乡村逐步形成与提升内生发展能力具有显著的杠杆效应。第三，农村社会网络结构洞对乡村内生能力提升有显著正效应，可以验证假设4。说明充分挖掘乡村社会网络中的结构洞，为经营者创造潜在的获利机会，吸引更多的企业家精英填补结构洞，促使其在乡村创办更多的经济实体，是带动乡村产业兴旺，实现乡村内生发展的重要举措。第四，乡村文化心理结构在1%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且对乡村内生发展能力具有显著正效应，可以验证假设5。在所有变量中文化认同对乡村内生能力影响的边际效应最大，达到0022。说明乡土文化具有重要的教化和动员功能，对村民的行为逻辑具有强大的规制力量，可引导人们在自己的位置上更好地成长和进步。第五，行政权力控制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而利益权力控制和家族权力控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从影响方向看，均具有一定正效应，可以部分验证假设6。其中，行政权力控制的边际效应达到0.014，远高于网络结构密度、弱纽带强度及网络结构洞的影响效应，充分说明村民委员会的号召力是带领乡村振兴内生能力提升的关键。而利益权力控制和家族权力控制未通过检验，但影响方向与预期相符，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村集体掌控的集体资产类型越多，集聚资源发展乡村事业越容易，通过招商引资等渠道为乡村谋发展的机会就越多;除去样本量及变量选择的局限，导致影响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部分乡村未能形成对村集体资产运行的有效监督体系，村级财务不公开不透明，作为集体资产代理人的村干部存在“小微权力”腐败，即使控制较多的资源也难以发挥应有的效应;开展家族认同活动可提高乡村振兴的协同力，当乡村事业发展与家族利益较契合时，家族权力控制将对乡村内生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则制约乡村发展。第六，关系网络规模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假设3未能通过验证，且影响方向也与假设不符。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人口数量并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更重要的是关系网络规模中关键节点人员的能力与素质。此外，控制变量中村干部的年龄和文化程度在2个模型中都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且均为正效应，进一步说明村干部等关键节点人员的能力与素质对乡村内生能力提升的重要性。

6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为准确把握各地乡村振兴的水平，本研究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构建乡村振兴内生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熵权TOPSIS法测算河南省426个农村的内生能力指数。在此基础上，以测算的内生能力指数为被解释变量，从社会网络结构理论视角构建影响乡村振兴内生能力的Tobit回归模型，分析农村社会网络因素对乡村振兴内生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现阶段河南省各地乡村振兴的内生能力普遍较低，且区域之间及区域内各个地域之间的乡村发展不平衡，内生发展能力存在显著差异。第二，提升网络结构密度有助于增强村民的组织化程度，降低村民的集体行动成本，是涌现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的保障。第三，弱纽带强度所携带的新信息能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支持，有助于提升乡村内生能力。第四，创造与改善乡村市场条件使乡村社会存在可资利用的结构洞，并据此吸引更多的精英在乡村投资创业，是乡村振兴内生能力提升的重要方面。第五，增强村民对乡村文化的认同对乡村内生能力提升的边际效应最大。第六，建构一支高素质的乡村干部队伍、提高村集体的控制权力，是乡村振兴内生能力的主要依靠力量。

进而提出如下建议：第一，重视区域内外乡村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根据内生能力指数分类、分层次、差别化、按梯度推进乡村建设，并从村集体经济能力、政治参与能力、透明性保障能力、获取社会机会能力、安全保障能力等5个方面提升乡村内生能力，着力补齐发展的短板。第二，着力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鼓励各类精英在农村引领创办公司、合作社等现代社会组织和民间自组织，以组织为依托，帮扶普通农户从社会资源、人力资源、物质资源、金融资源及产业组合方面提升资源禀赋结构，提升农戶家庭可持续的生计资本，形成稳业收入。第三，充分挖掘和培育城乡间的弱纽带联结节点。改进和创新农村社会结构要素的连接方式，构建农民与城市居民直接交易合作的平台，促进外部资源与乡村内部资源的有效对接，使农村的优势得以发挥;挖掘从乡村走出去的各类精英名人，建立乡村精英名人堂和功德碑，打通精英服务乡村的通道，利用其关系为乡村发展获取资源。第四，努力为各类精英下乡创业创造潜在的市场机会。通过政策引导，为农村先富阶层、乡贤、返乡创业者等权威精英参与乡村建设提供市场机会，激活各个参与主体的能动性，使村民树立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理念，充分调动和整合农村现有各类权威节点的影响力，最终形成农民个体、农户家庭、农村集体3个层次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的互促互动效应。第五，确立有利于乡村内生发展的文化心理结构，坚持从宗族文化中吸取有利于乡村发展的“合理内核”，充分引导家族权威动员村民参与乡村建设;通过在农村社区大力普及和举办融民间信仰、文艺表演、集市交易、科技普及、道德教育及旅游观光于一体的多元文化活动，因势利导，移风易俗，培育有利于激励村民自立、自强，团结奋进的社区文化心理结构;加强村民代表大会对村民委员会的监督和制约，以克服村级组织行政化的倾向，形成风清气正的乡村文化。第六，配备与升级乡村干部队伍。进一步优化村干部的“选拔、培育、管理”机制，不断加强农村后备干部队伍建设，提高村干部带领群众发展集体经济的本领，让乡村产业重新兴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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