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小华 李星明 陈伟

摘要：旅游扶贫重点村是我国开展旅游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载体，也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集中体现。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扶贫重点村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及相关性分析探讨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异质性，并从自然及人文层面剖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旅游扶贫重点村空间格局呈现集聚分布类型，地理空间集中性较强，区域间单元分布呈现出“北多南少、西密东稀”等特征，空间分布不均衡性突出;旅游扶贫重点村空间密度差异较大，分布密度呈现“桂西集中连片，桂东桂北多中心”的格局;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自相关性显著，且冷热分布不均衡，呈现出“北热南冷”“大部分冷、局部热”的格局态势，空间分异主要是以冷点区和次冷点区偏多;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分异特征受到地形、水文状况、资源禀赋、交通区位、客源市场、政策环境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进而提出助推旅游扶贫重点村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建议。

关键词：空间分异;高质量发展;旅游扶贫重点村;广西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21）21-0017-11

收稿日期：2021-03-27

基金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八桂学者”工程 （编号：2019BG07）;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编号：20FMZ023）。

作者简介：覃小华（1986—），女，广西横县人，博士研究生，经济师，从事旅游地理研究。E-mail：niq488@sina.com。

通信作者：李星明（1970—），男，湖北谷城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旅游地理研究。E-mail：xingming@mail.ccnu.edu.cn。

2020年5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坚决落实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举措，加大贫困县和贫困村的攻坚力度”等要求[1]，《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也强调“加快完成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有序推进乡村振兴”[2]。而发展乡村旅游作为贫困地区精准扶贫的重要途径，在助力贫困地区实现脱贫致富及乡村振兴方面起到杠杆作用。乡村旅游扶贫是依托贫困乡村自身独特的旅游资源，通过发展旅游业来带动乡村经济发展，提升贫困居民自我脱贫和发展能力。现阶段，原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原国务院扶贫办）和原国家旅游局联合进行的贫困村旅游扶贫试点工作已取得一定进展，确立了全国旅游扶贫重点村名录，该工作的开展标志着旅游扶贫工作进入崭新的局面。可见，国家高度重视旅游扶贫工作对进一步开展旅游扶贫重点村高质量发展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对乡村旅游扶贫的研究一直备受国内外学者的青睐，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早，主要对乡村旅游扶贫的内涵阐释[3]、乡村旅游扶贫的方式[4-5]、乡村旅游扶贫的影响[6-7]及效果[8-9]等开展研究。而国内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主要从2010年之后开始受到广泛关注。本研究通过借助中国知网进行“乡村旅游扶贫”关键字检索，发现密切相关的中文文献共2 157篇（截至2020年10月），研究的内容主要涉及“乡村旅游扶贫面临的困境及对策”[10-11]、“乡村旅游扶贫模式”[12-14]、“乡村旅游扶贫机制”[15-17]、“乡村旅游扶贫的实践路径”[18-21]、“乡村旅游扶贫的效应评价”[22-24]等，在检索的文献中鲜有针对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研究，仅有少数学者研究乡村旅游扶贫村的成因[25]、生态脆弱性评价[26]、空间可达性[27]、居民绩效感知[28]等，针对乡村旅游扶贫村的空间异质性及高质量发展研究较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待提高。总体而言，有关乡村旅游扶贫的研究大多是从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等角度进行，较少有学者从地理学的角度对乡村旅游扶贫村进行系统研究;在研究尺度上，现有研究覆盖全国、省域、县域等多尺度，但是从村域尺度上进行研究的较少，尤其是对乡村旅游扶贫村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机制鲜有涉及;在研究方法上，大多数学者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以数理模型分析为主，较少有基于ArcGIS可视化的空间分析方法。因此，本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扶贫重点村为对象，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对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分布类型、空间均衡性、空间密度、空间自相关等分异特征进行分析总结，并研究其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旨在进一步丰富旅游扶贫理论知识，深化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相互作用的机理，以期为扶贫重点村的旅游振兴发展及脱贫致富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并在实践中为乡村旅游精准脱贫与高质量发展协同的政策制定提供案例借鉴。

1 研究区域、方法及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域概况

广西壮族自治区简称“桂”，位于我国华南地区，属于沿海又沿边的地区，位于20°54′N～26°24′N、104°28′E～112°04′E，陆地面积為23.76万km2，海域面积约4万km2，西南与越南接壤，是我国对东盟开放合作的重要门户，具有地理区位、文化传承、平台机制、资源丰富等诸多优势。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云贵高原东南边缘，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和热带季风气候，下辖14个地级市111个县级行政区，区内具有丰富的古建筑、古文化遗址、古水利工程、石刻等历史悠久的人文景观，其中尤以世界遗产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享誉盛名，境内还具有独特的自然景观、民族风情和类型丰富的旅游资源，禀赋条件优良。据2019年广西统计年鉴数据，201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GDP总值达到 20 352.51 亿元，年比增长6.8%，其中，旅游总收入为7 619.9亿元，占GDP总值的37.44%。截至2019年年底，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家A级旅游景区共557个[29]，其中3A级以上景区546个。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旅游发展迅速，2019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旅游接待游客约达3.89亿人次，乡村旅游消费约2 766亿元，占全区旅游总消费的27%以上[30]。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力实施，乡村旅游发展对于助力脱贫攻坚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从而带动越来越多的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致富。因广西壮族自治区独特的资源和区位优势，乡村旅游发展潜力巨大，旅游扶贫攻坚及高质量发展大有可为。

1.2 研究方法

1.2.1 最邻近指数 最邻近指数反映点状要素在地理空间中的相互邻近程度[31]，常用于分析旅游地的空间结构。本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扶贫重点村为点要素，采用最邻近指数对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分布类型进行测度。公式如下：

R=r1re，re=12n/S。（1）

式中：R表示最邻近指数;r1表示实际平均最邻近距离;re表示理论最邻近距离;n表示旅游扶贫重点村数量，个;S表示区域面积。当R>1时，表示旅游扶贫重点村均匀分布;当R<1时，表示旅游扶贫重点村集聚分布;当R=1时，表示旅游扶贫重点村随机分布。

1.2.2 地理集中指数 地理集中指数是指各点要素在地理空间区域中的集中分布程度[32]，可反映旅游扶贫重点村的集聚状况。公式如下：

G=100×∑mi=1Xin2。（2）

式中：Xi表示第i个区域的旅游扶贫重点村;m表示区域总数。G的取值范围为（0，100），G值越大，表示旅游扶贫重点村的分布越聚集，反之，则越分散。

1.2.3 不均衡指数 为进一步探究旅游扶贫重点村空间分布的均衡性，本研究引入不平衡指数来反映旅游扶贫重点村分布在各个地理空间区域中的均衡程度[33]。公式如下：

H=∑mi=1μi-50（m+1）100m-50（m+1）。（3）

式中：μi表示各区域内旅游扶贫重点村所占比重降序后的第i位的累计百分比。H的取值范围为[0，1]，H=0表示均衡分布在各个区域，H=1表示全部集中在1个区域。

1.2.4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估计法用于表征区域地理要素空间分布的集散或集聚特征[34]，反映区域地理要素的1个核心对周围的影响程度。本研究采用核密度估计法测度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分布密度。公式如下：

λ^h（s）=∑ni=13πh41-（s-si）2h2λ2。（4）

式中：λh（s）表示核密度估计值;S表示待估计旅游扶贫重点村的位置;Si表示落在以S为圆心的旅游扶贫重点村;h表示半径空间范围内第i个旅游扶贫重点村的位置。

1.2.5 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通常用于衡量观测点与其空间邻近点要素之间的相关程度[35]，包括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全局自相关一般采用全局莫兰指数Morans I来表达，反映观测点要素在整个区域内的空间相关整体趋势及差异性;而局部自相关运用局域关联指数Getis-Ord G*i系数来表达[36]，常用于反映观测点在局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并能在空间上测度冷点区和热点区的差异性。计算公式为：

Morans I=n∑ni=1∑nj=1wij（xi-x）（xj-x）∑ni=1∑nj=1wij∑ni=1（xj-x）2;（5）

G*i（d）=∑ni=1∑nj=1wij（d）xixj∑ni=1∑nj=1xixj（i≠j）。（6）

式中：xi、xj 分别表示i和j空间区域内旅游扶贫重点村的数量;x 表示平均值;wij表示空间向量矩阵;G*i（d） 表示局域关联指数。

同时，将G*i进行标准化处理[37]，公式为

Z（G*i）=G*i-E（G*i）/Var（G*i）。（7）

式中：Var（G*i）、E（G*i）分别表示变异系数和期望值。当Z（G*i）>0时，表示i区域周围的旅游扶贫重点村呈现高值空间聚集，为热点区;当Z（G*i）<0时，表示i区域周围的旅游扶贫重点村呈现低值空间聚集，为冷点区。

1.3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集的旅游扶贫重点村数据主要来源于原国家旅游局等12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印发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方案的通知》[38]，其中列出了全国旅游扶贫重点村名录，广西壮族自治区共有235个村被列入其中。本研究以这235个旅游扶贫重点村作为样本数据，空间矢量数据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1 ∶4 000 000地图数据库，旅游景区及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2019年《广西统计年鉴》。首先借助Google Earth获取235个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位置，再运用ArcGIS 10.2工具对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扶贫重点村进行点状可视化，构建旅游扶贫重点村空间属性数据库，并绘制旅游扶贫重点村空间分布图（图1）。

2 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分异特征

2.1 空间类型特征

在区域空间尺度上，可将旅游扶贫重点村抽象为点状要素，点状要素一般划分为随机、均匀和集聚3种空间分布类型。本研究采用最邻近指数法对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分布进行判别。根据旅游扶贫重点村空间数据库中各村的空间定位，运用ArcGIS 10.2工具进行计算，得出广西壮族自治区235个旅游扶贫重点村最邻近指数 R=0.548<1，Z得分为-13.210，通过检验，置信区间可信度达到95%，表明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間分布类型属于集聚型，空间格局呈现出集聚发展态势。旅游扶贫重点村在空间上的集聚，反映各扶贫村在空间上的关联程度较高，也进一步表明扶贫村在推进旅游扶贫工作进程中可以实现资源共享及政策互惠互通，从而有效降低旅游开发成本。

2.2 空间均衡性特征

本研究利用地理集中指数测度扶贫重点村的空间分布均衡性，结合上述公式（2），可计算出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扶贫重点村的地理集中指数为4096，大于在均衡分布状态下的地理集中指数2673。可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分布集中性较强。再结合上述公式（3）测算出旅游扶贫重点村的不平衡指数，为0.41，进而可以验证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分布是不均衡的。旅游扶贫重点村主要集中在桂西、桂东、桂北等区域，其中扶贫重点村分布最多的是百色市、河池市，仅这2个区域的扶贫重点村共有117个，占比约49.78%，而除南宁市之外的桂南区域尚无旅游扶贫重点村分布。可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北多南少、西密东稀”等特征，空间分布不均衡性突出。

2.3 空间密度特征

运用ArcGIS 10.2中的Kernel核密度工具对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扶贫重点村进行核密度分析，发现其空间差异显著（图2），其空间分布密度呈现“桂西集中连片，桂东桂北多中心”的格局。由图2可知，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扶贫重点村的高密度集聚区主要集中在河池、百色、崇左等市周边区域，核密度值在34.19 ～ 55.18个/万km2范围内，为全区域最高值，该区域密度以河池市东兰县、百色德保县、崇左市天等县为主核心，沿着左江、红水河及支流扩散。柳州、桂林、来宾、南宁、贺州等市也有较密集的分布区域，呈现出多中心格局，其密度在 22.94～ 34.18个/万km2以及13.63～ 22.93个/万km2等2个范围内，主要是以柳州市三江县、桂林市龙胜县、来宾市忻城县、南宁市马山县、贺州市富川县为中心向外围区域递减。防城港、钦州、北海、玉林、贵港、梧州等市分布密度极少，旅游扶贫重点村的数量分布完全处于零状态。结合图1来看，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扶贫重点村高密度分布在各地市的边缘和交界地带，而这些地带多为各地市经济发展较薄弱的区域，是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空心地段，交通基础设施较落后，可进入性较差，当地居民较贫困，多为集“老、少、山、穷”于一体的区域。此外，有些旅游扶贫重点村还分布在桂林市龙胜县、南宁市隆安县、柳州市融水县等经济社会发展较慢且贫困人口较多的县域，其分布主要是由于当地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且资源价值性高，对游客吸引力强，以大力发展旅游作为脱贫攻坚工作的突破口较可行。

2.4 空间关联特征

以广西壮族自治区111个县（市、区）为基本空间单元，借助ArcGIS 10.2软件测算得到旅游扶贫重点村的全局Morans I估计值为0.672>0，且Z值为7.277>1.650，检验效果显著，说明广西壮族自治区不同区域的旅游扶贫重点村空间分异特征并非随机，而是体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不同地市的旅游扶贫重点村在空间上表现为集聚特征，无论是扶贫重点村分布较多的区域还是较少的区域，均体现空间集聚态势。为进一步揭示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分布形态，特采用ArcGIS 10.2计算广西壮族自治区各地级市旅游扶贫重点村的局域关联指数Getis-Ord G*i方法，并结合Jenks的自然断裂法，将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扶贫重点村空间布局划分为4类区域，即冷点区、次冷点区、次热点区、热点区（图3）。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扶贫重点村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热点区分布在百色市德保县、河池市东兰县、崇左市天等县、柳州市融水县等14个县域中，总量上较少，仅占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县（市、区）的12.61%;次热点区分布也较少，主要集中在桂林市资源县、柳州市融安县、崇左市大新县、河池市都安县、百色市凌云县、南宁市上林县等18个县域中，约占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县（市、区）的16.22%;次冷点区域较多，相对聚集于贺州、贵港、桂林等市东部，百色市和崇左市西部等区域，共有28个，约占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县（市、区）的2523%;冷点区域最多，广泛分布在桂南和桂东区域，总计约占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县（市、区）的4594%。总体而言，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分异主要是以冷点区和次冷点区偏多，占比71.17%，热点区分布集中但比重较小，冷热点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呈现出“北热南冷”“大部分冷、局部热”的格局态势。

3 旅游扶贫重点村空间异质性的影响因素

3.1 自然因素

3.1.1 地形因素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云贵高原东南边缘，地形主要以山地、丘陵和盆地为主，素有“广西盆地”之称，境内广泛分布喀斯特地貌，集中连片分布在桂西北和桂东北等区域。地形地貌对区域旅游景观环境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还对区域社会文化发展及旅游交通产生一定的作用。提取每个扶贫村的对应高程值进行分析，发现海拔在200 m以上的旅游扶贫重点村有189个，占比为8043%;500 m以上扶贫重点村共88个，占比为37.45%;800 m以上扶贫重点村共29个，占比为12.34%。再运用SPSS软件对旅游扶贫重点村数量与不同高程值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相关系数为0974，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见，旅游扶贫重点村的分布状况与地形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地形的差异和地势的高度均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分布状况。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扶贫重点村大多分布在海拔400～800 m的低山以及海拔200～400 m的丘陵地带，有少部分分布在海拔 800 m 以上的中山区域及海拔200 m以下的谷地、河谷平原及山前平原，其中涉及的盆地边缘山脉主要有桂北的九万大山、大苗山和天平山，桂东的越城岭，桂西的巖溶山地，桂西北的岑王老山等，涉及的盆地和平原主要有以柳州市为中心的桂中盆地、右江盆地、浔江平原等。山地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优美，较少受到外界条件的干扰，在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后演变成为独具特色的本土民族文化，但是经济社会发展较落后，这些均为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分布创造了条件，也为旅游扶贫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优越的资源。

3.1.2 水文状况 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河流众多，水系呈现出以红水河-西江为主干流贯穿中部及两侧支流的树枝状特征，大部分城乡均以河流为伴，具有“无河不乡”之称，各河流分别属于珠江、长江、百都河、桂南独流入海等四大水系。水系对旅游业的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不仅为人们的生产、生活、生态等三生空间提供重要的物质保障，还对人们的各种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形成以水系为特色的乡村旅游景观带。广西壮族自治区水资源丰富，水系发达，主要河流有右江、左江、红水河、柳江、浔江等，结合旅游扶贫重点村与河流湖泊两者之间的关系（图4），不难发现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扶贫重点村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沿水系分布的特征，尤其是沿着红水河和金城江密集分布。进一步借助ArcGIS 10.2软件进行缓冲区分析，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水系分别进行5、10 km缓冲区分区，发现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扶贫重点村距离主要水系5 km缓冲区范围内共有80个旅游扶贫重点村，占比为34.04%;在距水系10 km缓冲区内有131个旅游扶贫重点村，占比为55.74%。可见，旅游扶贫重点村主要分布在1～10 km水系范围内，且距离水系越远数量越少。沿水系分布的旅游扶贫重点村保留了良好的农业发展条件，对日后旅游开发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3.1.3 资源禀赋 旅游资源是旅游扶贫的先决条件，扶贫重点村大多处于旅游资源条件较好的区域。旅游资源禀赋大多以A级旅游景区的数量来体现，因此以广西壮族自治区A级旅游景区为核心，运用ArcGIS 10.2软件分别选取不同缓冲半径值，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A级旅游景区缓冲区，发现距离A级旅游景区5 km缓冲区范围内有93个旅游扶贫重点村，在10 km缓冲区范围内有156个旅游扶贫重点村，占比为66.38%。此外，本研究以A级旅游景区数量作为指标来考察资源禀赋对旅游扶貧重点村空间分布的影响，通过对广西壮族自治区A级旅游景区数量与235个旅游扶贫重点村进行图层耦合（图5），发现广西壮族自治区A级旅游景区数量的空间分布呈现“南少北多，东少西多”的格局，与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分布特征较吻合。可见，旅游扶贫重点村与旅游景区分布具有紧密的共生关系，扶贫重点村的周围聚集着很多旅游资源。在进行旅游景区开发的同时，无疑可以带动扶贫重点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扩大村民的就业增收渠道，提高村民的收益，从而形成“以一景带多村”的杠杆效应，而扶贫重点村的发展也会反哺景区的发展，两者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进一步扩大旅游乘数效应。然而，也有小部分景区数量与扶贫重点村的分布并不是完全耦合，如贺州市和来宾市的景区数量分布相对较少，但是在贺州市昭平县、富川县以及来宾市金秀县、忻城县也分布一定数量的扶贫重点村，主要是考虑这些区域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情及自然风光资源，可以通过开发旅游资源有效促进贫困村脱贫致富。

3.2 人文社会因素

3.2.1 交通区位因素 旅游扶贫重点村离城区一般较远，交通条件相对较落后，可进入性较差。为了不断满足游客及城乡居民返璞乡村、回归大自然，领略乡村农趣及体验乡村风光等需要，便利的交通条件是旅游发展的关键因素。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处于全国中等水平，境内主要有陆路、航空及水路交通。而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扶贫重点村发展旅游的客源主要聚集于村域临近的区域，因此对陆路交通的依赖性更强。通过对陆路交通线进行缓冲区研究，以高速公路、铁路等主要交通干线为轴线，运用ArcGIS 10.2软件考察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分布与交通干线的耦合关联性（图6），涉及的主要交通干线主要有湘桂铁路、柳南城际铁路、黔桂铁路、南昆铁路、焦柳铁路、洛湛铁路等多条铁路，以及G325、G324、G207、G209、G210、G321、G322等国道。在主要陆路交通干线10 km缓冲区范围内集聚了71个旅游扶贫重点村，占比为30.21%;在20 km缓冲区范围内有108个旅游扶贫重点村，占比为45.98%。可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布局具有沿国道及铁路分布的特征，并呈现出以陆路交通干线为核心的空间距离衰减规律。距离主要陆路交通干线越远，扶贫重点村的数量就越少，相反则越多。良好的可进入性是扶贫重点村通过旅游开发实现脱贫致富的关键，需要全力破除贫困村的交通瓶颈问题，提高交通的便利性。

3.2.2 客源市场因素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并逐渐涌现交通拥挤及环境急剧恶化等不良现象，从而导致大多数城市居民越发向往乡村的恬静及休闲。因此，乡村旅游已成为城市居民回归大自然及减轻压力的重要渠道。旅游扶贫重点村经济发展较落后，但是当地乡村自然生态环境良好，可以通过开发农家乐、特色民宿等旅游产品，吸引更多的城市居民前来旅游，并体验乡村休闲生活及宁静生态空间。鉴于人们出游意识的提升及自驾旅游的膨胀，城市及县城居民逐渐成为周边乡村旅游点的主要客源。本研究采用ArcGIS 10.2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县城驻地不同尺度缓冲区与扶贫重点村进行图层关联（图7），结果显示，在县城驻地15 km缓冲区范围内分布旅游扶贫重点村98个，占总量的41.70%;在20 km缓冲区范围内分布旅游扶贫重点村137个，占总量的58.29%，已超过一半以上。可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扶贫重点村围绕县城驻地的空间分布特征显著，尤其是县城驻地分布越多的县（市、区），旅游扶贫重点村空间分布越密集，处在县城驻地附近的扶贫重点村依托县城近域消费市场分布的趋势越显著。因此，客源市场因素对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布局具有重要影响。

3.2.3 政策环境因素 政策制度因素会对扶贫重点村的发展及演变产生重要影响，而通过旅游扶贫来助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是政府的重要决策之一。201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制定的《关于脱贫攻坚旅游业发展实施方案》中明确指出要全面推进县域贫困村旅游扶贫工作[39]，2018年自治区政府相继出台的《广西旅游乡村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和《广西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详细明确了工作目标任务，列出多举措扎实推进旅游扶贫工作[40-41]。目前，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乡村旅游发展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软件和硬件环境较差，在发展进程中易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如乡村地区的旅游基础设施较薄弱、旅游发展基金较匮乏、村民的旅游发展意识较淡薄等。因此，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仍是政府主导型，而各地市政府重视乡村旅游发展的程度对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分布具有重要影响。此外，政府会结合当地发展状况对星级乡村旅游区及农家乐进行综合判定，在贫困县域会给予一定程度

的政策倾斜，以便实现乡村经济均衡发展及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等目标。政府出台的文件可以对乡村旅游扶贫工作进行指导，详实规划乡村旅游产品体系及提出旅游发展战略，其中强调要重点打造环南宁市、桂北、桂西北、桂西南、桂东、桂东南等重点旅游扶贫片区[42]。在政策制度的推动下，乡村旅游产品逐渐聚集在优势区域，从而形成当前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分布格局。

4 推动旅游扶贫重点村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建议

本研究从旅游扶贫重点村的发展实际，对未来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格局优化及高质量发展提出以下路径建议。

4.1 强化绿色理念，提升旅游生态质量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是当前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突破，是将绿色发展贯穿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建设的全过程，绿色发展已成为新时代发展的主旋律。对于旅游扶贫重点村的发展规划设计，要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掌舵好旅游扶贫重点村的发展方向。对于乡村旅游发展主体而言，要坚持保护好村域的自然生态及人文环境，全面贯彻落实“两山论”，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把对旅游资源的保护置于优先地位，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和环境质量底线，对各种环境违规行为实行“零容忍”，杜绝人为破坏旅游环境的行为。各级旅游管理部门要积极将保护旅游景区环境作为一种常态化机制，与环保部门共同监督和管理旅游生態环境，在进行旅游开发过程中践行绿色主基调，注重绿色旅游的内涵及特色，确保旅游开发项目的规模没有逾越生态承载力。

4.2 完善体制机制，优化旅游发展环境

完善的体制机制是旅游扶贫重点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首先，政府要积极主动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创新旅游管理机制，正确处理好文化旅游管理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关系，形成“政府主导、文化旅游管理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协助”的行业管理体制。同时，要积极构建协同机制，各部门的行动及施行的举措要协同，共同推进旅游扶贫重点村的高质量发展。其次，完善旅游扶贫重点村的运营机制，基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及符合乡村发展实际，全力打造浓郁的乡村文化氛围，构建凸显地域文脉的现代运营机制。最后，要建立完备的监督机制，为旅游扶贫重点村的高质量发展创建舒适、稳定的环境，有效监管旅游经营者、游客、村民等的行为，实行公开化、透明化的体制机制，优化旅游发展环境。

4.3 深挖文化内涵，提高旅游吸引力

文化内涵是旅游资源的灵魂，深入挖掘地域文化底蕴，传承延续地域文化历史脉络，凸显资源价值，有助于提高扶贫重点村的旅游吸引力。根据大多旅游扶贫重点村具有优美的生态环境特点，在有序对自然生态环境加以保护性开放利用的同时，深挖极具地方特色文化的旅游产品，强化扶贫村的旅游吸引力和核心竞争力。如百色市扶贫村旅游产品开发积极融入壮族、苗族等文化基因;崇左市扶贫村应充分发挥世界文化遗产、边关文化及红色文化，打造集边关风情、生态养生、历史重现等集于一体的精品旅游线路;河池市扶贫村应利用现有的长寿文化、红色文化，创新养生旅游产品及红色旅游产品的内核。

4.4 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旅游协同发展

由于大部分旅游扶贫重点村高密度分布在各地市的边缘和交界地带，地方政府要加强政策协调，在以市场为导向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产权制度及要素的合理流动，优化旅游资源配置，促进乡村旅游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实现资源共建共享，以旅游业为核心，构建跨区域间人流、物流及资金流的互联机制，加强旅游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搭建区域旅游合作平台，密切文化旅游合作，实现“旅游+”理念的深度融合，有效降低旅游扶贫的开发成本，从而促进旅游扶贫村的协同发展及经济全面振兴。

4.5 注重分类指导，创新旅游开发模式

对旅游扶贫重点村进行分类别地旅游开发建设，有助于分步实现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结合现有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进一步分析扶贫村致贫的原因，有序地分类指导不同类型扶贫村的旅游开发建设。首先，对于旅游资源禀赋不良的扶贫村，应充分发挥与周边景区的辐射联动效应，创新旅游开发模式，拓展研学旅游、农事体验、探奇旅游等新型旅游产品，加快实现农业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其次，对于受地形地貌条件制约的扶贫村，应充分考虑旅游开发成本，对海拔在1 000 m以上的山地扶贫村，可开发山地旅游、生态旅游、探险旅游等特色旅游项目，对海拔低于 1 000 m 的扶贫村可开发农家乐、民俗文化体验、现代农业创意园、乡村休闲度假等旅游产品;最后，对于交通条件落后的扶贫村，要强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旅游交通条件，提高扶贫村可进入性，为旅游扶贫营造良好的环境。

4.6 完善设施配套，提升旅游接待质量

完善的旅游服务配套设施是助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于旅游扶贫重点村交通条件相对较落后的实际，亟须注重旅游交通体系的建设及跨区域旅游交通的无障碍对接，大力提高旅游的可进入性。此外，还需要重视餐饮、住宿、厕所等公共设施的配套建设，实行旅游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全力提升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之后，人们出游会更加注重服务品质及卫生安全，因此，迫切需要全面提升旅游接待质量，全方位打造智慧化、自主化、个性化的旅游接待体系，为游客提供定制服务，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服务水平，不断增加游客的重游意愿，强化旅游扶贫重点村的服务品牌建设，从而助推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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