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少委，王建疆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现实主义文学最为显著的风格特征是它的真实性，再现生活真实的纪实原则是它得以长期繁荣发展的根本原因。它用历史的、具体的世相人情来反映社会生活，其内在的文学精神尤为强调文学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关注和参与。有学者从政治与文艺的关系出发，曾经把文学艺术实践分列出三种基本体现样式：作为政治生活干预者的文艺、作为政治观念阐释者的文艺和作为政治情结体现者的文艺。他论述了文艺创作实践对于政治的不同态度和不同作用，并指出，一个诚实的作家没有理由回避政治(1)阎国忠、张艺声：《文艺与政治——一个应重新审视的话题》，《理论与创作》2002年第5期。。不仅没有理由回避，作为社会良心担当的作家特别是现实主义作家一直就是社会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者，因而也一直就是社会发展的关注者和推动者。

近年来，中原地区的众多作家如周大新、李洱、阎连科、刘庆邦和李佩甫等，作为政治情结体现者的作家，以严肃认真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创作出了一大批反映河南农村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在这些乡村文学书写中，他们不约而同地描绘了乡村社会在走向善治过程中的世相百态，真实形象地再现了农村走向现代化的艰难过程，从文学视角契合了别现代主义美学理论。别现代主义美学理论建立在社会形态分析基础上，是立足于中国现实而提出的关于社会形态和历史发展阶段的新理论。该理论认为，中国目前的社会现实是现代、前现代、后现代交织扭结的状态，三者以不同占比的方式混合存在，是时代的空间化(2)王建疆：《别现代：别在哪里？》，《湖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尚未完全获得具足的现代性。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前现代意识依然是我们需要克服的一个大问题。这样的现实判断和理论概括，在中国乡村社会生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和突出，也正好反映在当代中原作家们的文学叙事中。

一、现代性与别现代理论

自西方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而来，现代性的核心范畴与核心价值是社会契约、科学理性、人权保障、博爱精神、社会福利制度等。现代化则是现代性在具体人类文化中的表征，包括物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思想意识现代化。西方现代性进入中国，从物质现代性上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的洋务运动，进一步的现代性追求应当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当时引进的民主和科学概念开创了文化思想和制度现代性的新启蒙。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的繁荣，中国社会更加具有现代性特点，诸如对于生产、资本、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开放和接纳，不断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管理理念等。另一方面，我国虽然从皇权专制社会直接跨入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但无论在一些思想观念、制度政策还是行为方式等方面还没有彻底脱离前现代。同时，在没有完全实现现代化的情况下又受到后现代的裹挟，在不断解构的过程中极易出现历史和现状被肢解、一些优秀传统被扭曲、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被异化的可能性。如以潜规则代替“规矩”、以戏仿遮蔽崇高等，就是一些典型的貌似后现代的解构现象。因此，就目前而言，我们的现代化进程既要面对前现代落后的思想意识束缚，又要面对后现代解构主义和现代拜金主义等的消极影响，因而必须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中做出艰难而必要的选择。

整体意义上的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历史过程。尽管我国物质现代化已经步入世界先进行列，工业、国防等方面具有较高的现代化水平，但是在广大农村，精神现代化建设方面仍然相对滞后，现代意识不强、封建意识浓厚等问题比较突出。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没有彻底与中国前现代所存留的宗法观念、官本位思想、裙带关系以及封建迷信等划清界限，而是呈现与前现代相融合的某种样态。前现代意识的巨大惯性使得现代价值观缺乏现代制度的保障，现代制度的某些缺位及后现代的跨越边界、解构中心、破坏“规矩”等形成了混沌的和谐，形成了中国不具足的现代性。与西方民主、科学、自由等现代化思想进程相比，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公民素养相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建设而言，往往被官宦文化、人情文化和宗族文化等所遮蔽、绑架进而被异化。乡村中国的这种基层治理制度的变异，是不具足的现代性的真实体现，显示了复杂的社会状况。

2014年，王建疆认真考辨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在对国内外相关理论的考察批评基础上，提出了“别现代”理论观点并建构了较为完备的理论系统，在传统文化资源基础上建立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美学理论，成为当下中国美学流派之一。在他的理论中，别现代主义就是要与尚不实在的现代性做一种分别、别离和切割，从而切实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别现代理论的提出，正是基于以上社会现实。它认为，中国虽然处于现代的世界编年史即公元阶段，但未进入具足的现代社会，在乡村某些社会层面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前现代的意识形态等依然存在，无论在物质、制度还是思想观念等方面依旧没有全面实现现代化。别现代社会空间化共存的多种社会形态交织、矛盾、互补，形成了颇具张力的结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任何一方都有可能导致社会向着自己的一方发展。就基层乡村而言，科学思想和民主制度使其呈现现代社会色彩，但前现代意识表现得更加明显强烈，司空见惯了的封建意识、宗族观念则会使这一时期更具有前现代的色彩(3)王建疆：《“别现代”：话语创新的背后》，《上海文化》2015年第12期。。我们虽然处于物质化程度较高的现代时空维度中，但实存的前现代思想、意识、制度等可能会遮蔽、扭曲真正的现代性，一言以蔽之，我们尚在通向现代性的路上。

二、文学中的乡村善治愿景与真伪现代性呈现

“文学染乎世情”，文学作品是对社会现实的审美反映。而乡土社会现实一直都是作家笔下的重要阵地之一，或为世外桃源的理想乐土，或为现代化进程滞后的包袱地带，或为作者流失记忆的“失乐园”。以往乡土社会中淳朴的民风、憨厚朴实的人物、稳固而又单纯的生活成为作家观察社会的立足点，但随着现代社会物质水平的提高，社会结构和体制也相应发生变动，尤其是消费主义文化的泛滥及现代社会对人性的解放所带来的欲望膨胀，亦即进入比较明显的别现代阶段，乡土社会已经成为五光十色的场域。无论是社会政治生活还是经济生活亦或文化生活，都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冲击而产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中原地区(这里是狭义的中原，主要特指作为中原中心的河南)一些著名作家创作了众多关于乡村文学叙事的作品。如乔典运的《满票》、《问天》，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阎连科的《日光流年》、《两程故里》、《耙耧山脉》，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以及刘庆邦的《黄泥地》等诸多作家的作品，都生动形象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别现代社会样态。尤其深入地表现了乡村社会的某些前现代特性，以文学作品为表达手段，反映了作家们对于乡村社会问题的忧患意识，更表现了他们通过文学想象来批判伪现代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以期实践乡村善治，进而实现具足现代性的美好愿望。

乡村善治是构建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样的理念为优化乡村政治生态提供制度依托。乡村善治以自治为标的、以德治为基础、以法治为保障，三者有机结合、相互衔接并互相补充，从而真正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乡村善治理念与别现代理论均立足于中国的复杂现状，直面现代化不足的现实，强化基层乡村建设，以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在现实当中，目前乡村社会的基层政治建设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前现代的“王”意识、宗族观念、官本位思想与高速发展的物质现代化相结合，干扰乡村基层选举、干预基层合法组织的权力运行，一定程度上危及了农村组织建设、破坏了法制，由此引发的矛盾加剧了农村社会秩序的紊乱，影响乡村社会的稳定。而乡村善治正是直面乡村社会的现实，以期通过充分尊重村民自治的主体地位，将法律的约束和道德的引领结合起来，清除乡村政治生态中的一些毒瘤。

其实在国家层面，早在2017年就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其中就包含了“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优化政治生态是推进乡村长远发展、提高群众幸福感的内在要求。中共十九大报告也提出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是优化乡村政治生态的关键，努力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构建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基层善治图景。

别现代是关于社会形态的一般理论，而别现代主义把这一基本理论提升到了哲学认识论的高度，其包含三方面的含义：告别伪现代性、具足真实现代性、建构真实现代性。其中，建构真实现代性是它的主要旨归。别现代主义就是要批判和超越别现代社会，从而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中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它将建构一个集现代、后现代和前现代人类文明成果之大成的别现代主义，也就是说，“别现代理论并非盲目地认可这种现代、前现代和后现代并置的时间空间化现实，而是期望通过社会的更新和超越实现真正具足的中国式现代性”(4)王建疆：《别现代：国际学术对话中的哲学与美学》，《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所谓中国式现代性，就是要在当今不同于西方那种较明晰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断代式发展模式中实现现代化。但是，别现代主义之“别”仍然在于，“别是一种思想、一种方式、一种主义，它是由现实的发展所决定的，也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别现代的别就是要与这种不真实的、非具足的、虚妄的现代性区别、告别，揭示真实的社会形态”(5)王建疆：《别现代：国际学术对话中的哲学与美学》。，从而建构真正的现代性社会。

中原作家敏锐地捕捉到了乡村社会的现实状况：封建意识与权势相交融，变换着不同的面具，厚重的文化内涵构成了乡村社会复杂的社会生态，部分农民已褪去质朴纯真的本色，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发生了人性的裂变。有鉴于此，作家们试图以深沉而尖锐的笔触来表现对于乡村社会的深刻反思与批判。这样一来，别现代主义理论就与中原作家作品中的乡村善治愿景形成了一种逻辑上的思想同构，前者在理论上进行哲学预设，后者通过文学叙述进行形象生动的想象建构。

三、“准确是作家的唯一美德”：李洱小说的别现代真实景观

李洱的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透过乡村社会的生活状况，真实而深刻地再现了农村基层选举中呈现出来的种种复杂的前现代思想面貌。“石榴树上结樱桃”来自于民间的“颠倒话”，这是一个背离日常生活逻辑的题目，具有深刻的隐喻性，话语本身就具有后现代主义消解现实的荒谬特征。李洱在小说的后记中曾说，石榴树上结樱桃是一个寓言和神话，“我相信它在谎言和啼笑之外，是深于谎言、深于啼笑的”(6)李洱：《石榴树上结樱桃·后记》，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233页。。他正是着眼于这两种平常的植物，以石榴树上结出樱桃这种奇特的景观，暗示乡土社会复杂的社会状貌。用别现代理论来说，就是西方的现代制度文明与中国前现代宗法思想、封建观念纠葛并交融，同时后现代的因素夹杂其中，构成了石榴树上结樱桃这种别样景观。

小说主要围绕官庄村村主任孔繁花为谋求连任，依靠贿赂拉拢、算计欺诈等手段，经营运作整个选举过程，再现了暗流涌动的乡村政治社会中各种争权夺利的势力相互交锋的现状。由于乡镇领导人以贯彻落实计划生育政策作为村主任去留的依据，因此孔繁花连任成功与否就取决于怀孕的村民姚雪娥，寻找躲避计划生育政策而潜逃的姚雪娥，就成为以孔繁花为首的村干部的工作重心。纵然她左右逢迎，以多种由头笼络人心，但最后被她信任的团支部书记孟小红拉下马而使得连任失败。在权力、利益的争斗中再现驳杂怪异的农村生活现状，作者揭穿了以往乡村作为田园牧歌式精神家园的固有印象，以当下乡村中国的政治复杂性为主，展示了整个乡村社会文化的现代性变异。如作者自己所述，“中国乡村是后现代、现代和前现代的混合，乡村是中国现实的缩影”(7)杨青：《魏德圣与李洱都很乡土很中国》，《深圳商报》2008年11月7日，第3版。。作者体察到乡土社会裂变中的多元混杂的社会状貌，表现出对乡土民众沉重生活的忧虑。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现代乡土变化的深刻性在于，它不是那种表层的、个别的、局部的变迁，而是一种深层的、多样的、整体的变革，传统意义上那种独立自足的乡土已不复存在，除了历史环境的特殊性，在发展趋向上，中国农村的任意一片乡土，都将成为更为广大的社会的缩影”(8)宋鋆：《变化的乡土与乡土文学的应对策略》，《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李洱正是聚焦于当下正在发生复杂变革的中国乡村，摆脱了传统乡土小说的书写模式。他没有描写乡土生活传奇，诉说农民身上所担负着的传统负累，也没有试图建构民族国家的神话寓言，更没有沉迷于乡村世界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的书写，而是立足现实的乡村社会中，呈现世俗的农民日常生活，表现乡土社会的复杂性。李洱说：“写一部乡土中国的小说，一直是我的梦想。……我说的是现在，是这个正在急剧变化，正在复杂的现实和语境中痛苦翻身的乡土中国。”(9)李洱：《石榴树上结樱桃·后记》，第232页。

故事讲述的是基层民主选举，这是乡村政治走向现代性的大事，但作为现代与后现代合谋的“资本权势”和“消费主义”却捷足先登。更重要的是，被现代性抛弃的前现代意识作为主导力量，贯穿故事始终。作者正是立足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混杂构成的乡村复杂的社会形态，以文学方式叙述了前现代的官本位思想和“王权”意识以及宗族观念等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基层政治建设的深度侵蚀和严重破坏，展现了乡村社会进入善治的艰难，也表现了前现代意识在现代社会中对人性的腐蚀和撕裂。

文本首先表现的是官本位思想和“王权”意识主导下人性的嬗变。官本位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根深蒂固的思想，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王权”意识是官本位思想发展的极致。皇权是王权中的顶峰，是“大王”，但在皇权之下，在社会的不同阶层和不同领域，有大大小小的主管，这也是“王”，各种“小王”。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官本位思想和“王权”意识已经成为每个个体较为稳固的心理结构，对于权力的渴望与追求潜藏于人的观念深处。在中国历来都不乏为了成王成霸而涂炭生灵，为谋官求职而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情形，历史不断上演着各种丑恶乃至血腥的故事。官本位思想与现代高速发展的经济相融合绽放新的“恶之花”，权钱交织的关系网中，传统理想的桃花源式的乡土社会已然消逝。

村主任孔繁花展开各种利益交易只为谋取连任，费劲心机消除种种潜在威胁，以期能够站在村里的最高位置，她完全把自己看作是拥有至高权力的“乡村主皇帝”。“王”观念背后的至高尊荣导致各种或明或暗的争夺与残害，它们均以种种恩惠作为自己称霸的武器。所谓基层选举，只是一个空壳，成为使用不同手腕相互较量的比武场。小说中孔繁花为了连任村主任假公济私，甚至在选举前设置了贯彻学习政策的有奖问答，以此为由头发放肥皂等礼品来贿赂拉拢人心，还不断用公款给干部组成员报销各种费用，实际上就是发福利，甚至利用妹夫在县里面当副局长的关系打点乡镇干部。上届村主任孟庆茂为了重新夺回失去的“江山”，不顾年高体弱，又一次参加竞选。选举前购买了不能用来做豆腐的红豆与黑豆，他担心时间长豆子会生虫腐坏，外加听说黑豆有助于增强老年人消化力，就散分给村民，目的是为了让不识字的村民用豆子投票。

而团支书孟小红为了成功升迁到村主任宝座上，潜伏在孔繁花身边暗自积蓄力量，装聋卖傻，阳奉阴违，实施连环计而坐收渔翁之利，最终成了村主任，实现了“王”的梦想。她平日里在孔繁花面前卑躬屈膝、任劳任怨，服从一切指令。正如文本中小红所说，“旧戏里的小红都是丫鬟，我就是个丫鬟命。在咱们的班子里，我就是你使唤的丫鬟”(10)李洱：《石榴树上结樱桃》，第69页。。纵使孔繁花主动提出让孟小红担任职务，她也假意婉拒。当巩庄村民众来官庄村动土迁坟，不知情的村民为捍卫领土与其斗殴，孟小红果敢地跳进坟墓阻止斗争这一行为更是令孔繁花感动，认为她比任何男人都勇敢。殊不知这全是她谋划的夺权手段。对于为躲避计划生育而潜逃的姚雪娥，孟小红主动照顾其留在家里的两个儿女，甚至不忘喂养她家里的牲畜，借此树立形象以争取支持她的力量。邻村巩庄村主任“瘦狗”贿赂、欺骗无所不用其极，就是为了达到巩固自己的权利地位的目的。为了一个区区的村主任官位而设计层层机关、动用一切人际关系，权力争夺背后不断上演种种人性的裂变、厚黑学闹剧。而这一切，都是“王权”意识和官本位思想主导下的活生生的现实。

李洱说：“在所谓的全球化时代，某种现代的——干脆一点说——，是西方的，那样一种制度化的设计，与中国乡村的古老现实，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现实，一种意外的果实。”(11)魏天真、李洱：《“倾听到世界的心跳”——李洱访谈录》，《小说评论》2006年第4期。他以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细致入微地描绘了为谋取村主任职位而暴露出来的种种丑恶嘴脸。小说真实描摹了乡村社会权力背后隐藏的厚重的前现代意识，再现了中国乡村基层组织独特的运行机制。官本位思想和“王权”意识主导下的乡村社会的复杂现实以文学文本的方式呈现出来，佐证了别现代理论阐释现实的合理性。基层选举在前现代思想的阴影中发生变异，乡村社会生活也在这种变异中呈现多元复杂的社会状貌。正如孔繁花所言：“现在搞的是民主选举。皇帝轮流坐，明天到我家，后天就到你家了。”(12)李洱：《石榴树上结樱桃》，第60页。在他们的理解中，选举就是选皇帝，就是对王权的占有。

其次是宗族观念对于现代社会的制约与影响。由于中国封建官僚体制仅能达到县级，因此乡村的政治管理历来都是由乡绅、族长或地方名流等来掌控，传统宗族思想制约着乡村社会环境。虽然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基层民主法治建设逐渐增强，成立了村民委员会，但是，乡村作为自治组织的特殊性和草根性，加上乡镇级领导固有的任命制和决定权习惯，使得许多“潜规则”早已昭显在亮处，农民“参政议政”的新理念与其固有的封建思想和宗族意识等碰撞并扭曲变形，形成了独特的乡村权力机制。

孔繁花谋求连任，老主任孟庆茂打算东山再起，孟小红卧薪尝胆、忍辱负重试图一飞冲天，实际上，这是孔孟两个家族为获得宗族权力而展开的斗争。封建宗族观念和宗族权力并没有随着现代化进程而消解，相反正披着基层选举的外衣而发挥别样的作用，为形形色色的追逐治理权营造环境。在官庄村上演的这场竞选大戏中，“潮水般涌入农村的西方后现代先进科技物质文明电脑手机小轿车等等与前现代农业宗法制的政治体制家族亲朋‘七大姑八大姨’的人际关系网共存于同一个时空平面上，形成一种无以命名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13)刘思谦：《“村委直选”与乡土中国——李洱长篇小说〈花腔〉到〈石榴树上结樱桃〉阅读随笔》，《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这个时空平面，就是别现代的真实景观，它构成别现代乡村新旧混合、中外杂糅、熟悉而又陌生的社会结构与独特的生活方式，种种相互对立甚至矛盾冲突的事件、现象组成了一幅多姿多彩而又光怪陆离的别现代乡村生活景观。

乡村社会的基层选举中渗透着传统宗族观念、官本位思想和“王权”意识等前现代因子，作家以其所特有的艺术敏感性及责任意识，凭借其独特的眼光和深邃的思想，捕捉并准确描摹当下中国乡村的复杂面貌，并且以一种迴异于以往描写乡愁的方式呈现出来，让读者对于当前的多元复杂、事理颠倒的乡村世界有了新的认知。中国社会在前现代封建思想、现代经济制度及后现代解构离散等因素构成的张力结构中，呈现独特复杂的别现代面貌。《石榴树上结樱桃》的矛盾修辞，正表达了欲进还退、欲速不达的进程，表现了种瓜得豆、事与愿违的无奈与折腾。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前现代思想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它衍生出的新的文化特质如义、礼、忠、孝等思想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发挥着政治补充、经济互助及文化归属等功能，有利于乡村中国的稳定与发展。但是农民作为现代化的主体无论在思想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上都因袭着太多传统文化的消极负累，阻碍了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反思批判乡村文化和农民思想观念中的消极因素，利于基层民主选举的发展，进而促进构建稳定和谐的善治乡村社会。

李洱在接受《人物周刊》访谈时说过：“准确是作家的唯一美德。”(14)王雨海编著：《李洱研究》，洛阳：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6页。乡土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准确而又敏锐地捕捉到社会中所产生的深层变化，李洱的这些文学描述比较准确地表明：同物质现代化得到空前发展相比较，意识现代化发展尚不具足，乡村基层制度的现代化也需要进一步推进，基层民主选举仍无法摆脱封建社会思想的影响。因此，科学民主的发展、现代制度的完善是实现我国具足现代性的重要因素。

民主概念来源于西方，自古希腊城邦时期开始，至今已然形成较完善的体系。西方民主理论经历了古典与现代两个发展阶段。20世纪西方民主理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代西方民主理论关注的不再是民主应该是什么、应该如何运作的问题。熊彼特认为：“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15)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95-396页。他提出选举的民主理论，强调民主只是竞争性选举的制度安排，使人们有机会通过选票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民主的意义就在于此。纵观西方民主的发展历程，不同理论家对于民主的讨论、思考形成较系统的体系，并立足社会的发展不断深入反思以求更加完善。相比较而言，我国基层民主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前现代思想的影响及民主政治制度、规则、程序建设方面的滞后，形成我国乡村社会独特的政治社会环境。《石榴树上结樱桃》透析了乡村基层选举背后的文化内涵，正是现代制度文明与前现代观念交融变异，后现代中心的解构、离散及现代文明制度的缺失为前现代封建统治思想营造了广阔的生存空间。乡村善治也正是立足这一复杂现实，以“三治”相结合试图推进乡村政治建设。作家向读者展示了中国现代、前现代、后现代混杂的乡村社会状况，以文学文本阐释的方式来佐证了别现代理论解释现实社会的可能性。别现代主义通过对社会现实的理论阐释，可为乡村善治提供理论指南，乡村善治的贯彻落实也是别现代理论的理想愿景，与作家试图通过文学想象唤起民众的深层反思，实现乡村善治、构建真正的现代乡村社会的愿望不谋而合。

《石榴树上结樱桃》的德文版在德国获得了读者的热捧，销售量在一万本以上，默克尔总理曾经把它作为礼物送给温家宝总理。应该说，德国上下看重的不是文本中的故事，而是透过故事反映出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他们非常惊讶中国乡村已经深深卷入全球化进程了。这个全球化其实就是现代化，尽管艰难，但中国乡村已经出发在路上。

四、阎连科、周大新、刘庆邦乡村文学叙事中的别现代图像

除李洱之外，阎连科、周大新及刘庆邦等中原当代著名作家也创作了大量此类作品，通过基层选举描绘了乡村社会复杂的别现代面貌。其作品真实再现了畸形变异的乡村政治文化形态，对于基层政治环境中的权钱交易、尔虞我诈，以及物欲横流中信仰的迷失和心灵的迷茫等多有描写。作家们立足乡村社会背后的文化背景，以其敏锐的眼光捕捉乡村社会的时代裂变，展现了乡村社会宗族、官本位思想与“王权”意识、裙带关系交织中基层选举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其呈现的乡村社会现实正契合别现代理论，也是实现善治需要迫切解决的关键问题。作家所要表达的美好愿景，与别现代主义建构未来社会的理想相一致。

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是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刘庆邦的《黄泥地》等，它们与李洱的小说一样，从宗族观念、官本位思想与“王权”意识等前现代意识对乡村现代化的戕害入手，揭示的依然是实现乡村基层善治的阻力，同时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别现代社会形态的真实存在。

在阎连科的《日光流年》中，耙耧山脉深处三姓村的村民，每人的寿命因“喉堵症”而不能超过40岁。因此，村里每一个想要成为村长的人，都把承诺能使村里人长寿的方法作为竞选的噱头。挖灵渠、种油菜花等手段成为司马家与蓝家谋取乡村权力的手段，两个家族为了获得村长的职权，不惜践踏其他家族女性的尊严与生命。最突出的是司马蓝为实现从小时候就有的村长梦，成为三姓村的“王”，抛弃了青梅竹马的蓝四十，而当他有病时又祈求蓝四十去做人肉生意赚钱来为其治病，并答应迎娶她为妻子，但直到蓝四十由于性病死去，司马蓝也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16)阎连科：《日光流年》，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63-426页。。不择手段、不讲诚信是他们成功的秘籍，而这些与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契约精神、科学理性，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平正义、诚信友善格格不入，这就是文学要批判的，也是别现代主义要坚决摒弃的伪现代的东西。

阎连科的《两程故里》、《耙耧山脉》等一些中短篇小说中也有着类似的描述。对于权力的追捧和渴求是贯穿其乡土小说的重要特征，在“瑶沟系列”、“耙耧小说”系列中都明显可见“王”意识作用下小说人物对于权力的追求，再现了权力角逐中乡村社会生活的复杂情状。小说《夏日落》中，农村青年赵林为了能够顺利当兵，经常帮助村支书干垒鸡窝、垒猪圈、挖厕所等又脏又累的家务活，这是因为村支书的心情决定着他的人生未来。这种“王”意识也成为他日后追求权力的驱动力，他获得二等军功荣升连长，但又渴望成为团长。赵林的这种权力渴望以及在追求权力中的种种异化面貌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乡村基层政权中的民主选举，亦是前现代、后现代与现代意识的博弈角逐，裙带观念笼罩其上，金钱利益交织其中。《耙耧山脉》中的村长和乡长通过联姻而成为裙带关系，在村长死后，乡长利用村民的宗族意识操纵选举，顺利地使村长的儿子承袭了村长职务。民主选举只是这种利益关系相互纠缠的纽带和价值交换的工具，乡长与村支书的权力可以随意支配别人的命运，更能够控制村干部的任命与去留，乡村社会的基层选举已经在裙带观念和权力体制的裹挟和压迫中变得面目全非。在《混浊的我与乡间的他们》中，村支书的大女儿是村长的大儿媳，村支书的二女儿是副支书的大儿媳，村支书的儿子迎娶了经联主任的妹子。家族关系链也是权力网，是家族利益集团与家族权力机构的结合体。一方面，为了权力葬送亲属的婚姻，以此为获得并稳固权力的筹码；另一方面，为了家族荣誉、家族利益而依附权力工具。在这样相互勾连的复杂关系网中，权力与宗族、家族观念沆瀣一气，民主选举岂能真正落实？

《两程故里》中，在程天青、程正顺、程天民明争暗斗的过程中，金钱对基层政治权力的选举争夺构成了重要影响。程天青通过自己的经济实力，以给村里小学买桌椅、给村街安路灯、修祖庙等方式收买人心，而这不过是拉票的作秀罢了，他奋斗的目的只是为了将来能给自己竖一块功德碑受后人礼拜。程天青之所以能够击败老村长程正顺和对手程天民当上人大代表，靠的应该不是什么人品或者能力，而是经济实力，是顺应了村民内心深处对于金钱的崇拜和追求，因为金钱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人能力的唯一标尺。这种“拜金主义”无疑大大消解了老村长几十年积攒下来的九十九张奖状，破坏了民主选举应有的道德标准。在实现乡村制度现代性的过程中，传统道德和现代合法的选举程序被解构，选举规则被破坏，都显示了别现代时期后现代对现实的深刻影响。

宗族观念的遗存更是危害基层民主管理的重要因素。阎连科小说有大量的“族长”式人物，这些人物在日常生活中是中国传统道德如孝道的守护者，充当调和乡村矛盾、管理村中事务的作用，维持着日渐失守的乡村传统道德秩序。但另一方面，由于其长期形成的“族长”权力意识，导致他们对于他人具有强烈的控制欲望，这种强大的欲望与权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基层民主体制的运行，损害他人的选举自主权甚至婚恋自主权，导致对人性的摧残，引发一系列悲剧，成为现代性建设的挑战者和破坏者。《耙耧山脉》中的二爷，作为德高望重的长辈在村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选举过程中，他寒利的目光也逼迫村民将代表选票的花生米投给村长的儿子，村民畏惧二爷的威严，不得不按照二爷的意思来投票。小说《寨子沟，乱石盘》中的“朝廷三爷”，作为寨子沟的沟主掌控全沟人的命运，包括婚嫁、生死等诸多事宜。为了保证村落里人的繁衍，他不允许村里的年轻女性外嫁，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地位，将其与外乡人相好的亲生女儿裸体示众，最后导致女儿服毒身亡。

基层民主选举完全被坚固而强大的宗族观念或金钱利益所控制，成为这些权力追逐中的一场游戏，一切所谓的公开选举和民主自治，都被民间的各种陈旧意识和利益关系严重扭曲。选举就是被人代签的形式，选举人同样也是各种开会讨论的举手工具。阎连科的作品为我们展示的正是乡村民主选举中的种种异化和种种触目惊心的情状。

周大新的《湖光山色》是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这部长篇小说的主题明确地指向了当下农村的历史文化负累和乡村基层权力运作中的人性嬗变。周大新以对他的故乡——豫西南乡村生活的独特理解，书写了乡村生活的当代情景，揭示了乡村中国深层结构的坚固和蜕变的艰难。在对乡村基层政权的描述上，作者指向了中国前现代文化中专横的“王”意识。村委会和村民选举只是乡村的表层生活，深层的官本位和“王”意识左右着每一个被选举的人，“在缺乏民主和法制的乡村社会，民选也只能流于一种形式而难以实现真正的民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无论是谁，都会被塑造成詹石蹬或旷开田”(17)孟繁华：《乡村中国的艰难蜕变——评周大新长篇小说〈湖光山色〉》，《名作欣赏》2009年第2期。。由此显现出作者对农村现代性实现过程的深度思考。同时，权力与资本结合所带来的人性异化则是现代和后现代背景下新生的文化肿瘤。《湖光山色》中的詹石蹬凭借家族势力而成为村主任，利用其威权实现多年连任。由于詹家家族势力大，当其与基层政治权力结合后更是不可一世，纵使他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多年来也无人敢反抗，更没人能够撼动其统治地位。造成这种现状的，便是前现代的宗族文化和“王权”意识观念。但随着改革开放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资本成为农村新的威权，通过发展乡村旅游而逐渐富裕起来的旷开田暗地里积蓄了反对力量，通过给小学捐款、给小学生买书包、给邻居送礼物等，实施恩惠收买村民，在又一次的选举中逆袭成功而成为村主任。旷开田一朝大权在握，便享受着权力带来的荣誉及利益，内心深处的“王”意识也就升腾起来了。他一心想做楚王庄的“王”，甚至沉迷于楚王庄为吸引游客而举行的“楚王出游”的节目表演，享受戏里戏外做“王”的快感，他最终成为比詹石蹬更加恶劣的乡村霸王(18)周大新：《湖光山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34-286页。。在追求金钱和权力的过程中迷失自我，在前现代的封建思想与现代资本权利融合后，他变异成为更加凶残的“楚王”。在实现乡村善治的政治生态中，家族权力、财力及声望是个人成为一村之主的“潜规则”，这与真正的民主选举、村民自治相去甚远，是法制和善治的障碍，是农村政治现代化的阻力。

文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表现的始终是一种社会事实。刘庆邦一直恪守“贴着人物写”的现实主义原则，使得他的创作显得极为“接地气”。他的作品中所描写的家族势力正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切反映。刘庆邦的诸多小说中都有对于乡村宗族势力等前现代思想观念作威作祟的描写，如长篇小说《遍地月光》、《平原上的歌谣》以及短篇小说《双炮》、《刷牙》等。

《刷牙》描写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豫东平原的刘岗村，这个村村干部都姓刘，只有一个外来户梁红彦，有一次公社为了体现对耕牛的重视，要求生产队给牛刷牙，以保护牛的身体健康。这当然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从来没有经历过刷牙的牛会做出意想不到的抵抗，或咬或踢甚至会用尖利的牛角觝人。正因为危险，所以姓刘的都不能去做，刷牙的任务就只有落到了梁红彦这个外乡人头上。雇农成分的梁红彦认为应该让地主富农去做，但村里的地富分子也姓刘，跟村里的干部是一个宗族，是自家人，即便是讲究阶级成分的那个年代，宗族势力的影子也从来没有消失过，贫雇农的政治身份并不能保护他，家族血缘关系大于政治血统关系。当刘姓干部们一致决定让梁红彦干这件荒唐和极具危险性的事时，他们开心地相视而笑，这个坏笑，是宗族势力共同欺凌外姓人的集体无意识表现。以队长刘达本为代表的家族权力机制，把他身上的政治权力再变成家族势力，破坏着乡村应有的公平和秩序。

《遍地月光》叙述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青年黄金种，作为地主的儿子，他是专政对象，但他的人生苦难史不仅是政治血统问题，更多的则是他所生活的乡村中根深蒂固的家族势力造成了他的人生悲剧。在杜老庄，村里大大小小的干部都姓杜，政治权力的实现必需借助于家族权力，而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家族权力也必须穿上政治的外衣才可以有效运行，杜姓拥有和实施着政权和族权的双重权力，对黄金种等外姓人肆意进行着人格侮辱和生命残害。与《刷牙》一样，尽管这些作品描写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村境况，但却是作家本人近年来对乡村宗族权势的当下反思。宗族意识具有稳固持久的生命力，即便是进入21世纪的今天，在广大中原乡村，还有无数个刘岗村和杜老庄，依然是刘姓和杜姓的势利场。我们不难想象，在这里的基层民主政权选举会遭遇什么，乡村现代性建设会怎样艰难。

在刘庆邦新近出版的《黄泥地》中，宗族观念和“王权”意识的表现尤为突出。小说中，老村支书房守本下台后，想方设法让他的儿子房光民接任了支书，这种世袭制的换届方式引起了村民的强烈不满。为了推翻这种家族权利接替，有政治图谋的乡村医生房守现怂恿村民集体抬出颇具声望的老教师房国春，希望凭借房国春的个人威望和人际关系推翻房光民。最终，借用房国春的力量，但又以牺牲这位老教师的生命为代价，房守现的儿子成功地接任了村支书。在宗族观念的影响下，原本公平阳光的底层选举，最终让位于阴谋和算计。而在官本位和“王权”意识腐蚀下的底层干部掌权后，便利用手中的职权开始肆意妄为。小说中的房守现在其儿子成为村里的“王”以后，便利用自己虚假的治疗不孕不育的医术去强暴妇女、收取高额药价获得暴利，父子俩利用职权做出的事情比上一任村支书更加卑劣(19)刘庆邦：《黄泥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45-210页。。丁帆曾说过：“即使在财富的权力改变了乡土的中国的今天，……这个有浓厚官本位传统的民族难以摆脱对政治的热恋。从中国乡土小说的深层结构来分析，会为其中几无例外的对权力的诉说而震惊。”(20)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9页。在这里，选出一个为村民服务的村干部的美好愿望却成了每个人的噩梦，前现代观念与现代民主选举制度以如此方式结合，这不仅是对现代化的异化，更是赤裸裸的背离。

五、结语

从20世纪80年代河南作家乔典运发表小说《满票》开始，中原作家们一直深切关注乡村基层社会政治在向现代性转变的问题，用文学文本形象描摹了乡村社会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但这种变化却体现在物质现代化与思想现代化的张力上，亦即物质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与人的观念意识及基层治理体系相当滞后的深刻矛盾。他们以乡村基层政权走向法制和善治的艰难过程为切入点，反思并批判实现乡村现代化中最为突出的基层民主选举现状，形象地揭示了当下别现代社会历史阶段存在的深层原因。目前在我国乡村社会中，由于现代思想意识和制度意识的局部缺失或不具足，物质现代性的单向发达为前现代观念的复活或增强营造了适宜的社会环境和生存空间。现代性在前现代的裹挟中被遮蔽和异化，因而前现代观念在基层权力运行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同时，后现代则以解构权威、离散中心、解构传统道德、破坏“规矩”等方式暗流涌动。前现代部分稳固而落后的封建思想在后现代解构中变异，造成了这两种思想的畸形媾和，它们变相合谋，戕害着乡村自治中的德治和法治，导致了不具足现代性的社会现实，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尤其是乡村现代化的发展和实现。乡村社会一方面丢失了传统乡土中的质朴善良，另一方面还没有真正落实民主、法制等现代性追求，从而丢失了原生态的“本真”乡土世界，形成了新的社会杂糅体，这就是独特的别现代乡村现实。

理论源自实践。文学文本中乡村基层选举的现状，形象地再现了我国现代、前现代、后现代之间的复杂对抗与深度交融的别现代社会形态。别现代理论正是立足于当下中国现实的美学理论，以此为视角审视中原众多作家的乡村文学书写，对他们所描述的农村社会状况进行解读分析，以期寻找造成这些症候的文化缘由，并为解决广大农村社会现存问题提供一条具有借鉴意义的路径。同时，别现代理论不仅是对现实的概括与反映，以其理论之光烛照中国当下乡村社会不具足、不纯粹的现代性状况，更是在深入剖析之时又进行着批判性建构。因为别现代主义美学所追求的别现代主义社会是一个既具足西方意义的现代性又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就乡村社会而言，就是在现代化轨道上实现乡村善治。由于乡村善治不仅能够盘活传统的治理资源和权威，激发乡村治理的活力，也能为基层社会注入现代化的治理资源，进而依托这些治理资源逐渐落实乡村的德治和法治，因此，中原诸多作家所创作的这些乡村政治小说，共同的愿景在于加快乡村的“善治”进程，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构建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新农村，实现具足现代化社会的理想，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