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昇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哲学教研部，重庆 400041)

与现代西方主流哲学普遍拒斥形上学的情形不同，现代中国哲学一直有着一种构建形上学(存有论、本体论)(1)包括熊十力、牟宗三、冯契等人在内，许多中国现代哲学家对“存有论”(Ontology，译名还有“本体论”、“存在论”、“是论”)和“形上学”(Metaphysics)两个概念未作严格的区分。我们从研究对象的角度出发，在文中也就不对这两个概念作区分。但严格说来，Metaphysics与Ontology是有区别的，Ontology可以被视为Metaphysics的核心部分，后者的外延要大于前者，还包含了宇宙论与价值观等。若按照Ontology在西方本来的含义，特别是若考虑到它与印欧语系中系词的密切关系，中国传统哲学中就没有像Ontology这种把系词“是”以及分有“是”的“是者”通过逻辑的方法构造成体系的思考方式。但在中国现代哲学中，“存有论”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被中国化了，和传统哲学中的“本体”、“有”、“生”等概念的含义纠缠在了一起。的热情。不过，在经历了“科玄论战”，即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思潮的洗礼后，“在科学时代形上学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2)郁振华：《具体的形上学：金-冯学脉的新开展》，《哲学动态》2013年第5期。就成为当时冀望构建形上学的学者所不得不首先回答的问题。这一问题背后，实际上是在近代以来思想文化领域“古今中西之争”的大背景下，西方科学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首先是方法论的合法性)的挑战。没有科学方法作支撑的中国哲学，其合法性何在，也就成为了当时中国哲学界挥之不去的群体问题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