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济永，袁梦瑶

(华中科技大学 中文系，湖北 武汉 430074)

当代历史小说一般采取两种叙事策略：一种是正面叙事，就历史中的主要人物和事件进行叙事；另一种则是撇开历史人物的正面和正史内容，从被历史学家忽略的日常生活细节入手，揭示人物性格和内心深处的真实本质，这种叙事策略，在理论上称之为“民间叙事立场”(1)陈思和：《逼近世纪末的小说》，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3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457页。。迟子建200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伪满洲国》，显然属于第二种叙事类型。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学界对此已有共识，但对迟子建为什么会采取这一叙事立场和叙事策略的原因及其文学史价值，却缺乏深入探讨和阐释。为此，本文将从《伪满洲国》叙事的策略、原因、价值和历史小说可能的叙事空间等问题予以全面评述，以便更深入地了解该作品的独特性(包括局限)以及真正意义所在。

一、民间立场视域下的《伪满洲国》叙事表现

民间叙事立场，是作家在历史叙事创作过程中以非同于主流且隐藏于民间的思想方式来表达写作的立场与价值取向。它往往以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日常生活态度来表达自身对时代、历史变化的认知，因而具有边缘性和非主流性，但对艺术创造而言，它更富于自由的品格。拥有独特的经历和敏锐眼光的迟子建深知，小说的本源在民间，历史的真实面目亦在民间。她的《伪满洲国》的叙事就充分体现了这一基本立场。可以说，民间立场成了该小说叙事的主要特色和艺术贡献所在。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大历史中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化描写和叙事

在这方面学界已有较多阐述，归结起来，主要体现在：(1)几乎每一章中的每一节叙述都是从日常生活琐事开始。比如，小说一开始就从一个九岁男孩吉来不去上私塾写起，说他“一旦不上私塾，就会跟着爷爷上街弹棉花，这是最令王金堂头痛的事了”(2)迟子建：《伪满洲国》，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页。以下凡引自《伪满洲国》的，只标注页码。。王金堂是吉来的爷爷。接着，又由吉来道出他的奶奶、畅春坊的老鸨和教书先生王亭业，以及在外地做生意的父亲王恩浩和姑姑王美莲，环环相扣的家族关系和市井气息，扑面而来。接下来的小节，又由王美莲牵出暗恋者王小二，最后远嫁平顶山矿工，并在1932年9月16日发生了平顶山屠杀惨案，王美莲和杨家(除杨浩外)全部惨死；吉来的父亲王恩浩开当铺，与日本人山口川雄结成莫逆之交，又因为妹妹王美莲的死疏远山口川雄；王小二恋爱失败后投奔姐姐，在哈尔滨又牵出白俄商人阿廖沙、外甥女谢子兰、房东女儿李秀娟，以及汉奸土匪刘麻子等；幸存下来的杨浩又牵出养父杨老汉和他的两个儿子杨路、杨昭，杨浩演绎着跟杨三爷和杨三娘夫妇、栾老四和栾喜梅父女间的故事；杨路投军抗日牵出了抗日联军将领杨靖宇和李文的故事；杨昭连接着宾县屠夫一家人的故事……小说就是伴随着众多平民百姓为家庭生计、为婚恋、为求学、为报仇、为民族反抗、为友谊的故事而一环扣一环地展开，写出了中国人名义上在自己的末代皇帝溥仪统治下，而实际上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满洲国”普通民众复杂而多面的情感和生活，非常真实而形象地再现了一般官方历史没有触及的日常生活和情感图景。(2)从小说的结构安排看，它采取了多线索的平行叙述结构。小说共十四章，每一章又分6—7节，叙述一年发生的人和事，其中大部分小节以老百姓日常生活叙述为主，只在每一章中辟出一小节来叙述政治人物和历史事件。以第一章为例，该章分七节，前六节写1932年东北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只有第七节才通过婉容的视角引出政治人物溥仪、川岛芳子。其他章节的叙述结构也基本上遵循这一模式，用一节篇幅写政治人物，其余都是写“满洲国”统治下普通人悲欢离合的生存境况，因此，《伪满洲国》在篇幅安排上主要偏向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变化的叙事。

(二)大历史中大事件的隐写或背景化处理

《伪满洲国》采取编年体的结构来叙事，全书十四章，分别对应溥仪统治下“满洲国”十四年，一年一章。如何叙述溥仪统治下的重大政治事件？小说采取了隐写或背景化处理的手法。比如1931年3月1日，张惠景等人以“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建国宣言”，宣布立即与中华民国断绝关系，创建“满蒙新国”，以长春为首都，长春更名为新京，溥仪称帝改年号为“大同”；1934年3月1日，“满洲国”改称为“大满洲帝国”，年号改称为“康德”等等。很显然，小说在《伪满洲国》前三章中是隐去了这段政治事件的正面说明和描写的，但在每一章开篇如“第一章 一九三二年”标题下面，再加一个框标注“民国二十一年 昭和七年 大同元年”，以表示中华民国与日本、“满洲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在“第三章 一九三四年”的标题下面，同样地加框标注“民国二十三年 昭和九年 大同三年 康德元年”；至于1932年为什么取“大同”年号，而1934年又改为“康德”年号，作品则没有说明，而是通过标注年号的方式，不经意间向读者宣示重大历史的变更，其背后重大的历史事件被忽略过去了。年号变更的真实历史是，1932年溥仪建立“满蒙新国”时用“大同”年号是碍于日本殖民的政治策略压力，只能顺应自中华民国以来“共和体制”下元首“执政”的观念，而溥仪脑子里是想借助日本势力恢复大清皇帝的“帝制”，直到1934年时局稍稳之后，才将国名改为“大满洲帝国”，这就意味着复辟“帝制”(3)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批校本)，北京：群众出版社，2013年，第223-289页。。小说有意忽略这一历史纷争叙事，而以标注的方式显示年号的变化，构思精妙，让懂得历史潜文本的读者自己去丰富和补充。

另外，《伪满洲国》涉及历史中很多大人物，其背后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基本上隐去，而往往作为历史演变的背景稍加提示，如孙殿英、川岛芳子、昭和天皇、梅兰芳、毛泽东、鲁迅等，小说没有专门刻画他们。小说仅以此为背景，通过小人物日常生活的情感反应去窥见民族矛盾下人与人交往和人性的复杂性。

(三)大历史中大人物的日常生活化或背景化处理

“伪满洲国”作为历史的真实存在，如何作为背景来描写？显然，我们不能忽视能带出这些重大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核心人物——溥仪，对这个执政者的描述显然是不可回避的。然而如何再现这一历史主角呢？首先，小说引入了他者视角，将重大的历史事件予以淡化和背景化。以第一章第七节为例，它是通过皇后婉容的视角带出一些严肃而重大的政治事件，比如从写婉容到长春后看到下雪的心情开始，引出她看到的皇上整天忙着自己的事情：

围绕着他的除了日本人，就是前清的那几个满脑子鬼念头的遗老遗少。最近皇上又在这个天寒地冻的时节在西南郊的杏花村修筑“天坛”，以备“登极”前“祭天”用。婉容觉得冬天地气里没有温暖之气，就是登极了也会走向穷途末路。可婉容不敢把这直觉告诉皇上，她的话毕竟是女人的话。(第50页)

溥仪在长春真正“登极”、“祭天”的历史事件小说并没有写，却是通过以上描写婉容眼中的长春冬天和对皇上的观感带出来的，很显然叙事者有意淡化了正面大历史描写。其次，尽可能描写日常生活中的溥仪或将其参与的政治历史事件进行日常生活化描写。以第三章第五节为例，小说详细描写了溥仪喜欢听梅兰芳与小翠合演的《游园惊梦》的心情，如从留声机传来极细的嗡嗡声而疑心是炸弹的引信发出的声音的心理变化；它不写溥仪杏花村“登极”的盛况，而写溥仪喜欢“登极”典礼上穿的龙袍，说“那是祖传满族古式祭服，是从北京荣惠太妃那里取回的，溥仪喜欢它通身所绣的五彩云霞和金光灿灿的龙”(第190页)。又如第六章第四节，写“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溥仪感觉个人命运飘摇不定，而同年发生的两件大事让他恐惧、气愤、灰心和绝望：一是弟弟溥杰与日本嵯峨胜侯爵的女儿嵯峨浩结婚；二是宫廷护卫军挨了关东军宪兵队的打，管理者佟济熙被撤职，深受侮辱。作品在交代这些事由背景后，重点写祥贵夫人怎样讲笑话让皇上高兴的事儿去了，给人的感觉是：溥仪政治上是被动的，平凡的生活才是他的真实存在。《伪满洲国》没有触及伪满宫廷以外的权贵政客，而是通过着墨于溥仪的日常生活，从而构建出伪满政府这个傀儡政权与日本人的关系。虽然在此之前，无论是史料记载还是通过秦翰才《满宫残照记》、周君适《伪满宫廷杂忆》这些著作，读者对溥仪都有了一定的想象与认知，然而迟子建对溥仪形象的塑造还是别具一格的，她摒弃了已有的历史观念，尽可能使作品还原到生活的真切感受上。

总之，《伪满洲国》除了大量表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外，也尽可能让主要历史人物(如溥仪)日常生活化，让读者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风俗化了的“满洲国”生活史。

二、迟子建选取民间叙事立场的原因

将伪满洲国的被殖民史写成生活化、风俗化了满洲史，无疑是历史题材叙事策略的重大改变。那么，为什么迟子建要选择这种民间叙事立场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这与迟子建一贯秉持的艺术观念相关。迟子建的艺术观念是，认为日常生活中的自然、人物和各种喜怒哀乐的情感，才是最真切、最值得表现的。她曾表示：“我不喜欢英雄传记式的历史小说。仅仅因为描写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和生活场景就被冠之以‘史诗性’的作品，这是对‘史诗’的曲解，是荒谬的。能够不动声色地把时代悲痛溶入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之中，通过整个人物的描述而令人感动，这才叫真正的史诗。”(4)迟子建、闫秋红：《“我只想写自己的东西”》，《小说评论》2002年第2期。因此，我们在迟子建诸多散文、小说的选材和叙事上，看到的是它们更倾向于普通民众的生活书写。从她早期的《北极村童话》、《沉睡的大固其固》、《逝川》到后来的《白雪的墓园》、《花瓣饭》，要么通过儿童纯真视角表达单纯的稚趣和真挚的情感，要么通过民间小人物生活的“辛酸”命运写出卑微小人物的人格魅力，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如《沉睡的大固其固》中，媪高娘虽迷信愚昧，但内心善良仁慈，她深信算命先生预言的全村小孩不久会被老鼠吃掉；为让乡亲免受这场灾难，她按照算命先生所指示的将自养的肥猪贡献出来，让乡民们都能吃上还愿肉，把“灾吃没了”，为小镇带来平安。又如《逝川》中的吉喜，她善良、待人真诚热情，为全村人接生孩子，有一次多年不见的泪鱼在江里出现了，按照习俗如果在这一天没有捕到泪鱼的人家就要遭受灾难，全村人都投入到捕鱼行动中，而这时邻居胡刀的妻子恰逢分娩，为了保障大人和孩子的生命安全，吉喜甘愿承担放弃捕鱼机会而带来的灾难。在《花瓣饭》中，小说描写北方一个偏远村镇上，一家三个孩子在家中焦急等待父母的归来，身为小学校长的父亲被冠以抵抗教育革命的罪名，母亲也被诬为苏修特务而饱受批斗，在几次错过和孩子们崩溃焦灼的等待中，父母踏着风雪归来，母亲手里鲜花的花朵飘落在金灿灿的玉米粥中，变成五彩斑斓的花瓣粥。小说有意让外部世界的争斗与家庭生活的平静温暖形成鲜明对照，以表达普通人对温情的渴望和美好想象。

2000年出版的《伪满洲国》因循了这一叙事理念。小说重点刻画了十二个主要人物，然而，他们所展现的皆是小到琐碎的生活片段。恰如迟子建所谈：“伪满那一段历史仅仅靠一个‘皇帝’，几个日本人，以及历史书上记载的一些人，无论如何是不完整的。而在众多的小人物身上，却更能看到那个时代的痕迹。从社会各个层面的人物身上，你能看到普遍的不满。他们中有这些不满，还有爱情生长，还有婚姻与亲情，以及那些尔虞我诈的东西等等。我想应该从他们身上来看这一段历史，所以我在作品中往往特意让小人物来说历史。”(5)方守金、迟子建：《自然化育文学精灵——迟子建访谈录》，《文艺评论》2001年第3期。于是在表现手法上，她也曾表示写到大人物时也会用小人物思维去写。她认为以小见大更能突显大人物丰富的内心，所以即便描写溥仪和宫廷生活也会运用小人物笔法。如：

一只苍蝇落在了溥仪心爱的留声机上，其实他正在如痴如醉地听《游园惊梦》，是梅兰芳与小翠花合演的段子。忽然，他听到了一种极细微的嗡嗡声由留声机处传来。溥仪讨厌苍蝇，认为它们是世界上最肮脏最令人恶心的东西。若是有苍蝇落在了手上，他要用酒精棉反复消毒几次才放心。(第189页)

在此处，通过“一只苍蝇落在留声机上，溥仪讨厌苍蝇”这一细节描写，将皇帝的宫廷生活日常化了，宫殿里一样有苍蝇，皇帝与普通人一样讨厌苍蝇。这也说明迟子建的民间叙事立场是非常鲜明的。

其次，这跟1980年代末以来兴起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相关(6)李钧：《新什么历史，而且主义——新历史主义小说流变论》，《东岳论丛》2009年第6期。。新历史主义文学一般认为滥觞于“寻根文学”，如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岁月》(1985)、莫言的《红高粱》(1986)及其“红高粱系列”，1987年至1992年是它的形成期。格非的《大年》(1988)和《敌人》(1991)、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1991)、陈忠实的《白鹿原》(1992)等构成了一股新历史主义文学观的叙事潮流，其特点是：文学表现过往历史事件时，把历史主要的事件和人物作为背景予以淡化处理，选取历史上的小人物或边缘人物加以重点突出和再现；有意模糊小说中人物间的阶级、民族、种族、政治的界限；着重表现生活的随意性、偶然性和世俗性……其目的是使历史变得更加真实、具体和独特。比如《红高粱》中的余占鳌身兼土匪与抗战英雄；《大年》里豹子与地主丁伯高的关系，豹子因为二姨太玫而发起的暴动，它颠覆了革命主体与对象的意义，以致“革命”本身也变得可疑。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虽然写的是民国大旱、救济、抗战的大历史背景，但它着重描写的是老东家范殿元携家从河南到陕西的逃荒经历。如作者所言：“温故一九四二、一九四三时，除了这场大灾荒，使我感兴趣的，还有这些年代所发生的一些杂事。这些杂事中，最感兴趣的，是从当时的《河南民国日报》上，看到两则离异声明。这证明大灾荒只是当年的主旋律，主旋律之下，仍有百花齐放的正常复杂的情感纠纷和日常生活。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一叶知秋，瞎子摸象，让巴掌山挡住眼。这就不全面了。我们不能只看到大灾荒，看不到人的全貌。”(7)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刘震云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第354-355页。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更是将家族文化势力、土匪势力、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共产党等各种力量间的关系变得扑朔迷离。陈忠实的《白鹿原》，既有身份、阶层、政治的模糊化处理的人物形象刻画，如黑娃；又有长达半个世纪在中国党争、民族矛盾、家族权力等大历史背景下白、鹿两个家族恩怨情仇交织的表达，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新历史主义文学观的集中体现。1992年之后，张京媛主编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和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编选的《文艺学与新历史主义》等，引发了新历史主义理论和方法热。然而，作家们的“新历史主义”文学创作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下文有论述)，而与此同时一些影响巨大的影视作品，将新历史主义文学的基本观念还是演绎得淋淋尽致。如琼瑶的《还珠格格》(后拍成电视连续剧)，就是从一个格格的视角将上至皇上下至百姓的生活，写得有声有色；还有，我们从国外引进的影片《最漫长的一天》、《拯救大兵瑞恩》等，艺术家们将“二战”历史压缩到一天或一个士兵来表现的新历史主义叙事方法，让人印象深刻。而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在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影响下，作家和编剧、影视艺术家们都不约而同地转向通过以小见大、以民间再现大历史的艺术潮流而结出的硕果，迟子建创作的《伪满洲国》也不例外。

再次，它受作家选择的题材和表现对象本身的限制。纵然“伪满洲国”的建立对东北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对中日民族矛盾、二战的整个战争格局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就《伪满洲国》所表现的主要人物——溥仪看，他毕竟是一个被操控的傀儡，并不具备成为统揽全局、影响整个“满洲国”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众生活的关键性人物的条件。因而，选择溥仪的日常化的琐事来表现，倒是非常切合他的真实生活和历史。关于这一方面，我们可以从溥仪自述的《我的前半生》得到印证。从溥仪的自述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充满虚荣、幻想和畏葸不前、懦弱、易怒、充满矛盾的人物，而其叙事视角，就是一个从皇帝到被新中国改造成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平民视角。正因为如此，《伪满洲国》的写作可能还受到《我的前半生》叙述视角的影响。此外，作家将小说题名为“伪满洲国”，一个“伪”字就表明作家的价值取向、叙事态度和叙述视角，即它不可能以日本殖民侵略军主导的“满洲国”统治作为正面表现对象。

总之，作家固有的写作风格和价值取向、作家选取的题材和表现对象本身，以及受到整个文学艺术表现上“新历史主义”思潮的影响，决定了迟子建更倾向于选取民间立场去展现这段殖民的历史面貌。

三、民间叙事立场对《伪满洲国》叙事的影响

《伪满洲国》鲜明的民间叙事立场，除了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具有东北独特风情的“满洲国”生活史外，它究竟给《伪满洲国》的叙事本身带来了哪些影响？从积极意义上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人物塑造上。当作者将笔端放在展现溥仪注重饮食、严重洁癖、爱听京剧等琐碎的日常细节时，当描写抗日英雄杨靖宇身陷绝境、想抽一支烟、想喝一碗滚烫滚烫的热水这些最为平常的生理诉求时，我们分别看到的是一个有血有肉、充满生活气息、真实的皇帝和英雄。民间叙事立场所带来的真实性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在表现普通人物的内心和人性复杂性上，也只有通过日常生活中诸多有意味的细节才能充分展现人物内心的矛盾、纠结和性格的丰富性、多面性。比如，作品对开当铺的王恩浩与日本人山口川雄交往前后心理微妙变化的描写：开始两人因为性情相近、趣味相投而结为莫逆之交；王恩浩喜欢日本菜和清酒，山口川雄则喜欢古董和围棋，彼此你来我往常在一起喝酒；但自从王恩浩得知妹妹王美莲在平顶山惨死于日军机枪下后，整个日本人都成为了他的仇人，于是不仅不与山口川雄喝酒了，还对嫁给山口川雄的中国姑娘于小书的态度也冷淡下来了，因为她怀上了日本人的孩子。作品没有直接表现王恩浩怎样恨日本人，而是通过他跟山口川雄、于小书交往前后态度的变化的细节描写来体现。又如，在处理自己儿子吉来的婚姻问题上，虽然吉来同时让中国姑娘李小梅和日本姑娘麻枝子都怀孕了，但最终决定娶谁时，王恩浩尽管得知麻枝子教养要好于李小梅，也犹豫过，但最终民族情感战胜家庭个人感情，还是让吉来娶了他并不真心喜欢的李小梅。同样地，小说在表现溥仪对日本复杂的爱恨情感上也有许多精彩的细节描写。比如，小说写到1942年时的溥仪，一方面他内心深处渴望日本连战连胜，因为光复大清社稷的抱负就会指日可待；另一方面他知道日本为全面侵占中国，此时也只是暂时利用一下自己。对这种矛盾的心理，小说有这样的描写：1942年美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从关东军抽调一部分空军奔赴战场，溥仪在宫中接待了临行前的士兵，并发表了声泪俱下的演讲，士兵们感动得泪流满面，之后还差人送上“御赐酒”，让他们一饮而尽。过后，祥贵人谭玉龄私下问皇上：

听人说皇上给肉蛋送行，把他们都说得泪流满面，果有其事？溥仪不以为然地付之一笑说：“这就是本事。我心里想笑，可眼里必须落泪。在日本人面前，我就是个演员。”皇上的话看似玩笑，可听了让祥贵人心酸。(第767页)

很显然，这里的细节描写是不能作为正史摆在台面上写的，但在迟子建的小说中却充分利用这些细节来显示出溥仪内心的矛盾和人性的两面性。

由此可见，《伪满洲国》中民间日常的、个体性的叙述非常有利于表现人性的复杂性和民间的人情世故；不仅如此，它还写出了小人物最朴实的美德和最顽强的生命力，从而使读者从中体察到作家的民间理想和对人性的期待。比如，典型形象王金堂，他既是一个驼背老人，也是一位地道的手艺人，弹棉花是他与老伴维持生计的方式。不幸的是他被日军抓去做劳工，在苦难的日子里，为着与孤苦无依的老伴团聚，即便卑微如一条狗，他也抱定活下去的信念。他用自己的方式抵抗绝望和苦难，这不正是民间生活中最朴实、也极具精神魅力的人性光辉吗？作品中，王小二对姑姑的一片真情、胡二对紫环的脉脉温情等等，都表明迟子建在展现小人物苦难生活状态的同时，还展现了那些民众在经历苦难时所绽放出来的人性美。有学者评论道：“在《满洲国》中作家把历史人性化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也是卓有成效的。……王小二、王亭业、杨浩、郑家晴、姑姑、吉来、王金堂……包括日本人中村正保，他们演示的不正是人失去家园后的痛苦与挣扎吗？如果说，在这部小说中历史多少显得有点空洞的话，那么正是那些人性的细节丰富和填满了历史的缺口。”(8)吴义勤、贺彩虹等：《历史·人性·叙述——新长篇讨论之一：〈满洲国〉》，《小说评论》2001年第1期。因此，民间立场的叙事不仅有利于展现中国普通民众人性的复杂面，而且也有利于刻画日本普通民众在满洲这片殖民地的复杂人性，如小说中的中村正保、山口川雄和麻枝子等，他们与中国人交往，入乡随俗，还结婚生子，似乎忽视了殖民侵略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民族界限。

其次是生活史的风俗化描写上。如上所指出的，《伪满洲国》在人物塑造上，跟当代以莫言、陈忠实、刘震云等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作品(如《红高粱》、《白鹿原》、《故乡天下黄花》)一样，通过小人物生活史的描写去颠覆传统历史小说的宏大叙事，让历史中的人物回到个体生命的真实存在状况，并写出了许多内心充满各种纠葛和人性复杂的人物；然而如何将历史中的个体安放在人物生活的日常风俗习惯中去描写，从而让人物活在一个更加真实的、带着浓郁地域特点的、接地气的历史画卷中，很显然，莫言、刘震云的小说就显得非常不足，比如莫言的《丰乳肥臀》、《檀香刑》，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而在《伪满洲国》的叙述中，我们看到，它弥补了当代新历史主义文学这一叙事的缺憾，从而极大地推进了新历史主义文学叙事的深度。具体而言，它通过地域的风土人情将小人物的生活史风俗化，让读者对东北特有的风土人情和民族民间习俗情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真正体验到这是一部有血有肉、有着浓郁东北生活气息的人生和历史图卷，从而避免了新历史主义文学将个体生活史书写极端化的倾向。

比如小说对吉来奶奶的刻画，它不仅表现了吉来奶奶的日常生活，还特写了吉来奶奶骨子里那种对自己满族血统的自负：尽管她二十岁后就与贫穷为伍了，但一听到溥仪把“满洲国”的首都放在了长春时，仿佛受到鼓舞一般，精神头也比往日足了，并开始唤丈夫王金堂为“罗锅子”了，这一深藏东北满族心灵深处的帝王意识的流露，绝非个别，而是一种具有普遍风俗特点的潜意识文化现象。又比如，小说在叙述日本人中村正保的婚礼时，添加了他是如何按照东北的习俗穿着满族传统服饰，喜气洋洋地迎娶“配给”到日本开拓团的中国姑娘张秀花的婚礼过程。还有，小说一方面描写杨昭遁入佛门，几年过去仍向往俗世的热闹，走出寺院逛庙会的情景；另一方面用专节大写特写东北庙会的社会习俗，让人忘却了这还是一个被殖民的“满洲国”的生活！尤其是小说通过鄂伦春族乌日楞的描写，带出了鄂伦春民族一系列特有的风俗。比如五月春祭，萨满跳大神的仪式，乌日楞用达子香叶给人治咳嗽、用冬青和百合根等熬水治妇科病，还有鄂伦春人的“风葬”习俗：

按照鄂伦春人的风俗，若是他们本族人的葬礼，死者将安睡在桦皮棺材里。是用整张的桦树皮，使用兽筋缝制而成的，然后将棺材吊在一棵粗壮的樟子松树上，谓之“风葬”，到了次年死者忌日之时，再将其放下，这时桦皮棺材里只剩下骨头了，人们再为死者举行正式的祭悼。在死者一周年忌日的这一天，要把死者生前用过的猎刀用磨石擦得锃亮摆放在遗骨里，然后击毙死者生前的猎狗。最后则是射杀他骑过的马……(第664页)

如此等等，这些风俗史般的记叙，无疑凸显了《伪满洲国》叙事中的民俗特色。迟子建在五年后出版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更是淋漓尽致地记叙了东北一个正在消失的鄂温克民族全部生活的风俗史，并由此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其与《伪满洲国》叙事风格的渊源关系。

总之，《伪满洲国》风俗史式的日常叙事，极大地推进了当代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写作深度，这跟1992年后新历史主义小说进入“游戏历史主义”时期(9)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4页。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比如，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1992)、《武则天》(又名《紫檀木球》，1994)，叶兆言的《花影》(1994)，格非的《武则天》(1994)，包括莫言的《丰乳肥臀》(1995)，用主观的虚构去敷衍历史本事，用娱乐游戏或荒诞刺激的方式迎合大众口味，其背后则是一种历史的虚无主义。2000年出版的《伪满洲国》，里面许多历史人物是真实的，却没有刻意去表现，相反，作品浓墨重彩去描画的小人物，却是虚构的，然而它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实而混沌的“满洲国”，为什么？答案就在其生活的风俗史化。批评家王彬彬指出，《伪满洲国》七十万字告诉人们一个真理：生活是混沌的，进而消解了我们对宏大历史和个体生活史叙事的一般观念(10)王彬彬在《论迟子建长篇小说〈伪满洲国〉》(《当代文坛》2019年第3期)中有这样的评价：“这十三四年间，在被日本人牢牢控制着的伪满洲国里人民的生活状况，远比任何一种简单化的想象都要复杂得多，混沌得多。那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生活状态。而迟子建以七十万字的言说，表现了伪满洲国人民生活的难以言说性。我以为，这是这部长篇小说最独特的价值所在。”。确切地说，迟子建既消解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叙事模式，也超越了新历史主义文学回归“个体生活史”和“游戏历史主义”的叙事模式，这也许是《伪满洲国》最独特的价值所在。

当然，如果一个作家在突显民间叙事立场时，过分地注重生活细节和众多小人物的日常化写作，也会使作品陷入庞杂和繁琐之中。这也是我们在评论《伪满洲国》时必须指出来的。

从《伪满洲国》的结构布局看，作者原本的意图是遵循两条叙事线索，即时间线索和人物线索，将伪满洲国的历史和故事叙述清楚。时间线索相对固定，基本上采取的是编年体方式，将伪满洲国从起始(1932年)到终结(1945年)按年份排列；人物线索主要抓住贫民孩童王吉来和政治中心人物、末代皇帝溥仪来叙事，理应是非常清晰的。然而，由于作者为了突出其民间叙事立场，而使得《伪满洲国》在实际的叙述中衍生出过多小人物关系、生活场景和风俗描写。比如，以王吉来为枢纽的人物叙事上，先后衍生出王小二、王美莲、王金堂、王亭业、王恩浩和狗耳朵分支叙事系列。我们知道，王小二故事叙事涉及到王美莲、谢子兰、阿廖沙、秀娟、陈希金、刘麻子和刘青；王金堂故事叙事涉及吉来、吉来爷爷和奶奶、祝兴运、杂货张、祝岩、祝梅；王亭业故事线索涉及剃头师傅、泥人邱、刘秋兰、宛云、李金全、朴善玉、阿永、耿舒非……这些人物关系呈波状分裂发展趋势，而且又在其中嵌套了杨浩故事线索、胡二故事线索、郑家晴故事线索，从而使得人物与人物之间犬牙交错，主要线索不清，人物形象纷繁杂乱，极大地模糊了主要人物的刻画和塑造。比如，像小说中枢纽人物王吉来，小说开始就以吉来的童年视角作了很好的开篇，但没有将“满洲国”这段特殊的历史放在这个敏感的孩童身上去作更丰富的诠释，只是一般性地描写吉来长大了、结婚了，殖民地文化所带来的烙印和影响，在他身上好像没有发生过，这就没有揭示出历史和人物的丰厚度。从而可以看出作家在深入生命个体和把握人物间的关系上“气力”明显不足！试想一想，《伪满洲国》塑造了六十多个大小人物，从皇帝、贵妃、日本官员、抗日名将，到普通的商人小贩、小老百姓，也有像乞丐、寡妇、傻子等最“低贱”的人物。如何将如此众多人物串联起来？如何将主要的人物刻画得个性鲜明、栩栩如生，并带有殖民地特有的时代和文化特点？显然《伪满洲国》的叙事是顾此失彼的，即它在再现生活史的真实性上是比较成功的，而在人物塑造和更丰厚的历史维度上的开掘是欠缺的。于是我们在小说叙事上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情景：小说虽然采取了以一个枢纽性的人物为生发点，但在具体叙述中又是多线并进，并另加嵌套式的故事线索，从而使得小说没有绝对的主角——这一章的主角在下一章可能就死去，某一配角可能成为下下一章的主角；各章之间，有时有着巧合的或命中注定的联系，有时又仿佛毫无关联，加上过多的生活细节描写，冲淡了故事的叙事节奏。于是有学者指出：“她(迟子建——引者)笔下的历史不是模块化的，而是碎片化的，不是理性化的，而是感性化的。”(11)夏雪景：《个人化的历史书写——〈伪满洲国〉中的叙事艺术》，《学周刊》2018年第36期。认为迟子建这部作品所描写的历史经验会被每个人物的个人经验分解掉，历史成了散装的、不可能抵达整体的真实。

同样地，本来以溥仪为枢纽的人物叙事，也要为了突出溥仪作为普通人而非政治人物的日常生活的一面，于是也先后引入了婉容皇后、祥贵人、福贵人、吉冈安直、溥杰婚姻等观察、描写视角，其结果是，作品达到了突出溥仪作为政治人物背后人性一面的目的，却与整个伪满洲国民众生活缺乏交集。于是我们在《伪满洲国》中看到，普通民众与历史人物——伪满洲国皇帝——的叙事，是两条平行的线索在按照年份编排的叙事空间里发展着。这种没有交集的平行叙述，仿佛两张皮，于是，我们看到的是小说的散。有学者批评其“在塑造人物形象上失之于杂乱而单薄”，认为这是《伪满洲国》人物布局上的失败(12)李遇春：《重构中国长篇历史小说的叙事传统——论迟子建的长篇小说〈伪满洲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4期。。因此，优秀的新历史主义小说不尽然是迟子建所声称的那样，只要抓住民间的小人物，“历史是由无数的日常生活画面连缀而成的”(13)迟子建、胡殷红：《人类文明进程的尴尬、悲哀与无奈——与迟子建谈长篇新作〈额尔古纳河右岸〉》，《艺术广角》2006年第2期。。关键是小说家在着重书写小人物时如何拿捏、把控生活描写的度。

此外，小说采取编年体写作，为了使众多人物尽可能有一个最终的结局，于是将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都赶在1944年和1945年前让他们匆匆结束，从而使得人物形象塑造不够充分而出现单薄现象，比如刘麻子、乌日楞、吴瞎子等这些很能体现东北民俗民情的人物，让他们都意外死亡了。

余论：民间立场的叙事与历史的真实

通过以上对迟子建民间立场和它与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的关系的梳理，我们发现，迟子建的民间叙事立场和观念，并非其独创和先行，而是与早在1980年代中期以来，创作界业已形成的以莫言、刘震云、陈忠实等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文学创作思潮的历史观念一致。在这种新的历史观念指导下的历史文学创作，在消解过去历史文学的宏大叙事模式上，在通过小人物生活史的描写和有意模糊人物政治、民族身份、阶级阶层界限，再现人性的多重性和复杂性上，在还原生活的真实和再现历史的复杂性上，无疑改变了过去历史文学叙事的模样。莫言《红高粱》中的土匪、陈忠实《白鹿原》中的黑娃、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中的乡村“头人们”(孙殿元、李老喜、许布袋、赵刺猬、赖和尚、卫东、卫彪)，将家族文化势力、土匪势力、日本侵略者以及国民党与共产党各种力量的转换变故的复杂性予以了充分而真实的表达，许多主要人物的政治观念、阶级立场、善恶态度变得矛盾复杂，甚至扑朔迷离，大大淡化或模糊化了传统历史小说中性格对比鲜明、思想观念对比突出的表现原则。迟子建《伪满洲国》中对溥仪的生活化描述、对殖民地下中日民间交往中民族对立情感的淡化描写，都是这一创作理念的延续。所不同的是，《伪满洲国》对普通民众生活的风俗化描写，使得小人物的生活更具有历史的文化气息和民间习俗的情感内涵，从而避免了新历史主义文学个体生活史的极端化书写。尤其是对1993年后新历史主义文学进入用偶然性、荒诞性、主观化、欲望化来表达的“游戏历史主义文学”倾向，无疑是一种矫正。因而，它极大地推进了当代新历史主义文学的叙事深度。

当然，民间立场的叙事和风俗化描写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也是明显的：过于重视小人物的生活史和风俗化刻画，会让小说叙事陷入生活细节的琐碎、零散化描写，极大地影响了小说叙述节奏和故事情节的明晰展开。因此，《伪满洲国》其艺术表现所存在的问题，也是新历史小说艺术处理上普遍存在的问题，即文学艺术家如何在历史与个体、大历史与小人物之间的叙事中取得平衡？

迟子建在被问到用怎样的历史观来创作长篇小说《伪满洲国》时，曾这样解释道：“我的历史观很简单，就是：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评述历史总是后人们做的事情。就像现在发生的‘历史’，我们不能做出完整、客观、公正的评价，而需要后人来做一样。我对过去的那一段历史也这样看，这就是我很庆幸我是历史后人的原因。在创作的准备过程中，看了一些资料之后，我首先觉得这一段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比如说，当时日本人在伪满境内有平顶山大屠杀，有惨无人道的731细菌部队，还有在边境一带滥抓劳工修筑伪满洲国要塞等等。我认为这些重大历史事件都是值得书写的。但是我的着眼点还不完全是这些，作为小说来表达它们，我觉得还得靠我作品中的人物来支撑。所以我在动笔之前，迫切地想知道伪满时期的经济状况、文化状况、风俗等等，我花了较大力气做了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它们丰富了我对那样一个远逝时代的联想。我的基本态度是，尊重历史，保持历史的真实，在葆有一个作家应有的良知的同时，对我作品中的人，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赋予以人性的意义。”(14)方守金、迟子建：《自然化育文学精灵——迟子建访谈录》。迟子建在这里就如何处理她的民间立场与历史叙事的关系上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尊重历史，保持历史的真实；二是要表现人，尤其是表现那些蝼蚁般的平民百姓；三是不管他们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表现他们共通的人性。也就是说，在迟子建眼里，历史学家关注的是历史事件、事实和历史人物，小说家关注的是历史事件背后的人物，尤其是普通人物背后的人性。这是艺术表现(叙事)与历史叙事的根本区别。它也是迟子建为什么坚持民间叙事立场的根据所在。

《伪满洲国》的叙事，就是在这种人性论的历史观念指导下，让我们看到了小说用日常生活化的叙述来演绎皇帝、后妃、王公大臣以及蝼蚁般的平民百姓在历史的洪流中被裹挟着的悲哀和无奈，它让历史染上了某种感伤和凝重色彩，尤其是其通过生活史、风俗史的叙事还原历史的模式对当代小说具有不可忽视的开创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