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果，吴增礼

(1.湖南师范大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湖南 长沙 410081；2.湖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文化是人和社会的存在样式，人对社会生存方式的选择，也是对文化的选择。不同民族会根据自身所处的生存环境、所拥有的对象性占有能力，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选择性地创造适合本民族生存发展的民族文化，同样既存的各民族文化又会反作用于人类整体的文化选择、各民族的文化选择和个体的文化选择[1]87。以数字化、网络化、智媒化为核心特征的互联网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组织形态，开启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新篇章。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站在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的战略高度，明确提出了推动“互联网+”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战略部署。人创造文化，同样文化也创造人；人创造了互联网，同样互联网也创造了人；坚持以人为中心，推动“互联网+”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关键在于促进互联网世界中人与文化的互联互通。

一 “互联网+”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人文互创本质

人创造文化与文化创造人之间存在着相互的可能性，“人的可能就是文化的可能，文化的可能则是人的可能，人的不可能就是文化的不可能，文化的不可能则是人的不可能”[2]14。文化的核心要义是文治与以文化人，互联网的核心要义是人联网与以网育人，“互联网+”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中的以文化人与以网育人都有一个为何能“互创”和怎么“互创”的问题。

(一)“互联网+”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人文互创根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文化成果的结晶还只是“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对人的改造上才是文化[3]3。“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是中华民族与优秀传统文化这两个因素的简单堆积或机械相加，而是中华民族遵照自身的自组织规律对中华民族及其社会事务的各种编码。中华民族的能动创造性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互联网的“相加相融”提供了坚实保障，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自组织性和再生产性构成了“互联网+”的准文化编码。“互联网+”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双创特性突出表现为：一方面，中华民族运用互联网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创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化编码、图片化编码、数据化编码、视屏化编码、智能化编码；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又被“互联网+”时代这些崭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编码所创造。比如，国学类竞技节目《国学小名士》坚持点线面联动，综合运用“报、网、端、微、屏”等媒介，全方位揭秘地域文化，立体化呈现国学少年风采，既接地气，又具活力，发挥了寓学于乐、成风化人的作用。

(二)“互联网+”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人文互创底色

名称上，“互联网+”时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泛指在全球、全民、全媒理念下，全球各个民族、各个国家运用互联网制作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动。内涵上，“互联网+”时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特指在全球、全民、全媒理念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底色，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理运用互联网制作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促进全世界人民特别是当代中国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为目的的活动。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互联网+”时代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的重要素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BBC合作拍摄的《中国的宝藏》，以西方人的视角，借助BBC.com/reel网站的短视频平台，从家族与祖先、汉字的力量、饮食的艺术等方面向世界呈现了中华历史文化图卷的独特美与精深细，讲好了传统与现代兼具的中国故事。

(三)“互联网+”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人文互创表征

“互联网+”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过程，既是一种时间层面的历时演进过程，又是一种空间层面的横向传播过程。一方面，文化传统的传承性是“互联网+”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时代表征。从传统的原初本义来看，中华民族世代传承和发展的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指的是“道统”文化，包括思想、精神和信仰等[5]。从传统传承的时代内涵来看，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传统”指的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世代相传中围绕共同共通的社会议题形成了意义相近相辅的文化变体链[6]2。另一方面，文化价值的世界性是“互联网+”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空间表征。文化需求、文化结构、文化功能的近似性和文化因子的流动性，决定了全球化、互联网化进程中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化育天下，满足人类相同相近的精神文化需求。微纪录片《从长安到罗马》以专家实地探索、体验式拍摄为主线，突出微纪录、高浓度、轻表达，深入浅出地讲述“丝路精神”，电视大屏和移动小屏同频共振，自媒体和主流媒体竞相热评、好评，实现了“穿越”2500年、跨越15000公里的跨时空对话，引发了收看热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文化基因。

二 “互联网+”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宏微并进审视

紧扣人与文化、人与互联网的双创特征，辩证审视“互联网+”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宏微并进脉络与基本走向，显然包含着一个前提性判断，即“互联网+”时代的宏观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与微观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是前后相继、相辅相成的。

(一)“互联网+”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微观何来

“宏观着眼于整体、全局、战略等层面，而微观着眼于个体、局部、细节等层面。”[7]以此观之，“互联网+”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进程整体上具有比较明显的微观色彩，侧重于运用某一传媒时代或某一传媒时代的某个传播业态。我们先后重视过“纸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移动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微视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云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却或多或少忽略了如何综合运用各传媒时代的文化传播优势。我们曾强调，要推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网络化传播、抢占网上传播阵地，但是对于网上网下传播阵地的协同问题有所淡化。我们也曾强调，要充分发挥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剧、微电影等互联网业态的文化传承传播功能[8]，但是对于如何整合各互联网传播业态的文化传通功能有所淡化。当然，“互联网+”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过程中这种微观性的形成，与互联网阵地、互联网平台、互联网空间渐次发展的独特进程有关，也与互联网时代文化传播效能的逐步显现有关。

(二)“互联网+”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宏观拓建

“互联网+”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具有日益丰富的存在样态和高度复杂的运行体系：它与技术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又与各技术社会形态的制度性保障融为一体；它有自己的演进融合进程和相对独立的传通规律，又从根本上受制于经济社会形态；它侧重于满足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需求，又肩负着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重任；它致力于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但又离不开面向特定群体的分众化、差异化传播；它与中华民族的各种文化传播活动共生共在，又与人类各种类型文化传播活动交织交融；它表现为传播目的、传播内容、传播方法、传播者与传播对象等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具体活动进程，又表现为遵循相应的传播制度与传播机制而展开的复杂传播体系。如此，以特定互联网技术、互联网空间、互联网平台为突破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探索，更多地只能解决个体化、具体性、局部性的微观问题，无法在全局和整体层面实现“互联网+”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全过程联动、全方位覆盖、全天候延伸。摆脱微观视野、微观路径的制约，提升“互联网+”时代宏观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人文互动效果已成为客观需要和必然趋势。深圳卫视精心打造的《诗意中国》之所以能破除圈层、落地生花、走入大众，离不开“诗意+推理”的创作模式和“曲高+和众”的创作宗旨，也离不开“线上+线下”的趣味化营销。在“三微一端一抖音”等线上平台的传播中，不仅有跨屏互动的H5创意产品，而且有诗意少年视角的Vlog；在线下平台的传播中，不仅有契合年轻人话语的诗意地铁长廊，而且有专门针对大学生的诗意生活分享会。

(三)“互联网+”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宏微互促

“互联网+”时代的宏观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与微观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是共生共在、互促互进的。一方面，清晰把握微观问题，才能做到微言大义。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分别加以研究。”[9]539“互联网+”时代宏观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极大发展和广泛运用，有赖于“互联网+”“文化+”具体形态的深度挖掘和整体运用。另一方面，准确把握宏观问题，才能做到提纲挈领。“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10]，正好为“互联网+”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宏微并进提供了坚实的媒体支撑。推动“互联网+”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宏微互促，要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优化再造各流程、各平台，有效整合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实现文化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和管理手段的深度融合，提升融媒体、全媒体、智媒体的人文互通效能[11]。

三 “互联网+”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三维联通进路

“网络的本质在于互联，信息的价值在于互通”[12]，互联是前提，互通是目的。“互联网+”催生的人文互通场域，从表层至内核依次是外层的网络互通、中层的文化融通、内层的人心畅通。在网络互通、文化融通和人心畅通的循环往复过程中，网络互通起中枢作用，网络互通是文化融通和人心畅通的基础和中介；文化融通起价值导向作用，文化融通的程度和水平直接制约着网络互通、影响着人心畅通；人心畅通起效果检验作用，人心畅通是网络互通和文化融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凝聚“互联网+”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合力，必须推进网络互通、文化融通和人心畅通的交互作用、高度融合。

(一)以网络的主客联通对接文化融通和人心畅通

网络互通的核心要义是以网传道、以网育人，是人心畅通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信息与互联网媒介相互结合、相互作用方式的集合体。互联网是具有属人属性的传播媒介，人的能动创造性从根本上决定着“互联网+”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传通性、确定性。

首先，盘活互联网的液化力量，提升主观体认与客观内容的贯通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是相对客观的，表现为文化的原初假设、文化基因、文化载体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外融通形态、入脑入心样态则是更为主观的，表现为文化认知、文化判断、文化认同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外融通形态、入脑入心样态与客观的传统文化内容虽然各居一方、各居一隅，但又不可分割，呈现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交互关系[13]。传统文化内容与中外融通形态、入脑入心样态都难说具有自觉靠拢对方、合理接纳对方并为己所用的必要能力，因而需要一种中介性的连接力量，如“互联网技术+文化”的加法力量、“互联网数据×文化”的乘法力量。“互联网+”作为一种“液化”力量[14]，意味着创新性地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的双向对象化。如国家博物馆抗“疫”期间新开的“云端国博”，通过“云游直播”“VR虚拟展厅”等新技术新业态，让观众足不出户就能享受美味的文化大餐。又如敦煌研究院利用华为最新的河图技术，实时融合实体莫高窟的真实场景与数字洞窟的虚拟画面，开启了身临其境般的沉浸式数字体验。

其次，紧扣文化进网的互联本质，提升文化传播的精准性。互联网的互联本质实现了人类相互性和信息相互性的叠加，促进了语言联系、器物联系、能量联系和信息互联的跨界融合、高度融合[15]，使数字互联、开放互联、移动互联、智慧互联等集合而成的交互共享性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成为“互联网+”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信息的根本存在方式。“互联网+”过程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信息是在人类社会文明建设中能够互联网化和需要交互式共享的那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果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信息的架构描述为三维同心圆，那么居于表层的是观念形态的意识形态，居于中层的是精神价值，居于深层的是精神文明，由于这三种思想内容在“互联网+”过程中的“可传播性”不一样，因此需要采取针对性的传播举措。如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开通的文化阅读及电商平台“一本”，通过并推纸质出版与数字出版、共创虚拟书店与实体书店、整合线上沉浸式阅读与线下体验式阅读，形成中华文化观念的融合化体验矩阵。

最后，紧扣主体联网的互通诉求，提升文化传通的实效性。互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主体的深度追求、高位追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信息的互通“状态”是非联接状态下传播与联接状态下传通的有机衔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信息的互通“对象”是普遍性与针对性的有机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信息的互通“向度”是单向、双向乃至多向的有机贯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信息的互通“关系”是固态的传受关系与活态的传受关系的有机互补。“互联网+”时代的互联本质恢复提升了传统文化的互联互通实践，但也使传统文化的互联互通面临新的挑战，因为与高度互联、高度互通、高度同质诉求相伴的是高度复杂性、高度异质性、高度不确定性。反思互联互通就是要反思无法传通、减少无法传通，实现网络互通、文化融通和人心畅通。全方位优化“互联网+”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方式方法，重在多维度满足人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求，以确定性的文传战略战胜传通的不确定性，在守正创新中为人们提供“确定无疑”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如高质量高品质共在、专业化艺术性兼具的“云端剧场”，可为脆弱的戏剧剧场提供更为多元的硬核观赏模式，实现剧场与影像的双赢。

(二)以文化的中外融通指引网络互通和人心畅通

文化融通的核心要义是以文载道、以文化人，是网络互通、人心畅通的精神生产单位和意义交换单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体自身及其与其他文化共同体间的流通过程，表征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体系价值的内在传承和外在传递，是巩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质、实现中外主体认同的刚需。

首先，以优胜劣汰准则辩证看待文化价值的增损。文化演进是优胜劣汰的过程，“文化演进的加速度使得某些人类群体有可能超越别的群体，并且摧毁这些群体的结构，夺取霸占他们的资源”[16]443。由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个体的文化背景各异，“互联网+”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的原生价值都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增加与减损。全球化网络空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由显性到隐性、由浅层到深层、由明网到暗网的崭新态势，更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边界和文化边界面临含糊化、碎片化、凌空化的崭新挑战。不增值就是减损，慢增值也是减损。以互联网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是创优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信息的开放互联、相互影响，唤醒人的文化记忆，满足人现实的文化诉求，促成文化价值的认知认同与交互共享。“互联网+”时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能否调控好人心畅通过程中认同与斥异、接受与排斥的张力，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代际传承，关系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特性和价值内核的推广普及度[17]。

其次，以民族特色框定内向融通的核心任务。“互联网+”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向融通是中华民族内部的文化传承活动，重在促进中华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认同。中华民族是文化性的存在，与生俱来、不可退出的中华民族身份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身份预设了中华民族的社会属性。个体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所设定的价值取向、道德准则、风俗习惯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进而汇聚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文化脉络的延续性和发展性是维系和提升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的根本保障，是增进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根本保障。台、网、端从“相加”到“相融”的深刻转变，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提供了多彩样态和广阔空间。央视栏目《国家宝藏》在B站的二次传播，拓宽和增进了节目的传播热度、广度和深度；《中国诗词大会》的飞花令环节是短视频平台的“宠儿”，也是用户眼中的“明珠”；《中国地名大会》同名小程序为全民沉浸式体验地名之趣、地名之美打开了一扇窗。[18]

最后，以世界角色框定外向融通的核心任务。“互联网+”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外向融通指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重在由内而外地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间的平等交流、开放共享与交流互鉴。依托互联网促进国外民众客观认识、承认赞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内嵌”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任务，也是判定“互联网+”时代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效果的重要依据。“互联网+”时代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主体的自觉意识，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属性和社会主义性质的自知、自觉与坚守。在开放多元的跨国文化交往中，世界各国的文化传播从来不会局限于、拘泥于日常的文学、哲学、艺术层面，各国的施政纲领、政治理念、核心价值观等意识形态因子通常都会隐匿于世界各国文化传播的信息体系中。西安交响乐团“云上国宝音乐会”通过线上直播，奏响了观赏国宝文物、在线欣赏东西方古典音乐的新篇章。中意艺术家隔空演绎的《在一起(TOGETHER)》,通过完美融合两国人民都耳熟能详的《今夜无人入睡》和《茉莉花》，向全世界传达了两国人民命运与共、共抗疫情的心声。

(三)以人心的内外畅通验证网络互通和文化融通

人心畅通的核心要义是以心立人、立人立心，是促进网络互通和文化融通的价值共识空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过去的文化创造、文明成果，蕴含着中华民族未来持续发展的文化基因，是人民的重要心灵家园。“互联网+”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活动聚焦的隐形轴心是人的“心理系统及其所依存的精神生活环境”[19]17。

首先，探明人心畅通的心理密钥，落实立心即立人的正心之道。准确理解心是德性之知、道德之源、思维器官的原理[20]212-213，才能发挥好心的转换效能。其一，心既是人固有的一种人伦道德精神，也是人之为人的内在根据。“仁”在仁义礼智信中居首，是德中之德。以仁为人心，就是以仁为人之心，心为人所固有，立心实际上就是立人。其二，心不仅是人伦道德精神本身，而且是人伦道德之源。道德缘起于“心”，孟子认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四心”是人必须具备的，失其一，就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人。仁义礼智信除信以外，其他“四常”都源于心，因而心是道德之源。其三，心是人认识世界过程中不同于感觉感性的高级思维活动。孟子认为“心之官则思”。张载认为认识过程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知”：一种是“见闻之知”，能认识的只是耳目感知范围，只能有限地认识事物的局部现象；另一种是“不萌于见闻”之知，其依靠内心的体验与自悟，达到了无所不包的人物一体的认知境界。

其次，深挖内化于心的文化机理，活用心统性情的文化特性。荀子将心当作感官的总枢纽，认为心不仅能制约情欲，而且能化性起伪。二程提出了心有体用的观点，心之体即性，心之用即情，性、情与心三种名虽不同但实质上相同。立足心统性情的民族文化特性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入脑入心入行提供的先在优势，充分运用网络新技术新业态的存量优势、互动优势、传播优势，保障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其他文化之间的顺畅沟通，必须做好网络化生产、网络化接收、网络化转发和网络化反应中知与行的有效衔接。BBC推出的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所以能轰动居家抗疫的世界人民，就在于其紧扣唐诗与英语文学传统的契合点，从历时的比较视阈中生动讲述了杜甫的忠君爱国思想、忧国忧民情怀、生活身心志趣。李子柒的原创短视频，集合传统饮食文化中的中国味道和美妙智慧，在Youtube、Facebook等知名社交平台吸粉无数，找准了文化瑰宝走入世界的新方式。

最后，深挖外化于行的转换准则，合理调控心理距离。维系和巩固全球化时代人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记忆和认同，必须把握好中西文化各自的社会文化背景，缩减中西方文化因为原初假设不同而存在的心理距离，我国近几年受世人瞩目的公共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就可视为有益的尝试[21]。中国人的原初思维模式是同理性假设，倡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类推思维；西方人的原初思维模式是原点假设，强调水、火、气等某种单一的物质或某种具体的物质形态是世界的本原。“原初假设是从远古人那里就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潜藏在每个人的心底，它是一种极为简单同时也极为根本的思维模式……这种模式从来不需要论证，因为它已经被人们的潜意识所接受，而且即使有许多否定性的论证也难以改变它。”[22]7长期以来，以人体解剖为基石的西医不承认、不认可以经络为基石的中医就是一个典型缩影，但这并不影响国人对于中医的认可，更不影响中医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打通生命通道、救死扶伤的作用。

总体来讲，在“互联网+”时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过程中，人文互创是本质要义，宏微并进是关键过程，人文互通是重要目的。网络互通、文化融通和人心畅通相互作用而成的“车厢式结构”，符合时间维度的线性传播，具有人本维度的接收张力，很好体现了让网络通起来、让文化活起来、让人心聚起来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