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进宝，张春兰

(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农村社区治理问题一直是我国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以来，提出农村社区治理要达到“治理有效”的目标。随着政府职能从全能类型到辅助类型的转变，权能的部分下放，为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自由发展带来了一定的生机。但由于农村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因自身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网络、人员构成、村庄文化等因素的变动，社区规范力量不足，因此为发挥社会规范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在多层次领域进行依法社区治理，实现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将乡规民约、团体规章等形式各异的社会规范作为农村社区治理的重要依据，并制定完善其内容，引导成员积极规范自身行为、参与社区治理。当前农村社会治理模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现代化的特征，如参与治理主体由单一型的基层政府转变为包含家族、宗族等组织在内的多元型，治理职能也逐渐转变为服务型，治理手段也改变了过去只靠制度性规章制度为主导的方式，变为非制度和制度性力量共同参与乡村社区治理、维护社区秩序的模式。其中家族作为一种治理主体，其长期传承的家训经过时代发展被赋予了新的价值内容，凝聚着新时代下家族道德规范的力量，已经演变为一种重要的非制度性力量与现代的制度性力量相互交织，以不同的方式共同维护农村社区秩序，构建“自治、德治、法制”为一体的农村社区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