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君 王盼盼

新中国成立后，新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要求职业教育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和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因此，必须彻底改变旧社会职业教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体系[1]。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不断发展，对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教育理论体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当时我国职业教育理论建设滞后、研究力量薄弱，职业教育实践缺乏先进理论的指导，因而向国外学习，引进国外先进职业教育理论思想成为了一种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之后，西方职业教育理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一度达到新的高峰，为我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学科建设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从1949年起，西方职业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根据历史节点和标志性事件，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

一、“以俄为师”的职业教育理论传播阶段（1949—1956年）

（一）传播的主要内容和途径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普遍认为苏联的教育学“是建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并且总结了苏联三十多年来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成果，已经成为内容丰富、体系严密，且富有战斗性的真正科学”[2]。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制定了“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针[3]。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我国政府开始在各个领域学习苏联经验。因此，教育学界掀起了学习苏联热潮，开始全面且“一边倒”地引进苏联的教育学[4]。这一阶段以专家授课和翻译资料为主要手段，以教育理论书籍为主要载体，以苏联“综合技术教育”思想为代表的职业教育理论因此大量传入我国，对新中国成立初期职业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致来看，苏联职业教育理论的传播途径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对马列主义教育经典著作的翻译。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有关部门陆续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列宁论教育》等著作，到1957年，我国共翻译了苏联各种书籍1.24 万多种，印行1.19 亿多册，其中《列宁全集》《列宁选集》的发行数占了极大比重[5]。同时，通过对克鲁普斯卡娅、加里宁和马卡连柯等人教育著作的翻译出版，当时指导苏联教育发展的列宁教育思想开始全面影响中国。1959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卫嘉翻译的《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这本书是克鲁普斯卡雅有关教育问题的论文、演说、报告集。该书在“学龄儿童的教育和教学”部分，第一章从第五篇《论培养劳动力问题》到第十八篇《我们所经历的途程》，专门论述了综合技术教育。克鲁普斯卡娅指出“综合技术教育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基础是在各种技术形式中、根据技术的发展及其全部中介来研究技术”“综合技术教育应该理解为了解并且明了各个互相联系着的生产部门”，由此建议学校不仅要授予学生技巧，还要帮助学生从技术、劳动组织、劳动过程的社会意义来理解劳动过程[6]。她对于这些问题的论述，对我国的教育工作者了解苏联的综合技术教育及其理论渊源都很有帮助，并且为新中国初期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提供了基本范式。除克鲁普斯卡娅外，苏联教育家加里宁、马卡连柯等人都对列宁教育思想进行了阐述，其著作也对我国的职业教育事业产生了积极影响。

2.对苏联最新职业教育理论动态的引介。为了紧跟苏联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步伐，除了翻译苏联专家已经出版的专著，我国还邀请大量苏联专家到国内大学讲学或作报告，并出版发行了这些报告讲义。其中部分报告谈到了苏联的技师学校、综合技术教育等。如195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发行的波波夫的《共产主义教育思想》，本书是苏联教育专家波波夫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授“教育学”这一课程时候的部分言论，波波夫在论述苏联的发展成果时，指出苏联有3，543 所技术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共有学生1，384，000 名，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数量相较于887 所高等学校中的1，356，000 名大学生不遑多让。1951年在技术学校毕业的青年专家有262，000 人，相较于1950年增加了6%，数量上也多于高等学校毕业的201，000 人[7]，可见苏联职业教育的发展状况良好。涉及到苏联职业教育思想的还有崔可夫的《教育学讲义》、杰普莉茨卡娅的《苏维埃教育学讲义》、安娜斯达西耶娃的《教育学辅导和专题报告记录汇编》等。

（二）传播的特点

1.职业教育理论引进的“苏俄化”。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这个时期我国全面打开了与苏联、东欧国家之间交往的大门。因此，职业教育走上了“以俄为师”的全盘学习苏联理论与经验的道路。具体的学习方式包括：翻译苏联教育学书刊，在教育学专著中学习职业教育相关理论；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学习；派遣优秀教师、校长、管理干部赴苏联学习考察；邀请苏联专家在国内授课。

2.职业教育理论的“附属化”。这一时期，职业教育理论在普通教育学的“夹缝中”生存。苏联没有以“综合技术教育”或是“职业教育”等直接命名的著作或讲义，这些职业教育思想都包含在教育学著作或是专家的讲义中。如麦丁斯基《苏联人民教育制度》的第八章介绍了苏联的职业训练，克鲁普斯卡雅的《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在学龄儿童的教育和教学部分用14 篇文章专门论述了综合技术教育。之所以“综合技术教育”的理论没有以“职业教育”命名，是因为苏联教育界存在忽视综合技术教育的倾向，用单一技术教育，也就是职业教育来代替综合技术教育，使中学生过早专业化[8]。虽然列宁、斯大林等都明确反对这种对综合技术教育的曲解，但是苏联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将第二级学校高年级学生培养成为精通本行业务、受过实际训练的手艺匠的事实，使“综合技术教育”成为了实质的职业教育。

3.职业教育理论的“实效性”。我国学习苏联经验，在教育体制上取消专科并大力发展中专和技校、在教育制度上全面移植苏联三段式教学模式（即先公共基础课，后技术基础课，再专业课），这在一定程度提升了我国职业教育教学理论水平。

二、批判学习的职业教育理论传播阶段（1957—1977年）

（一）传播的主要内容和途径

1958年，柯菁翻译了德国学者威廉·施乃勒的《德国民主学校》，该书对德国职业学校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书中指出“凡是没有进其他普通学校深造的青年都有义务进入职业学校”、“今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普遍实行了职业义务教育”，这将职业教育放在了和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另外还提出应当在企业设立企业职业学校、职业教育要培养有广泛普通教育修养的优秀的专业工人等[9]。1959年，北京编译社翻译了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裴斯泰洛齐教育文选（第一卷）》，裴斯泰洛齐认为技艺教育应包括发展家庭生活、职业生活和国家生活所需要的各种能力[10]。对西方国家教育名著的翻译，反映了我国教育对外交流工作中心的初步转变。

在这期间，主要翻译和出版的与职业教育学有关的著作如表1所示。

表1 批判学习的职业教育理论传播阶段出版著作一览

（二）传播的特点

1.开始打破“以俄为师”的局限。一方面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出于博采众长进而实现独立自主的考虑，在这一阶段，职业教育理论传播来源已经不局限于苏联，而是增加了少部分西方国家。1958年的“教育革命”使得苏联的教育理论、教育学说开始被赶下神坛，凯洛夫教育学遭到了批判。西方部分介绍职业教育的书籍开始传入中国。1958年柯菁翻译的《德国民主学校》是可查询到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涉及德国职业教育的资料。虽然整体上这个阶段国外职业教育理论传播的数量极少，但是已经开始打破“以俄为师”的格局。

2.传播内容较为零散。一方面，受到与苏联关系的影响，这一阶段对苏联职业教育理论的引进数量上大幅减少，内容上也不成体系，如在《实施劳动生产教育的几个具体步骤和形式》中作者指出“本文的任务是比较狭窄的，它只是准备回答各地提出来的一些问题”[11]，《小学综合技术教育的因素》也仅是为了让小学生积累关于生产的初步的具体观念[12]。这些资料都较为零碎，没有对综合技术教育进行系统的介绍；另一方面，由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开放程度远远不够，这一阶段引进的西方职业教育理论同样“难堪大任”，《德国民主学校》《裴斯泰洛齐教育文选》和《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都不是专门的职业教育专著。

3.传播过程一度中断。我国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经过1954年到1958年的探索，提出了颇具特色的半工半读的职业教育理论[13]。然而，由于认识上的失误和政治因素的影响，这样颇具特色的半工半读教育理论还未在中国茁壮成长就夭折了，国外职业教育理论的传播也就此戛然而止。从1965年到1981年的十几年间，我国没有翻译一本国外的职业教育相关著作，这不仅导致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成果未得到应有的传承，使得职业教育学学科发展的连续性中断，还导致缺乏对外交流的职业教育学科建设与国外脱钩。

三、逐渐恢复的职业教育理论传播阶段（1978—1995年）

（一）传播的主要内容和途径

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外国职业教育理论著作在我国的翻译传播也逐渐恢复，这个阶段最早引进的带有“职业教育学”一词的著作是由德国的海因茨·G·格拉斯著，陈用仪、陈国雄和刘漠云翻译的《职业教育学与劳动教育学》，这本书介绍了联邦德国的教育制度、教育原则、教学等各个领域。像这样对职业教育进行系统介绍的还有《技术教育概论》《凯兴斯泰纳教育论著选》《职业与教育：职业指导论》和《世界学术著作译本——职业教育：就业与训练》。《技术教育概论》虽然是以概括分析日本在技术教育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为目的而撰写的，但是仍然详细介绍了学徒制以及之后的学校教育制度，包括学校安排的课程及学时等方面。《凯兴斯泰纳教育论著选》则是介绍了凯兴斯泰纳的劳作学校思想。《职业教育：就业与训练》对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7 个国家的职业教育制度及影响职业教育改革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对未来职业教育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在课程与教学方面，《职业技术教育课程设计指南》提出一种使教师、学生、原材料、设备、技术等完美结合，进而优质高效地发挥作用的教学制度设计。涉及课程与教学的还有《职业技术学校教学教育过程》《青年技术创造教育学》等著作。

在职业培训与就业方面，《职业及技术教育中的环境教育》提出让职业教育的毕业生具有对环境与人类关系的理性认识，并为职业教育中的环境教育制定了计划，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另外还有《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和《工业企业职业教育教程——联邦德国职业培训转业训练进修入门手册》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在职业教育史方面，翻译了《六国技术教育史》《苏联职业技术教育简史》等著作；《苏联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法令汇编》和《德国及巴伐利亚州职业教育法规选编2》则对苏联和德国的职业教育法令进行了翻译。

这一阶段翻译介绍国外职业教育学的专业论著层出不穷，由表2可以看到，从来源来说，这些译著来自美国、苏联、日本、德国等多个国家；而从内容来看，更是包括了职业教育的原理、历史、课程、教学等领域。

表2 逐渐恢复的职业教育理论传播阶段出版著作一览

（二）传播的特点

1.传播数量和来源迅速增加。在这一阶段，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与西方多个国家外交关系的恢复，国外职业教育理论的传播在我国也迅速恢复。这一阶段不仅翻译了12 本职业教育学相关著作，而且在《比较教育研究》《职业技术教育》《职教论坛》等刊物上有大量研究国外职业教育的论文；从来源来看，前两阶段的著作主要来自苏联和德国，而该阶段来源则是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并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皆有。显然，国外职业教育理论的传播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氛围中得到了迅速恢复与发展。

2.传播价值选择的去政治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积极同所有拥有先进职业教育理念的国家或地区进行交流，中共中央1985年5月27日颁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要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加强对外交流，使我们的教育事业建立在当代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之上”[14]。全方位的对外交流使价值选择呈现出了去政治化的特点。这样的改变也更加有利于我们全方位吸收国外的先进职业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

3.传播动机发生变化。从国外职业教育理论传播动机上来看，开始助力本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1984年李永连、赵秀琴等翻译了《六国技术教育史》，该书用实例分别叙述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各级各类技术教育机构。这些国家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参考。

4.传播途径立体化。除出版社、教育杂志、教育系科、邀请访学、教育考察等途径外，直接向国外学者约稿成为这个阶段国外职业教育理论传播的重要途径。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2年向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C·金泽的特约稿《国际职业教育透视》，该文先介绍了世界各国初级职业训练的三种模式——单轨制、双轨制和非正规中心，之后介绍了“社区学院”“技术学院”等非大学高等教育机构[15]，增进了我国学者对国外职业教育结构体系的了解。

四、深化发展的职业教育理论传播阶段（1996—2009年）

（一）传播的主要内容和途径方法

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提出：“国家鼓励并组织职业教育的科学研究”[16]。2002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2〕16 号）指出：“加强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健全科学研究和教学研究机构，为职业教育宏观决策和职业学校改革与发展服务。”[17]2005年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 号）再次强调“加强职业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充分发挥社会团体和中介服务机构的作用，为职业教育宏观管理和职业院校改革与发展务。”[18]可以看出，加强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已上升为国家意志，也进一步刺激了国外职业教育理论在我国的传播。

这一时期翻译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国外职业教育理论著作。瑞士职业教育是马克思“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的生动实践[19]。1996年，王绍兰翻译了瑞士学者爱米尔·威特斯泰因的《瑞士职业教育》，该书概要地介绍了瑞士职业教育历史沿革、法律保障、制度结构、经费等领域。

在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方面，《当代德国职业教育教学与管理》一书介绍了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德国职业教育分别在封闭和开放的教学环境中教学管理的内容和方法以及德国职业学校的质量管理体系，对德国学校职业教育进行了系统的介绍。《DACUM 职业教育的课程开发、学习及评估方法》一书则用DACUM 分析法来对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中外合作项目的实践报告是这一阶段的一个亮点，《中德农村职业教育合作课程方案》《以实践为导向的职业教育 中德农村职业教育合作课程方针》和《需求导向的职业教育探索与实践 中国－澳大利亚（重庆）职业教育与培训项目回顾与展望》对之前中外合作项目进行了回顾总结。

这个阶段另一个亮点则是对国外职业教育教材的翻译，丛书“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服装专业使用教材”翻译了日本服装专业的一系列教材，《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服装专业使用教材·文化服装讲座 童装礼服篇 新版》介绍了童装、礼服等的一般知识，并用实例介绍了不同类型衣服设计制作。

这一阶段翻译出版的主要著作如表3所示。

表3 深化发展的职业教育理论传播阶段出版著作一览

（二）传播的特点

1.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习国外先进职业教育理论，一方面是为了更快地建立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则是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实践发展。这一阶段除了对国外职业教育著作进行翻译外，还在中外合作办学及合作进修方面取得了进展，这些典型的职业教育实践模式在中国的生根发芽，使得国外职业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不再局限于“言传”，而是开始“身教”。

2.传播结果本土化。这一阶段对于职业教育理论的引进非常重视国外职业教育模式在国内的本土化进程。如中德唐山农村职业教育合作项目就是我国在深入研究学习了德国“双元制”教学模式后，与德国合作实施的符合我国国情的职业教育实践。这个项目的成功也为之后中德深入合作提供了经验。

3.传播载体多元化。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媒介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国内互联网行业的高速发展使得信息的传播载体愈加丰富。除了之前的书籍、报刊杂志等传统载体，互联网平台以其开放性、多元性和普适性，迅速成为职业教育理论传播最新、也最快捷方便的载体。

4.传播速度更加及时。这一时期很多西方职业教育理论著作能被及时地译成中文。加上我国与国外的交流研讨会日益增多，会议报告如《世界技术与职业教育纵览——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也被及时地翻译了出来。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中国职业教育研究者得以更加快速地了解西方职业教育发展的最新成果，并与西方学者进行平等对话。

五、内涵发展的职业教育理论传播阶段（2010年至今）

（一）传播的主要内容和途径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鼓励和支持教育科研人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规律，研究和回答教育改革发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20]2015年《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指出“加强国家级、省级、市（地）级职业教育科研机构建设，加强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宏观政策研究和热点难点问题研究，开展指导教育教学改革和相关标准建设的理论研究。”[2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22]显然，加强理论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国外职业教育理论在我国的传播也有了更充分的条件。

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职业教育理论著作有“职业教育经典译丛”《国际职业教育科学研究手册》《职业教育：目的、传统与展望》《职业教育的技能积累》《变革的影响：九国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比较研究》等。其中，由4 本著作构成的“职业教育经典译丛”和分为上下两册的《国际职业教育科学研究手册》是全面反映世界当代职业教育研究最新成果的代表性作品。“职业教育经典译丛”包括了职业教育师资培养、职业教育教学、工作场所学习、国外职业教育制度等内容；《国际职业教育科学研究手册》由20 个国家142 位大学和研究机构知名专家教授撰写的130 余篇论文构成。该书将这些论文分成职业教育研究史、职业教育研究与政策的关系、职业教育体系研究、职业教育的规划与发展等11 个领域。这些成果对于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其他如《变革的影响：九国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比较研究》对法国、德国、英国、中国、日本、新加坡、美国、智利、墨西哥9 个国家的教育与培训体系在变革压力下出现的特征及其改革动向进行了比较研究；《职业教育的技能积累》则讨论了技巧和能力的复杂性，实用知识的标准、理论、基础知识与实践的关系，对隐性知识进行了描述，并对专业技能理论进行了详细分析；《职业教育：目的、传统与展望》是一本原理性著作，对职业教育目的、过程、机构以及治理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

这一阶段翻译出版的著作如表4所示。

表4 内涵发展的职业教育理论传播阶段出版著作一览

（二）传播的特点

1.传播路径的双向性。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我国职业教育理论在“引进来”的同时开始“走出去”，向世界输出中国职业教育理论研究成果与进展。《国际职业教育科学研究手册》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中心组织编写的职业教育文库的一本，收录了数篇中国学者的论文，提升了中国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的世界影响力。

2.传播平台高层次性。2012年第三届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在我国上海市举办，这是继1987年德国柏林、1999年韩国首尔后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也是21世纪以来第一次召开的全球性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大会提出“职业教育应当满足人们终生学习的需要。职业教育不仅要使无业者有业，还要促进有业者不断学习，实现自身技能的‘升级换代’，从而提升工作能力与生活品质”，此外大会还对职业教育的改革、职业教育与青年人的发展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23]。这种高层次会议在中国召开，也对职业教育理论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

3.传播动机的时代性。相较于上一阶段的项目报告和教材，这一阶段对国外职业教育原理类作品介绍更多、更深入，翻译了多个研究方向的专著，对职业教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理论支撑。

4.传播视角的全局统筹性。“职业教育经典译丛”《国际职业教育科学研究手册》《变革的影响：九国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比较研究》等从国际视角来研究职业教育基本理论问题，关照了职业教育实践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现实命题。

六、主要影响及启示

新中国成立至今，国外职业教育理论在我国的传播不仅深刻影响了我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建立，也极大地促进了我国职业教育实践的发展。

（一）主要影响

1.开阔了我国职业教育研究者的视野。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与资本主义世界国家近三十年的隔绝使得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研究落于人后。改革开放后，我国全面借鉴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的职业教育理论成果，我国职业教育研究者也在弥补差距中开阔了自身眼界。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理论翻译、代表团访问、留学、国际研讨等方式的帮助下，我国的职业教育研究者在学习吸收中努力走向国际前沿。同时，依托各种平台如中德职教师资进修项目、中英职业教育“影子校长”项目等，我国培养了一批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国际化要求的职业教育改革发展领军人才。我国职业教育研究者在这样的国际化环境下，“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通过对其他国家职业教育理论的深入了解学习，扩展了自身的视野，并将我国职业教育理论和国外进行比较、分析，促进了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的发展。

2.促进了我国职业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不成体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的职业教育研究者们翻译了一批国外优秀职业教育理论著作，内容包含了职业教育的基本理论、课程论、教学论、法律法规等多个领域。这些成果在帮助我国学者明晰职业教育的概念、认识职业教育的价值、明确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促进了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体系的建设。

3.指导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实践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着力尝试各种职业教育模式。1958年9月，在苏联“综合技术教育”理论的影响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今后半工半读学校将与全日制学校、业余学校同为我国三类主要学校。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与德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开展了交流合作，促成一批职业教育合作项目落地。此外，我国还与澳大利亚、瑞士、奥地利等多个国家开展了多项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这些国外先进的职业教育模式的引进，为我国的职业教育实践发展指出了新的道路，“能力本位”“学生中心”“工作导向”等一些先进职业教育理念在实践中开始深入人心[24]。

4.促进了我国比较职业教育领域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各种因素影响，主要是苏联的综合技术教育理论在国内传播，此时我国没有比较职业教育，只有对苏联综合技术教育的学习。改革开放后，随着世界各国职业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研究比较职业教育的专著诸如《变革的影响：九国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比较研究》也在我国开始出现。中国学者开始进行比较职业教育研究，比较职业教育领域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如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集体编写的《中外职业技术教育比较》、华东师范大学石伟平教授的《比较职业技术教育》等，都是该领域的优秀成果。

（二）当代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22]因此，我们应在对国外先进职业教育理论学习的基础上，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而不断努力。

1.以需求为导向构建职业教育学学科体系。劳耐尔教授指出，学习双元制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参与其中的职业教育专家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25]。即部分职业教育人才无法满足发展的需求。任何一门学科想要不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两个条件：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二是学科自身发展逻辑规律的需要[26]。不论是致力于解决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以适应社会需要的“问题中心”，还是认为应遵循学科发展自身逻辑的“学科中心”，都要建立在社会和学科需要的基础之上。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才能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以学科需求为导向才能发展出真正独立的职业教育学学科，最终使社会与学科在相辅相成中共同发展。

2.以问题为导向构建职业教育学学术体系。美国学者劳丹指出“科学本质上是解决问题的活动”[27]。在对国外职业教育著作进行整理时，也可以看到关于职业教育基本问题的论述经常占用不小的篇幅，如《职业教育学与劳动教育学》第一部分就是职业教育的基本问题。因此，职业教育学学术体系的构建要以问题为导向。这里“问题导向”并不是说以实际问题为唯一，而是在研究职业教育实际问题的同时，不能“就问题而研究问题”，要把问题放在学科视野中进行研究。职业教育学需要借助概念、命题、原理，才能建立学术体系，但这些概念、命题和原理，不是空洞的演绎，必须借助于鲜活的职业教育改革与实践，是改革和实践经验的总结、问题的分析和理论的提升[28]。同样，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实践也需要理论的指导。应把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辩证地结合起来，让判定标准立足于是否增强职业教育学的实践指导价值，以及是否推进职业教育学科的繁荣[29]。

3.以特色为导向构建职业教育学话语体系。当前一些学者还在沿用西方职业教育话语或普通教育话语来解读中国职业教育实践，职业教育学始终存在中国话语缺失的问题[30]。但是，随着职业教育实践的发展，我国不仅拥有建构话语体系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拥有了大量实践依据——改革开放后的职业教育实践和经验。因此，我国职业教育学者应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汲取自身历史经验，汲取国外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扎根我国职业教育实际，提炼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话语，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学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