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吉胜 张静

1 引言

上个世纪70 年代初，克里普克（S.Kripke）提出了一系列反对名称的描述理论的论证，从而对描述主义语义学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其中一项重要的论证被学界称为“模态论证（modal argument）”。该论证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名称1一般来说，名称可分为专名与通名，多数名称理论都可从专名扩展到通名，所以，本文更多时候会采用“名称”这个一般性术语。的意义不能够由相关的摹状词（簇）2根据名称的描述理论，与名称相关联的应是限定摹状词（簇），简单起见，本文称为“摹状词”。可能有描述主义者认为，与名称相关联的也可以是非限定摹状词，但这并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本文的论证分析。给定——名称是严格指示词（rigid designator），即在所有的可能世界中都指称相同的对象；普通摹状词（不含描述事物本质属性的摹状词）是非严格指示词，在不同的世界中可能指示不同的对象。一些坚定的描述主义者并不认为模态论证对描述理论构成了实质威胁，他们试图借助摹状词在模态语境中的宽域（wide scope）理解从而证明：摹状词也可具有克里普克所主张的严格性语义特征（本文将其称为“宽域摹状词理论”）。也因此，宽域摹状词理论是被描述主义者们寄予厚望的重要修正方案之一。本文意图考察该理论是否能够真正地为描述主义辩护。

2 宽域摹状词理论的缘起与基本思想

所谓“模态论证”最早由萨蒙（N.Salmon）概括总结（[4]，第24-27 页），根据萨蒙，如果描述主义是正确的，那么，“莎士比亚”与“那个创作了《哈姆雷特》《麦克白》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英国剧作家”就为同义语词，因而运用同义替换规则可从(1)得到(2)：

(1) 某人是那个创作了《哈姆雷特》《麦克白》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英国剧作家，当且仅当他是那个创作了《哈姆雷特》《麦克白》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英国剧作家；

(2) 某人是莎士比亚，当且仅当他是那个创作了《哈姆雷特》《麦克白》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英国剧作家。3为方便读者理解，本文对所引用的例句或公式，全部重新统一编号。

(1)是必然真的，所以，(2)也应是必然真的。但(2)不是必然真的，因为存在这样的可能性：莎士比亚选择进入法律领域，而从没有创作过任何文学作品。进而可知：名称“莎士比亚”与摹状词“那个创作了《哈姆雷特》、《麦克白》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英国剧作家”并非具有相同的语义。萨蒙接着指出，在这一论证的背后存在一种直觉：名字“莎士比亚”持续性地指示同一个人，即使相对于这样的反事实情境：在其中这个人不具备人们通常用以识别他的那些个显著特征。更确切地说，萨蒙的“持续性”直觉根源于克里普克的“严格性”直觉，即在所有的可能世界中都指称同一个对象。

达米特（M.Dummett）认为（[1]，第113-115 页），克里普克以模态论证划分名称与摹状词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因为这里存在一种“歧义”，这种歧义指的是：在模态语境中，专名与摹状词都存在辖域（scope）的区分。达米特首先指出，克里普克本人承认在模态语境中摹状词存在辖域上的区别，并援引克里普克的例释：

(3) 教过亚历山大的那个人可能没有教过亚历山大；

(4) 教过亚历山大的那个人没有教过亚历山大是可能的。

明显，(3)是真的，而(4)是假的。在(3)中，摹状词“教过亚历山大的那个人”指称某个确定的人，即使那个人不再具有通常人们识别他的那些性质，也仍然指称那个人。相反，摹状词“教过亚历山大的那个人”在(4)中并不指称某个确定的人。

达米特将上述两语句分别符号化为：

公式(3′)就刻画了摹状词“教过亚历山大的那个人”在模态语境中的宽辖域特征（模态算子在量词的辖域之中），而公式(4′)则刻画了摹状词“教过亚历山大的那个人”在模态语境中的窄辖域特征（量词在模态算子的辖域之中）。达米特的言外之意就是：摹状词的宽辖域理解刻画出了严格性语义特征。

宽域摹状词可以刻画严格性，这也就意味着，可以将具有严格性特征的名称还原为宽域理解下的摹状词（如果名称是缩略的或伪装的摹状词），但达米特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名称也存在宽辖域与窄辖域之分，其理由是：“只要承认有意义的专名不一定有指称，而且专名是否有指称，这一点一般来说会影响包含专名的句子的真值，关于辖域的问题也会对专名出现”（[1]，第115 页）。达米特没有进一步的给出例释，陈波在这一点上有所补充（[10]），如这两个句子：

(5) 亚里士多德有可能不是一位哲学家；

(6) 哈姆雷特有可能是一位侦探。

陈波指出，(5)可以有宽辖域的读法，而(6)只能有一种读法，即窄辖域读法。因为如果对(6)采用宽辖域的读法，那么它就断定了现实中确实存在哈姆雷特，但哈姆雷特只是一个虚构人物。通过陈波的例释可知，名称的宽辖域解读意味着承诺了该名称存在现实的承担者，而名称的窄辖域解读并无这一承诺。显然，达米特以及陈波论证名称也存在宽、窄辖域之分，其目的在于将名称的严格性也还原为名称在模态语境中的宽辖域解读，这样，名称与摹状词存在辖域一致性就成为可能。反之，如果不论证名称存在宽、窄辖域之分，那么，将名称还原为宽域摹状词就显得理由不够充分，因为名称与摹状词还是存在差别：名称无辖域歧义，而摹状词有辖域歧义。达米特认为，克里普克模态论证的关键之处就在于显示出了摹状词存在辖域歧义问题，但名称的辖域歧义却被忽视。

有必要补充的是，达米特关于摹状词宽辖域与窄辖域的区分可追溯到罗素那里。（[16]，第49-70 页）罗素是一位追求“健全的实在感”的哲学家，但他的这种追求却给二值排中律带来了灾难。根据罗素，如下两个语句因为缺乏“健全的实在感”（1905 年的法国国王并不真实存在），因而都是假的：

(7) 1905 年的法国国王是秃头；

(8) 1905 年的法国国王不是秃头。

为了维护排中律，罗素（B.Russell）区分了摹状词的初现（primary occurrence）与再现（secondary occurrence），这种区分可通过如下两个命题来理解：

(9) 乔治四世想要知道是否有一个且仅有一个人写过《威弗利》，而司各脱就是这个人；

(10) 有一个且仅有一个人写过《威弗利》，而乔治四世想要知道司各脱是否是这个人。

摹状词“《威弗利》的作者”（“有一个且仅有一个人写过《威弗利》”是对该摹状词的逻辑刻画）在(9)中属于再现，而在(10)中属于初现。在上述两个命题中，如果摹状词“《威弗利》的作者”出现在命题态度词“知道”的辖域中，就属于再现，反之就是初现。依据类似的方法，(8)也就有两种读法：

(11) 有一个实体，它是1905 年的法国国王，且它并非是秃头；

(12) 并非如此：有一个实体，它是1905 年的法国国王，且它是秃头。

摹状词“1905 年的法国国王”在(11) 中属于初现（摹状词处于否定词的辖域之外），在(12)中属于再现（摹状词处于否定词的辖域之中）。罗素认为，如果采用再现的读法，排中律就可以被保证，因为再现读法使得(8)是真的，但(7)由于缺乏健全的实在感始终是假的。

可见，达米特的宽辖域与窄辖域之分其实是罗素的初现与再现之分在模态语境中的进一步拓展（因此下文不再对两个理论以及相关术语做严格区分）。类似达米特，在模态语境中将摹状词做宽域解读，以使其具备严格性语义特征，这样的理论我们将其称为“宽域摹状词理论”。当然，有些时候也可以做稍微宽泛的理解，因为不止模态语境，还应该包括信念语境、认知语境、甚至含有逻辑联结词的一般语境，都可以对摹状词做宽域的理解，毕竟罗素在区分初现与再现时，没有清晰的模态语境概念，其目的也更不会是追求克里普克的“严格性”。

3 克里普克对宽域摹状词理论的批评以及索萨与陈波对宽域摹状词理论的辩护

针对达米特将“严格性”归约为名称与摹状词宽辖域解读的做法，克里普克给出了两个反驳论证。（[2]，第10-15 页）首先，在非模态语境中（因而不涉及辖域歧义问题）名称与摹状词的语义特征也是不同的，如：

(13) 亚里士多德是喜欢狗的；

(14) 古代最后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是喜欢狗的。

克里普克认为，根据严格性理论，(13)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境，即亚里士多德本人喜欢狗；或者说，该情境使(13)为真。但(13)描述的不是这样的一种反事实情境：某个亚里士多德之外的人具有全部我们用以识别亚里士多德的那些属性。当然，这两种情境都使(14) 为真。所以，通过比较(13) 与(14) 在反事实情境中的真值条件，克里普克得出：名称是严格指示词，而摹状词不是。其次，在窄辖域语境中，名称与摹状词的模态或语义性质仍然有所区别。例如：

(15) 这一点可能成为事实：亚里士多德不是一位哲学家；

(16) 这一点可能成为事实：古代最后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不是一位哲学家。

显然，(15)是真的，而(16)是假的。既如此，也就不能像达米特所主张的那样：在名称与摹状词之间并无实质语义差别，二者都存在窄辖域与宽辖域的解读，并且对它们的宽辖域解读造成了严格性特征。

克里普克上述两个论证均遭到了索萨和陈波的反驳。

索萨更多的是站在罗素的角度来维护描述理论的，他试图证明克里普克所主张的严格性语义特征与罗素所主张的名称的描述理论是相容的。（[7]）关于克里普克的第一个论证，索萨认为：考虑素语句（即不含模态算子的语句）在某个反事实情境中的真值条件，并不能逃避由于摹状词的初现和再现之区分造成的语义歧义性问题。根据索萨，(14)相对于克里普克所描述的反事实情境（命其为“S”）的真值条件可通过(14′)来刻画：

(14′) 相对于S，古代最后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是喜欢狗的。

(14′)表明，当人们去考虑一个素语句在某个反事实情境中的真值条件时，实际上并未摆脱模态因素（相对于S），那么，罗素所区分的摹状词的初现与再现就还是适用的，并进一步影响该句子的真值。以上述为基础，索萨进一步地反驳了克里普克的第一个论证，先看如下三个命题：

(13) 亚里士多德是喜欢狗的；

(14) 古代最后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是喜欢狗的；

(17) 恰有一个人是古代最后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并且谁是古代最后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谁是喜欢狗的。

索萨认为，克里普克的论证无非是表明：(13)不是(14)的缩写，否则的话，在承认(14)与(17)必然等价的前提下，(13)也是对(17)的缩写，而(13)与(17)并非必然等价——在某些可能世界中(13)是真的，而(17)假的，例如在某个世界S中，亚里士多德不是哲学家但还是喜欢狗，而某个作为古代最后一位伟大哲学家的人却不喜欢狗。索萨指出，确认(17)在S中是假的，是因为对“古代最后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做了窄辖域解读，如果做宽辖域解读，那么(17)在S中就是真的。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14)与(17)之间的等价并非确定无疑。可将(13)与(17)改写如下：

(13′) 相对于S，亚里士多德是喜欢狗的；

(17′) 相对于S，恰有一个人是古代最后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并且谁是古代最后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谁是喜欢狗的。

索萨进而指出，如果(17′)是无歧义的（相对于S，明确取值为假），而(14′)是有歧义的，那么(17′)与(14′)就可能有不同的真值，即二者并非必然等价；可按照罗素的理论，(14′)恰恰有歧义（即存在宽辖域与窄辖域两种解读）。这也就意味着，在克里普克的论证中，(14)与(17)之间的必然等价这个预设本身就是有问题的。4索萨也构造了(14)与(17)具有不同真值的状况，第一种状况，在某些这样的可能世界中(14)为假、(17)为真：古代最后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在伟大的哲学家中不是最后一位，也不喜欢狗。第二种状况，即(14)为真，(17)为假的状况：假设在某个世界中古代最后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就是亚里士多德，并且亚里士多德喜欢狗，但这个世界也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古代最后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另有其人，并且这个人不喜欢狗。在上述两种状况中，相关摹状词在(14)中做了宽辖域解读，而在(17)中做了窄辖域解读。在第一种状况中，(14)中的“古代最后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固定指称某个人，例如现实世界中的亚里士多德，在被构想的可能世界中，亚里士多德不是古代最后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也不喜欢狗，那么(14)为假；相反，(17)中的“古代最后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并不固定指称某个人，在被构想的世界中，它指称那个作为古代最后一位伟大哲学家并且喜欢狗的人，所以(17)是真的。在第二种状况中，需进一步假设在“另一番景象”的世界中，亚里士多德喜欢狗，进而容易分析出(14)为真、(17)为假。索萨更为明确的表示：相关摹状词按照宽辖域解读，(14)与(13)是必然等价的；按照窄辖域解读，(14)与(17)是必然等价的，克里普克承认了后者，拒绝了前者。

关于克里普克的第二个论证，索萨提出了两点回应。第一，根据罗素的理论，通常的名称不能够被个体常项逻辑地表征，这样一来，对(15)的窄辖域分析与对(16) 的窄辖域分析就是以定义的方式等价的（这里的定义指的就是：“亚里士多德”是“古代最后一位伟大的哲学”的缩写）。索萨意图表明：根据罗素的理论，不管是名称还是相应的摹状词，最后都被改写为含有个体变项的量化表达式，所以，在对(15)进行窄辖域分析时，相应的量化模态公式不是下述公式：

而是：

难道(16′)不就是对(16)的窄辖域分析？这也就意味着，(15)与(16)具有相同的真值，所以，克里普克是错误的。

第二，如果克里普克的意思是：(15)是真的，而(16)是假的，那么他的论证无非是表明了：如果名称是摹状词的缩写，那么这些摹状词在模态语境中不能采用窄辖域解读。但这还不足以证明名称不能够缩写摹状词，要得出此结论，克里普克还应该继续证明，依据宽辖域分析，(16)是假的。然而，克里普克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根据宽辖域分析，(16)就是真的。

虽然索萨坚决拒斥克里普克对宽域摹状词理论的批评，但他强调：他并不反对克里普克的严格性语义直觉，并赞同通常的专名是严格指示词；只不过他认为，把名称看作是在模态语境中取宽辖域的摹状词可以得到严格性语义特征。

陈波的立场更为激进，他否认通常的专名是严格指示词，因为在他看来：所谓“严格指示词”无非是实现了对某个特定现实个体的谈论，且严格性本身是关于对象如何存在的理论，与对象有什么样的名称无关，因而名称（或摹状词）可以用作严格指示词，也可以不用做严格指示词。对克里普克的回应也正是基于上述思想。（[10]）针对克里普克的第一个反驳，陈波给出两点回应。第一，在克里普克那里，名称总是指示现实世界中的某个对象；而摹状词在不同的世界中可以被不同的对象满足；但是，摹状词也可以用于指示在现实世界中满足这一摹状词的对象，这一点为克里普克所忽视。第二，(13)与(14)并没有真正地摆脱模态因素，这一点与索萨类似，不再赘述。

关于克里普克的第二个回应，陈波的反驳思路是这样的：依据克里普克，在人们从事反事实谈论时，都是从其所在的现实世界和语言出发的，所以，名称指称其现实的承担者；根据相似道理，当人们使用摹状词从事反事实谈论时，也是在谈论现实世界中满足这个摹状词的对象。所以，(15)中的“亚里士多德”与(16)中的“古代最后一位伟大的哲学家”都应该做宽辖域处理。当然，陈波上述观点有一个重要前提，即名称也存在宽、窄辖域之分。

值得一提的是，索姆斯（S.Soames）作为克里普克主义语义学的继承者与“超越者”，也构造了三组反宽域摹状词理论的论证。（[5,6]）这里不再转述索姆斯的原论证，但有必要指出的是，三组论证可以看作是克里普克第二个反驳的某种延伸，因为三组论证始终突出一个问题：在窄辖域语境中出现的名称不能够被宽辖域摹状词替换。索萨（[7]）与陈波（[11]）对索姆斯的三组论证都予以了回应。索萨的回应看上去偏向于技术层面，即指出索姆斯在使用宽域摹状词替换名称的时候，符号刻画的不恰当引出了不必要的问题，而其实质仍然是强调窄辖域语境中的摹状词可以做宽辖域解读。陈波对索姆斯的回应则强调要给予名称与摹状词等同的语义地位，尤其是应始终坚持相同的辖域解读。可以看出，不管是索萨还是陈波，他们对索姆斯的批判都延续了对克里普克的批判策略。

4 对索萨与陈波辩护工作的几点异议

索萨与陈波从技术到哲学，给予了克里普克坚决的回击，但是，他们对克里普克的反驳论证仍然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不得不承认的是：克里普克试图在非模态语境中将严格性解释为对真值条件的一种直观，这一点并不成功。就如索萨与陈波索指出的那样，克里普克的非模态语境并未真正地摆脱模态因素。问题的根源在于，克里普克正是通过模态论证表明了名称具有严格性特征，如果试图通过非模态语境去揭示严格性的根源，那么陷入某种困境并不令人感到惊奇。然而，克里普克的第二个策略是极具威胁性的——在窄辖域语境中，名称与相关摹状词具有明显的语义或模态差别。

针对克里普克的第二个论证，索萨首先指出，如果接受名称是伪装的摹状词，那么用相关摹状词替换窄辖域语境中的名称，就不应得出在窄辖域语境中名称与摹状词的语义差别；并且，克里普克不应拒绝名称是伪装的摹状词这个前提，因为克里普克试图通过模态论证来区分名称与摹状词，如果预设了名称不可还原为摹状词这个前提，那么，模态论证就没有必要了。其次，仅考察窄辖域语境中名称与摹状词的差别还不足以区分这二者，还应考察在宽辖域语境中名称与摹状词是否有差别，而在宽辖域语境中摹状词也能表现出严格性，所以，在宽辖域语境中名称与摹状词是区分不开的。索萨的两步反驳注重于论证的逻辑性，首先，他强调不能预设名称与摹状词的语义差异，否则模态论证具有乞题嫌疑；而若承认名称与摹状词的语义等同性，在窄辖域语境中名称就可以被摹状词取代。其次，他强调即便窄辖域语境中名称与摹状词存在语义差异，宽辖域语境中摹状词仍然与名称存在语义等同性。

但索萨仍然应当考虑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即使承认名称与摹状词语义的等同性，直觉上还是不能否认：在窄辖域语境中名称与摹状词是有差别的。索萨可以补充说，如果在窄辖域语境中对该摹状词做宽域解读，就可以消除这种差别。但是，对替换名称的摹状词做宽域解读，其实质就是取消窄辖域语境，那么，也就没必要用宽域摹状词去取代出现于窄辖域语境中的名称。可以通过(15)、(16)来说明这一点（均为窄辖域语境）。(16)是通过使用摹状词“古代最后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替代(15)中的名称“亚里士多德”而得到，这一替换的合法性就来自于假设了名称与相应摹状词的语义等同性。按照索萨的思路，可对(16)中的“古代最后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做宽域解读，但这实际上就取消了(16)的窄辖域语境，因为(16)本来的符号刻画是(16′)，可一旦做宽辖域解读，就应该是(16′′)，也就相当于消除了(16)的窄辖域特征。

第二，索萨认为名称与摹状词在窄辖域语境中即使有语义上的差别也不足以区分二者，这一论点是不充分的——毕竟二者在窄辖域语境中存在差别，为什么不能由此区分二者呢？索萨补充的理由就是：至少宽辖域语境中摹状词可以取代名称，即宽辖域摹状词可作为名称的语义等价物。但问题在于：窄辖域语境并非不必要，其对于宽域摹状词理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窄辖域语境是必要的，那么，名称与摹状词在窄辖域语境中的语义差异就是将它们区分开来的重要依据。当然，索萨可以像达米特、陈波一样承认名称也存在宽窄辖域之分，这样，不管是宽辖域语境还是窄辖域语境，摹状词都可以替代名称。关于这一点的讨论，可见下述对陈波辩护工作的分析。

陈波的最终目标是论证名称与摹状词并无真正的语义差异，这是对克里普克的最彻底回击。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陈波有两个重要的论证策略，一是论证名称存在宽、窄辖域之分；二是论证摹状词可以实现对现实对象的固定指称。这两个策略之间是互相支撑的：如果名称不存在宽、窄辖域之分，而摹状词存在宽、窄辖域之分，这本身就构成了摹状词与名称的语义差别；并且前文已经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将名称还原为宽域摹状词的理由并不充分。而若摹状词不能够实现对某个现实个体的固定指称，那么也就不能表现出严格性；但另一方面，虽然陈波不承认名称本身先天就是严格指示词，但并未否认名称可实现对现实个体的固定指称并表现出严格性。

首先来考察陈波的第一个策略。关于陈波（包括达米特）为何要承认名称存在宽、窄辖域之分，其理由在前文中已经有所论及：窄辖域语境不承诺指示词的现实承担者，而宽辖域语境则相反。但这个理由并不是那么充分。如果陈波关于严格性的解读是正确的，即对现实世界中某个个体的固定指称，那么，人们关于名称在窄辖域语境中与摹状词的语义差别的这种直觉并不容易被消解，例如，当李四说“特朗普未成功当选美国第45 任总统这一点是可能的”时候，难道李四的谈论不是关于现实中的那个特朗普吗？反之，宽辖域语境中的名称一定承诺了现实对象的存在吗？当李四说“哈姆雷特可能是一位侦探”的时候，或许李四根本不清楚他究竟是历史人物还是文学形象，但李四就是想谈论这个人物，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东西。所以，如果以名称的对象是否实际存在为由论证名称存在宽、窄辖域之分，那么，这个理由似乎还不够充分。

再看陈波的第二个策略。虽然表面看上去在陈波的论证中默认：对摹状词做宽域解读可以获得严格性特征，而实际上，摹状词对现实个体的固定指称是能够将其做宽域解读并获得严格性的内在依据。依据陈波，实现摹状词对现实个体固定指称的具体做法是给该摹状词加上一个限定：“在@中”，从而实现摹状词的严格化。这里的“@”仅指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现实世界，而不是索引性的。（[10]）陈波认为，有关“@”的理解可以在克里普克那里得到依据：

诚如克里普克所言，只有我们面前的这一个世界，即现实世界，其他的“可能世界”不过是某种比喻说法，相当于现实世界的各种可能状况，各种可设想的情形，各种反事实情形，最好把它们叫做“现实世界的可能状况”。于是，在克里普克那里，在众多的“可能世界”中，现实世界（包括现实个体）具有特殊的地位。我赞同克里普克上述看法，只允许“@”指称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而“@中的那个F”则指称在@中唯一满足摹状词F的那个个体，并且它也将在所有可能世界固定地指称那个个体。（[11]）

根据陈波上述的阐述，“@”这个指示词能够仅指我们居住的这个现实世界，是因为克里普克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可能世界框架，在其中现实世界有特殊的地位。可以说，这就是从形上学向语言哲学的过渡，但这恰是陈波批评克里普克的一个要点：“从一个对象不可能不与自身同一”这个形上学论断过渡到一个语言哲学命题“一个名称是一个对象的严格指示词”，这是不合法的。（[10]）陈波甚至进一步指出克里普克混淆了形上学与语义学。既如此，从克里普克提供给我们的可能世界框架，得出“@”为现实世界的固定指称词，是否也有混淆形上学与语义学的嫌疑呢？而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所谓现实世界的优先性或者特殊性究竟是克里普克基于本体论的考虑还是基于认识论的考虑呢？我认为只是一种基于认识上的考虑，在本体论上，现实世界相对于其他可能世界并没有什么优先性、特殊性，这可详见我们的另一篇文章。（[12]）如果我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陈波通过给摹状词加“@”使其严格化，在克里普克那里就不存在形上学的依据。

5 宽域摹状词理论的哲学困境

宽域摹状词理论是为了应对克里普克的模态论证、维护名称的描述理论而诞生，描述主义者与反描述主义者围绕作为严格指示词的名称是否可以还原为宽域摹状词展开激烈争论，然而，双方似乎都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宽域摹状词理论是否还衷于描述理论的语义精神？

5.1 本体论的中立性

描述主义的核心语义精神由弗雷格与罗素确立，弗雷格对于描述主义的重要贡献可分为两条：一是证明名称是有涵义的，且涵义带来了认知价值；二是确立了“涵义决定指称”5学界关于“指称”有两种用法，一种是将其理解为所指对象，一种是将其理解为名称与所指对象之间指谓与被指谓的关系。不做特殊说明的前提下，本文将采用第一种理解。的原则。首先可以明确的是，涵义不能够脱离认知价值而存在，因为正是通过认知价值的差异，弗雷格引出了名称的涵义。那么，涵义是不是能够脱离指称而存在呢？弗雷格就此说道：

在一个完整的符号整体中，相应于每个表达应该有一种确定的涵义。但是日常语言常常满足不了这种要求。如果同一个语词在相同的语境中总是有相同的涵义，这必然令人满意。也许可以承认，一个按照语法正确建立的代表专名的表达始终有一种涵义。但是以此并未说明是否相应于这个涵义也有一个意谓。（[14]，第97 页）

弗雷格的这段论述表明，日常语言不能满足如下特征：每个表达都有一种确定的指称。这一点并不与“涵义决定指称”原则相冲突：后者说的是，什么东西要成为一个名称的指称，必须满足该名称的涵义；而前者说的是，没有什么东西满足该名称的涵义。

罗素主张名称是缩略或伪装的摹状词，换句话说，名称与相关摹状词意义相同。但是，摹状词在罗素这里是“不完全符号”：“是一些绝对没有任何单独意义、而仅仅在一种语境关系中取得意义的东西”。（[16]，第307 页）具体可看罗素如下的例释：

当我说“《威弗利》的作者存在”时，我意指：有一个实体c，使得当x是c时，“x写《威弗利》”是真的，而当x不是c时，这句话就是假的。作为一个成分的“《威弗利》作者”在此完全消失不见了。因而当我说“《威弗利》的作者存在”时，关于《威弗利》的作者我没有说任何东西。（[16]，第303 页）

上述引文表明，摹状词在罗素这里不是真正的指称词项，若其不被置入语境之中则不会获得语义值。罗素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哲学的讨论从沉重的本体论负担中解放出来，他的这一做法得到了蒯因的支持：“当一个关于存在或不存在的陈述被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加以分析，它便不再含有任何即使要给那些其存在很成问题而被说成存在的东西命名的表达式，所以我们再不能认为这个陈述的有意义性必须预设这样一个东西的存在”。（[15]，第8 页）

从弗雷格、罗素到蒯因，名称的描述理论逐渐地表现出了一个重要的特征，即本体论的中立性。6弗雷格没有明显的本体论中立的主张，他反而主张在理想或者完美的语言中，每一个名字都有涵义和指称。但对于弗雷格，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涵义决定指称”原则。陈波就该原则评价道：“语言的功用不是将外在事实投射到思想中，反而是把思想扩展到外部世界。这当然是有严重问题的”。（[8]，第46 页）然而，宽域摹状词理论反其道而行之：承诺了指示词的实际指称。宽域摹状词理论的支持者可能会有两个回应：第一，经典描述论不存在真正的本体论中立，因为罗素对初现与再现的划分，就表明摹状词有些时候（宽辖域理解）也会有本体论承诺。第二，弗雷格和罗素没有明确的模态语境概念，因此，即使经典描述论有本体论中立的主张，它在模态语境中也可能不成立。

让我们从第二个回应谈起。罗素与弗雷格确实没有明确的模态语境概念，但是，他们对信念语境或晦暗语境等这种广义的模态语境问题却有不少讨论。弗雷格主张“一个语词的间接意谓是它的通常涵义”（[14]，第98 页），而这样的主张就会导致如下后果：“当‘A’与‘B’是两个通常指涉着相同事物，但却有着不同意义的确定描述词时，‘小毛知道A就是金庸’与‘小毛知道B就是金庸’不仅不会有相同的意义，甚至可能会有不同的真假值，而这是因为其中的‘A’与‘B’在这两个脉络中并不指涉相同事物的缘故”（[17]，第24-25 页）。显然，弗雷格对摹状词的通常意谓与间接意谓的区分可对应于摹状词的初现与再现之分。“一个语词的间接意谓是它的通常涵义”意味着，在间接语境中要对摹状词采用窄辖域解读（否则的话间接意谓应等同于通常意谓）。与弗雷格类似，罗素对相关哲学难题的解决多数依赖于对摹状词的窄辖域理解，而这些难题中不少都是与认知或信念相关的广义模态问题，如弗雷格疑难、同一替换疑难等。（[17]，第31-35 页）按照达米特、陈波的说法，摹状词的窄辖域理解不承诺实际的指示对象，因此，弗雷格与罗素的名称描述理论在模态语境中是保持本体中立的。这里仍然可能存在的问题是：按照后克里普克的划分标准，弗雷格与罗素所谈及的模态语境最多属于认知（epistemic）模态语境，而宽域摹状词理论特别强调的是形上模态语境，尤其是在克里普克意义上的形上模态。然而，名称描述论的支持者们往往又不会接受克里普克对先验性与必然性，或者说对认知模态与形上模态的划分，即不承认所谓的形上模态，如蒯因7蒯因既拒斥认识论的必然性（彻底的经验论者），也拒斥形上学的必然性（反本质主义者），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不接受先验性或分析性与必然性之间的等价或同外延关系，如在他看来，“必然性就是描述或指示事物的方式”。、达米特（[1]，第115-126 页）以及陈波（[9]）等。

更为根本的是：摹状词的本体论中立性与究竟对它做宽辖域理解还是窄辖域理解是无关的（既然窄辖域理解的摹状词无本体论承诺，这里不需再做进一步的讨论）。罗素曾说道：“在摹状词具有一种初现的任何陈述中都蕴涵所描述的客体存在。如果我说‘当今的法国国王是秃头’，这句话便蕴涵当今法国国王存在。如果我说‘当今法国国王有一头好头发’，这句话也蕴涵当今法国国王存在。”（[16]，第304 页）罗素指出摹状词“当今的法国国王”在语句“当今的法国国王是秃头”中属于初现，但这不意味着“当今的法国国王”有本体论承诺。如果说有，恰恰违背了罗素摹状词理论的初衷，因为，类似于语句“当今的法国国王是秃头”（摹状词在其中属初现）带来的“非存在物指称疑难”正是罗素摹状词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有些令人迷惑的是：罗素强调初现摹状词蕴含对象的存在。但是罗素也给出了解释：“如果你不知道一个包含摹状词的命题是怎样被否定的，你就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今法国国王是秃头或者不是秃头都不是真的，因为要是你列举出所有是秃头的事物，你不会从中找到他，而要是你列举出所有不是秃头的事物，你也不会找到他。”（[16]，第304 页）所以，初现摹状词“蕴含”对象的存在，不等于“承诺”对象的存在。用蒯因的话来说，“存在即是成为约束变元的值”，但罗素的分析告诉我们，个体域中未必存在满足含有相关摹状词的命题（从一阶逻辑角度看，是相应的量化表达式）的对象。也就是说，摹状词（即便是初现）没有本体论承诺。所谓“蕴含对象存在”不过是摹状词本身的涵义。8这里进一步地涉及到语用与语义层面的区分，预设个体域中存在满足相关量化式的个体，这是一种语义预设，但语义预设本身属于语用层面。语句本身的涵义属于语义层面（根据描述主义，涵义即是意义）。

5.2 存在作为二阶谓词

宽域摹状词理论违背描述主义本体论中立的语义精神，也带来了一个后果，即违背了弗雷格、罗素所确立的“存在”不能作为一阶谓词（个体谓词）的语义原则。正如陈波所指出：罗素认为“把‘存在’用于摹状词是有意义的，因为摹状词最终可化归为某种形式的命题函项；但把‘存在’运用于专名则是无意义的，因为a作为一个名字，它必指某个东西，不指任何东西的不是一个名字”。（[8]，第40 页）依据宽域摹状词理论，摹状词与名称的语义作用相同，因而都是有指称的（至少在模态语境中），这样一来，若将“存在”运用于摹状词，则意味着将其直接运用于个体。

其实，克里普克也指出了宽域摹状词理论的上述问题，他认为，根据弗雷格-罗素，“摩西”可被分析为“那个唯一带领犹太人出走埃及的人”，进一步地：

(18) 摩西未存在过是可能的。

以宽辖域的方式就可以解读为：

(19) 存在一个人，实际上是唯一的带领犹太人出走埃及的那个人，并且那个人在某种情况下未存在过是可能的。

克里普克认为，如果“存在”不能作为个体谓词，那么人们不能够合理地说出这句话：“存在某人，我将其识别为那个唯一的带领犹太人出走埃及的人，并且他本可能不存在”，因为“他本可能不存在”这句话本身是没意义的。（[17]，第35 页）显然，克里普克判定“他本可能不存在”这句话没有意义的原因就在于它违背了弗雷格、罗素“存在”不能作为个体谓词的原则。所以，在克里普克看来，宽域摹状词理论与“存在”不可作为个体谓词的原则是冲突的。

与描述主义者针锋相对，克里普克进而指出“存在”可以作为一阶谓词。（[3]，第37-38 页）他认为根据弗雷格-罗素的量化机制可以给出“x存在”一种自然的解读：

但这样一来，就要承认下述公式为一阶逻辑定理：

克里普克继而指出，(21)是必然真理，因为他赞同罗素的观点，即不能够说“某物（something）”不存在，不存在两类事物：存在者和非存在者。他也补充道，(21)作为必然真理，可以写为：

而不是：

依据上述克里普克将“存在”作为一阶谓词的分析可知：“存在”被理解为“事物的自我同一”或“与某物同一”。

虽然克里普克论证“存在”可以作为一阶谓词，但是，这反而启发描述主义者：“存在”作为一阶谓词与描述主义真的冲突吗？因为克里普克已经指出，将“存在”理解为“事物的自我同一”或“与某物同一”本就是根据弗雷格-罗素的量化理论得来的。

针对将“存在”作为一阶谓词，传统的困境就是：“肯定专名指称的对象存在显得重复啰嗦，而否定它指称对象的存在则导致逻辑矛盾”。（[8]，第40 页）像克里普克那样将“存在”理解为“事物的自我同一”或“与某物同一”，其实就是将“存在”理解为对同一律9鉴于篇福、主题相关度的考虑，我们不再进一步探讨必然同一与偶然同一的问题（克里普克赞同必然同一，而有些描述主义者赞同偶然同一）；也因此，若“事物的自我同一”或“与某物同一”之间有差别，也不再过多考虑，主要从“事物的自我同一”角度进行思考。的刻画。这样，即使没有彻底避免同语反复的啰嗦，毕竟也没有产生实质性的理论负载或缺陷。但问题是：如果说“a不存在”，该作如何理解呢？如果理解为没有事物与a同一，显然不正确，因为至少a与a同一。所以，如果将“存在”理解为“事物的自我同一”，并将其作为一阶谓词，仍然不能彻底的摆脱传统困境。

宽域摹状词理论的支持者可能还会注意到，当克里普克说“他本可能不存在”时，他使用的是“跨界（跨可能世界）”谓词：可能（不）存在。或者说，存在作为一种“跨界”谓词是可以直接应用于个体的。弗雷格、罗素所指的是不含模态要素的素谓词，因此，克里普克的攻击对象是“稻草人”。诉诸于“存在”的“跨界”谓词解释，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但该策略仍然不能摆脱一个问题：如果克里普克是在“跨界”的意义上使用“存在”，那也应是在形上模态的意义上来使用的，但如前文所指出，宽域摹状词理论的支持者们不接受克里普克的形上模态。（既然不承认克里普克的形上模态，也就不应该试图用宽域摹状词去刻画克里普克的严格性，而是应该直接反对这种严格性的存在。）

上述分析表明：宽域摹状词理论放弃了经典描述论的语义宗旨，并违背了经典描述论的重要语义原则，因此，该理论在哲学道路上已经严重偏离经典描述理论。对严格性语义特征的追求表明：宽域摹状词理论已经不是真正的描述主义语义学，而是向反描述主义的一种妥协。宽域摹状词理论的支持者很大程度上不愿接受这样一个论断，因为他们的初衷是维护经典描述论，或许他们可以论证说：毕竟宽域摹状词理论承认表达式或指示词是有涵义的，这一点明显是对描述主义的继承。但这一理由并不充分，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克里普克或许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描述主义者，因为即使他论证一般的名称是严格指示词，但他也从未直接否认名称是有涵义的，相反，涵义或摹状词作为一种固定指称方式被他所承认（更多讨论请参见[13]）。但不管怎样，绝大多数描述主义者都不会接受克里普克是一个描述主义者。再者，宽域摹状词理论对严格性的追求，致使弗雷格“涵义决定指称”原则被破坏，因为严格性来源于指称，而非涵义，这一点在陈波那里可以得到力证，因为他认为指示词的严格性就在于对现实个体的固定性指称。

当然，如果说宽域摹状词理论是对经典描述论以及克里普克主义语义学的借鉴，从而诞生的一种新型语义学，那么，这是值得赞赏的。但要注意的是，这样的一种语义学并没有严格遵循经典描述论的语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