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同生

《我的叔叔于勒》作为选入初中语文课本的经典小说，赏析文章汗牛充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常读常新”，找到新的阅读方法，开辟新的阅读路径，形成新的阅读体验，理应成为教学的头等大事。如果罔顾其经典特征，只带着学生在“环境、情节、人物”的陈述性知识中低效循环，那么学生的文学鉴赏力是无法提升的。

家境——安全感来自于于勒境况

1.生活拮据——缺乏安全感

从于勒哥嫂家的经济状况来说，一方面于勒不仅花光了自己应得的部分，还占用了哥哥嫂嫂的一部分钱财。这是他被驱逐出家庭的重要原因。哥嫂家是“拮据”的，不敢参与别人的请客应酬;女儿的衣着得买廉价布料自己加工;丈夫每天要工作到很晚才回家。所以一家人每到周末都到海边，盼望来信说发了财的于勒回家，渴望一笔意外之财改善家庭条件。从二女儿的婚事来说，那个年代26岁已经是大龄女青年，还有个28岁的女儿婚事没有着落，这在哪个家庭都是让父母头痛的事，关键点在于金钱支配了人们的生活，门当户对也罢，基本生活也罢，幸福婚姻也罢，还得靠一定的经济来源。从这两点来看于勒哥嫂家是缺少安全感的，所以他们需要钱，需要发财，是无可厚非的。

2.于勒来信——保证安全感

于勒有两封来信。第一封信，说他赚了点钱，并且希望能够赔偿“我”父亲的损失。而且有一位船长又告诉我们说于勒已经租了一所大店铺，做着一桩很大的买卖。第二封信成了我们家的“福音书”。有机会就拿出来念，见人就拿出来给他看。因为第二封信里于勒明确表示身体也好，买卖也好，准备去做长期旅行。发了财就回勒阿弗尔“一起快活的过日子”，他的来信是发财的昭告，是我们家通往美好生活的通行证，极大地保证了我们的安全感。一方面第二份福音书是于勒道德的标杆，从“流氓，无赖，恐怖”，转变成了“正直的，有良心的，好心的，有办法的人”，另一方面第二份福音书也直接促成了“我”二姐的婚事，因為有这份发财的证明，那个公务员不再迟疑而下决心求婚，也促成了我们家能够找到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去国外哲尔赛岛旅行。毫无疑问于勒的来信保证了我们的安全感。不管是日常的生活开销还是奢侈的购置别墅，“我”家支配财富的方式变得多样了，而且在人际交往方面我们也有了炫耀的资本，总之日常生活的那种安全感似乎围绕在我们全家人身边。

3.海边守望——构筑安全感

因为有了于勒的来信，全家人的安全感有了保障，有的方面终于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可是父母还要想办法抓紧构筑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来得越快越好，越厚实越好，于是有了这样的一幕：

每星期日，我们都要衣冠整齐地到海边栈桥上去散步。那时候只要一看见从远方回来的大海船开进港口来，父亲总要说他那句永不变更的话：

唉，如果于勒竟在这只船上，那会叫人多么惊喜呀！

父亲带领全家在构筑安全感，衣冠整齐，说明一家人对于迎接发财于勒的回归是极其庄重的，是颇具仪式感的。“只要……总要”表明了父亲对富翁弟弟的望穿秋水、望眼欲穿，每一艘回来的大海船都承载着全家人的梦想。“永不变更”强调了于勒的出现就是惊喜，这个有办法的弟弟回来后，日子就彻底踏实了，生活就彻底安稳了，所以说海边的守望，是父亲带着全家人在构筑安全感，尽管它是那样的虚无缥缈滑稽可笑。正如有研究者认为：“他们在现实中虽然贫苦、辛酸、劳碌、卑微，但心中却渴望有一天能够改变这一现实，过上幸福的生活”。[1]

婚事——安全感来自于书信魅力

小说写到：我大姐那时28岁，二姐26岁。老找不着对象，这是全家都十分发愁的事。

一方面，在莫泊桑所处的时代，法国资产阶级日益往外扩张，婚姻更加讲究门当户对。她们“老找不着对象”，说明她们“老在找”，但“老找不到”。家里父母包括她们自己都在为自己的婚姻努力，但没有下文。原因很简单：家中贫困。没钱，你连嫁都嫁不出去，何况都是大龄女青年，这是很现实而又无奈的境况。

好在于勒的书信带来了转机，二姐的婚事有了着落。对于勒叔叔的来信，“我”的家人“见人就拿来给他看”，见人就炫耀，见人就广而告之，因而那个“诚实可靠、没有什么钱”的公务员下决心求婚。二姐的婚事，其“破冰利器”还在于勒叔叔的福音书，二姐结束单身的转机，关键还是在于书信的魅力。

读完小说读者都能感受到，没钱的婚姻是虚假的，是没有灵魂的，只剩下空壳。因为没钱，岳丈、岳母在女婿面前发脾气、骂人、失态的资格都没有。简言之，没有钱，婚姻就没有保障，没有安全感，还随时充满危机，这是莫泊桑给予克拉丽丝夫妇一点心酸的同情。

相遇——安全感幻灭于于勒窘态

小说最高潮的地方，是写在船上一家人的相遇。在故事的发展和高潮中，克拉丽丝充分借鉴了中国传统故事司马光砸缸的做法：远离危险，寻找安全。

1.问询船长——社会交往的缩影

当母亲回来也证实了卖牡蛎的老人就是叔叔于勒、但夫妻俩还是不死心时，母亲让父亲去跟船长打听。父亲赶紧走去，跟船长东拉西扯问询情况，旁敲侧击，终于得到证实：这个卖牡蛎的老人就是自己的亲弟弟于勒。父亲和船长的交往又何尝不是当时人际社会交往的一面镜子呢，你贫困不堪，那当然是直不起腰杆，当然是低声下气的，当然是惹人“不耐烦的”。换言之，因为贫困，我们一家在人际交往上缺乏安全感。这似乎也和小说选文开头的“不敢答应别人请客，怕回请”相照应。

2.称呼评价——十分遥远的“那人”

当于勒贫困时，连他的道德上都有污点，变成了“流氓、无赖”。在亲人的称呼上，可以从心理距离看出瞬间亲情的消逝。因为要想办法远离于勒，不能让他认出来，要想办法让全家人撤离到“安全区”，因此在人称上，母亲说于勒是“那人”，“那”是远指，已彻底地拉开了空间距离，也彻底拉大了心理距离。一个“那”字，把对人物的厌恶感、隔阂感、距离感一下子和盘托出。母亲当时最急迫的任务也是想方设法“注意别叫那人挨近我们”，一定要保持距离感，一定要想办法脱离这种“危险距离”。孙绍振先生认为：“这两个人物势利到在未来的女婿面前，连起码的虚伪，莫泊桑都没有赋予他们。”[2]

3.谁去买单——从未谋面的侄子

母亲的安排是：“把孩子们领开”“咱们到那头去”“找若瑟夫把他们找回来”“现在把钱交给若瑟夫，叫他去把牡蛎钱付清”。丈夫或自己去付钱，很容易被于勒认出来。不管风雨如何改变他们的容颜，不管生活给了他们多少磨难，卖牡蛎的于勒很快就能认出哥嫂。因此，夫妻俩随便一个去付钱都是不合时宜的，都是不安全的。这不符合当时必须远离危险、获取安全的克拉丽丝心理法则。大女儿去付钱，也许能彼此认出来。相隔十二年之久，也就是说于勒从家里出走时，大侄女已经16岁，已经是懂事的年龄，对于勒叔叔的样貌应该是有记忆的。于勒对于大侄女的样貌也应该是有所记忆的，因此说派大女儿去付牡蛎钱，也是不安全的。至于当时于勒为什么没有马上认出哥嫂和大侄女，主要是因为他正忙于手中的活，他要卖牡蛎，撬牡蛎，收钱，另一方面人也不少，都“挤”在他身边。再者他也绝没有想到亲人会到这艘船上来。素未谋面的侄子去付钱，绝对安全。因此，克拉丽丝把这样的责任交给了“我”。“我”把牡蛎钱給到“我”的亲叔叔，他满脸皱纹，衣衫褴褛，在这极短时间内，“我”在母亲设置好的安全距离之中，在内心深处呼唤着眼前的亲人，“我”的亲叔叔于勒。

4.拉开距离——砸缸效应的重现

在克拉丽丝眼中，既然无法让于勒远离自己一家人，就得让自己一家人远离他，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安全感。就如同司马光砸缸，既然无法让人离开缸里的水，就得想办法让缸里的水离开人。因此她立刻布置，要儿子把女儿、女婿叫过来，避开于勒视线，同时夫妻俩到大船的另一头去，再叫儿子去买单。这样就保证了一家人暂时能到达“安全区”，离开“危险区”。

5.暗使眼色——无钱婚姻的脆弱

小说有两处写到：最要担心的是别叫咱们女婿起疑心。她没再往下说，因为父亲指着女婿对她使了个眼色。这里充满辛酸，也充满讽刺。因为订婚之前，双方似乎都没有说真话，似乎都隐藏了某些真相。二女婿说不定并非真心实意的爱上对方，一方面是福音书的力量大于二姐本身的魅力;另一方面，二姐是大龄女青年，嫁出去就了却家长一番心事。最重要的是：“我”家是贫困的，对方也“没什么钱”，贫困的婚约总是叫人提心吊胆的。再者如果二女婿真知道了真相，他会不会毁约？这场婚姻的把握还有多大胜算？克拉丽丝主要从“安全感”来拉开人物距离，真是心酸而又无奈。

6.完全失态——安全感觉的消失

当得知于勒就是卖牡蛎的老人时，克拉丽丝终于失态，说“我就知道这个贼是没出息的，早晚又回来吃咱们”;当“我”把十个铜板的小费给了叔叔于勒时，她骂“我”疯了！不难理解，克拉丽丝所追求的发财梦、金钱梦，其实是一种表象，她所追求的其实是一种从生活到心理、从个人到家庭、从自己到子女必须拥有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的实现最重要的是必须拥有金钱财富。当金钱梦破灭后，那种既渴望又担忧的“安全感”也就荡然无存了，生活的难堪和命运的玩笑让她彻底失态。有研究者认为：“最普通的人也有向往的大梦想，面对梦想的破灭，不分阶级，不分地域，任何人都会陷入深深的恐慌。”[3]

躲避——安全感动荡于社会病态

小说结尾写道：我们回来的时候改乘圣玛洛船，以免再遇见他。

1.为何六亲不认——不安全感急剧增加

对于克拉丽丝的六亲不认，有读者认为是出自她的自私冷酷，这有一定道理的，但似乎不完全是，可能还在于于勒的现状让一家人的不安全感急剧增强。

生活重回原形。于勒如此落魄不堪，直接宣判了全家人发财梦的彻底破灭。因此全家人的生活必须重新被打回原形：依然对拮据生活感到非常痛苦，依然样样都要节省，依然不敢答应别人的请客，依然常常要买减价的日用品拍卖的底货，如此等等。

好日子变泡影。原本接到福音书之后，全家人生活似乎有了财神的庇护，有了无数的念想和期待，有了无数周日在海边的苦苦守候，有了无数赞美于勒的词句。现在发财梦彻底破灭，一切像肥皂泡那样幻灭。这似乎告诉全家人，他们期待的安全感从来没有过，也似乎永远不会出现。

婚事成了心事。从头至尾二女儿的婚事似乎像纸片一样不堪一击。二女婿下定决心求婚，是因为看了福音书。以为找到了潜力股，攀上了金枝玉叶，以后能过上好日子。刚开始就发现于勒就在船上卖牡蛎时，夫妻俩不敢怎么发作，因为怕女婿起疑心，这些地方的描述可以看出来父母俩对二女儿的婚姻不放心，这样的婚姻安全感何在？而这样的蒙蔽总有一天会被二女婿揭穿的。

于勒是否回来。叔叔于勒在内心深处其实是渴望亲情的，否则他的信不会洋溢那样的温情，他不会提出“还债”“一起快活的过日子”。而且他也透露给别人，他在勒阿弗尔是有亲戚的，只是因为他欠了钱才不愿意回到他们身边。暂时不愿回来并非意味着他永远不会回来。这又是另外一层不安全感，另外一份沉重的恐怖感。还有其他的家庭顾虑，比如大女儿的婚事现在遥遥无期。年龄一天天增长，日子一天天贫困，老找不着对象将成为一种常态。而且几乎是不可能有什么改观的。儿子一天天长大，他要上学、要开销。夫妻俩渐渐衰老，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克拉丽丝一家那种不安全感，让他们只能选择远远躲避于勒。从这一层面来说，他们其实也是可怜的人。正如王富仁教授说的：“我们对他们的经济处境和在这种经济处境中所形成的生活习俗、思维习惯，没有理由采取嘲笑的态度，没有理由把他们身上的弱点仅仅视为他们道德上的弱点。”[4]

2.船的象征意义——命运之船停靠何处

莫泊桑所处的正是法国社会资本扩张的时代，这样的社会大背景，注定了法国社会底层百姓生活的艰难，他们个人的命运和家庭命运，就像克拉丽丝一家人旅游后期的心情那样：“平静得好似绿色大理石桌面”的生活极可能随时就会出现“一片紫色的阴影”，这恰恰是个人难以预料和无法把握的现实。任何一个政权或国家，当其处于资本扩张时期，当社会财富积累在少数财阀和个人手中，社会贫富悬殊加大时，作为个人的底层百姓，他们的生活是极不安全的，他们的心里一定也是没有安全感可言的，这恐怕也是克拉丽丝一家缺乏安全感的深层的社会原因，正因为如此，小说的批判意义，才超越了一般的“金钱观”之下的道德审视。

所以从安全感的视角来欣赏《我的叔叔于勒》，可能是准确理解、全面把握文本的另一把钥匙。安全感，可以更好地串起个人和社会，连通个人的心理隐秘和社会问题，使读者更趋向小说的价值批判和小说中人物的心灵解码。

参考文献：

[1]陈治勇，郑慧玲.冷峻的笔墨 悲悯的情怀[J].语文教学通讯（初中刊），2016（10）.

[2][4]钱理群，孙绍振，王富仁.解读语文[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419、409.

[3]陈敬学，黄爱芳.细读《我的叔叔于勒》中的“小”与“大”[J].中学语文教学，201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