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阳 李燕

摘要：[目的/意义]本文旨在梳理全球绿色发展研究40年的历史脉络，构建区域绿色发展的理论路径，提出区域绿色发展的基本规律。[方法/过程]本文利用Citespace计量工具对国内4个历史时期的绿色发展高被引研究进行了系统的回溯，总结了同时期国外绿色发展的典型研究，并详细比较了国内外绿色发展研究共性与差异性特征。[结果/结论]绿色发展以内涵式经济发展为初衷，通过科技创新率先驱动产业发展，并进一步带动经济发展，最终依靠可持续发展理念，使经济发展转化为绿色经济发展形态，涉及价值文化、治理体系和技术手段等3种向绿色创新不断迈进、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

关键词：绿色发展    研究回溯    理论路径    基本规律

分类号：X196

1  引言

20世纪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由周立三[1]院士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小组先后发表了《生存与发展》《开源与节流》两份重量级国情研究报告，系统阐释了人口、资源、环境、粮食与生存、发展之间的基本矛盾和未来趋势，分析了以牺牲生态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的现实，呼吁关注生态承载力与经济发展规模的鸿沟，并提出了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的具体设想，得到了党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随后，党中央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不断探索，逐步勾画出我国高质量、公平效率与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随着党的十九大将生态环境保护列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践行习近平同志“两山论”重要思想，揭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找到两者双赢格局的技术路径，成为目前科技管理与战略管理研究领域的重要选题内容。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我国目前正处于新旧动能转化的关键时期，增长速度正由高速向中高速转变，发展方式正由规模粗放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变，产业结构正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动力机制正由要素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治理模式正由政府主导向政府服务转变，这些转变为环境保护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从环保现状上看，资源禀赋程度的快速下降唤醒了人们的生态环保意识，社会生产生活空间受到消耗型产业的挤压后产生倒逼机制，人们开始去寻找可以反复使用且无须追加其他成本的生产资料（即技术创新），而政府也开始着手解决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与消耗型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矛盾，习近平同志更是将绿色发展视为“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因此，系统回溯国内外绿色发展研究脉络，对进一步探索经济社会绿色发展模式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双重指导意义。

2  绿色发展研究现状

綠色发展是“五大发展理念”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核心理念，承载着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及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使命。但是，国内外目前就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作用与耦合机制的研究都极为稀缺，这对区域性绿色发展的规划、推广、测度、评价与管理工作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为了更好地明确绿色发展的缘起、内涵、模式与评价标准，本文以“绿色发展”主题词为检索条件，对近40年（1980—2020年）被引次数大于40次的研究论文进行了检索，最终得到符合检索条件的论文214篇。

从刊文趋势特征上来看，在党的十八大前，绿色发展高被引研究呈现低频次均衡的发展态势;而在十八大后，绿色发展高被引研究则呈现幅度较大的波动，这得益于“绿色发展”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如图1所示。从绿色发展高被引研究国字头基金资助强度上来看，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断档期，2000—2010年开始出现了少量的资助，而2010—2020年的资金资助则呈现爆发式的增长，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国家对绿色发展研究的重视程度，具体如图2所示。

本文利用Citespace文献计量软件，分别对绿色发展研究高被引文献的研究热点与高被引作者进行聚类分析，将时间切片（Slice Length）设置为1年，选择对数似然率（LLR）的聚类形式，相关效果参数如表1所示。从聚类效果上来看，网络较为紧密，结构整体显著，结果基本合理。

在研究热点聚类分析过程中，本文将聚类阈值（Threshold）设置为大于3，剔除阈值相近且语义重复的聚类词汇，研究结果显示，可持续发展、绿色金融、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生态文明是绿色发展高被引研究最为集中的5个热点领域。在高被引学者聚类分析过程中，本文将聚类阈值（Threshold）设置为大于10，研究结果显示，胡鞍钢、牛文元、诸大建、刘世锦、潘家华和鄢一龙是绿色发展研究领域被引次数最高的6位学者。绿色发展高被引文献研究热点与高被引学者聚类分析结果，如图3所示。

将绿色发展高被引研究的研究热点与高被引学者研究方向进行匹配，同时，按照每10年一个周期的时间序列，将国内的绿色发展研究分为四个阶段（见图4）：第一阶段，为绿色发展研究的萌芽阶段（1980—1990年），以周立三、王毅为代表的学者引入了生态要素承载力的发展变量;第二阶段，为绿色发展研究的形成阶段（1991—2000年），以牛文元、潘家华为代表的学者构建了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根基;第三阶段，为绿色发展研究的成熟阶段（2001—2010年），以诸大建、刘世锦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的发展方式;第四阶段，为绿色发展研究的发展阶段（2011年至今），以胡鞍钢、鄢一龙为代表的学者设计了生态文明价值理念的形成路径。

2.1  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外绿色发展的典型研究

20世纪80年代，国内外的绿色发展研究的热点聚焦在评估科学领域，主要是通过建立理论模型与评价指标体系来解决过度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城市退化现象，矛头基本指向了资源枯竭和产业衰退两大问题。此时，国内绿色发展理论模型较为经典的研究是马世骏、王如松[2]于1984年发表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至今已被引用了近3，000次，该文讨论了社会、经济和自然的影响因素，建立了三者的复合生态系统模型，并提出了三者耦合性测度方法，为经济地理、人文地理两大学科在绿色发展研究领域开启了一扇窗。而社会影响力最大的绿色发展研究是周立三团队的国情研究，该团队通过对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和粮食生产三大民生领域本底数据的长期调查与积累，建立了社会生态资源承载力的预测模型，成为当时党中央极为认可的我国早期产业绿色转型的经典理论[3]。

与此同时，国外关于绿色发展评价研究最为著名的是1987年阿利森（Alfsen）等[4]出版的报告Natural Resources Accounting and Analysis： The Norwegian Experience 1978-1986，该报告建立了能源、鱼类、土地、矿藏与森林资源的核算标准，并提出了全球首个绿色国民经济发展框架，得到了北欧五国的积极响应，并建立了独立的大气排放权、资源开采权核算体系，成为绿色金融研究的先驱。在绿色发展理论体系探索上，1988年，福利贝格（Friberg）与赫特（Hett）[5]率先提出了“绿色发展”的概念，并指出这是一种在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双重限制下的新兴发展模式，其发展动力来源于产业创新水平。该观点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引发了从创新的视角解决生产要素递减、环境污染过大、人口红利消失等问题的大讨论。随后，罗默（Romer）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弗里曼（Freeman）的区域创新系统理论以及波特（Porter）的创新驱动理论相继建立。

2.2  20世纪90年代的国内外绿色发展的典型研究

1992年，联合国（United Nations）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大会，并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价值理念”，掀起了各国对可持续发展技术路径与治理体系的探索。此时，国内的绿色发展研究取得了重大的理论突破，牛文元[6]于1994年出版的《持续发展导论》成为中国第一部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著作，该书基于经济学原理阐述了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规律，完善了自然、经济、社会的复杂系统，并融入了综合、协调的治理观点，为全球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提供了新方向，受到党中央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的高度关注。在牛文元研究的基础上，潘家华[7]于1997年出版了《持续发展途径的经济学分析》，该书指出了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中资源与环境经济观的缺陷性，提出了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框架，探讨了市场经济与环境发展兼顾的实现路径，其建立的绿色发展的研究方法论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成为过去30年绿色发展研究领域引用率最高的学术专著。

同时期，国外绿色发展纯理论性典型研究极少，更多的是一种政府绿色治理行为的探索。在世界银行（World Bank）、亚太经合组织（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以及联合国环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的推动下，全球经济强国基于“低碳”与“循环”两个价值理念，率先开始了绿色治理体系的建设，衍生出了大量的政策工具與制度法案。例如，美国鼓励本土能源企业向低碳循环方向转型与升级，相继出台了《能源政策方案》与《国家能源综合战略》;德国为了倒逼本土制造业向低碳方向进行技术革新，颁布了极为严格的《控制燃烧污染法》与《控制大气排放法》，同时，为更有效率地对废旧资源进行循环利用，德国还出台了《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以及其对应的《废物管理技术指南》;与美、德聚焦产业绿色治理不同，日本从生活的角度规范了公民对资源循环的行为，相继出台了《家用电器循环利用法》《容器和包装物循环利用法》《汽车循环方案》等多部符合日本国情的节能环保标准体系[8]。

2.3  21世纪初的国内外绿色发展的典型研究

2001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针对中国发布了《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绿色发展，必由之路》，期待中国由传统的“黑色发展”向“绿色发展”转变。中国学者们就绿色转型议题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国内绿色发展单篇引用率最高记录是诸大建。其于2000年[9]发表的《从可持续发展到循环型经济》，系统地介绍了西方主要国家循环型经济和循环型社会建设的主要实践经验，为我国的“科学发展观”的建立提供了思想给养;2006年，诸大建和邱寿丰[10]又将绿色金融与绿色经济的理念引入国内绿色发展研究中，引起了学界对生态效率和循环经济测度方法、指标设计与案例应用等方面的广泛探讨;2008年，诸大建[11]出版了国内较早论述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关系系统的学术著作《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该著作提出了以低碳经济理论为基础的低碳型城市的内涵、建设模型及评价方法，成为党的十七大以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典型理论著作。此外，通过百度学术H指数可发现，刘世锦也是这一时期颇具影响力的学者，其分别于2005年、2006年[12]分别提出了“新型工业化”和“资源节约战略”两个绿色发展的理论范式以及实现的技术路径，这也成为我国产业结构向绿色领域转型与升级的重要理论框架。

21世纪初，国外绿色发展研究聚焦于城市绿色治理与区域绿色评估领域。绿色城市作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形态的具体表征，根植于社会生产、消费结构以及文化价值中。同期，涌现出一批影响政府绿色治理手段与模式的新兴理论。例如，2000年库克（Cooke）[13]的以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为核心的绿色发展理论，2003年蔡夫（Chave）[14]的以技术链与产业链为依托的城市绿色供应链理论，2006年兰德里（Landry）[15]的以宜居、宜业、宜游为特点的绿色城市建设理论，2008年克劳福德（Crawford）[16]的以空间规划和节能环保相结合的低碳型城市发展理论，等等。随着全球绿色治理的不断开展，关于区域性绿色经济增长的核算与评价研究成为区域间经济交流与科技合作的重要基础。其中，经合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率先组织了成员国开展了全球绿色发展通用评价指标研究，构建了一套“自然资本非减化”的测度指标，该指标体系包含自然资源生产率、自然资产基础、生活环境质量、经济政策响应等4个一级指标，14个二级指标和23个测度指标[17]。此外，还有应用广泛的针对发展中与发达国家（区域）不同维度的绿色评价指标体系，引用率较高的有联合国亚太经济理事会（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建立的评价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强度与资源消耗强度耦合程度的双维度31个评价指标，以及美国经济高发达地区（加利福尼亚州）为解决二氧化碳无序排放建立的5维度18个生态效率监测指标[18]等。

2.4  党的十八大后的国内外绿色发展的典型研究

党的十八大后，“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分别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新时期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为我国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奠定了思想基础。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就我国绿色蓝图的勾画展开了积极的讨论，其中胡鞍钢成为这个时期绿色发展议题被引率最高的学者。2014年胡鞍钢和周绍杰[19]基于绿色发展能力（包括识别能力、投入能力和评估能力）和绿色发展战略（包括绿色规划、绿色金融和绿色财政）两个维度构建了绿色发展的“三圈模型”，该模型解释了经济系统、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与多元性。2016年唐啸和胡鞍钢[20]在对党的“十三五”规划解读中展望了中国绿色发展未来的趋势，即自然资本存量与增量保持稳定增长;经济、自然、社会系统趋于协调均衡发展;在摒弃人口、资源和环境制约的要素后，人均财富实现非负增长;绿色经济是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主要形式，创新驱动是突破绿色经济上涨瓶颈的唯一动力源。与胡鞍钢绿色经济观相似的还有牛文元，牛文元[21]指出，绿色经济的本质是以知识资本与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绿色经济增长形态，其既可以形成以技术创新为主的资本收益的内部递增，又可以带动以传统生产力要素为主的资本收益的外部递增，驱动社会经济产生规模效应，进而突破已有的经济增长极限。

2012年，联合国“里约+20”可持续发展峰会将“发展绿色经济”视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方向，其焦点在于如何建立全球绿色金融的服务载体，以为全球民生、环境与产业走上健康、和谐、高质量发展之路奠定基础。绿色金融的新形态、新技术与新模式成为当前国外绿色发展研究追逐的热点，并呈现出三大特征：一是摒弃了从传统的决策科学角度解读或预测绿色金融涉及的技术、产业、政策与战略，从商业应用的角度，构建了以“生态银行”为载体的绿色金融服务模式，产生了不受时空限制的外向型数据驱动模式、受时空限制的内向型需求驱动模式，以及自然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的驱动模式[22];二是从理论构建延伸至实践运用，作为绿色金融的载体，“生态银行”已在西方国家率先建立了研究环境变化对人类健康影响的生物银行、研究生态物种变化与治理的生物种质银行，以及研究生态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的生态金融银行，形成了生态环境样本与动物样本的采集与出售、评估与授信、研究与治理的完整产业链，并保持了较好的盈利水平[23];三是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嵌入“生态银行”的实际业务模块中，保障生态环境修复、补偿、监测和预警工作的有序开展，构建人类、动物植物、微生物在自然资源的合理适配比重，推动绿色金融服务体系的革新与演化[24]。

3  结论与展望

3.1  结论

从文献回溯上看，2000年前，全球绿色发展研究聚焦在绿色价值观的塑造上，营造了一种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文化，形成了“适度利用、克己节制、生态教化、天人相类、天人合一”的生态价值体系，为后续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以及“联合国2035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提出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21世纪初，绿色发展研究由早期的价值文化塑造上升到治理体系建设上，产业开始向“低碳”“循环”领域进行改造、重组、升级与转型，城市开始向“节能”“环保”领域展开规划、布局、建设与管理，绿色治理的方法也呈现“西学东渐”，并最终呈现赢得全球共识的态势。党的十八大后，技术赋能对全球绿色可持续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绿色发展研究开始由政府治理转向技术应用，以打造智慧产业、智慧城市的绿色技术生态环境为核心，初步形成了以绿色为主题的内涵式经济发展模式。因此，区域绿色发展的理论路径可以概括为，以内涵式经济发展模式为初衷，构建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以绿色经济形态为目标的价值文化，通过以科技创新为技术手段的驱动方式，形成依靠产业发展带动经济发展，最终转化为绿色经济的治理体系，以此来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如图5所示。

3.2  展望

价值文化、治理体系与技术手段是区域绿色发展理论路径形成的三个重要维度。从内容上看，价值文化作为社会同质化思维方式，决定了社会经济的生产要素与生产方式，而价值文化的转变速度也间接促进了社会生产要素与生产方式进行重组的意愿[25]。这种重组意愿越强，面向产业创新的技术手段就丰富，从而使原有产业的生产、技术和销售生态系统得到实质性的改进与提升，这也成为区域经济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26]。同时，如果要保障区域经济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那么需要在合理的制度范式下建立规范的、体系化的治理體系，使区域经济周期呈现良性的循环态势[27]。未来，在绿色发展的视角下，由价值文化衍生的绿色文化、由技术手段带来的绿色产业以及由治理体系引发的绿色制度将呈现出周而复始、向绿色创新不断迈进的循环过程，如图6所示。

从关系上看，首先，绿色文化作为创新的思想本源，是产业向绿色转型升级的先决条件，而产业的绿色创新与技术迭代，又丰富了绿色文化的思想基础;其次，绿色产业是区域经济走向绿色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原有的社会治理体系不能适应由技术创新与迭代带来的产业变革，而产业变革中的问题与困境呼唤新制度框架的产生与发展;最后，在绿色制度框架内，其治理措施势必推动产业进行绿色变革，进而推动人们向经济与环境双赢格局的范式结构进行文化再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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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贡献说明：

杨  阳：提出研究思路，撰写论文;

李  燕：设计研究方案，修改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