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方法视角下的智库DIIS方法拓展：基于DAIU四阶段模型的分类研究

2021-12-08陈樱花陈安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21年5期

陈樱花陈安

摘要：[目的/意义]随着智库在全球的快速发展，智库方法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要。本文旨在对DIIS智库方法中的过程维方法分类进行范式优化，从而更好地为智库研究服务。[方法/过程]基于DAIU四阶段分析框架模型，尤其是该分析框架中程式式方法及临床式方法的分类创新，对DIIS智库方法中的主过程四阶段常用研究方法进行丰富和拓展，具体表现在三个层次。[结果/结论]第一层次，对DIIS研究方法中从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分类拓展到临床式方法与程式式方法分类;第二层次，利用DAIU四阶段模型分析框架中二维四象限方法组合思路，构建DIIS方法的二维四象限多种方法组合路径;第三层次，将DIIS二维四象限方法组合应用到各个不同的智库研究领域内，形成有特色的领域具象方法组合模式。经过三个层次的拓展，DIIS智库方法的适用性将得到大幅提高。

关键词：DIIS研究方法 DAIU四阶段分析框架模型混合方法程式式方法临床式方法

分类号：C03

1 引言

智库作为科学决策的有力辅助工具，出现时间并不长。根據《大英百科全书（网络版）》，“Think Tank”这个术语大概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世界上第一个智库可能是19世纪后期在英国成立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1]，到20世纪中叶，因计算机的发明，以兰德公司的成立为重大标志，智库的重要性和作用开始得到更多的认可。在智库的实践中，一方面，在借用社会科学传统常用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各大智库也积极致力于方法创新，开发出了很多适用于智库的新的研究方法，并取得了较好效果。

费孝通先生[2]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强调了智库存在的必要性，其讲道：“为了不使决策陷入片面性，在决策和科研之间应当有一个中间环节。这个中间环节就是综合各个学科对某一事物的认识，进行‘会诊，然后才向决策机构提出若干建议及论证。”随着改革开放的快速推进，我国政府也日益意识到了智库在政府决策中所起到的必不可少的信息提供和智囊支撑作用。现代智库不仅为政府设计政策备选方案，还会作为信息中转站，为决策者提供丰富的决策信息和知识，既是提供解决方案的智库，又是提供决策信息的信息库[3]。因此，我国政府也多次颁布文件，倡导加强智库建设。例如，2015年1月颁布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加强中国新型高端智库建设，充分发挥智库在国家治国理政中的作用，并于2015年11月开始启动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4]。

研究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大量借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智库研究方法却一直被忽视。可以说，我国关于智库研究方法的研究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技术预见报告2008》是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方向性项目“中国未来20年技术预见研究”的研究成果，其中预测了我国20年后的科技前沿与热点，并展望了未来的发展趋势，对我国技术预见研究、产业政策制定、关键技术选择和重大科技决策的制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但是这一研究成果也只是对先进制造技术领域、资源与环境技术领域、化学与化工技术领域以及空间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发展趋势和研究应用做出了预测和展望，并没有开发出具有普适应用功能的智库研究方法。而这种超越具体方法本身的研究，对于方法的研究方法被马克·W.利普西和戴维·B.威尔逊称为“元分析”（Meta-Analysis）研究方法。目前，这种智库研究中的“元方法”研究在我国比较缺乏。正是在元方法这一视角下，DIIS智库方法的推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DIIS智库方法分别构建了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体系以及组织建设体系。其中，DIIS各阶段常用的方法库仍然留下了可进一步完善拓展的空间。

2 相关文献综述

关于智库研究方法的研究，从研究属性的角度来看，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考量：一是智库组织在进行研究时使用的具体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和日常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基本重合;二是关于智库研究方法的方法，即方法论意义上的智库研究方法研究，目前这一层次国内外研究都比较少。因此，从实践操作层面来说，对关于智库方法的文献进行回溯的话，基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进行：一是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改进与反思;二是关于智库研究方法的探索与开发。这两个层次的文献实际上都包含对具体方法的研究，也包含方法论意义上的方法研究。

2.1 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情况

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文献相对较多，国外除了从方法论高度上对研究方法的探讨之外，更多地集中于对具体研究方法的讨论，从量化研究（包括各种具体的量化方法、工具的使用及应用研究，数量巨大）到质化研究（以朱丽叶·M.科宾、安塞劳姆·L.施特劳斯等提出的扎根理论为代表），再到最新提出的混合研究方法。混合研究的提法基本上是伴随着研究设计（以KKV①为标志）的提法[5]出现的。

而国内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贡献首先表现在对于新方法的应用方面。例如，米加宁等[6]探讨了大数据与社会科学量化研究，提出大数据研究将重构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融合定性定量方法;陈明亮等[7]主要以问卷调查为主要手段，结合专家访谈与文献计量方法，调查了我国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方法的应用及创新情况;唐文方[8]指出，虽然大数据具有诸多优势，但是在短时间之内终究无法取代抽样调查和实验等传统小数据研究的位置，因此，应该多种方法相互结合使用。

除了具体研究方法的应用之外，近年来，更多的是对于研究方法滥用的反思和一部分研究方法的创新。例如，张康之[9]从哲学的认识论角度出发，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进行了再认识;臧雷振[10]以政治学为例，讨论了从实践中的“实验”到方法论上的实验，以及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如何运用的问题。在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唯量化”风潮之后，有些学者开始反思方法之于研究的作用。王艺潼[11]以公共政策研究中量化研究方法的应用为例，讨论了目前“去工具化”现象的出现，反映了研究的主体性缺失和能动性缺失，因此，在研究方法上，需要秉持多元主义的态度，推动量化研究方法和质化研究方法的平衡发展。

2.2 关于智库研究方法的研究情况

直接关于智库方法进行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对国外著名智库的研究方法进行学习介绍的研究。例如，黄晓斌和罗海媛[12]将兰德公司智库研究方法分为具体研究方法和战略评估系统的方法两大类。而具体方法又被分为三个类型：数据收集与质量控制类方法、预测类方法、决策类方法。这三个类型中各自都有兰德公司新创的许多有效方法。张志强和苏娜[13]从介绍日本智库方法创新的经验出发，探讨我国一流智库方法创新的重要意义，并且指出了未来方法创新的方向。

第二类，是从与智库研究具有交叉重合关系或者关系紧密的领域出发进行的智库方法研究。栗琳[3]从传统情报机构的情报工作与智库的关系入手，分析了情报与智库的关联性，并提出了在决策链的“数据信息收集-情报分析-对策研究-决策”过程中，情报产品与智库工作的交集逐渐增多。丁元竹[14]在讨论智库研究方法时，提出要使用好理论分析与学理解释的工具，并探索大数据研究方法在决策咨询中的应用，提出综合决策时智库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郑海峰等[15]回顾了智库研究方法发展的简要历程，分析了智库科研工具的应用现状，并为科研智库的发展提出了建议。陈安等[16]运用DIIS方法分析了中国31个直轄市和省会城市“垃圾围城”风险，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2.3 述评

从以上文献回顾中可以看出，国外的智库方法主要是由大智库公司开发出来，并且在智库研究实践中反复验证、完善，而学界的研究方法基本只集中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探讨，与智库并无太多交叉。这是由国外智库的独立性特点所决定的。

而我国的智库主要是官方智库或者高校、研究机构智库形式，智库研究人员与科研人员、智库实践操作人员通常都是同一批人，因此，我国对于智库方法的研究就很难区分学术型或者实践型，而且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以及激励机制的不同，对于智库方法的开发也没有国外智库作为独立组织有效。

目前，我国亟需对智库具体方法进行规范，同时，更需要对智库本身的发展、方法、理念等进行研究，尤其是对于智库研究方法的重视和研究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3 智库DIIS主要研究方法拓展

智库DIIS理论作为一种对整个智库研究过程进行融合性思考的逻辑体系，包含了在收集数据、揭示信息、综合研判和形成方案四个阶段常用的研究方法。目前，DIIS模型中仅仅是用列举法罗列了一些常用方法，在规范化和具象化方面还存在一定的拓展空间。

3.1 DIIS智库方法

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智库发展尤其是高端科技智库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智库研究方法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大量的传统研究方法被导入智库研究过程中，而且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科技的发展，许多新的研究工具或平台也开始被大量地应用在我国的智库研究中，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的潘教峰研究员长期从事科技战略研究及重大规划工作。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是我国高端科技智库试点单位之一。潘教峰站在方法论的高度，对智库研究的方法进行了更高层次的思考与探索，提出了智库DIIS方法，创建出了三个维度上的DIIS理论模型。这一模型从智库的四个研究过程、三个导向以及三种方法工具出发，在系统论、辩证法和控制论的指导下，结合智库研究问题的特性，通过合适的方法对智库问题进行关联性分析，最终形成客观信息与集体智慧融合的解决办法[4]。其中，研究过程维度是DIIS模型的主要维度。

从研究过程维度来看，一个完整的智库研究通常包括收集数据（data）、揭示信息（information）、综合研判（intelligence）以及形成方案（solution）四个阶段。从智库导向维度来看，包括问题导向、证据导向以及科学导向三个方面。而从方法工具维度来看，分为定量分析、定性分析以及综合分析三种。DIIS智库方法在每个阶段都列举出了一些常用的研究方法，例如，在收集数据阶段，该模型建议可以使用网络数据采集法、面访调查法、文本聚类法等;在揭示信息阶段，可以使用因子分析法、类比学习法、层次分析法等;在综合研判阶段，可以使用拉开档次法、博弈法、科学图谱法等;在形成方案阶段，可以使用多属性决策法、专家评议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等方法。

如果采用传统的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的区分维度对DIIS过程维中所使用的方法进行整理，就会得出如表1所示的内容。这样分类以后，有助于更清楚地看到这些方法中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之间的使用是否均衡等问题。

从表1可以发现，首先，在《智库DIIS理论方法》中所列的智库研究常用的研究方法共51种，其中，量化研究方法为42种，质化研究方法仅有9种，出现了极大的不平衡现象;其次，从智库研究的四个阶段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来看，也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平衡性——揭示信息阶段使用方法最多，高达26种，而其他三个阶段使用的研究方法数量则远远低于这个数量，其中，在收集数据阶段为7种，综合研判阶段为11种，最后的形成方案阶段也只有7种研究方法。

由此可见，DIIS方法在科学性和完备性方面仍然不够充分，还具有拓展的极大可能性和必要性。

3.2 DAIU四阶段框架

在讨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过程中，李·西科莱斯特（Lee Sechrest）和舒瑞亚·希达尼（Souraya Sidani）提出的DAIU四阶段框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研究基于对研究的性质——不确定性展开。信息理论的先驱及主要代表——香农和韦弗在其著作《沟通的数学方式》（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中提出，信息存在于任何旨在减少不确定性的消息中，因此，信息或者说数据是研究的核心[4]。因此，李·西科莱斯特和舒瑞亚·希达尼将社会科学研究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数据收集（data collection）、数据分析（data analysis）、数据解释（data interpretation）以及信息使用（utilization of information）。更为重要的是，二人对每个阶段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做了一个新的分类，即所有的研究方法都可以分为程式式方法和临床式方法。这一分类方法突破了以往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的分类传统，实现了方法分类上的创新，也解决了有些方法无法清晰归属到定量或者定性的模糊性问题，具体情况见表2。

此外，DAIU四阶段框架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该研究方法间的重复性。这两大类方法在四个阶段上都是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重复、倒退、反复的。

3.3 基于DAIU四阶段框架的智库研究方法拓展

DAIU四阶段框架模型四个阶段的划分与DIIS四阶段划分表述稍有不同，但是实际上基本意思却相同，而且这一过程逻辑也与公共政策过程基本保持逻辑的一致性，这就为本文借用DAIU四阶段模型中对于研究方法的分类创新拓展DIIS研究方法提供了可能，也提供了逻辑合理性和操作可行性。本文将在三个层次上实现对DIIS方法研究的拓展。

3.3.1 研究方法分类拓展方法的分类是方法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分类法的研究拓展有利于在研究中根据问题特性和实际需要及工具可获取性等条件，增进研究设计的科学性和系统性。DAIU四阶段框架中提出的临床式方法及程式式方法，在传统的定量研究或者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实现了一种关注视角的跳跃提升。李·西科莱斯特和舒瑞亚·希达尼也曾经提出过，其分类方法并不意味着和传统定量定性分类法的矛盾，程式式研究方法和临床式研究方法的分类只是增加了对于研究方法分类的可能性，而且该模型也从来都不排斥新的解释。

DIIS各阶段常用的方法，基本上还是按照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来进行分类的，从表2也可以清楚地看出，目前所使用的方法中偏向于定量方法，这与研究者及研究单位为科技智库的定位是分不开的。因此，在第一层次上的研究方法拓展上，应该跳出定量定性的分类框架，尝试从程式式研究方法和临床式研究方法的角度去进行。

所谓临床式的研究方法，是指带有强烈个体特征的、认知性的、不被外部正式规则所约束的方法;而程式式研究方法，是指在严格的外部规则约束下执行的方法。一般来说，习惯于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二分法的大部分人，容易倾向于认为定量方法就是程式式方法，而定性方法就是临床试方法。其实不然，李·西科莱斯特和舒瑞亚·希达尼也就这一错误认知进行了澄清，并强调，有的定性方法也会受到严格的外部规则约束，而有的定量方法却不太受外部规则的约束，这取决于研究者使用时的具体情况，而不是方法本身。Eisner[17]也曾经表达过同样的观点，不过其使用的术语是“科学方法”和“艺术方法”。其在1981年研究了质性研究中具有科学方法取向和具有艺术取向的两种不同类型，从而打破了人们普遍认为质性研究就只能有艺术一种取向的观点。

基于DAIU四阶段框架模式中的程式式研究方法和临床式研究方法的分类，本文将DIIS常用方法进行分类，具体情况如表4所示。

第一层次的拓展突破了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之间的固有屏障，让研究方法的使用变得更加灵活。研究者可以根据需要，对研究方法的外部规则约束程度进行选择。显然，这一突破也是在科研设计思路和混合方法倡导思路下的一种必然选择。

3.3.2 基于DAIU四阶段框架设计的研究方法组合拓展根据李·西科莱斯特和舒瑞亚·希达尼[17]的观点，通过DAIU四阶段框架可以得出一个2×4实证研究的组合可能。如图1所示，一位研究者可以在数据收集阶段使用临床式方法，在数据分析阶段使用程式式方法，在数据解释阶段和信息使用阶段再次使用临床式方法，形成了一个1-4-5-7的研究方法组合使用路径。

在此逻辑下，在DIIS方法的主过程四階段中，也可以借用DAIU四阶段研究方法二维四象限模型，使用研究方法的组合路径创新。因此，在智库研究展开的过程中，可以组合出16种不同的研究路径。而在每一种研究方式中，又包括多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在第一层次增加了质性研究方法后，由于质性研究方法及量化研究方法都可以根据需要按照程式式和临床式来操作，再加上这一层次的四阶段程式式和临床式方法的组合，智库研究方法的种类大幅增加，而且研究使用灵活度也会出现大幅度的上升，显然会对智库研究质量形成极为有利的促进和支撑作用。

3.3.3 智库研究方法组合适用领域拓展目前，DIIS智库方法是在一般意义上提出的，也就是说，并没有体现出某些领域的特殊性。如同潘教峰研究员在《智库DIIS理论方法》中，将DIIS应用到对于科技政策的评估，充分体现了科技领域智库的特色。但是，众所周知，就像不同领域的公共政策发展过程都带有本领域独特的特征一样，智库对于不同领域政策或者项目评估等工作，在方法选择上也具有极为不同的需要和要求。因此，开发适用于不同领域智库研究方法的任务是非常重要和紧迫的。

一般来说，国外的智库都属于独立运营的第三方机构，因此，在研究对象领域的分类上无非包括两大类：一类是按照智库规模或者研究对象的规模，分为地方性或区域性智库和全国性智库;另一类是按照学术研究领域，分为科技、经济、教育、体育、卫生、环境、管理等领域的智库，或者是综合性智库。而我国的情况则大为不同，我国智库大多依托于政府组织、高校或者科研机构，社会智库虽然在近些年来有了长足发展，但是社会智库中大多也有退休政府官员参与，这样才能建立起智库与政府之间的通道。因此，我国智库的分类就出现了多个维度。

本文在CNKI数据库中以“智库分类”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共检索到期刊论文159篇、学位论文186篇（检索时间：2020年10月14日）。从发文年代趋势上看，两类论文都是在2014年开始出现大幅增长，尤其是2015年以后，发文增长速度有了快速的上升。这显然也是与我国政府文件的颁布及主要领导人讲话，高端智库试点等实践相呼应的表现。图2和图3分别选取了期刊论文和硕博士学位论文中的共现词频度，来考察我国智库在分类方面的研究热词。

从图2中可以看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智库”（42次）、“中国特色”（34次）、“研究成果”（33次）、“研究机构”（20次）、“上海社会科学院”（8次）。由图3可知，在硕博士论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分别是“决策咨询”（55次）、“研究成果”（46次）、“上海社会科学院”（13次）、“研究机构”（10次）、“布鲁金斯学会”和“全面深化改革”（9次）。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尽管检索主题主词用的是“智库分类”，但实际上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与分类直接相关的并不多，而大部分高频词在分类研究中不具有实际意义，只有“决策咨询”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分类有一定联系的，但也不是强关系。这也验证了笔者直观感受到的现状：智库分类在我国仍然是一个比较复杂、很少被系统研究的主题。由此可见，目前DIIS程式式和临床式方法的组合路径应用于不同领域的研究，属于一种开拓性的工作。

以已有文献研究较多的两个领域——科技和教育为例来看则更为明显。在CNKI数据库中用“科技+智库+方法”进行检索，得到论文167篇。经过人工清洗、筛选后，与主题相关度较大的论文为49篇。对这49篇论文的关键词进行高频词分析后，可以发现真正对科技智库方法进行研究的极少。表5中显示了频次在2次以上的关键词。

由图4可知所有科技智库研究方法文献中关键词的频次词云排列情况。

同样地，在CNKI数据库中，使用“教育+智库+方法”进行检索时，会得到209篇论文。经过人工清洗、筛选后，可以得到38篇与主题相关度较大的论文。对这38篇论文中的关键词进行高频词分析后，得到频次在2次以上的关键词情况如表6所示。

图5显示了“教育+智库+方法”检索下，38篇文献的关键词的词云分布情况。

从以上对于科技智库和教育智库领域的关键词分布的研究可以看出，整体上对于智库方法的研究还是非常少的。具体来看，在科技智库领域所使用的方法中，在四个阶段，程式式方法都使用偏多，而在教育智库领域的研究中，临床式方法则可能会揭示更多现象背后的原因。因此，有必要找到如科技、教育、经济、管理、文化、环境、卫生等各个领域中研究的一般规律和常用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各自领域的DIIS四阶段程式式和临床式方法组合工具库，为未来的各个领域的智库提供工具支撑。

4 结论

正如方法论著名学者艾尔·巴比[18]所言，在涉及价值判断时，人们很难获得一致的测量标准，所以科学也很难平息关于价值观的辩论。而研究方法的创新与拓展无非是试图努力将这种价值观的偏见降到尽可能低，更多地追求科学性而已。智库研究方法也是如此。

本文正是基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领域中掀起的混合方法研究设计热潮，采用DAIU四阶段模型框架中程式式方法与临床式方法的新突破，对DIIS智库四阶段常用方法进行了三个层次的改善与拓展：第一层次，对DIIS研究方法中从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分类，拓展到临床式方法与程式式方法分类;第二层次，利用DAIU四阶段模型分析框架中二维四象限方法组合模型，构建DIIS方法的二维四象限方法组合路径;第三层次，将DIIS二维四象限方法组合应用到各个智库研究领域内的具象研究。经过三个层次的拓展，DIIS智库方法的适用性将得到大幅提高。

然而，本文只是第一阶段的研究，囿于时间和精力投入方面的局限性，目前仅仅提出了基本的想法，还缺乏准确的科学方法论证，有待继续完善。未来需要继续展开研究的有三个方面。

第一，利用数据爬取技术，获取目前已公开出版的各类智库文本，提取其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实现对目前我国智库产品使用的研究方法现状的总体把握，对DIIS四阶段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库进行完善、补充和修正。

第二，在已修正的DIIS方法工具库基础上，通过德尔菲法对工具库重大方法进行程式式和临床式的划分，以期得到一个较为有说服力和科学性的DIIS程式式和临床式研究方法库。

第三，在已获取的公开出版的智库产品文字资料基础上，对所研究的政策领域进行文本分析，得出我国目前主要的智库研究领域排序，并在此基础上，对各主要领域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否存在混合方法的使用进行文本梳理，以期获取目前我国智库研究方法在不同阶段、方法设计上的现状和问题所在，由此设计出DIIS程式式与临床式分类研究方法组合路径及在不同实践领域中的独特组合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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