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宣延

王权与教权的关系是中世纪政治史的重要论题，在整个基督教欧洲具有普遍意义。中世纪晚期的“阿维尼翁之囚”（1305—1377年）和教会大分裂（1378—1417年）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罗马教廷在天主教世界的权威，世俗王权利用这一机会试图强化对本国教会的控制。1438年法国国王查理七世颁布的《布尔日国事诏书》（Pragmatique Sanction de Bourges）便是其中最突出的体现，该诏书通常被视为法国“高卢主义”（gallicanisme）①所谓“高卢主义”指的是中世纪晚期以来法国在组织本国天主教会上奉行的一套独立于教皇的宗教和政治准则，反对所谓的“越山主义”（ultramontanisme），即教宗至上论。在《布尔日国事诏书》颁布的近50年后，巴黎大学教会法学家科斯姆·基米耶于1486年出版《布尔日国事诏书注释》，使得高卢主义有了系统的理论建构。国内学者董子云通过对《注释》的分析，指出基米耶的高卢主义试图用道德和规则调和王权与教权的冲突，厘清两者的合法范围与界限。这种折中且温和的高卢主义立场也成为16世纪法国并未推行宗教改革的一种解释。参见董子云：《中世纪末期高卢主义的理论构建——科斯姆·基米耶<布尔日国事诏书注释>中的王权与教权》，《第四届全国世界史中青年学者论坛论文集》（2020年），第173—199页。传统的基石。

总体而言，西方学界对中世纪晚期法国王权与教权的关系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但目前所见大都将《布尔日国事诏书》置于14—16世纪政教关系演变的整体脉络中加以论述，对诏书文本进行细致分析的不多。②相关研究可参见Noël Valois, Histoire de la Pragmatique Sanction de Bourges sous Charles VII, Paris: Alphonse Picard et fils, 1906; Joseph Salvini, “L’application de la Pragmatique Sanction sous Charles VII et Louis XI au Chapitre Cathédral de Paris”, Revue d’histoire de l’Église de France, Tome 3, No. 14, No.15 et No.16 (1912); A.G.Jongkees, “Philippe le Bon et la Pragmatique Sanction de Bourges”, Annales de Bourgogne, Tome 38, No.151 (Juillet-Septembre 1966).国内已有研究大都更关注“阿维尼翁之囚”，将其视为教权衰落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