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进辉，巫奕龙

厦门大学 管理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引言

现代股份制公司通过资本社会化和经理人职业化，实现股东与经理人的分工合作，迅速积累财富，推动社会创新，但是由于外部股东与内部经理人之间存在天然的利益冲突，在信息不对称下诱发一系列代理问题[1]，其中，盈余管理是管理者实现私人利益的常用财务手段。近年来，随着制度的完善和监管的加强，大量研究表明，公司管理者逐渐放弃隐蔽性较弱的应计盈余管理而转向隐蔽性较强的真实盈余管理[2]。然而，通过真实活动操控盈余对公司长期价值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3]，犹如“魔障”般阻碍着公司的长期发展。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兴起和应用推动传统公司进行管理组织变革和商业模式创新，犹如明灯般指引公司创造更多商业价值。因此，一个有趣且有现实意义的研究问题是：真实盈余管理和数字化运营，到底是“魔高一尺”还是“道高一丈”，即数字化运营能否抑制真实盈余管理值得深入探究。

已有影响真实盈余管理的因素主要包括私利动机、融资动机、满足资本市场需求和预期动机[4-6]，同时管理者操控真实活动的空间取决于其对经营活动安排的自由裁量的程度[7]。学者们发现完善的法律制度[8]、趋同的国际会计准则[9]、高强度的媒体监督[10]、高质量的审计[11]和反腐治理[12]等治理机制促使管理者由应计盈余管理转向真实盈余管理。然而，如何抑制真实盈余管理的研究相对较少[13-14]，至于数字化运营能否抑制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尚未有研究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