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铜铜

一、问题的提出

裁判理由是裁判文书形成有说服力裁判结论的主因，〔1〕参见范凯文：《裁判理由的发现与论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5 页。加强裁判文书释法说理一直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点，该实践目标的正当性与必要性已无需赘言。2018 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第13 条规定，除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外，法官可以运用一些辅助论据论证裁判理由，以提高裁判结论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这为实质论据融入司法裁判提供了政策依据。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实质论据被融入司法裁判当中，论证资源呈现出多元化样态，说理风格也在尝试创新。〔2〕参见王聪：《我国司法判决说理修辞风格的塑造及其限度——基于相关裁判文书的经验分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3 期，第104 页。然而，在以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为主要要素构建的裁判逻辑中，虽然裁判文书不能教条式地依据法律规范生硬地得出裁判结论，但是也并非任何有助于裁判说理的实质论据都能融入裁判理由。司法裁判引入法外要素必须具备充足理由。这其中，作为法律思想的最高凝结，〔3〕参见冯玉军：《闪烁智慧光芒的法律格言》，载《法制资讯》2011 第2 期，第67 页。法谚反映着法律的属性，界定着法律的范围，彰显着法律的价值，揭示着法律的本质，以及因具有引导法律解释、规范法律适用等功能，经常被司法实践所运用。在以判例法为主的国家，“法谚起到像法律规范那样被遵守的作用，法谚云‘没有法律就依照法律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