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全 鑫

(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2)

“圈层”指一定范围内具有紧密社会联系、相近社会属性的特定社会群体。早在20世纪初，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一个重要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观点即“差序格局”，指的是由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所决定的有差等的次序关系。他将中国的格局比作“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1]，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兴起，这种由“亲属和地缘所决定”的关系不断被打破，尤其是随着互联网媒介技术(如大数据、云空间、智能算法等)的革新，内容生产者和用户需求实现了更精准的匹配，内容资讯得以垂直化渗透。网络通过互动评论等方式为有共鸣的用户搭建起多元化内容与观点的重要输出平台，使某一类具有相似的经济条件、生活状态、兴趣爱好、艺术品位的人在互相交流中,互相影响,互相融合,形成更多的共同特性，加速了“圈层”的形成。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种身份区隔、兴趣品类和认知分层使人们在不同类型的圈子里形成了不同的思维逻辑和话语体系。这些以特定语言为沟通基础的“圈层”在网络虚拟社会中大量出现，逐渐由“自成一派”“自娱自乐”向现实社会扩散和渗透并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试以青少年群体中极具代表性的“追星”行为而衍生的“饭圈语言”为例，浅析网络语言的“圈层式”传播及规范化问题。

“饭”是英语fan (粉丝)的音译，“饭圈”即粉丝的圈子。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和新媒体“泛娱乐化”环境的影响，“追星”“偶像崇拜”已经成为青少年群体一种普遍的文化娱乐方式。与以往的资本单向营销、明星经纪公司(工作室)的单向传播不同，互联网突破了时间、空间上的束缚，自媒体平台如微博等为粉丝与偶像提供了一个情感互动的平台，使得两者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与此同时，由于资本的介入与消费文化的趋动，粉丝基于对偶像的情感依恋，使尽浑身解数为其提供足够的消费保障。除了传统的购买专辑、代言、演唱会门票、官方周边产品以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打榜”、线下应援等以增加偶像的“流量数据”和影响力。粉丝通过抱团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和决定权，虚拟社群进一步提升了粉丝群体的规模化和组织化，粉丝群体开始向孵化者、创造者、主导者发展。通过这样一种强感情联系和高用户粘度并以口碑营销形式获取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的经济运作模式[2]，偶像和粉丝正日益结成荣辱与共的利益、情感共同体。在此背景和基础上的“饭圈”及“饭圈语言”应运而生。

一、圈地自萌

饭圈语言丰富多样，最常见的是各种缩写。饭圈粉丝选择最有效、最经济的表达方式并逐渐形成了约定俗成的符号。如“zqsg”(真情实感)，“dbqbmw”(对不起别骂我)，“李涛”(理性讨论)，“nbcs”(英语“nobody cares”的缩写，意为“无人在意”)，“CP”(英语“Couple”的缩写，意为“情侣”“配对”)等。对于粉丝来说，缩写的背后蕴含着防止粉丝搜广场控评和攻击的饭圈逻辑。饭圈内在讨论某位明星或者某件事的时候采取专用词、拼音缩写指代，这是规避饭圈内部讨伐的一种自保方式[3]。粉丝都有自己喜欢的明星，明星之间又常有竞争关系，如果有其他明星的粉丝对自己的偶像发表一些负面评论，一旦带上明星的大名，就很容易被粉丝搜索到，从而引发双方饭圈的争斗，掀起一场“饭圈互撕”大战。所以，很多粉丝为了防止自己的微博被搜索可见，在提及明星时都会用专有词或者缩写指代。如王源、王俊凯和易烊千玺三人的代称分别为二字、三字和四字，鹿晗和杨幂的代称则通常为简单的姓名缩写lh、ym等。

另一类饭圈词汇是简化或音译词。如“爱豆”就是外来词idol (偶像)的谐音；“忙内”为韩语谐音词，意为团体内年龄最小的成员。“爷青回”是“爷的青春又回来了”的简称，一般是指那些知名的人、经典的动画、游戏、影视剧等重新回归或复出；“脱粉”是“脱离粉籍”的简称，即脱离粉丝的身份，不再是某位艺人的粉丝。此外还有一类是饭圈专有名词，如“反黑”(反对恶意诋毁的言论)、“空瓶”(即控评，粉丝在社交平台中积极发出正面评论，覆盖非正面评论，控制舆论导向)、“私生”(追明星私生活的粉丝，也暗指有极端行为的粉丝)、“本命”(最最喜欢的艺人明星)、“站姐”(拿着高级相机的偶像粉丝,明星偶像应援站的组织管理者)等。这类词汇设定了语言知识和理解能力的门槛，对其他社会群体的人来说难以理解，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饭圈”群体交流的隐密性。

饭圈专用词形成的初衷，或许是出于对偶像和自我的保护，但随着粉丝群体的日益壮大，“饭圈”已经形成了“圈地自萌”(指在小圈子内自娱自乐，沉迷于自己的兴趣爱好)的小世界。粉丝社群是围绕着同一个情感对象建立的情感社群，粉丝们使用的语言来自于共同的理解和经历，这是在漫长的历史和多种文本中积累形成的，掌握并使用这种语言可以带来粉丝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正如宗锦莲在《浅析网络语言与青年文化的建构》一文中所述，“网络语言在青年中泛滥，同时也成为青年身份识别的符号资本”[4]。随着传统公民和家庭结构的瓦解，人们感到越来越孤立和孤独，这种归属感和认同感就变得愈发重要。因此，即使存在一定的理解难度及跨文化传播的冲突，其他群体对其表示困惑、排斥的情况屡屡发生，饭圈语言仍然在粉丝群体内部不断传播扩散，交迭更新，具有蓬勃的生命力。

二、圈层共享

当然，饭圈并不是唯一一个有专门术语的社群，这种亚文化的对话也不可能被整个社会所理解。各种各样的专业团体——比如会计或律师——都有自己的专业语言，这些语言可以有效地交流那些经常出现的概念；体育或音乐爱好者拥有的专业知识，对于那些没有类似经历的人来说可能是晦涩难懂的。而互联网的部分价值在于，它能让人们找到与自己有相同价值观和兴趣、能说自己的语言的人，让他们之间的对话跨越时间和地理空间。而粉丝群体是这种虚拟社区最有力的例证之一。

虽然亚文化圈一定程度上使同辈群体之间形成区隔，但随着圈内人与圈外人的交往不断增多，受到从众心理的影响，信息不断被共享和传播，当以某一个体为联系点的人际圈相互交叉时，身份壁垒逐渐打破，圈层专属的网络语言也随之渗透[5]。亚文化圈的共享式传播，使同辈群体中的小众语言普遍化，同时语言的共鸣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际关系。圈内人形成的专用术语逐渐渗透到其所处的其他群体中，最终随着使用者的增加，专用的“圈层术语”会因为群体之间的语言共享而普泛化。年轻群体崇尚青年亚文化，他们不但是传播“圈层术语”的主体，更热衷于将圈层专用语和逻辑思维代入到其他领域，在原始文本的基础上加入自身的经验与情感进行再创造，以此吸引更多群体的关注。

三、衍生出圈

大众娱乐化的时代，不断创新与更迭的饭圈语言因其词义的准确性、使用的趣味性和广泛传播的可能性而频频“出圈”，受到其他群体的追捧。比如“C位”一词是“Core”“Carry”或“Center”，核心位置的意思。早期在游戏领域作为“Carry位”，指能在游戏中后期担任主力带领队伍的角色。后传播到娱乐圈，指某一个人在舞台表演或合照、宣传海报站在最中心的位置，站位从侧面映证了艺人的实力和咖位，因而“C位”被粉丝们单方面用作衡量爱豆影响力的指标之一。后来“C位”一词逐渐扩散出圈，2018年7月5日《光明日报》16版发表《C位是什么位》的评论文章；2018年8月29日《中国建设银行报》(客户版)发表新闻《这就是“C位”——建行信用卡闪亮China joy》；2018年10月24日，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运营，《人民日报》为普通建设者们刊发文章《今天的C位属于他们》；2019年1月8日，光明网刊发新闻《超越中国，大英帝国重返 C位？》等。“C位”还被评选为“2018年度十大网络用语”之一，已经从饭圈流行语成为大家口中的热词。

“饭圈语言”对网络世界和日常生活中的渗透可见一斑。不可否认，“饭圈语言”有其积极的影响，不但充实了现代汉语的词汇体系，丰富了人们的语言表达，也给粉丝带来归属感和凝聚力。但有部分饭圈用语违背了汉语言文字的基本规则，甚至出现污言秽语和语言暴力现象，破坏了汉语的纯洁与美感，僵化了人们的思维模式，违背了主流大众的道德标准，从而产生了不少的负面影响。特别在一些自媒体平台，如豆瓣、贴吧、微博、微信公众号、B站、抖音等，更成为饭圈低俗词语泛滥的主要阵地。由于自媒体平台的观点言论一般为匿名发表，具有较大的开放性、互动性和自由度，极易导致青少年在网上表达的内容粗暴化、庸俗化、浅薄化。

四、结语

网络语言在圈层传播过程中的“圈层化”已经逐步成为青少年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状态。“饭圈语言”作为饭圈文化的代表,是网络语言的一种变体和缩影。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网络技术的进步，网络语言必定会进一步与大众相融合，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需要以辩证的眼光看待网络语言的发展与规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趋利弊害，使其正确健康地融入到现代汉语和日常生活之中。

首先，网络语言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充实了现代汉语的词汇体系，丰富了人们的语言表达，使得人们之间的沟通变得简洁、贴切、幽默，满足了现代社交的多元化、经济化、个性化的需要。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给予了网络语言较宽松的滋养土壤和生长环境，而开放性和包容性正是汉语体系发展变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从古到今汉语系统一直在不断吸收各种新词汇，经由自身的净化和内化功能，再不断地淘汰更替旧词语。从汉语发展规律来看，一些不符合汉语语法规则和使用场景的网络新词(如“蓝瘦香菇”“不明觉厉”等)很难在长期使用中被保留下来，仅少数词语(如“给力”“正能量”等)能够进入汉语系统，这不是人为的选择，而是汉语系统自身发展“优胜劣汰”的结果。语言应该与时俱进，适应时代的变化，特别是适应网络和信息社会的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适当的包容、借鉴网络词汇，丰富汉语的词汇库，这样才会使汉语更具有活力、生命力和表现力。

其次，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一个国家或民族词汇的历史就是这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史”[6]。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词汇与社会的联系也更为敏感、直接与密切”。网络语言是一段时期社会多元文化的映射，网络语言的使用，在本质上是民众对社会议题的深度参与。相较而言，青年群体更追求新奇、富有创造力，他们对社会事件的感知、对个人生存状态的描述和心理情绪的表达是网络语言产生的重要来源之一。与此同时，互联网的虚拟性和匿名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放大了社会公众的消极情绪和烦躁心态，现实生活中的市侩、低俗甚至反文化现象在互联网上的投射，无疑破坏了网络空间的文化氛围和语言环境。

因此，推动网络舆论生态的良性互动，营造干净舒适的网络语言环境，才能更好发挥自媒体平台的作用，促进互联网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正向意义。2018年，国家网信办等监管部门针对自媒体乱象开展了多轮清理整治行动，查处大批违规账号，约谈并警告涉事平台。对自媒体的分级分类管理、属地管理和全流程管理正逐步施行。

除了政府部门的管理，自媒体行业亟需形成制度化的运营规范，促进自媒体内容规范化。各大自媒体平台作为流量枢纽，需要提高责任意识，完善网络用户信息注册和言论发布审核机制，删除和处理劣质侵权内容，及时干预和制止不当言论，通过净化和择优来改善平台的网络环境，实现对舆情的有效监控和良性引导。同时，网络语言规范化的根本源头在于网民媒介素养的提升和网络用语规范意识的强化。当粗制滥造的低俗内容和言论被鄙弃和抵制，深度和专业内容才能更受到认可，从而促使自媒体生产者不断提升质量。学校也要加强对学生的网络语言文明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规范使用网络语言，不片面追求新奇，不滥用、乱用网络语言。最后，大量媒体误用、滥用、化用网络语言也对其扩散出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而公共宣传领域应营造与引导正确使用网络用语的氛围，严格审核网络词语的使用，共建干净舒适的网络语言环境。正式场合和公共场所，如官方网站、权威媒体、出版发行、语言教学等应该规定禁止使用。坚决杜绝为了吸引公众眼球，滥用浅薄、粗俗的网络词语，即使是主持娱乐类节目，“不追求低俗的主持风格和极端个人化的主持方式。”不能纯粹为了搞笑、娱乐，而去使用网络低俗词语[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