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峰 王 琴

(1.中国传媒大学 传播研究院，北京 100024；2.中国传媒大学 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北京 100024)

一、引言

近年来，在全球化深度发展和中国国力日益增强的背景下，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成为一个重大命题，学界对此展开了多维度的探讨。例如，谭琳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并指出需要构建既立足于中国国情又能与国际社会有效对话的话语体系[1](PP 5-7)。刘利群指出应强化全面真实的中国国家形象在全球的表达与构建[2](PP 30-34)，性别研究要通过媒体传播广泛影响社会人群，要有助于提升国际话语权[3](PP 17-19)。王琴将性别议题对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意义置于媒体融合的背景下来探讨，分析了性别议题的优势和特点[4]。张敬婕则在分析媒介呈现性别议题的三个特点的基础上，就如何设置性别议程提出了建议[5]。

当前，国际话语权主要由西方主导。就性别议题而言，中国的妇女发展与性别平等状况往往处于“被表述、被表达”的传播状态。要想改变现状，应在性别议题的设置和表达上有所作为，掌握对中国性别现实进行阐释的主动权。本研究聚焦于此，试图探究以“媒体表达”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方法和路径。具体而言，研究的核心问题可表述为：媒体要如何表达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在性别议题方面提升国际话语权的作用？其具体方法和路径是什么？

二、“剩女”议题的典型性

讨论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应注意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是当今世界国际话语权的主要把控者，也是国际传播环境的主导者。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必须越过以美国媒体为代表的这些西方媒体大山。因此，我们选择了《纽约时报》(TheNewYorkTimes)和《中国日报》(ChinaDaily)来进行比较研究。主要原因在于，《纽约时报》是百年老报，是美国影响力最大的主流媒体之一，也是美国主导当今世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力量和美国话语霸权的象征性符号之一。《中国日报》是中国的国家级英文日报，也是唯一有效进入国际主流社会、国外媒体转载率最高的中国报纸，更是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中坚力量之一。

在具体的性别议题上，本文选择两报关于中国大龄未婚女性的报道(以下简称“剩女”议题)作为分析媒体表达的文本。“剩女”是教育部公布的2006年出现的汉语新词之一[6]，中国媒体对相关议题的讨论始于2006年。2013年，这一议题开始引发欧美主流媒体的关注，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纽约时报》当年都推出了相关报道[7](PP 289-290)；2016年，因为某知名化妆品牌一则流传甚广的广告涉及“剩女”、相亲等内容，“剩女”一度成为外媒热议的焦点[7](P 290)。《每日电讯报》(TheDailyTelegraph)、《福布斯》(Forbes)等媒体也推出相关报道[8]。作为中外媒体都关注的议题，具备比较研究的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大龄未婚女性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代中国女性在社会中的状况和两性关系方面出现的新变化，“剩女”议题是性别议题的重要内容之一，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分析文本主要通过搜索全球最大的新闻资讯数据库——道琼斯Factiva数据库获得。Factiva作为世界顶级的新闻和商业信息数据库，其最大特点是数据的完整性，几乎囊括了全球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主流报纸报道的全部信息。搜索关键词是“shengnv”“leftover women”“women in surplus”。考虑到该议题引发英文媒体关注和讨论的时间点，本研究将搜索的时间跨度确定为2016年初至2018年底。最终共获得相关专题报道7篇，其中《中国日报》5篇，《纽约时报》2篇。

三、媒体表达的多维分析

媒体表达是媒体呈现事实或建构现实的一种方式，具体包含了三个层次：谁在表达、如何表达和表达了什么。相应地，对媒体表达的分析也可以从信源分析、表达方式与技巧、表达内容三个方面展开。

(一)信源分析

寻找有说服力的信源为自己的观点背书，可有效增加媒体的可信度，进而提升传播效果。因此，可靠的信源是媒体表达的关注重点之一。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两报都很注重信源的多元化。《中国日报》的5篇报道，信源有记者、作家、大学教授、专家、专业机构、普通剩女/男等；《纽约时报》的2篇报道，信源有作家、网络达人、专家和普通剩女。相较而言，《中国日报》的信源更为多元。

除了信源的多元化，两报还十分注重信源的平衡性。不仅有自己认可的信源，还有对方认可或者来自对方文化背景的信源。如《中国日报》2018年6月18日的“Book Spotlights Challenges for ‘Leftover Women’”(《新书关注“剩女”面临的挑战》)一文，引用了著名杂志《经济学人》(TheEconomist)记者罗丝安·雷可(Roseann Lake)的观点；而《纽约时报》2017年6月19日的“Women,Eager to Wed,Flock to Adviser in China”(《中国待嫁女青年争相寻找婚姻咨询机构》)一文在对中国“剩女”现象进行报道时，也援引了中国专家的观点。

以往研究指出，在国际上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等方面，中国媒体与美国媒体相比仍有较大差距[9](P 39)；由于受误导等因素的影响，国外民众对中国媒体的对外传播通常抱有天然的怀疑态度[10](P 12)。因此，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首先应提升的是中国媒体在国际受众中的公信力。在信源上实现多元化，多方观点相互印证，互为补充，可有效提升中国媒体的可信度。注重信源的平衡性，引用对方认可的信源发布的数据或观点，则可增强媒体表达的被认可度，是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有效途径。此外，在具体的国际传播实践中，当双方观点出现较大分歧时，可引用与中国立场相近的第三方信源的观点或数据来增强中国媒体的说服力。例如，少数西方媒体和政客经常以自我为中心，以西方标准审视中国妇女发展，否定中国妇女发展与性别平等取得的进步。在性别议题的媒介表达上，可寻找国际上与中国立场一致且有一定影响力的权威专家或机构发声，借助其权威性来增强中国媒体报道在国际上的可信度和影响力。

(二)表达方式与技巧

在主题和观点不变的情况下，表达方式和技巧也会影响传播效果，进而影响中国话语的传播力。传播学先驱卡尔·霍夫兰(Carl Hovland)主持的著名的“耶鲁研究”(1)“耶鲁研究”是传播学中最经典的效果研究之一，主要运用控制试验的方法研究传播来源、传播方式和传播对象对传播效果的影响。围绕大众传播要“怎么说”才能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做了大量研究，其中与表达方式有关的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只说一面之词好还是正反两面都说好；重点放在前面好还是放在后面好；结论是直接明示好还是暗含于材料之中好；诉诸情感好还是诉诸理性好。对于两报相关报道的表达方式的分析，也可参照上述四个方面展开。

从《纽约时报》的2篇文章来看，“Women,Eager to Wed,Flock to Adviser in China”一文展示了正反两面的观点、重点在结尾、以暗示的方式提示结论、诉诸理性；2018年2月14日刊登的另一篇文章“First Comes Love,Then What,Exactly”(《先有爱情，之后呢？》)采取了较为明显的诉诸情感的表达方式，全文运用引用、反问、排比、对比等多种修辞手法来强化情感表达，感性色彩浓厚，其他三个方面则表现不明显。

《中国日报》5篇文章的情况则是：以正反两面展示为主，单面呈现为辅(3篇正反两方面展示，1篇仅有正面呈现，另外1篇不明显)；直接明示结论较多，暗含结论于材料之中较少(4篇明示，1篇暗示)；以理性表达为主，感性表达为辅(4篇理性表达，1篇感性表达)；在重点前置还是后置上，表现不明显。

霍夫兰之后，亚瑟·拉姆斯丁和厄文·贾尼斯(Arthur A.Lumsdaine and Irving L.Janis)进一步深化了“耶鲁研究”，提出了著名的“免疫效果”理论[11](PP 311-318)。该理论认为“正反两面展示”由于包含着对相反观点的说明，能够使人像事先接种牛痘疫苗一样，在以后遇到对立观点的宣传时，具有较强的抵抗力。

“免疫效果”理论可以为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带来启示。当前国际传播的现实是，西方媒体对中国性别议题的报道负面呈现居多。上述《纽约时报》的“Women,Eager to Wed,Flock to Adviser in China”一文就是典型的例子。该文主要讲述由于中国大龄未婚女性面临较大的社会压力，因此网络婚恋咨询十分流行，但网络婚恋达人或咨询机构建议她们通过改变自己来迎合男性心理以实现早日结婚的做法，强化了女性的刻板形象，加剧了男女不平等。专家指出，应通过扩大女性发展空间来缓解所谓“剩女”问题，而非简单地让高龄未婚女性早日出嫁。文章虽然对正反两面的观点都做了展示，但在文章的结尾，一名大龄未婚女性表示她并不认同专家的意见，而是认为男女差异与生俱来，自己会继续接受网络咨询达人的建议，因为这样能让自己生活得更好(2)原文为：“She said:‘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are inborn.I take these ideas seriously because I want a better life for myself,not because I’m eager to make the world better for women.’”。这一结尾以暗示的方式，很容易让读者得出“中国普通女性的性别平等意识比较薄弱”的负面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对西方媒体以负面为主的单面展示进行有针对性的回应，促成免疫效果，就成为中国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要旗帜鲜明地亮出与外媒不同的证据或事实，争取让国际受众接触到中国女性更为多元的观点和看法，用确凿的事实和可靠的观点为国际受众“接种疫苗”，减免西方媒体通过单方面宣传来主导国际舆论，形成受众对西方媒体单方面宣传的免疫能力，推动形成“免疫效果”。应该看到，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希望了解中国、对中国的发展成就感兴趣的国际受众会越来越多，中国媒体的高质量报道也会越来越引人关注，免疫效果形成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

“耶鲁研究”还认为，不能脱离传播对象空泛地讨论传播方式的优劣，受众本身的特质对传播效果也有影响。西方有很强的科学传统，往往更注重数据、更强调实证，西方文化也十分推崇自由、开放等价值理念。从这个角度出发，将结论暗含于可靠的数据、材料或真实的事例之中，让西方读者依据内容自行得出结论的开放式表达，似乎更为可取。应尽量将观点建立在客观、翔实、真实的数据和事实的基础上，切忌简单地铺陈观点和说教式表达。

此外，“剩女”议题是柔性议题，具有很强的交流性，在理性表达之外，辅之以感性表达也经常能产生独特的传播效果。《中国日报》2017年2月20日的“Two Single Happy Women to Crow about”(《对两位快乐单身女性的夸赞》)一文，从一名外国游客的视角展示了两名朝气蓬勃的优秀单身女性积极向上、乐观健康的精神状态，文风活泼，感性色彩强烈，感染力也较强，有助于产生促进中外交流的效果，也是一种可取的传播方式。

(三)表达内容

从表达内容上来说，两报最明显的交集是《中国日报》的“Book Spotlights Challenges for ‘Leftover Women’”和《纽约时报》的“First Comes Love,Then What,Exactly”都引用了雷可有关中国“剩女”的新书(LeftoverinChina)中的观点作为报道内容。“剩女”议题及其背后折射出的婚恋观念是两国受众都关注的话题，欧美亦不乏像雷可这样既关心中国又能平等友好相待的媒体从业人员，对于这些国际友人在相关议题上的言论、观点，我们可以合理利用，借力打力，强化中国媒体表达，或借助其拉近与西方受众之间的距离，就相关议题进行更为有效的沟通，在交流和沟通中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此外，《中国日报》2017年2月8日刊登的“No Meeting of Minds”(《亲戚聚会，话不投机》)和“Resisting Parents’ Pressure to Wed Requires Patience and Strategy”(《面对父母催婚的压力需要耐心和策略》)以及2016年11月2日刊登的“Shanghai Natives Seek Own Kind”(《上海人择偶时倾向于找本地人》)在关注“剩女”的同时，也关注了“剩男”，其中前两篇还重点关注了剩女/男的家人亲友给其带来的压力。相较而言，《纽约时报》对“剩男”和家庭压力的报道是缺失的，《中国日报》的报道整体上更为全面。这对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启示是，对于中国性别议题知之更多、了解更深的毫无疑问是我们自己。对于引发国际关注的性别议题，中国媒体要抓住机会，顺势而为，以更为全面的视角，推出更有见地、更为透彻的报道，提高中国报道在国际舆论场的权威性，进而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当然，与《中国日报》主要呈现中国的情况不同，《纽约时报》在介绍中国情况的基础上，还结合了印度相关情况以及其他新近出版的相关书籍的内容，展现出更为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更为强烈的国际受众意识，这也是中国媒体在提升国际话语权过程中需要学习和借鉴的。

在对“剩女”出现的原因进行解释时，两报出现了明显分歧。《纽约时报》的“First Comes Love,Then What,Exactly”将中国出现大量“剩女”的根本原因归结为计划生育政策(3)原文为：“The draconian one-child policy meant that families had to pour their resources into their only child,even if that child was a girl.Those daughters have grown into accomplished,tragically single women.They have so outpaced men professionally they can’t find suitable partners.”。实际上，“剩女”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并非仅仅是某项政策的结果。《纽约时报》将其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是借“剩女”议题进行有倾向性的议程设置，借此抨击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此，《中国日报》在“Book Spotlights Challenges for ‘Leftover Women’ ”一文中，专门引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观点进行了驳斥。对西方媒体的所谓“误读”及时做出澄清，还原事实真相，有端正视听、主导国际舆论的作用。

西方媒体的这种所谓“误读”屡见不鲜，反映了欧美媒体的傲慢和偏见，也折射出国际话语权的争夺态势。即使在“剩女”这个相对温和的议题中，借机否定中国的报道亦时常可见。如上述例子中在提到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时，使用了贬义词“draconian”(意为“极度残酷的”“过于严苛的”)做其定语。这些负面评价和片面言辞的传播，必然有损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家利益。对这些有悖事实的不利观点加以正面驳斥，进行针锋相对的回应，既可以强化中国对国际舆论的主导控制能力，又可以揭露西方媒体表达的片面性和虚伪性，进而削弱其可信度。

四、结论

“耶鲁研究”的另一个成果是所谓“休眠效应”。一般来说，传播效果与媒体本身的可信度成正比，可信度越高传播效果越好。但霍夫兰研究后发现，这仅对短期效果适用，长期效果的形成受“休眠效应”的影响更大。“休眠效应”是指可信度较低的媒体报道的信息，由于可信性的负影响，其内容本身的说服力不会马上发挥，而是处于“休眠”状态。经过一段时间，可信性的负影响减弱或消失以后，其效果才能充分表现出来[12](P 203)。亦即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倾向于忘记传播来源，而对传播内容记忆深刻，因此从长期效果来看，起决定作用的是传播内容本身的说服力。在中国媒体国际公信力低于西方媒体的情况下，尤其要注重增强传播内容的说服力，注重提高媒体表达的质量。而且，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久久为功的事业，更应重视传播的长期效果。

中国媒体应深刻认识到，在当前的国际舆论场域中，性别议题已经和中国的国家形象、国际地位、国家利益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性别议题上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具体方法和路径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强化信源的可靠性和接受度，推动信源的多元化、平衡性和适合度相结合，体现报道的权威性和客观性。引用多方观点，增强媒体表达的可信度；在此基础上要注意引用对方认可的专家、机构的观点或数据，为我所用，增加媒体表达的被认可度；而对于一些争议较大的性别议题，可以从观点出发来寻求合适的信源，找到认同我方观点、与我方立场相近且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专家或组织，借助其发声增加中国媒体表达的说服力和影响力。

第二，提升媒体表达的说服力、感染力和吸引力，构建全球视角的宏观叙事。例如，采取实证的方式，让确凿的事实切实可见，让可靠的观点真实可感；运用理性、感性等表达手段，既以理服人，又以情感人。针对性别议题显著的国际化特征，在表达方式上要体现全球视角，开拓中国媒体的话语空间，提升表达效果。

第三，增强应对意识，提高应对能力，积极引导国际舆论。要主动“向外看”，密切留意外媒报道的内容，及时、坚定、有的放矢地进行回应，将澄清误读曲解、驳斥恶意贬低和推动“免疫效果”的形成、解决“挨骂”困境等结合起来，作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突破口。

第四，强化媒体表达的受众意识，开展有针对性的传播。海外媒体在媒体表达中展现出来的开阔的国际视野和强烈的受众意识，值得学习和借鉴。要认识受众，了解受众，媒体表达要充分考虑海外受众的文化习惯和信息需求。传播要有明确的指向性，尤其要重视在性别议题领域有一定话语权的意见领袖和关注女性发展、重视性别平等的社会精英，通过影响他们，增强中国在性别议题方面的国际传播力。

话语权来自传播力，传播力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媒体表达的质量。在国家提出“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的背景下，中国外宣媒体应重视性别议题，在国际传播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完善其媒体表达，推动中国国际话语权再上一个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