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熠慧

(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 社会学系，上海 200433)

一、性别与劳动研究的兴起

(一)经济结构变迁与传统劳动研究的性别盲点

社会学中对于劳动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有很深的渊源。一方面，1963年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奠定了劳动社会学中“阶级形成理论”(class formation theory)的基础，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题入手，融合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对产业工人的阶级形成问题进行了讨论；另一方面，1974年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man)出版的《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开启了“劳动过程理论”(labor process theory)的先河，从马克思对于劳动过程和剩余价值的讨论出发，探究劳动场所的控制与权力问题，并于20世纪80年代由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进行了拓展。但不管是“阶级形成理论”还是“劳动过程理论”，都未能对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全球经济结构变迁做出很好的回应。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将它们的制造业生产线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其服务业从业人数增长速度超过了制造业。在这些包括餐馆、酒店和零售的服务业中，女性占据极大的比例，却拿着低廉的工资[1](P 44)。面对大量女性从事的服务业劳动，传统劳动研究范式中性别中立视角的局限性逐渐显现出来。劳动过程理论预设了劳动者作为无性别、无国界的“抽象”人存在，而忽略了性别在劳动控制中的角色[2](P 379)。现实中女性工人在工党组织和工人运动中非常活跃，阶级形成理论中却没有女性的身影[3](PP 174-181)。针对这些问题，一些研究者认为其根源在于劳动研究的理论源头——马克思主义具有“性别盲点”(gender-blind)，从而导致对劳动中性别问题的忽视[4](P 142)。她们从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潮中吸收养分，发展出大量有关性别与劳动的研究。给她们以启发的是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潮中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marxist feminism)。与其他女性主义者一样，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性别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重要表现之一，不应被忽视，但她们对于性别不平等根源的看法以及如何改变性别不平等的蓝图，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liberal feminist)和激进女性主义者(radical feminist)有着重大差异。她们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的观点相左，不认为仅通过争取女性的个体权利就可以破除资本主义社会的性别不平等，也不赞成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和激进女性主义所强调的仅通过改变社会化(socialization)、心理(psychology)、亲密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和作为社会制度的婚姻(marriage as social institution)便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性别不平等[5](PP 31-44)。她们试图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对性别不平等的根源做出更具结构性的解释。她们围绕性别劳动分工的重要性、再生产劳动的价值、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关系、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边界进行了大量讨论，对性别与劳动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于传统劳动研究的拓展

虽然对诸多问题存在争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仍然从两方面影响着劳动研究：一是认为女性劳动者既受资本主义的剥削，也受父权制的压迫，在公共领域中劳动的女性遭受双重不平等——阶级不平等和性别不平等；二是认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并不存在固定不变的边界，资本主义通过不断地把私人领域内的情感、身体、亲密关系和品位卷入市场，使其变成公共领域的商品，并从进行相关劳动的女性身上获得剩余价值。

1.公共领域中的双重不平等

正如上文所述，美国传统的劳动研究更多地关注资本主义如何通过劳动过程从工人身上获得剩余价值，实现马克思意义上的“剥削”(exploitation)(1)一些研究将劳动与资本形成的所有权力关系都归为“剥削”，混淆了“剥削”和“压迫”(oppression)这两个概念。实际上，“剥削”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特指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被他人(如资本家)获得，而“压迫”更多是指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即一方比另一方拥有更多的权力，一方对另外一方实施控制。因此，“剥削”是一种经济过程和状态，与剩余价值的分配相关，“压迫”则是一种政治过程和状态，与权力的分布相关，二者并不等同。在现实中，“剥削”和“压迫”存在一定联系。例如，在资本主义的一些生产过程中，资本家通过获得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而实现“剥削”。这个过程中可能伴随着资本家对工人的权力控制和强制，即“压迫”；也可能没有“压迫”，而贯穿着一些更为温和的、以资本家和工人的“同意”(consent)为基础甚至看起来更为平等的关系。因此，在某些劳动过程中，“剥削”与“压迫”相互伴随；而在另一些劳动过程中，“剥削”与“压迫”则是分开的。。这些劳动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为基本假设，认为包括女性劳动者在内的所有工人都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被抽象成“工人阶级”，与资方处于不平等的阶级结构(2)在这里特指上文所提及的20世纪60至70年代劳动研究中的“劳动过程理论”和“阶级形成理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则认为女性劳动者不仅要面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还要面对父权制的“压迫”，后者围绕着“性”关系形成，强调女性作为情人、妻子和母亲在家庭中的从属角色。虽然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于“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之间的关系存在不同观点(3)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内部的争议在于：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是独立作用还是交互作用的系统。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和阿莉森·贾格尔(Alison Jaggar)认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是独立运作的两个系统，分别作用于女性的劣势地位，见Mitchell,Juliet,“The Longest Revolution”,New Left Review,1966,(40),PP.11-37;Mitchell,Juliet,Women’s Estate,Australia:Penguin Book,1971;Jaggar,Alison,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Totowa,NJ:Rowman & Allanheld,1983。艾里斯·扬(Iris Yong)、海迪·哈特曼(Heidi Hartmann)和齐娜·艾森斯坦(Zillah Eisenstein)则认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是一个“交互系统”，她们倾向于用“资本主义父权制”(Capitalist Patriarchy)或“父权资本主义制度”(Patriarchal Capitalism)来称呼这个交互系统。见Eisenstein,Zillah,“Constructing a Theory of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Feminism”,Insurgent Sociologist,1977,7(3),PP.3-17;Hartmann,Heidi,“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Capital & Class,1979,3(2),PP.1-33;Young,Iris,“Socialist Feminism and the Limits of Dual Systems Theory”, Socialist Review,1980,50(5),PP.169-188。，但她们一致认为资本主义将女性劳动者作为“工人阶级”来压迫，父权制则将女性劳动者作为“女性”来压迫，女性劳动者面临着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所造成的阶级和性别的“双重不平等”。这一论断将之前劳动研究中单一的“阶级”假设转化为二维的“性别和阶级”假设。这种对“双重不平等”的强调改变了劳动过程和阶级形成理论的性别盲点，丰富了研究内容和理论洞见。在女性主义的影响下，“劳动过程”研究开始关注以下三个问题：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如何延续到劳动场所，从而帮助资本家更多地获得剩余价值？社会所认可的性别刻板印象如何形塑生产过程，帮助资本更好地进行劳动控制？性别化的实践如何形塑工作场所中的性别主体，从而帮助工人反抗劳动控制？李静君对位于中国香港和深圳一家工厂相同的劳动过程研究发现，工厂借助两地女工不同的性别认同——“少女工人”(maiden worker)和“主妇工人”(matron worker)完成了对她们的不同控制——“地方专制”(localisticdepotism)和“家庭霸权”(familial hegemony)。在这里，“地方专制”是指工厂利用这些农村少女向往城市生活的身份认同，使用贬低其农村女性身份的方式(如将她们对资本的反抗解释为农村人的“不文明”)来打造工厂所需的驯服劳动力，从而实现控制；“家庭霸权”则是指工厂利用母亲照顾家庭的角色来促进她们对更为宽松的劳动控制的认同[2](P 379)。20世纪90年代对中国深圳工厂的田野调查发现，资方借用“打工妹”的性别认同和地缘认同对其进行控制[6]。莱斯利·萨尔津格(Leslie Salzinger)对墨西哥北部边境一家工厂的研究则发现，家庭内部的性别劳动分工已经延续到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分工中，资本通过这些女工所认同的墨西哥当地的女性气质来锻造灵巧、温顺和廉价的劳动力[7]。与此类似，“阶级形成”研究开始关注以下问题：女性劳动者的性别认同与她们的团结有什么关系？女性作为阶级形成的主体如何参与到该过程中？性别化的阶级形成过程如何可能？韩启澜(Emily Honig)通过对1919-1949年中国纱厂女工历史资料的分析，认为“姐妹情谊”是女工们形成团结，抗击资本剥削，抵御性骚扰，突破地域分隔，形成更大范围内社会运动的基础[8]。在书中，韩启澜详细描绘了女工之间的各种互助方式[8]。女工们在工作中互相帮助，并以同乡关系为纽带帮助彼此应对急需用钱的情况[8]。同一街区居住和同一车间工作的女工甚至成立正式的姐妹会，抵御地痞流氓和其他男工的骚扰[8]。中国共产党在女工动员工作中正是依托了已经存在的姐妹会，通过吸收姐妹会的核心成员入党，依靠她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对其他姐妹会成员的影响，从而形成更大规模的女工联盟，为共产主义运动奠定了基础[8]

2.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边界的模糊化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劳动研究的另一个理论贡献在于，打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公私领域的划分，认为现实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往往是模糊的，且随着历史的变化而改变。这有助于劳动研究者思考以下问题：原先属于私人领域内的情感、身体、亲密关系和品位变成商品进入市场后，赋予了“劳动”怎样的新内涵？与情感、身体、亲密和品位相关的劳动具有怎样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批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过于关注公共领域尤其是工业领域中的劳动价值及不平等问题，而忽略对私人领域内再生产劳动(餐饮、居住、清洁、生育和照料等)的价值及其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讨论。这些再生产劳动在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年代还属于无酬劳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家庭的许多功能，如育儿、养老、饮食和休闲等，开始外移到市场中，由市场来承担，其中最明显的是餐饮、酒店和家政等服务业的兴起。这些服务业的兴起，使得维持劳动力的部分再生产劳动从家庭转移到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曾经被认为是私人领域的无酬劳动逐渐变成公共领域中的有酬劳动。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大量家庭内部的功能也通过国家承担而实现社会化。随着育儿、养老、饮食和休闲的市场化和社会化，女性的再生产劳动逐渐从家庭转向市场和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边界也出现了转移或重叠。这些从家庭转移到市场和社会的有酬劳动，赋予了“劳动”新的内涵。这些新型的劳动不仅包括人类体力和脑力的消耗，还包括劳动者情感的压抑和激发以满足消费者的情感需求，甚至涵盖了劳动者通过身体的呈现来满足顾客的审美需求，以及通过“性”来满足消费者的欲望。区别于传统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这些新型有酬劳动的特点在于：首先，这些劳动并没有生产出具体的“物”来满足人们的需求，这些劳动本身直接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劳动本身就是商品；其次，这些劳动更多地是与人打交道，满足人在心理、情感、审美、性及亲密关系上的需求。因此，这些劳动更多地需要劳动者具备“软技能”(soft skills)，即一种与人更好地建立连接的能力，包括制造吸引力、衣着、风格品位、声音和表情等[9](PP 1330-1343)。这些劳动与家庭内部分工存在一定的联系，体现为女性在家内所承担的通常都是提供情感支持和身体呈现的角色，往往被认为比男性更具有“软技能”。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打破公私领域边界之后，越来越多的劳动研究者将目光投向这些市场化和社会化的新型劳动。这些研究者尝试探索打破美国社会学的劳动研究范式，在“劳动过程理论”和“阶级形成理论”之外寻找新的理论资源。他们结合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等学者的理论，形成了一些新的概念，包括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身体劳动(bodily labor)、审美劳动(aesthetic labor)、亲密劳动(intimate labor)(4)由于翻译的问题，“emotional labor”和“affective labor”经常都被翻译成“情感劳动”，并且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二者也常常被混淆。但二者在理论来源和具体指向上存在较大的区别。为了对二者进行区分，本文借鉴刘芳儒的分类(参见刘芳儒：《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的理论来源及国外研究进展》，《新闻界》2019年第12期)，将“emotional labor”翻译成“情绪劳动”，将“affective labor”翻译成“情感劳动”。。这些研究一方面分析服务业中提供情感支持、审美和亲密感的劳动如何为公司增加更多的利润，即如何促进资本主义的积累；另一方面分析这些劳动对劳动者产生了什么影响，即如何再生产劳动场所中的双重不平等。

二、性别与劳动研究的几个概念

正如上文所述，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影响下，研究者突破了传统劳动研究的疆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关概念，使其具有了性别视角。不管是“劳动过程理论”还是“阶级形成理论”，都将“性别不平等”维度纳入对劳动场所不平等关系的考察，形成了对双重不平等的关注。更重要的是，在这两个理论之外，劳动研究者打破了过去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边界，重新思考了服务业中卷入情绪、身体表征、审美甚至是亲密关系的各种新型劳动的内涵，形成了诸如情绪劳动、情感劳动、身体劳动、审美劳动、亲密劳动等新概念。这些概念是在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从传统的劳动研究问题(这些劳动如何使资本主义积累成为可能？对劳动者产生什么影响？)出发，融合了其他理论成果，为深化劳动研究提供了富有启迪的理念与方法。接下来，本文将对这些概念的理论来源以及关联与差异进行梳理。

(一)情绪劳动

研究者最开始关注的是劳动中情绪的角色。情绪一直存在于女性的家内劳动中，其重要内容是满足家庭成员在情感上的需要。但当情绪成为一种商品后，会对劳动者产生什么影响？20世纪80年代，阿利·霍奇斯柴德(Arlie Hochschild)发现在航空服务中，女性仍然延续她们在家庭内部为家庭成员提供情感支持的角色，为顾客提供感情上的抚慰。但她发现，在资本主导下，这一行为规则与女性在家内的行为规则有所不同。1983年，她在《被管理的心：人类情感的商品化》(TheManagedHeart:CommercializationofHumanFeeling)中论述了资本主义如何控制女性劳动者的情感，从而满足顾客的情感需求。她认为服务业中的女性劳动者并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流露和激发情感，其背后的情感压抑和释放的准则掌握在商业组织手中。她将女性劳动者遵循商业组织原则来激发和压抑情感的劳动称为“情绪劳动”[10](PP 220-228)。在她看来，情绪作为劳动力的重要内容，被劳动者卖与资方，使得资本能够要求劳动者按照组织化的规则来控制情感，从而帮助资本获得更多的利润。她在研究中引入戈夫曼的“拟剧论”来详细阐释资本如何控制空乘人员的情绪。她认为，戈夫曼的“拟剧论”透析了人们在具体社会情境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与角色相关的压抑和释放情绪的准则，人们在互动中通常依照与具体社会情境相对应的准则来调适自己的情绪，从而更好地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10](PP 220-228)。她认为戈夫曼所发现的这套准则在商业化的情绪操控中仍然适用，只不过商业情境下情绪压抑和释放的准则并不是由社会约定俗成，而是由资本来控制。资本对劳动者的情绪控制通过两种方式发挥作用：一种是“表面伪装”(surface acting),通过面部和肢体动作来模仿某种情绪，并未涉及自我控制；另外一种则是“深层伪装”(deep acting),通过想象力来激发、调动、转移和压抑情绪，通过共情对劳动者的自我产生影响[10](PP 220-228)。由于资本所制定的情感规则是为利润服务，与一般社会准则和个体的诉求都存在一定的张力。因此，不管是“表面伪装”还是“深层伪装”，都导致劳动者出现情感的疏离和自我的分裂[10](P 559)。从霍奇斯柴德开始，研究者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原先存在于私人领域内的情绪支持和抚慰，已经成为一种能够帮助公司获得利润的公共劳动，甚至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逐渐渗透到家政、酒店、保险、美容美发、销售、社会工作、茶业等大量服务中[11](PP 84-104)[12](P 34)[13](P 155)[14](P 55)[15](PP 235-256)[16](PP 205-232)[17](PP 77-95)[18]

(PP 57-61)[19](PP 166-171)[20](PP 97-103)[21](PP 17-24)[22](PP 60-68)[23](PP 12-18)。如果说霍奇斯柴德有关情绪劳动的研究讨论的是与再生产领域相关的公共劳动，那么霍奇斯柴德之后的许多研究则迈出了该领域，指向更为一般性的“职业化”劳动(如律师和医生)。

作为先驱，霍奇斯柴德的“情绪劳动”启发了大量研究者对服务业劳动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包括霍奇斯柴德在内的许多女性主义者对女性的情绪和劳动开始感兴趣，这些学者包括里拉·阿布(Lila Abu-Lughod)[24]、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25]、阿莉森·贾格尔[26](PP 129-156)、奥德莱·洛德(Audre Lorde)[27]、伊丽莎白·斯佩尔曼(Elizabeth Spelman)[28](PP 263-274)和凯瑟琳·卢茨(Catherine Lutz)[29]，20世纪90年代西方出现了凯瑟琳·伍德沃(Kathleen Woodward)[30](PP 758-779)、劳伦·贝兰特(Lauren Berlant)[31](PP 33-47)和琳达·尼克森(Linda Nicholson)[32]所谓的“情感转向”(affective turn)。在“情感转向”中，许多学者不再满足于仅关注“知觉”(recognition)层面的“情绪”，而是希望在霍奇斯柴德对知觉关注的基础上聚焦更深一层的“感觉”(sensation)层面。这些学者还意识到，虽然“情绪”属于“身体”的一部分，但是劳动者身体其他面向的呈现在情感劳动中讨论较少，更不用说对于深植于身心的“品位”和“性”的关注。最后，一些学者认为霍奇斯柴德的“情绪劳动”更多讨论的是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单向控制关系，而疏于讨论劳动者与顾客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基于这些反思，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又拓展出情感劳动、身体劳动、审美劳动和亲密劳动等概念。

(二)情感劳动

正如前文所述，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社会科学界开始出现“情感转向”，学者在关注“情绪”的基础上又向前一步，关注内心更深层次的“情感”(affect)，其中“情感劳动”的研究也具有一定影响力。在中国，由于翻译的问题，霍奇斯柴德的“情绪劳动”往往也被翻译成“情感劳动”，在使用中存在混淆的情况。实际上，西方学者已经对“情绪”和“情感”做出了详细的辨析。

对于“情绪”和“情感”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情绪”和“情感”存在差异。布来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认为“情绪”是一个可以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认知过程，而“情感”是一种难以被叙述和捕捉的身体经验，这种身体经验往往非常强烈却难以用语言来表达[33](P 28)。在布来恩·马苏米看来，“情绪”是存在于人们意识层面可以被言说的，而“情感”恰恰指的是那些存在于个人和社会生活中的无意识层面且难以被表达和分析的[33](P 28)。布来恩·马苏米认为只有在一种“情感”流动和离开的时候，人们才能从无意识中抽离出来，感受到其存在[33](P 28)。艾紫培·普罗宾(Elspeth Probyn)认为，“情绪”是一种文化性和社会性的表达，而“情感”更接近生物性和生理性的自然存在[34](P 11)。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情绪”和“情感”之间并不存在如此清晰的边界。尚内·尼娅(Sianne Ngai)便认为以上学者对“情绪”和“情感”的区分实际上是基于精神分析科学对于描述人类感受的需要，在现实中二者并不存在清晰的边界，因此可以交换使用[35](P 27)。萨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和克莉斯汀·戈顿(Kristyn Gorton)认为“情感”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的感染性(affective contagion)，即如何从一个人感染到另外一个人[36][37](PP 333-348)。综合以上学者的讨论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对于“情感”定义比霍奇斯柴德有关“情绪”的讨论增加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从而奠定了“情感劳动”的基础：第一，“情感”突破了“情绪”所停留的“知觉层面”(cognitive feelings),而将欲望、快乐、悲伤和激情等“感觉”层面也纳入分析之中；第二，“情感”不止于意识层面被人们所“认识”并可以被清晰描述的“情绪”，而涵盖了处于人类心理潜意识的、难以被言说的激情和兴奋等原始冲动；第三，“情感”不仅包括心灵层面的认知，还包括身体经验的感受；第四，相比强调个体自我认同构建的“情绪”，“情感”更加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即一种感受是如何感染/影响另外一个人的。基于以上四点，“情感劳动”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被广泛用以研究各种性别与劳动现象。

实际上，“情感劳动”在理论流派上受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影响，与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情感劳动”的提出者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都属于意大利的自治马克思主义流派(autonomous marxist)，与这一流派具有复杂联系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曾掀起过著名的“家务劳动薪酬运动”(Wage for Housework Movement)[38](PP 89-100)[39]。这一运动旨在讨论家务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并揭示了家庭在资本主义积累中的重要作用。他们都关注以大量手工作坊和非政治经济为特征的创意和设计劳动，并且认为这种劳动区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大工业中生产商品的“物质劳动”(material labor)，是一种具有高度流动性和灵活性并需要大量的知识、信息、沟通和情感表达的劳动，生产大量诸如服务(service)、知识(knowledge)和沟通(communication)等非物质产品(immaterial good)[38](P 94)。这种劳动被他们称为“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辐射了21世纪90年代末服务业(健康医疗、教育、金融、交通、娱乐业和广告业等)。它的特征以“情感劳动”——人类互动和接触中的情感表达(affective labor of human contact and interaction)——的形式存在着[38](P 95)。也就是说，“情感劳动”是“非物质劳动”的一种形式，其劳动内容是情感表达的生产和管理，强调人类的关系和互动层面、人的沟通行为，其所生产的产品是感觉，如舒服、舒适、满意和激情，还包括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社群形式(forms of community)和生物权力(biopower)[38](P 95)。在此基础上，哈特和内格里对“情感劳动”做了以下定义：“情感劳动”是指那些生产影响(affect)、欲望(desiring)、兴奋(excitement)或激情(passion)的劳动[39](PP 89-100)。

在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对话中，哈特认为在“情感劳动”中，资本主义和国家从女性的身体和再生产劳动中汲取一种创造生命的力量，并通过文化和沟通传递，从而促进全球资本主义的积累[38]。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中吸取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生产(公共领域)和再生产(私人领域)并不是二元两分的，二者之间的界限可以被打破。但是，他们过度强调了生产和再生产的整合，并认为所有形式的劳动都具有社会生产性(socially productive)，且有助于全球资本主义的积累，因此受到了乔安娜·奥克萨拉(Johanna Oksala)等女性主义者的批判[40](PP 281-303)。奥克萨拉认为将两个领域混为一谈不利于考察再生产与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虽然她也强调再生产与生产之间的界限并不是静止不变的[40](PP 281-303)。由于对非物质文化生产和互动的关注，“情感劳动”被大量运用于新媒体中的数字劳动，例如，女性游戏玩家为游戏业所提供的无偿劳动[41](PP 708-727)、黑人女孩在真人秀节目中的参与[42](PP 351-369)、博主在博客上的写作[43](PP 38-52)、女性音乐工作者和女性酒吧前台在工作中的氛围营造等[44](PP 28-50)。但这些经验研究也受到了一定的批判，主要的批评点在于研究者将“情感劳动”过于泛化，将依托媒体所进行的各种类型的数字劳动不加区分地贴上了“情感劳动”的标签[45](P 75)。

(三)身体劳动

不同于“情绪劳动”和“情感劳动”，“身体劳动”尤其强调劳动中的身体面向。蓝佩嘉在其对中国台湾地区女性化妆品销售员的研究中，提出“身体劳动”具备以下三个特点：首先，进行身体劳动的劳动者提供的服务或销售的商品都包含着一种对身体的文化消费；其次，这些劳动者主要的工作内容是对身体姿态、表达、呈现，以及与顾客互动的身体运动的使用；再次，对这些劳动者的身体管理聚焦于对工人身体的规训、维持和转变[46](PP 21-45)。但“情绪劳动”与“身体劳动”存在怎样的联系？“情绪”难道不属于“身体”的一部分吗？米莲·康(Miliann Kang)通过对韩裔移民的美甲沙龙的研究，讨论了“身体劳动”与“情绪劳动”的联系与区别。首先，她是在“情绪劳动”的基础上讨论“身体劳动”，即“身体劳动”是“情绪劳动”的“具身面向”(embodied dimensions)，并认为这是二者的重要联系。其次，她认为“身体劳动”与“情绪劳动”的区别体现在：其一，霍奇斯柴德的“情绪劳动”隐含着白人女性的情感规则普遍化的假设，忽略了种族、性别和阶级这些交叉的不平等通过“身体表征”对劳动者产生的影响，而后者是“身体劳动”关注的重点内容；其二，“情绪劳动”强调诸如控制体重或微笑等性别化的身体展示，疏于讨论基于身体的互动，而“身体劳动”不仅要求服务者以某种方式来展现她们的身体，还强调与顾客的互动，即激发顾客对她们的身体更加美好和积极的感觉[47](PP 820-839)。从这些定义来看，对身体具体形态的展示和互动的强调是身体劳动与情绪劳动的重要区别。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以“身体”为中介的各种商业性的亲密互动都属于“身体劳动”，甚至包括“性工作”以及各种照料自己和他人身体的工作(如护理和美容美发等)[48][49]。

实际上，对身体形态和以身体为中介的互动的关注，与女性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将身体带回讨论”的思潮有很大关系[46](PP 21-45)。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将身体作为权力发挥作用的场域，详细描述了监狱、学校和医院如何通过训练和改变身体的形态来行使权力[50]。受到福柯的影响，蓝佩嘉在她的研究中，不仅把对女性化妆品销售员的劳动控制看作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过程，也将其看作资本通过训练、话语作用于女性身体，从而打造一种满足社会有关身体想象的具有生产性的、驯服和容易控制的主体的过程[46](PP 21-45)。她进一步将女性化妆品销售员的身体劳动分为以下四个层面：在工作时间内消耗体力而被剥削的身体；提供服务业和情绪支持而驯服的身体；反射美丽意向的镜像身体；执行专业支配的沟通身体[46](PP 21-45)。通过这四个层面，顾客实现了对女性身体表征的消费，资本也完成了对女性化妆品销售员身体的控制。

(四)审美劳动

与“身体劳动”类似的概念还包括“审美劳动”，但不管是理论来源还是具体内涵，二者都存在差异。1997-1998年，克里斯·沃尔赫斯特(Chris Warhurst)和丹尼森·尼克森(Dennis Nickson)率领团队对餐饮业、销售业、酒吧和旅馆业进行大量研究后发现，这些服务业在招聘雇员时都对身体特征(physical capacities and attribute)有一定的要求，并且通过管理、培训和制度使用雇员的这些身体特征，从而吸引顾客，获得更多的利润[51](PP 1-18)。这些行业的雇主并不像传统服务业那样注重劳动者的“技术能力”和“社交能力”，而是注重劳动者的“审美能力”(aesthetic skill)[51](PP 1-18)。这里的“审美”并不是指“美丽的标准”，而是指一种“表达性的审美观”，与感觉性的经验相关，涵盖了声音、味道、触感和视觉等多个方面，在劳动中体现为劳动者的声音、服装、风格、语音和身体的尺寸[52]。两位学者用“审美劳动”来描述这种以身体的呈现为主要内容的劳动，认为这种劳动消耗的是“一种以员工被雇佣之前所拥有的具象化能力和特征(embodied capacities and attributes)为基础的劳动力”，并认为在劳动过程中“雇主通过招聘、挑选和培训等一系列过程来动员、开发和商品化雇员的这些具象化能力和特征，将其转化为视觉或听觉上的审美性‘技术’，从而生产出一种风格(style)来吸引顾客”，其具体表现为“听上去顺耳”和“看上去美”[53](PP 349-377)。

“审美劳动”与“身体劳动”表面上很相似。首先，这两个概念都是在“情绪劳动”的基础上提出“身体呈现”在资本积累和劳动控制中的作用，即资本以劳动者的身体为中介来获得更多的利润。其次，相较于“情绪劳动”，这两个概念更加注重顾客对于劳动者身体的文化消费，以及劳动者与顾客的互动在劳动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再次，两种劳动都再生产了阶级和性别的不平等。在审美劳动中，为了满足中产阶级顾客的审美偏好，公司有意选择中产家庭出身的雇员，通过她们的中产阶级品位来迎合同一阶层的审美需求，从而分化了雇员和顾客，加深了阶级不平等[54](PP 195-208)。审美劳动将女性的身体化约为符号，使得资本可以形塑女性的身体，不仅再生产出男权社会对于女性身体的想象，还通过挑选、控制女性的审美需求来加强女性身体的物化，从而巩固而非打破性别不平等[54](PP 195-208)。

但“审美劳动”与“身体劳动”又存在很大的不同。首先，“身体劳动”引入的是福柯等学者对于身体的讨论，而“审美劳动”则受到布迪厄理论的影响。如果说福柯将身体视为权力作用的场域，那么布迪厄则将身体视为一种“生理性的资本”(physical capital)，可以由文化资本转化而来，表现为反映阶层地位的具象化的性情倾向[55]。在审美劳动中，资本正是借助劳动者所表现出来的性情倾向进行积累。雇主通过购买、动员、发展和使用中产阶级雇员的性情倾向，通过呈现中产阶级的审美表征，来满足中产阶层顾客的审美需求[54](PP 195-208)。其次，如果说“身体劳动”关注的是劳动者的身体表征以及“情绪劳动”的具身面向，那么“审美劳动”更多关注的是深植于劳动者身体的、展现劳动者社会阶级地位的“品位”。“品位”是特定阶级位置上所形成的性情倾向——惯习——的具体表现，通过身体的各种呈现方式表现出来，包括站立、说话、走路、感觉甚至思考的一系列与身体相关的可见方式。最后，“身体劳动”中呈现的往往是被动的身体，是被资本剥削和权力规训的身体，而“审美劳动”中的身体，更多是被资本利用的身体，劳动者本身也参与到与资本和权力的共谋之中。劳动者通过审美劳动，在与顾客和雇主的持续互动中不断地进行自我的生产(on-going production of the body/self)，形成建立在对企业形象认同上的“具象化的自我(embodied self)[56](PP 165-184)[57][58](PP 785-798)[59](PP 72-90)。阿什莉·米尔斯(Ashely Mears)认为，身体劳动与审美劳动的一个巨大区别在于：身体劳动是顾客为他人的身体付费，通过他人身体的交换价值来获得补偿；而审美劳动中劳动者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从自己身体的交换价值中获得补偿[9](PP 1330-1343)。

随着品牌经济的发展，“审美劳动”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使用这个概念进行研究的学者也从传统的服装销售业转向关注模特和美妆博主等新型职业[60](PP 776-777)[61](PP 14-25)[62](P 129)[63](P 761)[64](P 273)[65](P 307)[66](PP 125-143)

[67](P 60)[68](P 113)[69](P 66)[70](P 95)。其中，阿什莉·米尔斯2011年出版的《美丽的标价：模特行业的规则》(PricingBeauty:TheMakingofaFashionModel)和安娜·埃利亚斯(Ana Elias)、罗莎琳·吉尔(Rosalind Gill)及克里斯蒂娜·沙夫(Christina Scharff)2017年编撰的《审美劳动：重新思考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美丽政治》(AestheticLabor:RethinkingBeautyPoliticsinNeoliberalism)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阿什莉·米尔斯不仅在《美丽的标价：模特行业的规则》中对时尚领域结构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剖析了市场结构体系中不同领域对模特外形的审美标准，还分析了模特将审美劳动内化，通过对身体的控制和时尚品位的培养来形塑自我的过程[71]。安娜·埃利亚斯、罗莎琳·吉尔和克里斯蒂娜·沙夫拓展了“审美劳动”概念的内涵，她们超越以往研究在具体的“劳动—资本—顾客”关系中讨论工作所具有的审美性，而将这一个概念与新自由主义时代更广泛的社会生活过程建立起联系[72]。在她们看来，“审美劳动”与新自由主义时代主体的建构息息相关[72](P 5)。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美丽作为一种规训的技术，让那些看似能够自由打造外表的女性受制于规训和管制[72](P 7)。在她们看来，个体对外表的打造，是一个人在审美上对身体的投资，背后隐含着新自由主义时代资本和权力对个体的“治理”(governance)，并将此视作“美丽政治”(beauty politics)[72](PP 11-23)。

(五)亲密劳动

“亲密劳动”是艾琳·鲍里斯(Eileen Boris)和瑞秋·帕瑞纳斯(Rhacel Parreas)在2010年提出的新概念。一方面，她们希望能够区别于传统的“情绪劳动”；另一方面，她们希望这个概念能够将“情绪劳动”所涉及的情绪以及未涉及的互动、性和身体表征等都涵盖进去。她们从亲密关系入手，认为亲密关系这一曾经在私人领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社会关系，也在今天的市场等公共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实际上，“关系”在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一直是学界的关注点。劳动研究对于关系的关注主要分为两类。一类研究劳动者如何借用各种各样的关系网络来完成工作。例如，沈原发现建筑工的招募和日常劳动都是通过“老乡”关系组织起来的，而这些乡缘关系正成为建筑业进行劳动控制的基础[73]；陈纯菁发现保险代理人会积极构建自己的熟人网络从而寻找潜在的客户[74]；施芸卿发现美容师也通过和客户建立一种“熟人”关系来维护自己的业务[22](PP 60-68)。但以上所讨论的关系都止于“乡缘”和“熟人”关系，阿什莉·米尔斯对夜店掮客(promoter)和夜店女郎的研究则表明“亲密关系”也可以成为劳动者完成工作的重要依托[75](PP 1099-1122)。她发现夜店掮客往往寻找那些刚刚进入模特业且收入甚微的漂亮女孩来无酬地为夜店派对增加气氛，从而为夜店带来更多的顾客消费[75](PP 1099-1122)。这些掮客通过和女孩缔结关系甚至发展出亲密关系来说服她们参与夜店派对，提供无酬劳动[75](PP 1099-1122)。阿什莉·米尔斯将这种行为称为“关系劳动”(relational work)[75](PP 1099-1122)。不同于以上研究，另一类研究则讨论维持和打造关系本身如何成为一种劳动。正如薇薇安·泽利泽(Viviana A.Zelizer)所认为的，“做关系”是一种重要的劳动[76](P 6)。人们在互动中，通过对关系的标识和划界，选择和塑造出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76](P 6)。这种塑造和维护“关系”的行为也被她称为“关系工作”[76](P 6)。与此类似，艾琳·鲍里斯和瑞秋·帕瑞纳斯认为亲密关系的商品化模糊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边界，使打造“亲密关系”成为许多女性的公共劳动内容[49]。她们认为，许多现代人在私人领域之外寻求和消费亲密关系，女性仍然在市场中扮演着提供亲密关系的角色。她们为顾客提供的亲密关系，不仅成为一种有酬劳动，也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积累的重要基础[49]。艾琳·鲍里斯和瑞秋·帕瑞纳斯将这种提供亲密关系的公共劳动称为“亲密劳动”，即一种为“陌生人、朋友、家人、伴侣、小孩、年老者、患者和残疾人满足生理上、智识上、情感上和其他情绪上需要”(the physical,intellectual,affective,and other emotional needs of strangers,friends,family,sex,partners,children,and elderly,ill,or disabled people)的劳动[49]。这种劳动旨在满足人们对于亲密的需要。这种亲密需要依赖于持久的社会互动，不仅包括“性的愉悦，还包括身体的修复，为情人提供照料，创造和维持社会和情绪的纽带以及健康和卫生的维持”，其具有“物质性、情感性和生理性”[49]。艾琳·鲍里斯和瑞秋·帕瑞纳斯还特别区分了“亲密劳动”和“情绪劳动”，认为“亲密劳动”不仅包含情绪上的劳动，还包括“具身性和实际性的互动”(embodied and effective interaction)，即包括诸如“关注、触摸和安抚”(attentiveness,touch and comfort making)等“具象性元素”(embodied eltement)的劳动，也就是说，亲密劳动包括了情绪劳动，反之却不亦然[49]。她们区分并梳理了“亲密劳动”与“身体劳动”的关系，认为“身体劳动”在某些时候是包含“亲密劳动”的，尤其是在性工作和照料工作中，顾客对劳动者有着亲密关系和身体的需求[49]。

瑞秋·帕瑞纳斯早期的作品考察再生产劳动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中扮演的角色，关注照料劳动的商品化，提出了“全球照料链”(global care chain)的概念，“亲密劳动”概念是其照料劳动研究的延续[77]。她在重新反思这个概念时，却认为“亲密劳动”并没有很好地将双重不平等再生产的机制体现出来[78](PP 407-411)。她认为亲密关系的建构中卷入了大量关系的培育和自我的建构，但是劳动者的自我建构机制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在过去的亲密劳动研究中，她呼吁引入“自我技术”(technologies of the self)这一概念，来重新思考亲密劳动过程中劳动者认同的形成以及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和自我成长(self-growth)过程[78](PP 407-411)。此外，亲密关系的商品化往往具有文化性的特征，在不同地区和时期，亲密有不同的内涵。现有关于亲密关系的研究，往往忽略文化在亲密关系商品化中发挥的作用。

三、西方性别与劳动研究对中国本土劳动研究的启发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进入了消费革命，服务业也在消费社会中逐渐兴起[1]。中国的劳动社会学中有一部分学者也随之开始关注服务业中的不平等问题。一些学者从劳动过程的视角对餐饮业和家政业进行了考察，但这些研究仍然是从传统的劳动社会学理论出发，引入女性主义的视角，讨论劳动过程中的阶级不平等和性别不平等[79][80]。还有一些学者尝试使用“情绪劳动”考察家政业的劳动。这些学者研究公司如何调动育儿嫂对孩子的感情从而导致其出现情感的双重疏离[21]；讨论住家阿姨“家里外人”的情感困境以及和雇主之间不确定的关系[81]；剖析月嫂在情绪调动中的自主意识[82]。除此之外，空姐、幼儿教师、社会工作者、茶艺师、销售员的情绪劳动也获得了学者的关注[18][19][20][22][23][83][84][85]。随着消费市场的扩展，一些与审美相关的职业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学者不仅对美容美发行业的女性劳动者如何通过“熟人”关系来经营劳动进行了详细分析，还进一步探究了她们的“情感劳动”如何影响其情感关系的处理[86](PP 558-580)。美容美发从业者和足疗女技师行业的身体呈现和审美建构也获得了学者的关注[86](PP 558-580)[87]。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主播和博主等新型劳动产生，学者转而关注她们的情感卷入和审美呈现[88]。这些性别与劳动的研究都表明，身体表征、审美品位和亲密互动已经成为人们日常消费的重要组成因素，中国的性别与劳动研究需要对这些新的变化作出回应。西方性别与劳动研究的这些概念为理解中国经验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但不能生搬硬套，既要注意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路径，也要注意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角色以及国家本身的作用。

首先，在运用这些理论工具时要注意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米莲·康在对韩裔美甲师的研究中，特别强调韩裔文化对身体的想象，以及建立在这些社会准则上对劳动者身体的规训[47]。蓝佩嘉在研究中也讨论了中国台湾地区历史文化中有关“化妆品”与“化妆女性”的观念变迁[46]。与此同时，大量的“审美劳动”强调审美劳动遵循的是白人中产阶级的审美标准。因此，在中国的性别与劳动研究中运用这些概念时，需要面对以下问题：对中国女性身体的想象遵循的是一套怎样的标准？中国文化中对于“美”的标准是如何定义的？这背后蕴含着怎样的逻辑？中国的消费者对于身体、审美和亲密关系的想象是什么？思考这些文化符号背后的意涵，将是中国性别与劳动研究的关键之处。

其次，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也应该被纳入性别与劳动问题的考察。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批判影响了西方性别与劳动研究者关注劳动场所的双重不平等，那么应该如何理解经济转型与父权制的关系？在转型过程中产生性别不平等的机制，是否与西方研究中的不同？研究者不能抽象地想象资本主义和父权制，而要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考察具体时代和社会中女性所从事的各种劳动的价值、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中性别劳动分工，以及情绪、欲望、身体表征和亲密关系在具体社会中商品化的形态。金一虹在《中国新农村性别结构变迁研究：流动的父权》中呈现了计划经济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流动女性在公共劳动和家庭中的地位变迁，为我们今天进一步思考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时期性别与劳动的变迁提供了参照[89]。

再次，国家在性别与劳动问题中扮演的角色也需要进一步探索。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西方性别与劳动研究的贡献之一，便是打破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边界。西方性别与劳动研究中的许多概念，都是围绕私人领域中与情绪、身体表征、审美品位和亲密关系相关的无酬劳动是如何通过市场化变成公共领域中的有酬劳动，并在此过程中对劳动者产生了什么影响等问题进行分析。中国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关系及其变迁，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对于公私领域边界的关系更多的讨论市场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则需要讨论“国家—市场—家庭”之间的关系。国家在形塑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在计划经济时期将哪些劳动划入了私人领域，又将哪些劳动进行社会化，让其进入了公共领域，形成了什么样的性别与劳动问题？计迎春认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在计划经济时期是整合的，诸如育儿、餐饮等再生产劳动社会化的程度相当高，而在市场经济时期则出现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90](PP 765-78)。在转型时期，国家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和划界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劳动者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都是在中国进行性别和劳动研究需要思考的问题。

最后，对中国性别与劳动的研究应该具有全球化视角。一方面，中国性别与劳动研究应该看到中国经验与西方概念之间的张力；另一方面，中国性别与劳动研究不能过度地强调中国的特殊性，而忽略中国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相同点和联系。今天，资本的跨界流动和劳动力的跨界迁移，使得全球的政治经济生产已经连接成一个整体性和系统性的体系。性别劳动分工也扩展到全球范围，女性的再生产劳动已经不再局限于一定区域内，而是跨越边界在全球范围内被消费。因此，不管是女性劳动者所从事的与情绪还是与身体呈现相关的工作，都应该从全球范围内进行讨论，研究者应关注这些工作背后的经济产业链条，考察这些经济链条上的行动者如何参与到这些工作规则的制定之中，以及这些规则如何影响劳动者。我们应当关注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置，以及这种政治经济结构对中国的劳动者产生的影响。艾琳·奥蒂斯(Eileen Otis)曾经关注北京的某高级酒店，发现该酒店在训练服务员的过程中不断地培养她们的英语能力和对西方文化的了解[91](PP 912-934)。由此可以看出，不管是这些服务员的情绪劳动还是审美劳动，背后都体现着一种全球化下的文化不平等。当我们将这些概念放在全球化视野来考察，就可以看到性别与劳动问题内部错综复杂的不平等关系。因此，充分考虑边界的流动性，并考察这些社会不平等关系的交叉作用，对于在全球视野下考察中国的性别与劳动问题，也具有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