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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视域下草明工业题材小说的坚守及得失*——兼议现代“工业题材小说”之问题

2021-12-07武金兰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1年4期
关键词:题材工人工业

武金兰

(吕梁学院离石师范分校,山西 吕梁 033000)

现代工业在传统农业文明统摄下的中国基础薄弱且起步较晚,因而工业文学题材在现代文学写作中长期处于较为冷落的位置。从中国当代“工业题材小说”的现有创作成果来看,在不同阶段的形象构建、叙事主题与话语指涉呈现着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印痕,与国家现代化进程高度相关。其中,草明作为持续关注“工业题材小说”的女性作家,其创作的“工业三部曲”《原动力》《火车头》与《乘风破浪》,可以说是新中国工业发展历程的文学写照。

一、草明工业题材小说的坚守

工业题材文学是指描写工业领域生活、反映揭示工业领域的内在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文学创作,并非某一创作流派或者写作潮流,它是与军事题材、女性题材与农民题材并列的,从题材角度进行划分的一个大类。然而相较于乡土文学流脉的勃兴,现代文学中有关工业题材的书写始终拘囿于相同的困境中,工业文学创作始终未能寻找到书写难以表现的工业生产、工人生活的方法[1]105。草明工业题材小说存在着一以贯之的创作特点,她对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专注化与集中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有的。正因她的专注化写作贯穿了工业题材的发展史,并不断突破,使以草明为切口透视工业题材小说的整体发展具有了典型性价值。

(一)工业题材的专注化

草明作为中国现代文坛上长期关注并坚持书写工人题材的女作家,在世界文学尚未在工业题材小说领域取得进展的历史条件下展开写作,生动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时期的工业建设与产业工人形象,具有“首开风气之先”的意义。尤其是她被誉为“工业三部曲”的《原动力》《火车头》与《乘风破浪》,完整地勾勒出了新中国工业建设从战后恢复到迅速发展的印痕和轮廓,敏锐地窥察出当代中国工业发展的趋势与产业工人形象的转变。她的专注化写作将“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中前所未有的工业“风景”引入了文学书写中,直耸云天的烟囱、轰隆作响的轧钢机与铁水奔流的炼钢炉等工业物象首次在文学世界中规模化地呈现,这些未曾有过的工业物象建构了展示工人生活及精神世界的有效场域[2]168。新的工业“风景”提供了迥别于近代以来文学经验的新价值认同,颠覆了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对工业生产生活的否定性书写,将工业文学缺席许久的“主角”——工业生产及工人形象从被遮蔽的角落推向了叙事中心。

专注化的写作使草明的工业题材小说不仅将工业“风景”引入了现代文学的版图,更揭示了草明工业文学获得“史的价值”的根本缘由,就是其工业题材小说的创作所具有的序列性特征。《原动力》中,草明敏锐地抓住了“革命家是否能当好工厂领袖”的问题,表述了革命战争的领导方式与现代化工业企业生产领导方式之间的差别;《火车头》中,草明进一步阐释了政治信仰与科技理性在工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优先性问题,显示了该时期中国工业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乘风破浪》中,草明完成了秉持双重身份的复杂写作,构建了中国文学人物画廊中不曾出现过的新工人形象系列。而专注于工业题材的写作更使草明觉察了工业生产中的集体性、协作性等特征,探寻了由工厂生活形成的工人阶级优于其他阶级的领导性品质,完成了对工人阶级在革命权力序列中领导地位合法性的论证。

(二)思想取向的主流化

草明的工业题材小说具有鲜明的时代症候,对主流话语的皈依与对意识形态诉求的演绎成为草明工业文学书写的不变底色——这也是中国工业题材小说自诞生起便具有的“先天性”特质。从《原动力》《火车头》到《乘风破浪》,再至后期的《神州儿女》,草明工业题材小说的着力点随着时节的流转呈现出变动的印痕。

草明的工业题材小说对主流话语的追随是该类型题材在特殊的历史土壤中生发的结果。早期的工业题材创作中草明并未遵循政治意识形态的诉求,着意凸显党员干部作为工人阶级的引导者与领导者的地位。如其工业题材成熟期的长篇小说《原动力》中,以先进工人孙怀德为代表的底层工人,在党的军队未收复敌占区的工厂时便自发地保护厂房内的机器,自觉地协助整顿工厂的生产秩序。工人与机器之间的深情如同农民对于土地的情谊般天然,其间并无任何道德说教的成分,让人感觉自然而亲切。而与之相对的,被下派到工厂领导工人们的党员干部王永明则不仅显示了对工厂及生产的陌生,而且存在脱离群众、刚愎自用等可批判性的品质。最终王永明在工作上的失误被工人们拯救,在思想上的偏狭也在孙怀德等无产阶级工人的影响下得到了纠偏。王永明激动地自陈:“孙师傅啊,真没想到这里面有这么多弯绕,生产真不是件容易的事……你是我的好老师!”[3]155然而这些优秀品质是老孙头作为阶级个体的天然属性,与无产阶级政权之间似乎并无必然的关联性。尽管草明试图凸显他的个体优秀品质与政治上的工人阶级使命感与责任感相融合,从而具有了远远超越于普通农民的先进性,但事实上更引人注目的依旧是工人与机器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其所代表的现代生产力对促进生产方式的进步之间的内在联系。

对主流话语的追随成为中国工业题材小说的特殊的历史语境中生发而具有的“先天特质”,但草明等工业文学写作者对知识分子立场的坚守使他们并未放弃对纷乱现象背后的本质追问。在草明创作的《神州儿女》中,她试图挖掘骚动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加入了对于社会变革的思考与反思。标志着作家工业文学的创作视野不再拘囿于工厂的狭窄空间之内,而是透过以工厂为表征的“小空间”去关注乃至透视整个中国社会的“大空间”在历史剧变中阵痛及社会变动的深层原因。

(三)情感倾向的乡土化

草明的工业题材小说始终带有基层化的情感倾向,其早年的文学创作对象集中体现为纺织业衰落乃至破产后的产业工人的悲惨命运,尤其展示了传统手工业产业化转型下女性的生存困境。这种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始终贯彻于其此后的工业题材小说的创作中,使草明的工业题材书写中存留着显著的乡村情结,同时也显示出现代工业写作中疏离都市文明而附着于乡土的情感取向。

草明工业题材小说中工人,尤其是其中作为叙事中心人物的先进工人代表,他们往往具有类似的“历史前身”:乡野走向工厂、由田间走进厂房的农民实现了向工人的身份转化,却仍不失质朴踏实、勤恳奉献的本质,这也成为草明工业题材小说中人物设定的一个重要模式,如《原动力》中的孙怀德、《火车头》中的李学文等。这些主人公身上都带有浓郁的乡村情结与质朴的情感特征,在从乡村走向城市的过程中经历了思想的觉醒与情感的变迁,但由于源自土地的厚重感与质朴情感往往能使其摆脱工业催熟下的城市文明带来的精神冲击与腐蚀。尤其《乘风破浪》中的李少祥,在进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后,仍然保持着乡村的质朴与勤劳,面对工厂中的矛盾斗争与部分思想落后的工人的陋行绝不坐视不理。可以说,“带有着农民的质朴本质的工人”是草明理想中的工人形象,面对工业化的冲击波与现代商业文明思想的侵蚀仍能保持高度纯洁的品性。对该类人物形象类型的塑造,体现了草明内心固有的乡村情怀与对基层群众的深切情感,草明在工业题材小说的创作中对工人阶级的崇高道德品质与集体主义精神的歌颂也是对群众的亲近之情的体现。

同时,草明的工业题材小说更基于对工人生存现状的熟稔与悲悯,写出了超越其阶级属性与政治叙事之上的关于“人”之本质的深邃思考。尤其体现在其早期的短篇作品中,如《没有了牙齿的》中被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工人,他们在厂房滚滚烟雾中像被榨干了油脂的“豆渣”,发出了这样的悲叹:“凡是困苦的人,都被困在痛苦的、不自由的烟罩里消磨着他们的生命,肌肉骨血都被榨取干净了,生命也随之完了。”[4]48《倾跌》中受到资本家挤压的工人泣血的独白:“谁将我的血肉吮干了?谁把我的生命榨成一副干瘪的皮?告诉我,怎样?怎样才能挣脱这生的苦海……”[4]78具有启蒙意味的叙述超越了文学类型及题材的阈限,对人性及生存价值的诘问直抵现实的深处,无疑为当下工业题材小说提示了一条通往经典化的路径。

二、草明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不足

草明以工业物象织构了前所未见的现代文学“新风景”,以女性的视野与对深度人性的挖掘,中和了钢铁世界的冷硬,为工业题材的创作者提供了正确的创作范例。然而由于中国独特的现代性经验及工业建设植根的独特历史语境,草明的工业题材写作也难以冲破该类型文学的积弊。这其中既呈现了作家创作的不足,也反应了世界工业文学书写的共性问题。

草明对中国现代工业文学可谓有“开风气之先”的贡献,然而其笔下塑造的工人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却难以突破时代的局限,具有经典化潜力与代表性价值的“新工人”形象并未得以真正确立。除却因作家本人对主流话语的自觉追随及工业现代性发展的纵深受时代的阈限等显在的质素,更有诸多深刻复杂的缘由潜隐其中,折射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复杂。

首先是工业题材历史经验的缺乏,草明的工业题材小说创作之所以未能在现代得以承续和发展,也是由于工业文学在我国缺乏相应的历史根基。前工业社会为中国现代文学遗留了农桑文明的根底,也使乡土文学成为现代文学开创之初功力最深、技法最完备且成果最丰硕的流脉[5]99。人类对工业文明的创造使自身从繁重的劳役中得到解放,同时又难以完全控制这柄以“科技”为名的利器,这使得人性备受物质诱惑的考验。同时,现代化社会许以人类的理想前景并未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实现,取而代之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现代性盘剥”[6]56。因而文学中的工业物象及生产很难具有真正的审美性,很难从中建立人性与工业生产的物性之间的诗意联系,以工业及其生活作为表现对象的文学,因为与读者的现实经验之间的距离,是很难表现出宏大的、能引发人的共鸣的经典作品的。在草明之外,其他同时期产生的工业题材小说,如萧军的《五月的矿山》、艾芜的《百炼成钢》及周立波的《铁水奔流》等也鲜见与其传统题材领域的著作比肩的品质。这是工业题材文学所表现领域与生俱来的特质。

其次,工业题材的创作难以摆脱天然的缺少诗意与浪漫的工业场景,因而难以进行内向度的探寻,无法诠释现代化工业进程中社会生存方式变动中人内心世界的冲突与窘困。草明的工业题材小说成熟期的作品,如《乘风破浪》《神州儿女》等,确实有呈现工业建设特殊时代环境下“三班倒”的工作体制带来的人与时间认知错乱问题,以及“为公奉己”的时代下工人在集体利益与个人欲求之间产生延宕与冲突的问题,且工业题材的文学创作用语更受到其专业性的影响,与文学用语乃至日常用语有所区别,陌生化的语言运用很难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因而工业文学题材的拓展性尝试始终未能打开局面。

草明在缺少相关的历史经验与成功案例的基础上敢于开风气之先的精神是值得赞赏的,但是开创的任务是繁重的,承担的使命是严峻的,因而草明的工业文学创作实质上未能担负起开中国工业文学创作之先的历史功用[7]151。但无论从文学史的角度抑或是文学本身来看,草明以东北重工业发展为图景展开的工业文学画卷一定程度上丰满了现代文学工业书写的贫瘠的历史,其创作得失与经验具有独特而珍贵的价值。

三、结语

草明对工业题材的专注化具有开创意义,丰富了现代文学画廊中的工业风景。虽然因工业题材写作未抵达经典化的高度,草明等工业文学书写者不同程度上也为文学史写作所疏远,但不可否认草明对工业题材的专注化写作为工业叙事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与范式。在工业建设经过了结构性调整而日益丰富,作家与工人对话的层面日益深入的当下,我们有理由期待真正秉持工人的话语立场为其发声,洞察工业建设与社会发展共振脉搏的经典工业文学作品的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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