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涛

(福建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课教育部， 福建 福州 350001)

施绍莘(1581-约1640) ，明代晚期著名散曲家。他少怀俊才，志行高远，但因屡试不第，于是归隐田园。他善为音律，文学创作以散曲及词显名于世，现有《花影集》传世。时人及后世对施绍莘的散曲评价甚高，明代陈继儒曾言：“《花影集》一出，上至王公名士，下至马卒牛童，……皆咄咄吁骇。”[1]3888其书一问世便声名远播，北至吉林、南至靖州，就连村中小儿读《大学》，也在空白处抄录其文。吴梅先生称明散曲“以施绍莘为一代之殿”，[2]168任讷则评其为“明人散曲中之大成者”[3]1。

一、寄情山水、风流自赏——归隐田园的命运抉择

“娴雅绝伦，风流自赏”，乃是施绍莘一贯的自我标榜。然而施氏究竟因何从一位“英英秀发，有鞭箠四方之志”“英英遒上，意谓宰官后身，功名富贵人”[1]3872，反而转向慕道向释、隐逸田园之路的呢？以其“烟霞痼疾，出于性成”“性灵颖发，随地认取，不待老而闻道”的言语来解释，好似不能为他人所信服。通过知人论世的考究，其走向归隐之路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

主观而言，原因有三：一是屡试不第，科举受挫。少负俊才的施绍莘早年亦如其他士子一般，满怀报国济民的政治理想，渴望借助科考博得功名实现其“鞭箠四方之志”。然而年至而立多次应试连番败北的现实令其备受打击。正如施绍莘幼年好友陆五如所言：“子野英英秀发，有鞭箠四方之志。予亦落落自负。潦倒十余年，奔走名场，初无是处，而忽各鬑鬑有须矣。”[1]3791虽自其父施大谏逝世后，施绍莘便开始营造西畲别业，但他真正移家圆泖之滨，享受春秋居山、冬夏居水的隐居生活，乃是科举屡屡失利之后。二是身弱体虚，连年多病。施绍莘在其曲作自跋中曾言道：“迩年多病，高卧山村，学出世法。”“甲子(1624)秋尽，坐病竹妙斋。”“予两年多病，深居杜门……乙丑首春，适闢治南山。”[1]3769等等。足可见其自科举以来多年体弱多病的现实问题。另据高阆仙言：“余从眉公斋，得晤子野，病骨瘦□，体不胜绮。”[1]3766因此，之所以放弃科举与施绍莘身体多病恐怕也直接相关。甲子(1624)夏至他曾说：“予竟潦倒名场，垂十余年，一事无成。二毛将变，雄心猛志，化为槁木寒灰。且迩年多病，高卧山村，学出世法，渐觉功名富贵，诚哉浮云。”[1]3871此处似乎是总结其放弃科举、归隐田园的前两个原因，即潦倒科场、连年多病。三是热爱自然，喜好声乐。面对科考连番失意、身体每况日下的现实，对自然山水的热爱、对琵琶声乐的嗜好加速了其归隐的进程。施绍莘五岁时就开始喜欢种植花草，并一生钟爱吟咏，常常作词曲抒发爱花之情。他在曲跋中说：“予烟霞痼疾，出于性成。犹记五六岁时，便喜种植。七岁就塾师，或迁延避学，无他嬉也，止游戏于花草间耳。”“一生乐与花作缘，无日不享其供养。”“予酷好声乐，每闻听琵琶之声，便为之魂销而神舞。”[1]3746他自幼对花草园艺的酷好促成了其成年后乐闲逸、厌喧嚷、好田园、喜旷居的性格，以及雅好声乐歌舞的趣尚，促使其最终放弃科考，选择归隐。

客观原因，亦有三点：一是江南士子的隐逸之风。施绍莘胸怀大志有心报国，却屡次科举不第，但他也不愿以结社清议的方式评议时政，于是其最终选择了寄情山水、吟咏风月、闲隐自适、诗情画意的生活方式，通过造园林、置丝竹，与名流隐士畅叙情怀，涤荡胸臆。由于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4]304的理想观念，因此归隐之风在江南士子中颇有一定的代表性，例如江南曲作家周履靖、王屋以及施绍莘的好友陈继儒等人便是同侪。二是知己好友的相互影响。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知心好友对人行为方式的影响不言而喻。施绍莘所交之友多为周边的下层文人和隐居高人，其《乙丑(1624)百花生日记》中对主要好友列举如下：“招汉水、决如、容卿、湛生、伯英、友夔于泖西。天马凡六人，则竹里、鸣玉、瑞龄、鸣谐、伯明、茂林。”[1]3761这些人都是当时著名的隐逸高蹈之士，施绍莘与其均为意气相投的至交好友。他自己也说：“居山中……，惟与高衲羽流相知十数人往还。”[1]3852亦印证了其好友多为隐逸之士。另外，施绍莘幼年至交陆五如，因屡试不第休于长泖之上，他们也常相过往；而早年诗友弥清师，即使剃发出家后也多次拜访施绍莘。三是家庭环境的深刻熏陶。清《嘉庆松江府志》卷五十四记施绍莘的父亲施大谏：“不乐仕进，闭门注《老》、《庄》，寒暑不辍。”[5]609其父酷爱道家、不乐仕进，注解老庄、归隐田园的举动，对施绍莘的人生理念与生活方式定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二、春水绿波、秋原红树——拈花一笑的娴雅意境

施绍莘走上归隐之路后，在西佘山造园林、置丝竹，每当春秋佳日，与名流隐士畅叙情怀。他种花栽竹、品茗举觞，吟风弄月，携美访友；他“俯仰于天地之宽，安适性情之便” “随境写声，随事命曲”[1]3746，创作了大量抒情咏物、写景寄情的曲作，表现出俊美清雅又任真洒脱的风格，令人赏心悦目。如[北双调·水仙子]《幽居》：

天公还我好生涯，无事无非隐在家。看门前五柳看看大，掩柴扉推出繁华。屋三间书一榻，或写字和临画。觑功名眼底花，趁闲时切吃杯茶。[1]3742

隐逸田园、无是无非，是生活的理想境界；洗尽铅华、回归自然，是绝妙的生活体验；闲来读书、品茗作画，是文化意境中的物质生活。施绍莘此曲充分体现了隐居生活的情趣，无疑是大智慧的体现。再如[南仙吕入双调·步步娇]《醉扶归》

淡茫茫水镜推窗晓，点疏疏渔灯夜候潮。暗昏昏鸠雨过平皋，白微微鹭雪销残照。蓼汀秋水乍添篙，只觉的地浮天涨乾坤小。[1]3747

此曲由眼前之景推开：清晨窗外的茫茫水面好似明镜一般清明透彻，疏疏点点的渔家灯火好似等待着潮水的来临，昏暗间雨水飘过平坦的山皋，夕阳下白雪与白鹭影像相映更显高洁，秋水漫涨撑着船篙泛舟水中，地浮天涨的情境令人感觉世界与自我的微小，静谧的环境与作者脱俗闲逸的心态融为一体。其后[皂罗袍][香柳娘]等曲则既抒发了自身的安逸情状，亦抒发了“种篱边野菜，夜雨带泥挑，滋味新鲜好”的田园情趣。[尾文]则状写其浊酒一壶、卧舟听潮的飘逸雅兴。

此外，套曲[北正宫·端正好]《四煞》：“渐东君逐旋归，好花枝怕一夜飞”[1]3745的伤春之意；“晓来满地胭脂碎，分明万古英雄泪”[1]3745的哀婉之情；《四边静》“草树狐狸，松柏寒山背”[1]3745的怀古之思等等，均传达了施绍莘的隐逸闲适之情，令人体悟到作者哀婉孤寂、凄凉怅惋的心声。

施绍莘的曲作之所以能形成一种蕴有哀婉之情的娴雅意境，一是源于对闲逸清幽生活的追求。如前所述，施绍莘自幼喜爱花草，成年后不喜交友，唯与隐士高人相知往还的性格特征，表明他喜好“几间屋正与翠巍巍前山对，几个人只在艳腾腾群花内，终年终日如此”[1]3810的隐居生活，而他建园林、置丝竹的行为亦是喜好幽静心境的外现；科场失意、体弱多病的现实更助长了他退隐田园、避居世事的思想倾向。二是源于自然美景的熏陶。出于一种自得其乐，出于一种回避世事，他或醉卧花丛，或泛舟西湖，或吟咏烟霞，或流连风月湖，清幽秀美的田园山水景象进一步强化了其风雅娴静的内在追求。施绍莘好友彦容对其生活环境有这样的刻画：“乃憩泖上之精庐。规制大约如山庄，而宽敞过之。复造一画舫，命曰‘随菴’。每风月清美之辰，携六七童子，乃吹洞箫，鼓檀丝，自唱词。”[1]3749从这段好友描述中我们更能清晰的感受到作者雅好自然、闲适自足的生活态度。三是源于多情感伤的个性。他在《金陵怀古·序》中云：“天生吾辈多情，常以今人吊古”[1]3772；《梦花词·自跋》中亦云：“予初非好色，直是多情。”[1]3776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作为一位多情易感的文人，施绍莘在观景睹物、悠游山水中随物赋情、情至文生。四是源于释道兼修的思潮。所谓佛教出世、道家游世、儒生入世，伴随着元明时代三教合一的思潮，诸多文人亦儒，亦佛，亦道，凸显出三教杂糅的复杂思想。施绍莘放弃科举后，“外服儒风，内宗梵行，其于世间色相，一切放下”[1]3892。他还表示：“且迩年多病，高卧山村，学出世法。渐感功名富贵，均为浮云。故予诗曰：‘高人买山隐于山，身在山中未见山。’此语更在八尺竿头矣……要是英气未除，识解未圆耳。”[1]3871明确表明了向道礼佛的思想倾向。因此其曲作中常有“明月清风真我友，人生此外何求”的感喟，也展现出一种超脱凡尘、神游物外的个性特质。

三、言志咏情、怀古思今——用世向俗的曲作风格

施绍莘向往桃源遗风，追慕林逋孤僻，颇具隐士之风。但他始终未真正的隐居山林，脱离世俗，而是徜徉徘徊于隐俗之间，他在追求隐逸自得生活的同时，始终怀有一颗用世向俗之心，其曲作选取的题材与创作的风格亦受此影响。

(一)琦艳娇媚的言情曲。施绍莘现存的150余首曲作中，言情闺情类作品频频可见。其中既有《佳人睡着》《佳人睡醒》《幽会》《邂逅》《访妓不遇》《夜泊怀人》等艳篇丽曲，亦有《闺夜》《闺梦》《别思》《春晓闺词》《暂别书情》等咏写闺阁春思的婉丽之曲。例如如[南商调·黄莺儿]《佳人睡醒》：

睡眼半朦胧，帐轻纱翡翠笼。眼前失却鸳鸯梦，微痕线红，纤腰困慵，问郎今日清寒重。缠鞋弓，双双立地，一朵醉芙蓉。[1]3725

再如[南仙吕·桂枝香]《春晓闺词》：

篝灯残月，檐风晓铁，辽西远梦归来。杜宇楼前啼血，渐花阴上窗，花阴上窗，窗里梳头时节。窗外飞花如雪，暗伤嗟。[1]3733

这两首曲尽显主人公的闺阁娇艳之态，也富含时曲的品位。在言情尚俗文艺思潮影响下，明代后期散曲坛呈现出的一种言情之风，体现了当时文士的审美观念和文化趣尚。施绍莘闺情曲作多以华美的词藻来描写旖旎的情感，描摹女性多有齐梁之风，画景传情饱含花间之意，拓展了新的审美领域。

(二)喜庆热烈的节日曲。我国传统节日主要有除夕、春节、元宵、重阳等，通过文学作品中的节日庆典活动，我们可以观照历史习俗和文化传承，诸如衣食住行、文娱消遣、体育活动，不一而足。例如春节习俗中便涵盖了贴春联、放鞭炮、闹社火、守岁、拜年等众多活动；而古代的元宵观灯，则类似于现代人欣赏联欢晚会的文娱消遣；清明节则不仅承载了扫墓祭祖的目的，其间也要开展踏青、插柳、蹴鞠、荡秋千、打马球等一系列民俗体育活动。施绍莘描写传统节日的曲作亦有不少，例如《除夕》《元宵》《清明》《村中端午》《七夕》《中秋》等等，如套曲《元宵》[前腔]：“喜良辰偏遇春初，乐升平风光无数。见弥天花艳，绝非酸腐。早是灯棚高架，灯样新兴。总把春妆塑，谁家夜半也。笑呵呵，尚兀是怕睡贪欢问紫姑”[1]3768书写元宵盛况；《七夕》[南商调·二郎神]：“觞牛女幕天席地今宵里。自一夜长生，做万古佳期。”[1]3807则不仅描摹了时人七夕习俗，还一改牛郎织女抒情叙事的悲悲切切，而唱出了乐观、阳光的调子，意谓爱情最可贵的是忠贞不渝的永恒之恋。我们从施绍莘此类喜庆热烈的节日曲，亦可睹见其心中向俗的一面。

(三)豪迈沉郁的怀古曲。施绍莘怀古曲豪迈激昂，其中对朝代兴衰、命运辗转、古今变迁的感喟彰显了其强烈的用世之心。例如套曲《金陵怀古》[锦衣香]：“叹前朝，真儿戏。到如今，英雄泪。谁知天命有攸归。和阳一旅，日月重辉，笑谈间万里扫腥膻。羯胡北去，雪尽中原辱，替古今争气。钟山呵护，到开天地”[1]3773，此曲既有光复国土的自豪，亦存对当朝“腐儒当国等儿嬉”的感喟。再如套曲《钱塘怀古》也可见作者观古思今情怀，和豪迈沉郁的曲风。怀古曲体现的用世之心，与其闲隐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表明作者心中儒家思想仍占据重要位置，婉丽柔媚的外表内蕴着受扼的激情。他也曾说过：“谑浪俱是文章，演唱亦是说法”[1]3888，似乎也表明自身隐居闲适的生活和放浪形骸的行为乃是其远大志向不得实现的无奈表达。

总而言之，施绍莘放弃科举选择隐居的生活方式，影响到其散曲题材类型的选取与风格的形成。其曲作造境之娴雅，选材之自然，用情之真切，格调之清冷，与他隐逸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作品中的俊雅豪爽之风、言志咏情之意、怀古哀婉之思，亦彰显出其始终未泯的向俗用世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