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玉凡

（山东省委党校政治和法律教研部，济南250014）

行政法学界对行政审判中适用利益衡量方法的关注由来已久[1-2]，但在行政程序违法司法审查的过程中，对利益衡量方法的适用进行专文分析的却未曾见过。

一、利益衡量方法对我国行政审判的影响

（一）对利益衡量方法的考察

利益衡量作为学术性的法律适用方法论，其思想理论源头始于德国的利益法学派。利益法学的创始者与代表人物菲利普·赫克认为，法的解释适用中存在利益衡量,主张在司法过程中进行利益衡量,衡量应忠于法律条文。基于德国的成文法传统，作为法律解释适用方法的利益衡量在其后的发展中，利益衡量中的现实利益总是以法律上的利益的面目出现，因此利益衡量多被称为“法益衡量”。

美国利益衡量理论的开创者霍姆斯认为,“法律是对法院事实上将做什么的预测”，“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3]。大法官卡多佐认为，“规则的含义体现在它们的渊源中，这就是说，体现在现实生活的急迫需要之中。这里有发现法律的最强可能性。同样，当这里有需要填补法律的空白之际，我们应当向它寻求解决办法的对象并不是逻辑演绎，而更多是社会需求”[4]。日本的利益衡量论深受美国现实主义法学的影响。撇开若干差异性，日本利益衡量理论的两位开创者加藤一郎和星野英一都主张：（1）在进行法律解释适用时，应避开制定法，而对从属于具体事实的利益作利益衡量；……